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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农民武装推翻了蒙古贵族政权，建立了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朗太祖初定天下，必然要建立一套自己的礼仪制度，依据《周礼》大力恢复汉族礼仪用玉传统。洪武元年，太祖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并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仪以进。祭祀凡玉三等：祀上帝，用苍壁，皇地祗，用黄琮；大社、太稷，用两圭有邸；朝日、夕月，用圭璧五寸。
皇帝宝玺及谥册皆用玉制。《明史·舆服志》载，明初宝玺有十七：如“皇帝奉天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御前之宝”、“钦文之玺”等，设尚宝司掌管。在洪武元年欲制宝玺之时，有商人胡浮海献美玉，日：“此出于阗，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后命制为宝，惟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但从文献中可知，当时国之宝玺以和阗玉制。后来永乐帝又制“皇帝亲亲之宝”、“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敕命之宝”。正德九年，大内遭火，宝玺皆佚。嘉靖十八年补造，又新制七宝，与国初宝玺共为御宝二十四，遂成一代定制。凡请宝、用宝、捧宝、随宝、洗宝、缴宝，皆与内官尚宝监管理。
可惜的是，目前故宫博物院不见永宣时期皇帝玉质宝玺的实物，只见玺文。如明永乐八年敕论上钤“敕命之宝”；永乐刻本《诗传大全》上钤“钦文之玺”；故宫旧藏宣德皇帝朱瞻基所绘《武侯高卧图》卷上钤“广运之宝”；宣德六年明宣宗《万年松图》上钤“皇帝尊亲之宝”。从中可一窥永宣时期皇室所用玺印的踪迹。
西藏自元代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统辖以来，历朝各方面的交流来往频繁，历代文献中不乏朝廷向西藏地方颁赐玉器的史实。明代沿用元朝“国师”旧制，重新册封，俱赐玉印。明太祖还亲自督造所赐玉印，看到玉质不美者让工匠更换重新制作，说明皇帝对此之重视。永乐四年，“遣使赍诏封物思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钮玉印。”另册封“三大法王”。永乐五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却贝桑波为“如来大宝法王”，永乐十一年封萨迦派首领昆泽思巴(贡嘎扎西)为“正觉大乘祛王”，宣德九年封格鲁派释迦也失为“至善大慈法王”，均赐玉印。此次展出的如来大宝法王之白玉印，印文为朱文九叠体汉字。玉质较好，所制螭龙纽，雕工还保留有元代遗风。如来大宝法王，本名却贝桑波(1384～1415)，《明史》称为哈里麻，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五世活佛，永乐四年应召到南京，次年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赐领天下释教，给印如诸王。永乐六年辞归，十三年圆寂后，其封号由噶玛噶举黑帽系转世活佛承袭。这一玉印现存在西藏博物馆，成为汉藏密切关系的历史见证。
谥册为下任皇帝即位时为上任皇帝所上的玉册。洪武元年，规定册宝皆用玉，并对谥册的形制、文字进行了规范。册简长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五分，简数从文之多寡。联以金绳，藉以锦褥，覆以红罗泥金夹帕。故宫所藏永乐元年上高祖玉谥册与宣德十年所上宣宗玉谥册规制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谧册有固定的文字格式，一般以简练的语言赞美皇帝的一生，再上尊谥号和庙号。明代永宣时期皇帝谥册多为青玉质，楷书、填金字，文字前后多雕有四条描金龙纹。
礼器可分为祭器和瑞器，有时可一器二用，玉圭即是如此，玉圭自商周时开始使用，一直是历代王朝最重要的礼器。商周时祭祀礼仪用玉有六器。《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札东方，以赤璋札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六器可以说是古人附会天地万物而从玉器中找到的象征。青圭因锐，象春物初生，礼东方。另外，玉圭也是持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即所谓的“瑞器”。《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圆。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六种瑞玉分别为四种不同名称的圭和两种璧，作为觐见、朝会之礼，是符信的凭证。故玉圭为祭器和瑞器合为一身的重要礼器，后代尤以瑞玉为重。
明代初期，恢复汉人用玉传统，对玉圭的尺寸，形制，适应场合等都进行了严格规范。永乐三年，规定皇家所用玉圭长一尺二寸。明初，玉圭主要有素面玉圭和谷纹玉圭两种形制。目前发现明初亲王所用的玉圭全为素面，如鲁荒王朱檀墓及梁庄王墓出土的素面玉圭均属亲王。而谷纹玉圭则为皇室定亲、聘女，以及皇妃或亲王妃在受册、助祭、朝会活动中礼服所用。《周礼·舂官·典瑞》：“谷圭以和难，以聘女。”《明会典·亲王婚礼·定亲礼物》中有“玉谷圭一枝。”《明会典·亲王妃冠服》明确规定亲王妃在受册、助祭、朝会活动中需服礼服，其礼服的诸服饰中便有玉谷圭。以上文献所记也与考古发现情况相符，目前出土的玉谷圭一般在亲王妃墓中。
佩是用黄丝线将多件饰物穿连而成的腰间挂饰，也称之为“杂佩”，明代则统称之为玉佩，因走起路来，玉佩之间相碰撞，叮当作响，使人走路小心翼翼，所以别称“玉玎踏”、“玉禁步”。
在明代皇家冠服制度中，最耀眼的玉器使用，就是玉佩和玉革带了。
洪武十六年定皇帝冕服；冕前十二旒，旒五彩玉十二珠，玉簪导、玉革带、玉佩。永乐三年曾对玉佩各部组成。数量进行规范。一套玉佩包括玉珩一、璃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璃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璩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璜相触有声。玉佩上用玉钩或金钩，垂挂于腰间革带上。使用时，一般两套分别挂于两侧。太子与太子妃及亲王与亲王妃所用，佩制与此基本相同。
出土所见一挂完整的佩由玉饰10件和玉珠5串共392～412颗组成。玉饰名称组成正如文献记载。梁庄王王妃墓中出土的一挂玉佩，在金钩之上刻有“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造捌成伍色金伍钱”楷体铭款，说明为皇宫内廷造并赐给亲王妃之物。玉饰及珠皆青玉质，抛光亮洁。珩、璃，花、冲牙的正面饰单风云纹，反面饰双层如意云纹。两琚、两璜都是双面饰单朵如意云纹。形制也与文献相台，故为亲王妃使用礼服时的佩戴之物。这类玉佩在明代各藩王墓中多有出土。
革带是系于袍服外代表身份、地位的饰物。由皮质带靼及缀于其上的带铸组成。带镑选用的材料因身份等级的不同而相异。明初规定，帝、后的衮冕，礼服，以及一品官员的朝服，可使用带有玉镑的革带，即玉革带。明初顺延元代玉带形制，所用玉带铸数量、造型并不统一，从14铸到22筠不等，造型各异，有些在玉带中既有带穿玉铸，也有带环玉铸，亦有带包镶的金属插销玉镑，十分多样。永宣以后，玉带形制逐渐统一，形成定制。《明会典》载，每条玉革带由20块玉带跨组成，按带铸的形状及其钉缀革质带靼上的位置，分别称之为“三台、六桃、两 辅弼、双铊尾、七排方”。玉铐造型开始简单划一，或长方、或方、或方圆，或桃形。素面与雕纹玉带铸均有，雕纹者造型多样，早期作品丰满流畅。
另外，贵族官员退朝燕居之时，常系便服腰带，多为丝绦制成，也有皮革质地，带上多饰有玉器。这种玉带饰花纹精美，式样多变，明前期多分层立体透雕，有宋元遗意。
明代，十分讲究服饰中之“事件”，常以金、银、玉为之，—般将几件常用的小工具穿挂于一起，挂于腰间，称为“事件”，或五件，或七件，数量不等。故宫所藏龙首玉艄，白玉温润，有黄色的丝绺玉沁，龙首，一端呈锥形，身体为九节螺旋纹，锥尖稍弯。龙首口内有孔，用以系挂。梢，最早从解结之兽牙演变而来。以玉制储，成为象征性佩饰件。《说苑·修文篇》日：“能治烦决乱者佩。”明代，玉梢属于“事件”，《明会典·亲王妃冠服》记有“玉事件十，金事件三”，是将其作为一种剔器的象征。但也保留了治烦决乱的象征意义。
明代早期除礼仪用玉外，玉器类型与宋元时没有太大差异，但服饰、装饰品、器用、陈设玉器的品种多于前代。此时器皿类玉器多借鉴瓷器、漆器的造型，在纹饰上亦有借鉴。如故宫旧藏一件玛瑙壶，造型口小腹大，十分独特，经对比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一对祭红祭蓝釉莲瓣纹卤壶造型十分相似。查清宫陈设档，发现此物与那对瓷壶原均陈设于养心殿，猜测当时宣德皇帝因喜爱资壶造型，命御用监做同样的玉壶，因玛瑙、玉石的硬度很高，做此类口小腹大的器皿，掏膛是一项十分高难度的工作，故当时可能仅作一把就不再续作，所以这件玛瑙壶故宫博物院仅此一件。另一件四季花卉纹玉碗，造型颇类似于宣德时瓷碗和漆碗，且花卉纹样亦与宣德漆器所绘纹样相同，故此件玉碗应为宣德时期借鉴其它工艺造型的佳作。
总体说来，明早期玉器的制作工艺基本承袭宋元遗风，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尤其是迁都北京以后，雕工趋向简约精致，虽不及宋工精细，也受了元代粗犷简率风格的影响，但还是出现了一些精致而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在器物纹饰造型的形神兼备和多层镂雕工艺上，都与明中后期玉器雕琢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走向程式化的风格明显不同。
明初设立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由宦官管理，作为明代的宫廷服务机构。其中十二监中的御用监，管理着官方玉作。据《明史》记载，御用监不仅制作玉册、玉宝等重要礼仪用器，还制作御前所用器物及诸玩器。御用监所造玉器，有明确款识者，为故宫所藏的一件春水玉，在边框上琢制“御用监造”和“大明宣德年制”款，这也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一件同时刻有治玉场所和年款的玉器，也是御用监制作玉器的实证。
需要注意的是，明初由于北元残余势力的干扰，北部边疆不得安宁，其政治辖区没有直接达到今新疆地区，明朝只有通过朝贡，自行贸易及受贿私鬻等途径获得新疆玉。向明廷贡玉的地方虽有火州、吐鲁番、曲先卫、撤马尔罕、别失八里，哈烈，和阗、黑娄，把丹沙、天方等多处，但玉产地只有和阗，邻国亦多窃取贡献，贡玉虽多，其中堪用者不多。
由于原料来源的限制，致使宫廷生产的玉器数量减少，质地精粗相杂，加之永乐皇帝更偏爱瓷器，据《明太祖实录》永乐四年(1406)十月丁未条记载：“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归。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已有之，但朕自不用’。”由此说明永乐帝不甚喜爱玉器，所以目前能明确定为永宣时期的玉器者较少。
皇帝宝玺及谥册皆用玉制。《明史·舆服志》载，明初宝玺有十七：如“皇帝奉天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御前之宝”、“钦文之玺”等，设尚宝司掌管。在洪武元年欲制宝玺之时，有商人胡浮海献美玉，日：“此出于阗，祖父相传，当为帝王宝玺。”后命制为宝，惟不知十七宝中，此玉制何宝也?但从文献中可知，当时国之宝玺以和阗玉制。后来永乐帝又制“皇帝亲亲之宝”、“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敕命之宝”。正德九年，大内遭火，宝玺皆佚。嘉靖十八年补造，又新制七宝，与国初宝玺共为御宝二十四，遂成一代定制。凡请宝、用宝、捧宝、随宝、洗宝、缴宝，皆与内官尚宝监管理。
可惜的是，目前故宫博物院不见永宣时期皇帝玉质宝玺的实物，只见玺文。如明永乐八年敕论上钤“敕命之宝”；永乐刻本《诗传大全》上钤“钦文之玺”；故宫旧藏宣德皇帝朱瞻基所绘《武侯高卧图》卷上钤“广运之宝”；宣德六年明宣宗《万年松图》上钤“皇帝尊亲之宝”。从中可一窥永宣时期皇室所用玺印的踪迹。
西藏自元代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统辖以来，历朝各方面的交流来往频繁，历代文献中不乏朝廷向西藏地方颁赐玉器的史实。明代沿用元朝“国师”旧制，重新册封，俱赐玉印。明太祖还亲自督造所赐玉印，看到玉质不美者让工匠更换重新制作，说明皇帝对此之重视。永乐四年，“遣使赍诏封物思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钮玉印。”另册封“三大法王”。永乐五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却贝桑波为“如来大宝法王”，永乐十一年封萨迦派首领昆泽思巴(贡嘎扎西)为“正觉大乘祛王”，宣德九年封格鲁派释迦也失为“至善大慈法王”，均赐玉印。此次展出的如来大宝法王之白玉印，印文为朱文九叠体汉字。玉质较好，所制螭龙纽，雕工还保留有元代遗风。如来大宝法王，本名却贝桑波(1384～1415)，《明史》称为哈里麻，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五世活佛，永乐四年应召到南京，次年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赐领天下释教，给印如诸王。永乐六年辞归，十三年圆寂后，其封号由噶玛噶举黑帽系转世活佛承袭。这一玉印现存在西藏博物馆，成为汉藏密切关系的历史见证。
谥册为下任皇帝即位时为上任皇帝所上的玉册。洪武元年，规定册宝皆用玉，并对谥册的形制、文字进行了规范。册简长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五分，简数从文之多寡。联以金绳，藉以锦褥，覆以红罗泥金夹帕。故宫所藏永乐元年上高祖玉谥册与宣德十年所上宣宗玉谥册规制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谧册有固定的文字格式，一般以简练的语言赞美皇帝的一生，再上尊谥号和庙号。明代永宣时期皇帝谥册多为青玉质，楷书、填金字，文字前后多雕有四条描金龙纹。
礼器可分为祭器和瑞器，有时可一器二用，玉圭即是如此，玉圭自商周时开始使用，一直是历代王朝最重要的礼器。商周时祭祀礼仪用玉有六器。《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札东方，以赤璋札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六器可以说是古人附会天地万物而从玉器中找到的象征。青圭因锐，象春物初生，礼东方。另外，玉圭也是持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即所谓的“瑞器”。《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圆。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六种瑞玉分别为四种不同名称的圭和两种璧，作为觐见、朝会之礼，是符信的凭证。故玉圭为祭器和瑞器合为一身的重要礼器，后代尤以瑞玉为重。
明代初期，恢复汉人用玉传统，对玉圭的尺寸，形制，适应场合等都进行了严格规范。永乐三年，规定皇家所用玉圭长一尺二寸。明初，玉圭主要有素面玉圭和谷纹玉圭两种形制。目前发现明初亲王所用的玉圭全为素面，如鲁荒王朱檀墓及梁庄王墓出土的素面玉圭均属亲王。而谷纹玉圭则为皇室定亲、聘女，以及皇妃或亲王妃在受册、助祭、朝会活动中礼服所用。《周礼·舂官·典瑞》：“谷圭以和难，以聘女。”《明会典·亲王婚礼·定亲礼物》中有“玉谷圭一枝。”《明会典·亲王妃冠服》明确规定亲王妃在受册、助祭、朝会活动中需服礼服，其礼服的诸服饰中便有玉谷圭。以上文献所记也与考古发现情况相符，目前出土的玉谷圭一般在亲王妃墓中。
佩是用黄丝线将多件饰物穿连而成的腰间挂饰，也称之为“杂佩”，明代则统称之为玉佩，因走起路来，玉佩之间相碰撞，叮当作响，使人走路小心翼翼，所以别称“玉玎踏”、“玉禁步”。
在明代皇家冠服制度中，最耀眼的玉器使用，就是玉佩和玉革带了。
洪武十六年定皇帝冕服；冕前十二旒，旒五彩玉十二珠，玉簪导、玉革带、玉佩。永乐三年曾对玉佩各部组成。数量进行规范。一套玉佩包括玉珩一、璃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璃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璩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璜相触有声。玉佩上用玉钩或金钩，垂挂于腰间革带上。使用时，一般两套分别挂于两侧。太子与太子妃及亲王与亲王妃所用，佩制与此基本相同。
出土所见一挂完整的佩由玉饰10件和玉珠5串共392～412颗组成。玉饰名称组成正如文献记载。梁庄王王妃墓中出土的一挂玉佩，在金钩之上刻有“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造捌成伍色金伍钱”楷体铭款，说明为皇宫内廷造并赐给亲王妃之物。玉饰及珠皆青玉质，抛光亮洁。珩、璃，花、冲牙的正面饰单风云纹，反面饰双层如意云纹。两琚、两璜都是双面饰单朵如意云纹。形制也与文献相台，故为亲王妃使用礼服时的佩戴之物。这类玉佩在明代各藩王墓中多有出土。
革带是系于袍服外代表身份、地位的饰物。由皮质带靼及缀于其上的带铸组成。带镑选用的材料因身份等级的不同而相异。明初规定，帝、后的衮冕，礼服，以及一品官员的朝服，可使用带有玉镑的革带，即玉革带。明初顺延元代玉带形制，所用玉带铸数量、造型并不统一，从14铸到22筠不等，造型各异，有些在玉带中既有带穿玉铸，也有带环玉铸，亦有带包镶的金属插销玉镑，十分多样。永宣以后，玉带形制逐渐统一，形成定制。《明会典》载，每条玉革带由20块玉带跨组成，按带铸的形状及其钉缀革质带靼上的位置，分别称之为“三台、六桃、两 辅弼、双铊尾、七排方”。玉铐造型开始简单划一，或长方、或方、或方圆，或桃形。素面与雕纹玉带铸均有，雕纹者造型多样，早期作品丰满流畅。
另外，贵族官员退朝燕居之时，常系便服腰带，多为丝绦制成，也有皮革质地，带上多饰有玉器。这种玉带饰花纹精美，式样多变，明前期多分层立体透雕，有宋元遗意。
明代，十分讲究服饰中之“事件”，常以金、银、玉为之，—般将几件常用的小工具穿挂于一起，挂于腰间，称为“事件”，或五件，或七件，数量不等。故宫所藏龙首玉艄，白玉温润，有黄色的丝绺玉沁，龙首，一端呈锥形，身体为九节螺旋纹，锥尖稍弯。龙首口内有孔，用以系挂。梢，最早从解结之兽牙演变而来。以玉制储，成为象征性佩饰件。《说苑·修文篇》日：“能治烦决乱者佩。”明代，玉梢属于“事件”，《明会典·亲王妃冠服》记有“玉事件十，金事件三”，是将其作为一种剔器的象征。但也保留了治烦决乱的象征意义。
明代早期除礼仪用玉外，玉器类型与宋元时没有太大差异，但服饰、装饰品、器用、陈设玉器的品种多于前代。此时器皿类玉器多借鉴瓷器、漆器的造型，在纹饰上亦有借鉴。如故宫旧藏一件玛瑙壶，造型口小腹大，十分独特，经对比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一对祭红祭蓝釉莲瓣纹卤壶造型十分相似。查清宫陈设档，发现此物与那对瓷壶原均陈设于养心殿，猜测当时宣德皇帝因喜爱资壶造型，命御用监做同样的玉壶，因玛瑙、玉石的硬度很高，做此类口小腹大的器皿，掏膛是一项十分高难度的工作，故当时可能仅作一把就不再续作，所以这件玛瑙壶故宫博物院仅此一件。另一件四季花卉纹玉碗，造型颇类似于宣德时瓷碗和漆碗，且花卉纹样亦与宣德漆器所绘纹样相同，故此件玉碗应为宣德时期借鉴其它工艺造型的佳作。
总体说来，明早期玉器的制作工艺基本承袭宋元遗风，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尤其是迁都北京以后，雕工趋向简约精致，虽不及宋工精细，也受了元代粗犷简率风格的影响，但还是出现了一些精致而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在器物纹饰造型的形神兼备和多层镂雕工艺上，都与明中后期玉器雕琢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走向程式化的风格明显不同。
明初设立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由宦官管理，作为明代的宫廷服务机构。其中十二监中的御用监，管理着官方玉作。据《明史》记载，御用监不仅制作玉册、玉宝等重要礼仪用器，还制作御前所用器物及诸玩器。御用监所造玉器，有明确款识者，为故宫所藏的一件春水玉，在边框上琢制“御用监造”和“大明宣德年制”款，这也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一件同时刻有治玉场所和年款的玉器，也是御用监制作玉器的实证。
需要注意的是，明初由于北元残余势力的干扰，北部边疆不得安宁，其政治辖区没有直接达到今新疆地区，明朝只有通过朝贡，自行贸易及受贿私鬻等途径获得新疆玉。向明廷贡玉的地方虽有火州、吐鲁番、曲先卫、撤马尔罕、别失八里，哈烈，和阗、黑娄，把丹沙、天方等多处，但玉产地只有和阗，邻国亦多窃取贡献，贡玉虽多，其中堪用者不多。
由于原料来源的限制，致使宫廷生产的玉器数量减少，质地精粗相杂，加之永乐皇帝更偏爱瓷器，据《明太祖实录》永乐四年(1406)十月丁未条记载：“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归。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已有之，但朕自不用’。”由此说明永乐帝不甚喜爱玉器，所以目前能明确定为永宣时期的玉器者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