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戊己本是命，万物土中生。本来是瓦器，费了多少心。”这简单的四句话，不是写在书册上，而是刻在一件不起眼的陶器上，而这件刻了字的陶器，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而是搁放在普通的农家。
大块头的水缸、酒坛，小巧玲珑的茶壶、手炉，普通人家的泡菜坛子，归元寺昌明法师的师父用过的托钵，甚至战国时期的三足陶壶……楚陶收藏者程远斌160平方米的家，就是一个楚陶的世界，阳台、厨房、卫生间，一切能利用的空间里，皆是坛坛罐罐。这样的场所，也最适合她的“族群”——楚陶“生存”，因为楚陶本来就是为满足普通人家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千百年来，一直如此。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陶器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舞台，窑厂纷纷倒闭，艺人相继散失、技艺普遍失传。楚陶的命运，亦是如此。也正因如此，那些一直坚持，至今与土与陶共同生活，试图不让楚陶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才更值得我们去找寻，他们与楚陶的不解情缘，也更值得我们去记录。
陶之缘
1998年，刚大学毕业的孙志军，骑着自行车在荆州城的周边寻找还在冒烟的烟囱，在走到北边的草市村附近时，他有了意外的收获。“我远远看到一个烟囱，在城市的边缘，还冒着烟，因为那个烟囱很小，我就断定它不是砖瓦厂，那可能就是一个规模极小的窑厂，因为这种小窑厂才有机会去做陶。”他说。
孙志军是荆州本地人，监利师范美术专业毕业，他与陶土的缘分，是从在监利师范学院读书开始的。“那时，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旅行、写生，这种移动的生活让我对原生态的东西特别有感觉。泥土，河流，老砖，石板，我都很喜欢，渴望一种休闲、灵性、自由的生活状态。当时美院有个陶艺兴趣班，每次经过他们的陶艺工作室，就觉得很神奇，里面有土，有窑，有拉胚机，有各种烧陶的设备，当时我就想进去玩玩泥巴，看看那些机器是怎么运转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借口，没能实现我的愿望。”
虽然没能在陶艺班学习，但是孙志军对陶土的渴望没有停止，他开始寻找各种有关制陶的书籍、资料，开始对一些地区烧陶的风俗、技艺有所了解，还试图模拟原始人烧陶的方式去亲手烧陶。“当时还没有网络购物这个概念，我就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粗制感觉的陶，拉胚机也是我自己做的，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
在自己烧陶的过程中，孙志军也在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考察，了解了各个不同地区对陶的认识和看法，喀什土陶、龙山黑陶、陕西印陶、江西景德镇陶瓷等，这些关于陶的元素不断充实丰富着他的大脑。
他发现，相较于那些阳春白雪、供人赏玩的官窑陶瓷，湖北楚陶就是粗壮憨实的下里巴人，胎体、釉水、纹饰、造型朴素、厚重，随便拎一只中等形制的陶罐，人也会感到吃力。作为寻常百姓家的生活用具，第一个要求就是经久耐用，楚陶最大的特点也在于此，摸一摸器物的内外壁，能明显感受它的厚实与笨重。
最早体现湖北楚陶卓越技艺和艺术热情的，是屈家岭遗址出土的彩陶，它薄如蛋壳。石家岭出土的大量形象生动的鸡、羊、猪、狗、人等陶艺作品，同样全国罕见。另外，汉川马口窑、麻城蔡家山窑、蕲春李窑、京山雁门窑等，均不乏陶艺精品。
“我慢慢发现，陶对人类文明就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会对人的艺术创造力、想象力产生影响，还有助于对文化的理解，综合性很强，地域性也很强。我想知道在楚国这个地域，陶器制品的发展和制作情况，于是，我开始在荆州本土寻找，那些残存的还在做陶的人”。
“砖瓦厂荒废之后，原有的人员可能去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很准确的，我顺着这个冒烟的烟囱，找到夏于谷老人的家，还有他做陶的厂房。” 两座小土窑， 一只不太高的烟囱，三排破旧的红色砖瓦房， 路边及草丛散落着残破的陶片，这就是夏于谷做陶的地方，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近郊，距楚纪南故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不远的草市村。
孙志军与夏于谷因陶而结识，而夏于谷坚持制陶的故事，也给了孙志军不一样的启示。
陶之忆
1938年，夏于谷生于四川涪陵一个制陶世家，爷爷以制作灰陶、青瓦为主，父亲以做日用陶为主。从小，夏于谷就生活在制作坛坛罐罐的泥土之中，玩泥，在他的记忆中，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14岁时，小学还没毕业，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这种技艺，用脚踏着辘轳车盘，双手在旋转的陶泥上拉胚，一圈又一圈。“不能偷懒啊，家里还指望我多做几个榨菜坛子，扛到街上换油盐呢。”75岁的夏于谷回忆自己学做陶器的过程。
“做土陶是门细致活，全凭眼力和手力，弄不好就会出废品。而且土陶的制作过程是在没有任何图纸和模板的情况下，完全靠手感和经验捏制出来，这更需要功夫。还有烧窑时，不仅要禁得住高温的炙烤，还要仔细观察，掌握火候十分重要。”夏于谷总结道。
凭借一身制陶的技艺，1976年，他被彼时的纪南公社陶器厂聘请到荆州，开始了他在荆州制陶的生涯，直到现在，仍未停止。
“这里以前是一家一户的小陶器厂，弄一个窑，烧红火，就可以做茶壶、火篮子、花盆等器皿了，后来搞农业学大寨，纪南公社把一个个小的陶器厂合并起来，成立了规模比较大的纪南公社陶器厂，不再做茶壶，做起了体积较大的水缸、水罐。那时有运料加工、制胚、烧成三个大的车间，占地面积12亩，有100多名工人，大家分工很明确，有过一段辉煌的日子。”夏于谷回忆。
他们使用的土窑，俗称“包子窑”，以烧红陶为主，这种土窑在当地已经很少见了。据说，该处窑址有近200年的历史，其间几毁几建。过去烧过香台、蜡烛台、茶壶、油盐罐、水缸等，后来以花盆、花钵、锅灰“坛子”为主。
不仅干技术活，人手紧缺的时候，夏于谷还跑过“市场”，“厂里要投产，原料还没有到位，我就自己到山西大同去进料，那是我第一次去北方，感觉很热，7月份去的。后来对方没发货，我就又到其他地方找”。
在跑“市场”的同时，夏于谷意识到，陶器厂不能仅仅生产水缸，要想养活厂里这么多工人，必须生产需求更多的其他陶器。他发现，炒板栗、炒瓜子的商贩逐渐多起来，他们使用的铁锅盔的内胆，可以用陶器来做，于是，陶器厂生产的铁锅盔内胆，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景。“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海南，都从我们这买坛子，一年生产1000多个，一个坛子要4个人做，包括挖土、拉胚、烧陶、冷却等工序，每个车间需要二三十个人，没有没活干的时候，而且每年厂里不差职工一分钱。” 但是，好景不长，1990年，陶器厂被兼并后衰落，工人们纷纷另谋出路，只有夏于谷、刘克清、任文德、李明才等9个人没有走，他们靠手工制作日用陶器为生，之后，相继有人放弃，但夏于谷仍然守着废旧的土窑和破败的厂房。
陶器厂倒闭后，厂里给了夏于谷夫妇2万块钱，算是买断，没有退休金，也没有保险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过上了自谋生路的生活，虽说是自谋生路，可是夏于谷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陶土的范围之内了，“做别的不会，也不舍得离开这些坛坛罐罐，所以就一直在这里做铁锅盔的内胆，也算是有订单的生意了，公安县一个小商户，我们为他做了8年的内胆，两个人一年只能做几百个。”
陶之情
湖北陶瓷多年来一直采用手拉坯，生产出来的器件往往生动地反映出制作工匠的心情和偏好，程远斌这样解释其原因，“湖北诸窑的制陶组织结构相对松散：通常从最开始的拉泥、拉柸等简单工艺，到后来的施釉、烧窑等复杂程序都由一位工匠完成，偶尔想提高某一工序质量会临时请求高手帮忙。较为细致的分工也只是出现在公私合营和国营陶器厂盛行的那段时间内”。这一解释和说法，正好在夏于谷的身上得以体现，他对陶器的情感和心思，不比古代的楚人逊色。
“好的陶土，初尝是酸味，咀嚼之后会有些辣味，最后还能回味出些许的甜味。”夏于谷说，在当时那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陶土的好坏要通过品尝来确认。他现在每做一件陶器，从认土、取土、尝土，到拉坯、造型、雕刻，最后上色、上釉、烧制成陶，每道工序他都亲手完成。
“陶有灰陶和红陶之分，现在很多出土的文物器皿以灰陶为主，灰陶利于保存正是得益于它不易风化的特点。”从当地出土的楚国文物中，夏于谷找到了灵感，并在坚持做日用陶的同时，开始尝试做工艺陶。“我在荆州博物馆看到很多出土的楚国器皿，有鼎，有缶，形状工艺很好，还有很多青铜器的造型，我想用陶去表现他们。”
2004年春天，夏于谷烧出了仿古陶鼎、陶豆、陶壶、陶鬲等。直径15至50厘米的陶鬲，古朴、庄重、简洁，体现出楚陶的特色和意味。轻敲边沿，耳边回荡清悠响声，恍若置身庄子“鼓盆而歌”的意境中。当地群艺馆看中了他的陶鬲，订做了两套共16件，并配乐演奏成功。
仿造楚国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皿，夏于谷做出的陶器吸引着爱好收藏的人前来购买，即使不买，看着他们称赞的表情，他也能感觉到另一种的成就感。“没有数过卖出多少件了，保证一年做两窑，大小共200多件，卖得差不多了，就再做，我从来不谎价，只是赚点手工钱，一个大件要几天才能完成，小件陶器，一天也才能做一个到两个，完全靠手工完成，我这辈子的生活都是靠做陶维持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干了，“我现在的身体不是很好，一直都在调养，天气好的时候才能做陶。老了，做不动了，徒弟才来，还不怎么会做，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上手。”夏于谷说。
说到收徒弟的事情，夏于谷眉头紧锁，一脸无奈。随着现代制陶业发展，他这种土作坊式的制陶方式并不为人看重，这一拙朴的手工艺也已几近失传。“现在年轻人都想着打工赚钱，整天和机器打交道，不愿意也看不上我们这些纯手工的技艺了，更别说来学了。”他说，但是，今年6月份来的19岁青年吕飞，似乎让夏于谷看到了希望。
“我爸让我学的，他是搞收藏的，很喜欢夏老师制陶的手艺，就让我来学。就是没人学才学呢，感觉还可以，比打工好，因为我不想给别人做，想自己开店，看市场需求，以后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吕飞说。“这孩子考虑的比较远，以后没有人做陶器了，他的生意就好做了。”夏于谷说。
以前来学徒的几个人，夏于谷觉得他们不像做这件事情的人，学了几天就不学了，而吕飞来的第一天，夏于谷教他装窑，第二天是烧窑，“烧窑那天，我们这里达到36.5度的高温，人站在外面都嫌热，别说去土窑烧窑了，那是很难忍受的。通过那天他的烧窑表现，我觉得他通过了，可以承受烧窑的高温，就说明他能吃苦，是干这个的料。”夏于谷说。
陶之传承
北京路，沙市最为繁华的地段，在中段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名叫“默陶绘”的陶艺咖啡馆。800多个平方，一扇明澈透亮的玻璃门，依窗而挂的芦苇窗帘，帘下的枫，屋内有绿萝，有水仙，随意散放在墙角、书柜，左侧的陶艺展示柜，各种个性化的原创陶器摆放其中，室内不乏几件仿楚国青铜器皿的陶器，它们就出自夏于谷之手。走进一间画室，一座灰陶鼎静立在正中央，两边挂着各种陶器图片，从古到今，向人们述说着陶艺的历史。
默者，静也，是很多人到这里的感受。“一铲、一棒，一锤、一刻刀而已，主人说，作为初学者，最好从捏塑开始。”这是一位网友在默陶绘制陶坊的最初体验。这里有个开放式的陶吧，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自己动手做陶瓷，或用手捏、或用拉胚机拉坯，或等待陶器的出炉，“每一件陶器都是土、水、火三者的交融，还带着某种旋腾翻滚的灵性，最后合成一体，让我们感受着‘三分人工，七分天成’的玄妙。我希望我的陶艺室可以给大家带来与泥土亲密接触的快感。”默陶绘创办人孙志军说。
汉川马口陶瓷厂曾是湖北省陶器制造业规模较大的工厂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有七八百号工人，由36家龙窑和108家作坊合并而成，莲子缸、酱油缸、八仙坛、菜钵等陶器风靡襄樊、老河口、荆州乃至下江。那些陶器，顺着汉江和长江，一路向东。在江西，马口陶可以用来换景德镇的瓷器。
作为湖北人，孙志军当然知道马口窑出产的马口陶，但是几年前看到的一段文字，让孙志军记忆深刻，“行走在老厂房，从原料车间，到成型、烧成车间，到处是垃圾、灰尘，更多的是陶片和半成品。那些推板窑、成型工作台，像停尸房，让人感到时间的无情。模具台上还保留着匠人最后的工作状态，各式各样坛坛罐罐、酒瓶子的石膏模具，上面落满了灰尘。”2011年再次拜访夏于谷时，他又想到了这段文字。
“自1998年拜访完夏老师，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联系，直到2011年我要做这个陶艺馆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他，就去原来的地方找他，没想到他还在那个地方做那些事情，守着他那些有些破旧的陶器。我觉得很不容易，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窑房破败了很多，以前还能看到相对完整的厂房，但是这一次去，屋顶不仅漏雨，还开始垮塌，而周围已经新起了很多高楼。当时我就觉得很可惜，我邀请夏老师来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穷，没有钱给他，但是他还是答应了，帮我们烧制了很多陶器。我也希望能给他一个空间，尝试做一些小件的陶艺制品。”
然而，夏于谷最终还是回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窑房，“可能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那些传统的用粗柴窑烧制的陶器，这也更符合他的需求，因为他要生存，要有生活来源，我很理解。做这个很艰难的，以陶艺作为生存方式，在全国能够做下来的不多。” 孙志军说。
真正的楚陶，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在民间，孙志军一直都这么认为，他现在想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去寻找那些在荆楚大地依旧做着陶器的人，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唤起人们对泥土、对陶器更多的兴趣。
“数千年历史的陶器上携刻着数千年的工艺和文化，在黑泥与红泥的交融之间，在釉盘和泥土的摩捏之间，我们都能细心地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回归，在这里找到我们祖先生活的痕迹，找到我们文化之根。”孙志军曾被这段话感动，也把它记在了心里。“陶是楚文化最原始最根本的记载，传承楚文化，我希望在寻找楚陶这一点上，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他说。
大块头的水缸、酒坛，小巧玲珑的茶壶、手炉，普通人家的泡菜坛子，归元寺昌明法师的师父用过的托钵，甚至战国时期的三足陶壶……楚陶收藏者程远斌160平方米的家，就是一个楚陶的世界，阳台、厨房、卫生间，一切能利用的空间里，皆是坛坛罐罐。这样的场所，也最适合她的“族群”——楚陶“生存”，因为楚陶本来就是为满足普通人家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千百年来，一直如此。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陶器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舞台，窑厂纷纷倒闭，艺人相继散失、技艺普遍失传。楚陶的命运，亦是如此。也正因如此，那些一直坚持，至今与土与陶共同生活，试图不让楚陶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才更值得我们去找寻，他们与楚陶的不解情缘，也更值得我们去记录。
陶之缘
1998年，刚大学毕业的孙志军，骑着自行车在荆州城的周边寻找还在冒烟的烟囱，在走到北边的草市村附近时，他有了意外的收获。“我远远看到一个烟囱，在城市的边缘，还冒着烟，因为那个烟囱很小，我就断定它不是砖瓦厂，那可能就是一个规模极小的窑厂，因为这种小窑厂才有机会去做陶。”他说。
孙志军是荆州本地人，监利师范美术专业毕业，他与陶土的缘分，是从在监利师范学院读书开始的。“那时，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旅行、写生，这种移动的生活让我对原生态的东西特别有感觉。泥土，河流，老砖，石板，我都很喜欢，渴望一种休闲、灵性、自由的生活状态。当时美院有个陶艺兴趣班，每次经过他们的陶艺工作室，就觉得很神奇，里面有土，有窑，有拉胚机，有各种烧陶的设备，当时我就想进去玩玩泥巴，看看那些机器是怎么运转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借口，没能实现我的愿望。”
虽然没能在陶艺班学习，但是孙志军对陶土的渴望没有停止，他开始寻找各种有关制陶的书籍、资料，开始对一些地区烧陶的风俗、技艺有所了解，还试图模拟原始人烧陶的方式去亲手烧陶。“当时还没有网络购物这个概念，我就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粗制感觉的陶，拉胚机也是我自己做的，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
在自己烧陶的过程中，孙志军也在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考察，了解了各个不同地区对陶的认识和看法，喀什土陶、龙山黑陶、陕西印陶、江西景德镇陶瓷等，这些关于陶的元素不断充实丰富着他的大脑。
他发现，相较于那些阳春白雪、供人赏玩的官窑陶瓷，湖北楚陶就是粗壮憨实的下里巴人，胎体、釉水、纹饰、造型朴素、厚重，随便拎一只中等形制的陶罐，人也会感到吃力。作为寻常百姓家的生活用具，第一个要求就是经久耐用，楚陶最大的特点也在于此，摸一摸器物的内外壁，能明显感受它的厚实与笨重。
最早体现湖北楚陶卓越技艺和艺术热情的，是屈家岭遗址出土的彩陶，它薄如蛋壳。石家岭出土的大量形象生动的鸡、羊、猪、狗、人等陶艺作品，同样全国罕见。另外，汉川马口窑、麻城蔡家山窑、蕲春李窑、京山雁门窑等，均不乏陶艺精品。
“我慢慢发现，陶对人类文明就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会对人的艺术创造力、想象力产生影响，还有助于对文化的理解，综合性很强，地域性也很强。我想知道在楚国这个地域，陶器制品的发展和制作情况，于是，我开始在荆州本土寻找，那些残存的还在做陶的人”。
“砖瓦厂荒废之后，原有的人员可能去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结果证明我的判断是很准确的，我顺着这个冒烟的烟囱，找到夏于谷老人的家，还有他做陶的厂房。” 两座小土窑， 一只不太高的烟囱，三排破旧的红色砖瓦房， 路边及草丛散落着残破的陶片，这就是夏于谷做陶的地方，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近郊，距楚纪南故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不远的草市村。
孙志军与夏于谷因陶而结识，而夏于谷坚持制陶的故事，也给了孙志军不一样的启示。
陶之忆
1938年，夏于谷生于四川涪陵一个制陶世家，爷爷以制作灰陶、青瓦为主，父亲以做日用陶为主。从小，夏于谷就生活在制作坛坛罐罐的泥土之中，玩泥，在他的记忆中，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14岁时，小学还没毕业，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这种技艺，用脚踏着辘轳车盘，双手在旋转的陶泥上拉胚，一圈又一圈。“不能偷懒啊，家里还指望我多做几个榨菜坛子，扛到街上换油盐呢。”75岁的夏于谷回忆自己学做陶器的过程。
“做土陶是门细致活，全凭眼力和手力，弄不好就会出废品。而且土陶的制作过程是在没有任何图纸和模板的情况下，完全靠手感和经验捏制出来，这更需要功夫。还有烧窑时，不仅要禁得住高温的炙烤，还要仔细观察，掌握火候十分重要。”夏于谷总结道。
凭借一身制陶的技艺，1976年，他被彼时的纪南公社陶器厂聘请到荆州，开始了他在荆州制陶的生涯，直到现在，仍未停止。
“这里以前是一家一户的小陶器厂，弄一个窑，烧红火，就可以做茶壶、火篮子、花盆等器皿了，后来搞农业学大寨，纪南公社把一个个小的陶器厂合并起来，成立了规模比较大的纪南公社陶器厂，不再做茶壶，做起了体积较大的水缸、水罐。那时有运料加工、制胚、烧成三个大的车间，占地面积12亩，有100多名工人，大家分工很明确，有过一段辉煌的日子。”夏于谷回忆。
他们使用的土窑，俗称“包子窑”，以烧红陶为主，这种土窑在当地已经很少见了。据说，该处窑址有近200年的历史，其间几毁几建。过去烧过香台、蜡烛台、茶壶、油盐罐、水缸等，后来以花盆、花钵、锅灰“坛子”为主。
不仅干技术活，人手紧缺的时候，夏于谷还跑过“市场”，“厂里要投产，原料还没有到位，我就自己到山西大同去进料，那是我第一次去北方，感觉很热，7月份去的。后来对方没发货，我就又到其他地方找”。
在跑“市场”的同时，夏于谷意识到，陶器厂不能仅仅生产水缸，要想养活厂里这么多工人，必须生产需求更多的其他陶器。他发现，炒板栗、炒瓜子的商贩逐渐多起来，他们使用的铁锅盔的内胆，可以用陶器来做，于是，陶器厂生产的铁锅盔内胆，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景。“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海南，都从我们这买坛子，一年生产1000多个，一个坛子要4个人做，包括挖土、拉胚、烧陶、冷却等工序，每个车间需要二三十个人，没有没活干的时候，而且每年厂里不差职工一分钱。” 但是，好景不长，1990年，陶器厂被兼并后衰落，工人们纷纷另谋出路，只有夏于谷、刘克清、任文德、李明才等9个人没有走，他们靠手工制作日用陶器为生，之后，相继有人放弃，但夏于谷仍然守着废旧的土窑和破败的厂房。
陶器厂倒闭后，厂里给了夏于谷夫妇2万块钱，算是买断，没有退休金，也没有保险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过上了自谋生路的生活，虽说是自谋生路，可是夏于谷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陶土的范围之内了，“做别的不会，也不舍得离开这些坛坛罐罐，所以就一直在这里做铁锅盔的内胆，也算是有订单的生意了，公安县一个小商户，我们为他做了8年的内胆，两个人一年只能做几百个。”
陶之情
湖北陶瓷多年来一直采用手拉坯，生产出来的器件往往生动地反映出制作工匠的心情和偏好，程远斌这样解释其原因，“湖北诸窑的制陶组织结构相对松散：通常从最开始的拉泥、拉柸等简单工艺，到后来的施釉、烧窑等复杂程序都由一位工匠完成，偶尔想提高某一工序质量会临时请求高手帮忙。较为细致的分工也只是出现在公私合营和国营陶器厂盛行的那段时间内”。这一解释和说法，正好在夏于谷的身上得以体现，他对陶器的情感和心思，不比古代的楚人逊色。
“好的陶土，初尝是酸味，咀嚼之后会有些辣味，最后还能回味出些许的甜味。”夏于谷说，在当时那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陶土的好坏要通过品尝来确认。他现在每做一件陶器，从认土、取土、尝土，到拉坯、造型、雕刻，最后上色、上釉、烧制成陶，每道工序他都亲手完成。
“陶有灰陶和红陶之分，现在很多出土的文物器皿以灰陶为主，灰陶利于保存正是得益于它不易风化的特点。”从当地出土的楚国文物中，夏于谷找到了灵感，并在坚持做日用陶的同时，开始尝试做工艺陶。“我在荆州博物馆看到很多出土的楚国器皿，有鼎，有缶，形状工艺很好，还有很多青铜器的造型，我想用陶去表现他们。”
2004年春天，夏于谷烧出了仿古陶鼎、陶豆、陶壶、陶鬲等。直径15至50厘米的陶鬲，古朴、庄重、简洁，体现出楚陶的特色和意味。轻敲边沿，耳边回荡清悠响声，恍若置身庄子“鼓盆而歌”的意境中。当地群艺馆看中了他的陶鬲，订做了两套共16件，并配乐演奏成功。
仿造楚国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皿，夏于谷做出的陶器吸引着爱好收藏的人前来购买，即使不买，看着他们称赞的表情，他也能感觉到另一种的成就感。“没有数过卖出多少件了，保证一年做两窑，大小共200多件，卖得差不多了，就再做，我从来不谎价，只是赚点手工钱，一个大件要几天才能完成，小件陶器，一天也才能做一个到两个，完全靠手工完成，我这辈子的生活都是靠做陶维持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干了，“我现在的身体不是很好，一直都在调养，天气好的时候才能做陶。老了，做不动了，徒弟才来，还不怎么会做，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上手。”夏于谷说。
说到收徒弟的事情，夏于谷眉头紧锁，一脸无奈。随着现代制陶业发展，他这种土作坊式的制陶方式并不为人看重，这一拙朴的手工艺也已几近失传。“现在年轻人都想着打工赚钱，整天和机器打交道，不愿意也看不上我们这些纯手工的技艺了，更别说来学了。”他说，但是，今年6月份来的19岁青年吕飞，似乎让夏于谷看到了希望。
“我爸让我学的，他是搞收藏的，很喜欢夏老师制陶的手艺，就让我来学。就是没人学才学呢，感觉还可以，比打工好，因为我不想给别人做，想自己开店，看市场需求，以后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吕飞说。“这孩子考虑的比较远，以后没有人做陶器了，他的生意就好做了。”夏于谷说。
以前来学徒的几个人，夏于谷觉得他们不像做这件事情的人，学了几天就不学了，而吕飞来的第一天，夏于谷教他装窑，第二天是烧窑，“烧窑那天，我们这里达到36.5度的高温，人站在外面都嫌热，别说去土窑烧窑了，那是很难忍受的。通过那天他的烧窑表现，我觉得他通过了，可以承受烧窑的高温，就说明他能吃苦，是干这个的料。”夏于谷说。
陶之传承
北京路，沙市最为繁华的地段，在中段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名叫“默陶绘”的陶艺咖啡馆。800多个平方，一扇明澈透亮的玻璃门，依窗而挂的芦苇窗帘，帘下的枫，屋内有绿萝，有水仙，随意散放在墙角、书柜，左侧的陶艺展示柜，各种个性化的原创陶器摆放其中，室内不乏几件仿楚国青铜器皿的陶器，它们就出自夏于谷之手。走进一间画室，一座灰陶鼎静立在正中央，两边挂着各种陶器图片，从古到今，向人们述说着陶艺的历史。
默者，静也，是很多人到这里的感受。“一铲、一棒，一锤、一刻刀而已，主人说，作为初学者，最好从捏塑开始。”这是一位网友在默陶绘制陶坊的最初体验。这里有个开放式的陶吧，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自己动手做陶瓷，或用手捏、或用拉胚机拉坯，或等待陶器的出炉，“每一件陶器都是土、水、火三者的交融，还带着某种旋腾翻滚的灵性，最后合成一体，让我们感受着‘三分人工，七分天成’的玄妙。我希望我的陶艺室可以给大家带来与泥土亲密接触的快感。”默陶绘创办人孙志军说。
汉川马口陶瓷厂曾是湖北省陶器制造业规模较大的工厂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有七八百号工人，由36家龙窑和108家作坊合并而成，莲子缸、酱油缸、八仙坛、菜钵等陶器风靡襄樊、老河口、荆州乃至下江。那些陶器，顺着汉江和长江，一路向东。在江西，马口陶可以用来换景德镇的瓷器。
作为湖北人，孙志军当然知道马口窑出产的马口陶，但是几年前看到的一段文字，让孙志军记忆深刻，“行走在老厂房，从原料车间，到成型、烧成车间，到处是垃圾、灰尘，更多的是陶片和半成品。那些推板窑、成型工作台，像停尸房，让人感到时间的无情。模具台上还保留着匠人最后的工作状态，各式各样坛坛罐罐、酒瓶子的石膏模具，上面落满了灰尘。”2011年再次拜访夏于谷时，他又想到了这段文字。
“自1998年拜访完夏老师，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联系，直到2011年我要做这个陶艺馆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他，就去原来的地方找他，没想到他还在那个地方做那些事情，守着他那些有些破旧的陶器。我觉得很不容易，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窑房破败了很多，以前还能看到相对完整的厂房，但是这一次去，屋顶不仅漏雨，还开始垮塌，而周围已经新起了很多高楼。当时我就觉得很可惜，我邀请夏老师来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穷，没有钱给他，但是他还是答应了，帮我们烧制了很多陶器。我也希望能给他一个空间，尝试做一些小件的陶艺制品。”
然而，夏于谷最终还是回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窑房，“可能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那些传统的用粗柴窑烧制的陶器，这也更符合他的需求，因为他要生存，要有生活来源，我很理解。做这个很艰难的，以陶艺作为生存方式，在全国能够做下来的不多。” 孙志军说。
真正的楚陶，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在民间，孙志军一直都这么认为，他现在想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去寻找那些在荆楚大地依旧做着陶器的人，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唤起人们对泥土、对陶器更多的兴趣。
“数千年历史的陶器上携刻着数千年的工艺和文化，在黑泥与红泥的交融之间，在釉盘和泥土的摩捏之间，我们都能细心地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回归，在这里找到我们祖先生活的痕迹，找到我们文化之根。”孙志军曾被这段话感动，也把它记在了心里。“陶是楚文化最原始最根本的记载，传承楚文化，我希望在寻找楚陶这一点上，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