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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在苏联，有关方面找了一个俱乐部大厅开公判大会。会场人口处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寄生虫布罗茨基审判会”。有人在审判过程中提出，悬挂这样的横幅，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原理，对诗人极为不公正，可法庭对此置之不理。
拉来旁听的，大都是被洗了脑的工人。表面上看，法庭遵循着规范的流程，除了对被告的审问，也有证人证言，社会控诉人和律师发言，但其荒诞不经一开始已显露无疑。
法官不断逼问布罗茨基，他离开中学后，为何不安心于固定的工作。劳动是一种美德，上班工作是每个人应尽的公民职责。你好逸恶劳地去写诗，难道不是社会寄生虫吗？不容置疑的逻辑推断，导致了审判的结果：判处不劳而获者布罗茨基五年流放的刑期，流放地在苏联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州。
布罗茨基最后的申辩充满自信：“我不仅不是寄生虫，而且是一位能给祖国带来荣誉的诗人。”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法官、书记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诗人被驱逐出境了。由于对诗歌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些在法庭上哈哈大笑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个法庭连同专制体制一起土崩瓦解。历史迟到的公正，对一个不公正的审判意味着什么呢？
新星出版社刚出版的《审判为什么不公正》，并未收录上述案例，不是因为这段史实在文学界已家喻户晓。从此书目录可看出，作者是循着法律审判的历史进程来安排章节的。一开始谈了“从伊甸园到神明审判”，也就是人类法律的雏形，法律诞生的一个远古神话。进而发展到纠问式、陪审团、巫术、动物、尸体和物品的审判，“莫斯科的审判秀”则涉及现代历史，时间局限于斯大林时期，所以没有提及布罗茨基案件。再后面一个章节是“战争犯罪审判”，对二战以来，尤其是伊拉克和“九·一一”以后的反恐战争进行了形象而深刻地剖析。
本文题目之所以是“怎样面对不公正的审判”，旨在通过转换视角，将自我置于审判形成的历史机制中，获得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更重要的是，以反观历史的视角，审视当下。
我们会发觉，上述的审判诗人闹剧，虽说是老生常谈，其中可深究的地方，仍不在少数。首先，劳动的美德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正确判断，似乎已成不必证伪的命题。当初法庭以此指控，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纯属一个借口。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就算到了苏联时期，也还是被继承了下来，对诗人依然备加推崇。问题在于，他们害怕没有归附于作协的诗人，一个不在体制管辖下的艺术家，总让当权者忐忑不安，寄生虫这个遭人唾弃的形象，正好安在了诗人的头上。
要说如今，劳动的美德仍然根深蒂固。仔细想想，今天的诗人不同样遭受全球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商业伦理至上的社会里，写诗已经无需被法庭驱逐，它自动地被当代流行的价值标准所唾弃，诗人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了。当然，这种被边缘化，与布罗茨基被流放边疆，绝对有天壤之别。问题是，诗人的写作劳动无法获取剩余价值，好像就不可等同于一般能谋生的劳动。他们同样在社会上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即受到社会价值尺度的审判。
布罗茨基事件，给了苏联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当头一棍，他们想象中美好平等的政治蓝图出了纰漏，开始怀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西方自由主义人士也大张旗鼓，此事正好成了张扬西方法律平等的良机。布罗茨基本人则十分睿智，被逐出国度，下了飞机后，面对一大群记者，他的回答极为谨慎，诗人选择了更为深邃的反思，即不将自己的政治遭遇简单化。
政府对作家、艺术家的恐惧，似乎由来已久，各个朝代皆如此。诗歌作品可以一呼百应，鼓动人们上街推翻暴政的神话，一夜之间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正面形象。文学的力量，这时还在持续发酵。
专制的苏联帝国，不假思索地把一个劳动的道德准则，变成了法庭审判席上的量刑标准，且不说反党反人民的政治罪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然而，冷战铁幕的另一头，主张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度，是否就顺理成章地根除了对诗人艺术家的恐惧呢？
其实不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法庭起诉著名的自白派诗人金斯伯格便是一例。这样的国度里，政治在某种层面上，已内在化了，道德就成了它的一个面相。说到底，诗人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从长远来讲，对社会仍会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出于对社会统治的隐秘需求，肯定不会对此善罢甘休。一个美国六十年代的诗人，由于一本诗集，被指控为淫秽和亵渎，最后虽以败诉告终，其中审判和文学的纠葛，不得不令人深思。
简单化地将审判视为维护正统的一种方式，也不免会陷入以偏概全的道德高地。人类的群体社会，如何既做到正义，必要的惩罚又不可或缺，看来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法和道德互为依存，法律的准绳不啻是维系社会必不可少的手段。诗人的道德观给予社会潜移默化的触动，似乎也不可一言蔽之，这当中，理想和现实的差异，还得依靠中间的法律手段来平衡。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的关注点在于法庭审判的具体演变过程和社会民俗道德准则构成的互为镜像关系。毕竟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重心不一样。本书作者卡德里的专业即是法律和历史，在剑桥大学读过书，又获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为伦敦和纽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法律社会史研究成为他的强项，尤为重要的是，这本书资料丰富，内容详实，作者同时是一位作家和记者，作品曾入围一九九一年度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他惯于使用栩栩如生讲故事的笔法，把历史上一个个荒诞不经、精彩绝伦的法庭故事讲得娓娓动听。生动的叙述背后，揭示了不同语境下法律史的遭遇和吊诡。
我们往往对全然西方视角下的叙述，抱有东方主义视野中的警觉。西方的历史建构，看似不偏不倚，秉承中立的立场，其实和我们的东方立场一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原因错综复杂，有叙述中的语义困境，也有隐秘的思想原因。这本谈论审判的书，貌似全然置于西方文化的视野之下，但其作者卡德里的血统，一半芬兰，一半巴基斯坦，属于欧亚混血儿。其学术背景虽说一直受西方文化熏陶，这多少也会滋生另一种独特的审视目光，突破单一视角的束缚。所以全书自始至终，矫枉过正，在多种视角下梳理了审判的历史脉络。 从全书的两个案例，可一睹我们如何直面审判时的情景，这两个案例，具有决然不同的特点，又各具其代表性。一是斯大林时期，迫害政治对手的事件，审判的合法性现已毫无悬念，它也是某种体制走向极端的产物；另一个是对前纳粹头目艾希曼的审判，这个案例的合法性，则屡遭质疑。它同样是正义战胜了邪恶，让刽子手付出代价的审判，为何会有争议呢？
先看第一个案例，斯大林为了除掉政治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诱使他们认罪。“他们对斯大林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不伤害他们的生命，连同家人和共同被告的生命，而且，应在全体政治局委员面前承诺。”于是，他们两人被带到了克里姆林官，斯大林并没有召集政治局委员，但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加害他们。等到他们两人在法庭演戏般地供认不讳后，数小时内即被带往国家安全部地下室，遭到了行刑队的左轮手枪射杀，“季诺维也夫倒在地上，叫嚷着要斯大林守诺”。这一幕隋景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现在往往把一切罪名都加在斯大林头上，好像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其庞大的官僚体制下，个个仿佛中了符咒一般，像木偶似的，随意被这个暴君拉扯着。个人和体制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当然他是独裁专断的，这个固然没有错，可仅仅从此角度，肯定不全面，且无法让人理解其内在的根源。应该说，整个体制下的同流合污、助纣为虐才是发生这种骇人听闻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包括极合时宜的大众沉默、个人内心的阴暗以及侥幸心理的作祟。
来看看斯大林私人保镖头目波克尔的下场，便可知其一二。他曾在斯大林举办的庆祝晚宴上，模仿被枪杀的季诺维也夫的最后时刻，给斯大林取乐，并讲了一些反犹太人的笑话，“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后来的结局会有多不好笑。六个月里，犹太人波克尔被当作纳粹间谍逮捕了。那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其他出席晚宴的大多数人也有类似的命运”。
揣摩这样的复杂心理，能更多地揭示出人心叵测的阴暗面。斯大林的手下，本来就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其中一人被捕入狱，所有其他人一方面会觉得，自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感到，这个遭受灭顶之灾的人不是自己，因而备感侥幸。他们没有意识到，放任这样的暴虐行径，迟早也会给自己套上绞索。二十世纪发生如此悲剧，给我们的审判历史留下了不堪回首的一页。
第二个案例，已经到了一九六。年的一个黄昏，布宜诺斯艾利斯僻静的郊外，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手持电筒缓慢地走回家。这时，一辆急速而至的卡车停在他前面，车厢帘子掀开，跳下三个男子，不由分说地拽着这位行人，拖上了卡车。
这是新近的德国影片《汉娜·阿伦特》的片头，被劫持的男子便是臭名昭彰的艾希曼，纳粹德国公安部犹太人问题科的负责人，他具体负责屠杀犹太人的各种行动。阿伦特则是举世闻名的德国哲学家，她旁听了以色列的这场举世瞩目的艾希曼审判。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一书写到了这个场景，七个以色列摩萨德情报人员，将艾希曼塞进了小汽车内。有趣的是，这里的绑架者用的是小汽车，不像上述电影里，是一辆大卡车。至于到底用的是什么运输工具，无关紧要。以色列特工素来神出鬼没，绑架现场的真相恐怕难以搞清楚。但清楚无疑的是，这个以色列的公敌，坐在了审判席上，他被指控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十五项罪名。
追捕在逃的纳粹罪犯，看来天经地义。法律上的普遍管辖权理论，认为只要属于战争罪范畴，任何国家都有权进行起诉。落实到具体实践，比如以色列政府特工，到阿根廷去绑架，再偷运回国，这样的方式又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况且，普遍管辖权容易和国家利益纠缠在一起，越过别国国境，去追捕哪怕是一个战争罪犯，孰是孰非，也难以定夺。阿伦特直言不讳，认为此次审判，是以色列总理古里安出于个人利益，上演的一场政治活动。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则尖锐地指出，“审判将是‘一个影响历史的错误’，把属于所有德国人的罪行都加诸个人身上”。
由此可见，所谓审判的不公正，并非从程序的正义角度而言，而是作者卡德里对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律变迁和沿革进行了深层次拷问和质疑后，从一种完善的制度层面而言的。要紧的是，怎样面对不公正的审判？法律制度并非完美的选择，目前却难以找到另一套取而代之的体系，法律就几乎成了我们当代的最后一个神话。
拉来旁听的，大都是被洗了脑的工人。表面上看，法庭遵循着规范的流程，除了对被告的审问，也有证人证言，社会控诉人和律师发言，但其荒诞不经一开始已显露无疑。
法官不断逼问布罗茨基，他离开中学后，为何不安心于固定的工作。劳动是一种美德，上班工作是每个人应尽的公民职责。你好逸恶劳地去写诗，难道不是社会寄生虫吗？不容置疑的逻辑推断，导致了审判的结果：判处不劳而获者布罗茨基五年流放的刑期，流放地在苏联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州。
布罗茨基最后的申辩充满自信：“我不仅不是寄生虫，而且是一位能给祖国带来荣誉的诗人。”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法官、书记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诗人被驱逐出境了。由于对诗歌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些在法庭上哈哈大笑的人，亲眼目睹了这个法庭连同专制体制一起土崩瓦解。历史迟到的公正，对一个不公正的审判意味着什么呢？
新星出版社刚出版的《审判为什么不公正》，并未收录上述案例，不是因为这段史实在文学界已家喻户晓。从此书目录可看出，作者是循着法律审判的历史进程来安排章节的。一开始谈了“从伊甸园到神明审判”，也就是人类法律的雏形，法律诞生的一个远古神话。进而发展到纠问式、陪审团、巫术、动物、尸体和物品的审判，“莫斯科的审判秀”则涉及现代历史，时间局限于斯大林时期，所以没有提及布罗茨基案件。再后面一个章节是“战争犯罪审判”，对二战以来，尤其是伊拉克和“九·一一”以后的反恐战争进行了形象而深刻地剖析。
本文题目之所以是“怎样面对不公正的审判”，旨在通过转换视角，将自我置于审判形成的历史机制中，获得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更重要的是，以反观历史的视角，审视当下。
我们会发觉，上述的审判诗人闹剧，虽说是老生常谈，其中可深究的地方，仍不在少数。首先，劳动的美德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正确判断，似乎已成不必证伪的命题。当初法庭以此指控，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纯属一个借口。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就算到了苏联时期，也还是被继承了下来，对诗人依然备加推崇。问题在于，他们害怕没有归附于作协的诗人，一个不在体制管辖下的艺术家，总让当权者忐忑不安，寄生虫这个遭人唾弃的形象，正好安在了诗人的头上。
要说如今，劳动的美德仍然根深蒂固。仔细想想，今天的诗人不同样遭受全球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商业伦理至上的社会里，写诗已经无需被法庭驱逐，它自动地被当代流行的价值标准所唾弃，诗人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了。当然，这种被边缘化，与布罗茨基被流放边疆，绝对有天壤之别。问题是，诗人的写作劳动无法获取剩余价值，好像就不可等同于一般能谋生的劳动。他们同样在社会上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即受到社会价值尺度的审判。
布罗茨基事件，给了苏联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当头一棍，他们想象中美好平等的政治蓝图出了纰漏，开始怀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西方自由主义人士也大张旗鼓，此事正好成了张扬西方法律平等的良机。布罗茨基本人则十分睿智，被逐出国度，下了飞机后，面对一大群记者，他的回答极为谨慎，诗人选择了更为深邃的反思，即不将自己的政治遭遇简单化。
政府对作家、艺术家的恐惧，似乎由来已久，各个朝代皆如此。诗歌作品可以一呼百应，鼓动人们上街推翻暴政的神话，一夜之间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正面形象。文学的力量，这时还在持续发酵。
专制的苏联帝国，不假思索地把一个劳动的道德准则，变成了法庭审判席上的量刑标准，且不说反党反人民的政治罪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然而，冷战铁幕的另一头，主张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度，是否就顺理成章地根除了对诗人艺术家的恐惧呢？
其实不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法庭起诉著名的自白派诗人金斯伯格便是一例。这样的国度里，政治在某种层面上，已内在化了，道德就成了它的一个面相。说到底，诗人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从长远来讲，对社会仍会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出于对社会统治的隐秘需求，肯定不会对此善罢甘休。一个美国六十年代的诗人，由于一本诗集，被指控为淫秽和亵渎，最后虽以败诉告终，其中审判和文学的纠葛，不得不令人深思。
简单化地将审判视为维护正统的一种方式，也不免会陷入以偏概全的道德高地。人类的群体社会，如何既做到正义，必要的惩罚又不可或缺，看来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法和道德互为依存，法律的准绳不啻是维系社会必不可少的手段。诗人的道德观给予社会潜移默化的触动，似乎也不可一言蔽之，这当中，理想和现实的差异，还得依靠中间的法律手段来平衡。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的关注点在于法庭审判的具体演变过程和社会民俗道德准则构成的互为镜像关系。毕竟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重心不一样。本书作者卡德里的专业即是法律和历史，在剑桥大学读过书，又获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为伦敦和纽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法律社会史研究成为他的强项，尤为重要的是，这本书资料丰富，内容详实，作者同时是一位作家和记者，作品曾入围一九九一年度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他惯于使用栩栩如生讲故事的笔法，把历史上一个个荒诞不经、精彩绝伦的法庭故事讲得娓娓动听。生动的叙述背后，揭示了不同语境下法律史的遭遇和吊诡。
我们往往对全然西方视角下的叙述，抱有东方主义视野中的警觉。西方的历史建构，看似不偏不倚，秉承中立的立场，其实和我们的东方立场一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原因错综复杂，有叙述中的语义困境，也有隐秘的思想原因。这本谈论审判的书，貌似全然置于西方文化的视野之下，但其作者卡德里的血统，一半芬兰，一半巴基斯坦，属于欧亚混血儿。其学术背景虽说一直受西方文化熏陶，这多少也会滋生另一种独特的审视目光，突破单一视角的束缚。所以全书自始至终，矫枉过正，在多种视角下梳理了审判的历史脉络。 从全书的两个案例，可一睹我们如何直面审判时的情景，这两个案例，具有决然不同的特点，又各具其代表性。一是斯大林时期，迫害政治对手的事件，审判的合法性现已毫无悬念，它也是某种体制走向极端的产物；另一个是对前纳粹头目艾希曼的审判，这个案例的合法性，则屡遭质疑。它同样是正义战胜了邪恶，让刽子手付出代价的审判，为何会有争议呢？
先看第一个案例，斯大林为了除掉政治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诱使他们认罪。“他们对斯大林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不伤害他们的生命，连同家人和共同被告的生命，而且，应在全体政治局委员面前承诺。”于是，他们两人被带到了克里姆林官，斯大林并没有召集政治局委员，但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加害他们。等到他们两人在法庭演戏般地供认不讳后，数小时内即被带往国家安全部地下室，遭到了行刑队的左轮手枪射杀，“季诺维也夫倒在地上，叫嚷着要斯大林守诺”。这一幕隋景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现在往往把一切罪名都加在斯大林头上，好像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其庞大的官僚体制下，个个仿佛中了符咒一般，像木偶似的，随意被这个暴君拉扯着。个人和体制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当然他是独裁专断的，这个固然没有错，可仅仅从此角度，肯定不全面，且无法让人理解其内在的根源。应该说，整个体制下的同流合污、助纣为虐才是发生这种骇人听闻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包括极合时宜的大众沉默、个人内心的阴暗以及侥幸心理的作祟。
来看看斯大林私人保镖头目波克尔的下场，便可知其一二。他曾在斯大林举办的庆祝晚宴上，模仿被枪杀的季诺维也夫的最后时刻，给斯大林取乐，并讲了一些反犹太人的笑话，“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后来的结局会有多不好笑。六个月里，犹太人波克尔被当作纳粹间谍逮捕了。那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其他出席晚宴的大多数人也有类似的命运”。
揣摩这样的复杂心理，能更多地揭示出人心叵测的阴暗面。斯大林的手下，本来就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其中一人被捕入狱，所有其他人一方面会觉得，自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也感到，这个遭受灭顶之灾的人不是自己，因而备感侥幸。他们没有意识到，放任这样的暴虐行径，迟早也会给自己套上绞索。二十世纪发生如此悲剧，给我们的审判历史留下了不堪回首的一页。
第二个案例，已经到了一九六。年的一个黄昏，布宜诺斯艾利斯僻静的郊外，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手持电筒缓慢地走回家。这时，一辆急速而至的卡车停在他前面，车厢帘子掀开，跳下三个男子，不由分说地拽着这位行人，拖上了卡车。
这是新近的德国影片《汉娜·阿伦特》的片头，被劫持的男子便是臭名昭彰的艾希曼，纳粹德国公安部犹太人问题科的负责人，他具体负责屠杀犹太人的各种行动。阿伦特则是举世闻名的德国哲学家，她旁听了以色列的这场举世瞩目的艾希曼审判。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一书写到了这个场景，七个以色列摩萨德情报人员，将艾希曼塞进了小汽车内。有趣的是，这里的绑架者用的是小汽车，不像上述电影里，是一辆大卡车。至于到底用的是什么运输工具，无关紧要。以色列特工素来神出鬼没，绑架现场的真相恐怕难以搞清楚。但清楚无疑的是，这个以色列的公敌，坐在了审判席上，他被指控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十五项罪名。
追捕在逃的纳粹罪犯，看来天经地义。法律上的普遍管辖权理论，认为只要属于战争罪范畴，任何国家都有权进行起诉。落实到具体实践，比如以色列政府特工，到阿根廷去绑架，再偷运回国，这样的方式又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况且，普遍管辖权容易和国家利益纠缠在一起，越过别国国境，去追捕哪怕是一个战争罪犯，孰是孰非，也难以定夺。阿伦特直言不讳，认为此次审判，是以色列总理古里安出于个人利益，上演的一场政治活动。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则尖锐地指出，“审判将是‘一个影响历史的错误’，把属于所有德国人的罪行都加诸个人身上”。
由此可见，所谓审判的不公正，并非从程序的正义角度而言，而是作者卡德里对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律变迁和沿革进行了深层次拷问和质疑后，从一种完善的制度层面而言的。要紧的是，怎样面对不公正的审判？法律制度并非完美的选择，目前却难以找到另一套取而代之的体系，法律就几乎成了我们当代的最后一个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