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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大会冰火两重天
2009年12月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圣诞节的氛围笼罩着这座冰冻的城市。12月7日，192个国家出席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试图商定出一份共同文件来约束2012年后温室气体排放。
英国气候官员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有舆论甚至放言，这是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温室气体减排安排，暗战四起。
经过12天的艰难谈判，哥本哈根当地时间2009年12月19日8时许，经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烈争论，最终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安排，并提出升温控制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
“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错过，我们将花数年才能找到更好的机会。”气候变化大会主席、丹麦前气候和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曾在大会开幕式上焦虑地说。
没有理由不焦虑。极端无常的气候变化，已经在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2亿气候难民不得不告别原居地，迁徙他乡；而北极熊、斑嘴鸭、刀鱼等一些动物，已成了气候变暖最无辜的受害者。气候科学家们表示全球必须停止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2015年～2020年间开始减少排放。他们预计：到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就需达到1990年水平的80％。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个国际公约，于1992年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制定，旨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尽量延缓全球变暖效应。不过，这个框架公约没有对参加国规定具体要承担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在1997年12月，就有了个补充条款，即《京都议定书》——更加清楚地指出要“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条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到2009年，一共有192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超过全球排放量的61％)，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没有签署该条约。
《京都议定书》到2012年失效。按照计划，本次哥本哈根会议要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而如果《哥本哈根议定书》不能在2009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将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
自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开幕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吵声不时传来，讨价还价，分歧不小。博弈的关键问题在于：到底应该如何分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
在减排目标这一谈判焦点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2020年应当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减排40％，而发达国家极力减轻甚至推卸自身的减排责任。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将提高本国减排承诺作为向别国施压、争取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的一种手段。
面对这些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同情心的缺乏，来自岛国图卢瓦的代表弗里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呼唤：“今天早上醒来时，我哭了。作为一个成年人，这很难启齿，但我的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各位的手中，谢谢!”而同样来自岛国的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更是声泪俱下地在大会上发言，承诺马尔代夫率先实现100％碳中和，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宣布更为积极的减排计划。
但是，77国集团代表的愤怒，并没有对发达国家产生震动，岛国的眼泪，也没有唤醒发达国家的良知。在气候大会上，某些发达国家仍然固守他们不负责任、也不想负责任的态度。
欧盟把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所提出的国内自主行动目标相比较，这被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认为“不厚道”。
实际上，从气候变化谈判20年前开始以来直到目前，发达国家的许多做法一直不够厚道。其行为正如有人提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场宴会，高朋满座。宴会结束前最后一刻，来了位穷亲戚，他只赶上喝了一杯咖啡。最后众人说实行AA制，所有费用大家平均分摊。这对穷亲戚显然太不公平。
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印度年人均碳排放量为2吨，而美国是20吨。鉴于印度的发展水平，任何降低碳排放量的举措都会导致贫困的加剧。1／3以上的印度人目前仍没用上电。眼看着西方因高碳饮食而发胖，如今印度却被要求减肥。
中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代表吕学都认为，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而言，“发达国家叫做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叫做减排行动。这两个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是自主行动，全部是减排行动，而且是以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建设能力作为条件的”。
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要进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所以，要发展就要排放，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如果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在维持正常经济增速下无力承担的减排重任，那就等于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近来的诸多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强劲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东移，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离开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参与去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让新兴经济体停止运转而一味去满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无疑是“杀鸡取卵”的办法，最终只能导致世界经济的倒退。
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普遍坚持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各方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巴厘路线图”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要求和方向。
而事实上，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80％以上的责任在发达国家，正是发达国家近300年的工业化发展，使各种问题出现了沉淀和积累，发展中国家只是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替罪羊而已。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开始从对贫困的担心转向对自身地位的担心，于是，不再把贫困、发展、合作作为他们与发展中国家交流的平台和桥梁，而开始更多地使用贸易保护、技术壁垒、技术封锁等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受到关注最多的一次全球性会议，世界各国人民对本次会泌寄予了太多的期待和希望。但遗憾的是，由于发达国家在责任担当上的过于强势、过于自私，使谈判最终破裂，没有形成最终意见。
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结局，让所有关心此次会议的人们很失望，让所有期盼我们的地球更美丽的人们很失望。
也许，过不了多久，从梦中哭醒来的不只是图瓦卢人民。
2009年12月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圣诞节的氛围笼罩着这座冰冻的城市。12月7日，192个国家出席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试图商定出一份共同文件来约束2012年后温室气体排放。
英国气候官员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有舆论甚至放言，这是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温室气体减排安排，暗战四起。
经过12天的艰难谈判，哥本哈根当地时间2009年12月19日8时许，经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烈争论，最终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安排，并提出升温控制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
“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错过，我们将花数年才能找到更好的机会。”气候变化大会主席、丹麦前气候和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曾在大会开幕式上焦虑地说。
没有理由不焦虑。极端无常的气候变化，已经在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2亿气候难民不得不告别原居地，迁徙他乡；而北极熊、斑嘴鸭、刀鱼等一些动物，已成了气候变暖最无辜的受害者。气候科学家们表示全球必须停止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在2015年～2020年间开始减少排放。他们预计：到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就需达到1990年水平的80％。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一个国际公约，于1992年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制定，旨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尽量延缓全球变暖效应。不过，这个框架公约没有对参加国规定具体要承担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在1997年12月，就有了个补充条款，即《京都议定书》——更加清楚地指出要“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条约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到2009年，一共有192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超过全球排放量的61％)，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没有签署该条约。
《京都议定书》到2012年失效。按照计划，本次哥本哈根会议要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而如果《哥本哈根议定书》不能在2009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将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
自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开幕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吵声不时传来，讨价还价，分歧不小。博弈的关键问题在于：到底应该如何分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
在减排目标这一谈判焦点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2020年应当在1990年的水平上至少减排40％，而发达国家极力减轻甚至推卸自身的减排责任。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将提高本国减排承诺作为向别国施压、争取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的一种手段。
面对这些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同情心的缺乏，来自岛国图卢瓦的代表弗里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呼唤：“今天早上醒来时，我哭了。作为一个成年人，这很难启齿，但我的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各位的手中，谢谢!”而同样来自岛国的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更是声泪俱下地在大会上发言，承诺马尔代夫率先实现100％碳中和，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宣布更为积极的减排计划。
但是，77国集团代表的愤怒，并没有对发达国家产生震动，岛国的眼泪，也没有唤醒发达国家的良知。在气候大会上，某些发达国家仍然固守他们不负责任、也不想负责任的态度。
欧盟把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所提出的国内自主行动目标相比较，这被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认为“不厚道”。
实际上，从气候变化谈判20年前开始以来直到目前，发达国家的许多做法一直不够厚道。其行为正如有人提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场宴会，高朋满座。宴会结束前最后一刻，来了位穷亲戚，他只赶上喝了一杯咖啡。最后众人说实行AA制，所有费用大家平均分摊。这对穷亲戚显然太不公平。
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印度年人均碳排放量为2吨，而美国是20吨。鉴于印度的发展水平，任何降低碳排放量的举措都会导致贫困的加剧。1／3以上的印度人目前仍没用上电。眼看着西方因高碳饮食而发胖，如今印度却被要求减肥。
中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代表吕学都认为，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而言，“发达国家叫做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叫做减排行动。这两个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是自主行动，全部是减排行动，而且是以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建设能力作为条件的”。
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要进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所以，要发展就要排放，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如果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在维持正常经济增速下无力承担的减排重任，那就等于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近来的诸多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强劲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东移，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离开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参与去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让新兴经济体停止运转而一味去满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无疑是“杀鸡取卵”的办法，最终只能导致世界经济的倒退。
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普遍坚持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各方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巴厘路线图”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要求和方向。
而事实上，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80％以上的责任在发达国家，正是发达国家近300年的工业化发展，使各种问题出现了沉淀和积累，发展中国家只是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替罪羊而已。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开始从对贫困的担心转向对自身地位的担心，于是，不再把贫困、发展、合作作为他们与发展中国家交流的平台和桥梁，而开始更多地使用贸易保护、技术壁垒、技术封锁等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受到关注最多的一次全球性会议，世界各国人民对本次会泌寄予了太多的期待和希望。但遗憾的是，由于发达国家在责任担当上的过于强势、过于自私，使谈判最终破裂，没有形成最终意见。
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结局，让所有关心此次会议的人们很失望，让所有期盼我们的地球更美丽的人们很失望。
也许，过不了多久，从梦中哭醒来的不只是图瓦卢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