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9冠狀病毒疾病在全球的擴散，和各國政府抗疫成績的巨大差異，引發了新一波中西制度之爭。
先是西方媒體批評和指責中國的制度，認為是中國的“專制”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對病毒資訊的隱瞞，才導致後來的大規模擴散;很多西方媒體也認為冠狀病毒是中共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最終會導致中共的垮臺。等到中國成功有效地控制住病毒的擴散，嚴防病毒再次回來，同時不僅恢復經濟，而且向世界各國提供醫療救助物品，輪到中國媒體批評和指責西方體制。
令人驚奇的是，和西方媒體一樣，中國媒體也強調體制的作用，認為西方政府抗疫不力是因為西方的民主體制;而中國政府成功抗疫則是因為中國的“舉國體制”之故。
西方媒體和政治人物把中西方體制的不同，簡化成為“民主”和“專制”之分;中國媒體也基本上接受了這個區分，即西方“民主”和中國的“舉國體制”。
多年來，在解釋民主和專制應對災難的不同方法時，相信西方民主優越的人，往往引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場饑荒是發生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的。”森認為，因為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森就是以此來解釋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認為在民主制度下不會發生這樣的大饑荒。如果當時中國有資訊的自由流通，大饑荒不至於發展到人們後來所看到的程度。
應當指出的是，森所提出的只是一個假設。中國的大饑荒有其更為深刻的背景，並非僅僅是“缺失言論自由”那麼簡單，信息不流通只是導致大饑荒的一個面向。而且如果把森的假設延伸到歷史上的瘟疫事件，則更難以令人信服。1918年開始的西班牙流感，在西方各民主國家之間大肆流傳，應當如何解釋呢？西方交戰國為了在軍事上佔據優勢，進行嚴格的資訊管制，隱瞞流感資訊，導致流感在地球上轉了三圈。
這次冠狀病毒從武漢暴發，由於人們對新病毒沒有任何認識，地方政府措手不及。但一旦認識到病毒的嚴重性，中國整個國家動員起來。武漢（湖北）的封城（封省）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時間。西方國家本來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應對舉措，但白白浪費掉。這很難用西方一再堅持的“中國隱瞞資訊”來解釋;相反，民主的懶散、政治人物的傲慢、基於種族主義之上的愚昧（認為病毒只有對亞洲人有效）等都發揮了作用。
在病毒擴散的過程中，西方也沒有堅持“言論自由”原則。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母艦長克羅澤，因為公開航母上軍人感染病毒而被解職。這使人想起了1918年民主國家的行為。尤其讓人不能接受的是，在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緊急狀態之後，西方很多國家依然不作為。
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如此糟糕的抗疫行為，並不能夠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概念來解釋;中國政府有效的抗疫行動，也不能夠用西方所說的“專制”，或者中國本身所說的“舉國體制”來解釋。把各國政治制度簡單地二分為“民主”與“專制/舉國體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導致雙重標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意識形態化的解釋所得出的結論，更是經常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中國採取封城手段、限制老百姓的出行，在西方眼中就是違背人權;而西方這樣做則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西方老百姓不遵從政府的規定自由出行，是西方民眾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
西方批評中國抗疫模式原因
這種意識形態化也表現于西方對亞洲社會抗疫方式的理解。很多西方媒體羨慕亞洲社會的抗疫方式。令人驚訝的是，西方媒體一如既往地批評中國，但對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的方法進行褒揚。如果瞭解中國和其他東亞社會抗疫模式，就不難發現這些社會之間其實有很多的共同點。
這些社會大多採用侵入式電子監控跟蹤、限制人民的出行、積極組織檢測和實施嚴格隔離等手段，只不過在西方看來，這些手段如果用在中國，是中國制度“專制性”的表現，用到其他社會則是治理“有效性”的表現。中國政府早些時候為了減輕對正規醫院的壓力而設立的方艙醫院，竟然也被西方媒體視為是“集中營”。不過，後來很多西方政府也學中國，設立方艙醫院。
一個國家的制度對政府抗疫肯定有影響，但並非如“民主”與“專制”論者所認為的那麼簡單。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制度和政府抗疫的關聯性表現在方方面面，包括中央（聯邦）政府的集中程度、政府規模、中央地方關係、地方政府的責任等。但所有這些制度因素，與其說與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相關，倒不如說與一個國家的治理制度相關。
就制度而言，有幾點是人們必須認識的。第一，每一個國家的制度都是根據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國情發展而來，並且是向歷史開放的，在不同階段與時俱進，以應付變化。一個制度如果不能適應時代變化的需要，就會被無情地淘汰。因此，正如任何制度的消亡有其理由一樣，任何制度的存在也是有其理由的。
第二，制度本身的可變性和靈活性。沒有任何一個制度會像“民主論者”或“專制論者”那樣刻板地存在和運作。任何制度都有其民主的一面，也有其專制的一面。在應付危機的時候，集權的體制可以轉向分權，分權的體制可以轉向集權。西方批評中國體制的集權性，但為了抗疫，不僅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而且老牌英美民主，紛紛轉向政府集權。
歷史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也是民主的產物。危機來臨之時，比危機本身更危險的便是危機所引起的恐慌。西方所說的威權主義政體，有能力控制社會的恐慌。西方所說的民主政體，則因為重視個體價值而相對欠缺這種能力。在社會大恐慌的條件下，從民主轉向極權只是一牆之隔。
第三，制度操作者的主觀能動性。制度是由人來操作的，同樣一個制度由不同的人來操作，效果就很不相同。在民主國家，人們看不到森所說的現象，即“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相反的現象卻發生了，即民主國家領導人往往利用危機來強化自己的權力，或者自己所代表的黨派的權力，而不是全力以赴地抗疫。 在匈牙利，民主政體自轉型以來總是顯出搖搖欲墜的樣子，從來就沒有鞏固過。現在冠病疫情使得人民賦權右派政府，總理歐爾班已經可以實施政令統治，可以逮捕批評他的記者。以色列總理內坦亞胡執政多年後面臨恥辱的終結，但冠病疫情讓他得到了喘息。他已經命令大多數法院關閉，推遲自己的腐敗審判。印度封鎖國家之後，總理莫迪的印度民族主義政府頒佈了法律，方便印度人在穆斯林占多數的查漠和克什米爾地區成為永久居民。
英國是老牌民主國家，但冠病疫情賦予政府部長可以拘捕人民和關閉邊境的權力。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但總統特朗普已經獲得戰爭期間才可擁有的諸多權力。
即使西方一向感到驕傲的“言論自由”，在民粹主義崛起的時代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所謂的言論自由是基於事實之上的言論自由。但在民粹主義主導下，人們對任何事物都有了特定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一旦人們用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看問題，就沒有了事實，只有“後事實”和“後真相”。
如果說人們對應對病毒的方法有左右不同的看法，仍然可以理解，但如果人們對病毒本身是否存在、是否嚴重、是經濟重要還是生命重要等基本問題，都具有了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這種言論自由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在西方，極端右派和極端左派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看法截然不同，不僅導致社會的混亂，更導致政府的抗疫不力。特朗普和一些政客的言論更使得普通美國人驚訝：民主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政治人物？
除了這些影響政府治理能力的制度因素外，影響西方政府抗疫能力的還有文化和社會因素。假定如森所說，民主政府更有意願去治理危機，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也更有治理能力。影響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的關係、政府與經濟的關係。
東亞社會何以
能執行抗疫政策
在東亞社會，政府能夠有效治理冠病疫情擴散，一個主要因素在於人民的配合。在東亞，人民在自由和生命之間作一選擇並不難，因為沒有生命，哪有自由。傳統文化中，東亞社會的人民也普遍信任政府。這兩者的結合，使得東亞社會的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政策能夠有效實施。
西方的情況則全然不同。在東亞，幾乎沒有人爭論要不要戴口罩，因為戴口罩既是自我保護，也表示對他人的尊重。只是在缺少口罩的情況下，一些政府才會考量什麼情況要戴口罩、什麼情況不須戴的問題。但在現代西方文化中，戴口罩意味著“得病”，戴口罩的人往往被人歧視。戴口罩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情，西方各國爭論不休，疫情已經變得如此嚴峻，人們還在爭論戴口罩的事情。
東亞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封城”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在東亞，人們普遍接受政府的指引，不管是自願還是非自願，很少有人去違背政策。但在西方，“封城”概念很少對個人行為產生影響，很多人還是照常生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和經濟之間的關係。經濟能力是政府的核心能力。制度必須具有動員能力，但前提是有資源可以動員。在這方面，中國（和東亞社會）表現在經濟和社會的統一，在西方則表現為經濟和社會的脫節及錯位。中國政府抗疫之所以有效，不僅僅是因為“舉國體制”的動員能力，更在於今天中國的經濟能力。
中國獲益於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經濟資源。在過去數十年裡，中國成為世界製造工廠，並且什麼都能生產。例如，中國的口罩生產量占了世界的一半以上。儘管抗疫早期，中國也面臨醫療物資短缺的情況，但因為具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很快就克服了這一困難。充足的醫療物資供應，無疑是中國抗疫成功的經濟基礎。
西方的情況就不一樣了。西方具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最先進的醫療系統，公共衛生系統（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公共衛生制度）也是世界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但為什麼這次抗疫能力如此低下？除了上述制度和社會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分離。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已經全然把經濟和社會分離開來。資本逐利，把大部分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這使得在危機時刻，國家所需的供應嚴重不足。
例如，根據美國的統計，80%的醫療物質和90%以上的抗生素從中國進口。特朗普說美國具有最大的經濟和最先進的醫療，叫人民不要恐慌，但是在沒有足夠的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的情況下，老百姓能夠不恐慌嗎？在歐洲，義大利、塞爾維亞等國向德、法等國求救不得，不見得是德、法自私，而是因為醫療物資短缺，先要照顧自己的人民。德國更是截留了輸往其他國家的醫療物資。這些都是醫療物資產業鏈轉移到其他國家的結果。
以此看來，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猶如宗教，意識形態在社會治理上扮演很重要、可以稱之為“軟力量”的作用。不過，在危機面前，意識形態不能成為體制的遮羞布，否則就是自欺欺人;相反，人們必須直面現實，超越意識形態對思想意識的束縛，敢於實踐，從自己的實踐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也向其他國家的最優實踐學習。實踐才是歷史開放和永遠不會終結的終極根源。
先是西方媒體批評和指責中國的制度，認為是中國的“專制”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對病毒資訊的隱瞞，才導致後來的大規模擴散;很多西方媒體也認為冠狀病毒是中共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最終會導致中共的垮臺。等到中國成功有效地控制住病毒的擴散，嚴防病毒再次回來，同時不僅恢復經濟，而且向世界各國提供醫療救助物品，輪到中國媒體批評和指責西方體制。
令人驚奇的是，和西方媒體一樣，中國媒體也強調體制的作用，認為西方政府抗疫不力是因為西方的民主體制;而中國政府成功抗疫則是因為中國的“舉國體制”之故。
西方媒體和政治人物把中西方體制的不同，簡化成為“民主”和“專制”之分;中國媒體也基本上接受了這個區分，即西方“民主”和中國的“舉國體制”。
多年來，在解釋民主和專制應對災難的不同方法時，相信西方民主優越的人，往往引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場饑荒是發生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的。”森認為，因為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森就是以此來解釋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認為在民主制度下不會發生這樣的大饑荒。如果當時中國有資訊的自由流通，大饑荒不至於發展到人們後來所看到的程度。
應當指出的是，森所提出的只是一個假設。中國的大饑荒有其更為深刻的背景，並非僅僅是“缺失言論自由”那麼簡單，信息不流通只是導致大饑荒的一個面向。而且如果把森的假設延伸到歷史上的瘟疫事件，則更難以令人信服。1918年開始的西班牙流感，在西方各民主國家之間大肆流傳，應當如何解釋呢？西方交戰國為了在軍事上佔據優勢，進行嚴格的資訊管制，隱瞞流感資訊，導致流感在地球上轉了三圈。
這次冠狀病毒從武漢暴發，由於人們對新病毒沒有任何認識，地方政府措手不及。但一旦認識到病毒的嚴重性，中國整個國家動員起來。武漢（湖北）的封城（封省）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時間。西方國家本來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應對舉措，但白白浪費掉。這很難用西方一再堅持的“中國隱瞞資訊”來解釋;相反，民主的懶散、政治人物的傲慢、基於種族主義之上的愚昧（認為病毒只有對亞洲人有效）等都發揮了作用。
在病毒擴散的過程中，西方也沒有堅持“言論自由”原則。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母艦長克羅澤，因為公開航母上軍人感染病毒而被解職。這使人想起了1918年民主國家的行為。尤其讓人不能接受的是，在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緊急狀態之後，西方很多國家依然不作為。
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如此糟糕的抗疫行為，並不能夠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概念來解釋;中國政府有效的抗疫行動，也不能夠用西方所說的“專制”，或者中國本身所說的“舉國體制”來解釋。把各國政治制度簡單地二分為“民主”與“專制/舉國體制”，就必然走向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導致雙重標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意識形態化的解釋所得出的結論，更是經常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中國採取封城手段、限制老百姓的出行，在西方眼中就是違背人權;而西方這樣做則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西方老百姓不遵從政府的規定自由出行，是西方民眾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
西方批評中國抗疫模式原因
這種意識形態化也表現于西方對亞洲社會抗疫方式的理解。很多西方媒體羨慕亞洲社會的抗疫方式。令人驚訝的是，西方媒體一如既往地批評中國，但對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的方法進行褒揚。如果瞭解中國和其他東亞社會抗疫模式，就不難發現這些社會之間其實有很多的共同點。
這些社會大多採用侵入式電子監控跟蹤、限制人民的出行、積極組織檢測和實施嚴格隔離等手段，只不過在西方看來，這些手段如果用在中國，是中國制度“專制性”的表現，用到其他社會則是治理“有效性”的表現。中國政府早些時候為了減輕對正規醫院的壓力而設立的方艙醫院，竟然也被西方媒體視為是“集中營”。不過，後來很多西方政府也學中國，設立方艙醫院。
一個國家的制度對政府抗疫肯定有影響，但並非如“民主”與“專制”論者所認為的那麼簡單。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制度和政府抗疫的關聯性表現在方方面面，包括中央（聯邦）政府的集中程度、政府規模、中央地方關係、地方政府的責任等。但所有這些制度因素，與其說與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相關，倒不如說與一個國家的治理制度相關。
就制度而言，有幾點是人們必須認識的。第一，每一個國家的制度都是根據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國情發展而來，並且是向歷史開放的，在不同階段與時俱進，以應付變化。一個制度如果不能適應時代變化的需要，就會被無情地淘汰。因此，正如任何制度的消亡有其理由一樣，任何制度的存在也是有其理由的。
第二，制度本身的可變性和靈活性。沒有任何一個制度會像“民主論者”或“專制論者”那樣刻板地存在和運作。任何制度都有其民主的一面，也有其專制的一面。在應付危機的時候，集權的體制可以轉向分權，分權的體制可以轉向集權。西方批評中國體制的集權性，但為了抗疫，不僅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而且老牌英美民主，紛紛轉向政府集權。
歷史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也是民主的產物。危機來臨之時，比危機本身更危險的便是危機所引起的恐慌。西方所說的威權主義政體，有能力控制社會的恐慌。西方所說的民主政體，則因為重視個體價值而相對欠缺這種能力。在社會大恐慌的條件下，從民主轉向極權只是一牆之隔。
第三，制度操作者的主觀能動性。制度是由人來操作的，同樣一個制度由不同的人來操作，效果就很不相同。在民主國家，人們看不到森所說的現象，即“民主政府必須面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相反的現象卻發生了，即民主國家領導人往往利用危機來強化自己的權力，或者自己所代表的黨派的權力，而不是全力以赴地抗疫。 在匈牙利，民主政體自轉型以來總是顯出搖搖欲墜的樣子，從來就沒有鞏固過。現在冠病疫情使得人民賦權右派政府，總理歐爾班已經可以實施政令統治，可以逮捕批評他的記者。以色列總理內坦亞胡執政多年後面臨恥辱的終結，但冠病疫情讓他得到了喘息。他已經命令大多數法院關閉，推遲自己的腐敗審判。印度封鎖國家之後，總理莫迪的印度民族主義政府頒佈了法律，方便印度人在穆斯林占多數的查漠和克什米爾地區成為永久居民。
英國是老牌民主國家，但冠病疫情賦予政府部長可以拘捕人民和關閉邊境的權力。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但總統特朗普已經獲得戰爭期間才可擁有的諸多權力。
即使西方一向感到驕傲的“言論自由”，在民粹主義崛起的時代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所謂的言論自由是基於事實之上的言論自由。但在民粹主義主導下，人們對任何事物都有了特定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一旦人們用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看問題，就沒有了事實，只有“後事實”和“後真相”。
如果說人們對應對病毒的方法有左右不同的看法，仍然可以理解，但如果人們對病毒本身是否存在、是否嚴重、是經濟重要還是生命重要等基本問題，都具有了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這種言論自由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在西方，極端右派和極端左派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看法截然不同，不僅導致社會的混亂，更導致政府的抗疫不力。特朗普和一些政客的言論更使得普通美國人驚訝：民主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政治人物？
除了這些影響政府治理能力的制度因素外，影響西方政府抗疫能力的還有文化和社會因素。假定如森所說，民主政府更有意願去治理危機，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也更有治理能力。影響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的關係、政府與經濟的關係。
東亞社會何以
能執行抗疫政策
在東亞社會，政府能夠有效治理冠病疫情擴散，一個主要因素在於人民的配合。在東亞，人民在自由和生命之間作一選擇並不難，因為沒有生命，哪有自由。傳統文化中，東亞社會的人民也普遍信任政府。這兩者的結合，使得東亞社會的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政策能夠有效實施。
西方的情況則全然不同。在東亞，幾乎沒有人爭論要不要戴口罩，因為戴口罩既是自我保護，也表示對他人的尊重。只是在缺少口罩的情況下，一些政府才會考量什麼情況要戴口罩、什麼情況不須戴的問題。但在現代西方文化中，戴口罩意味著“得病”，戴口罩的人往往被人歧視。戴口罩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情，西方各國爭論不休，疫情已經變得如此嚴峻，人們還在爭論戴口罩的事情。
東亞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封城”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在東亞，人們普遍接受政府的指引，不管是自願還是非自願，很少有人去違背政策。但在西方，“封城”概念很少對個人行為產生影響，很多人還是照常生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和經濟之間的關係。經濟能力是政府的核心能力。制度必須具有動員能力，但前提是有資源可以動員。在這方面，中國（和東亞社會）表現在經濟和社會的統一，在西方則表現為經濟和社會的脫節及錯位。中國政府抗疫之所以有效，不僅僅是因為“舉國體制”的動員能力，更在於今天中國的經濟能力。
中國獲益於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的經濟資源。在過去數十年裡，中國成為世界製造工廠，並且什麼都能生產。例如，中國的口罩生產量占了世界的一半以上。儘管抗疫早期，中國也面臨醫療物資短缺的情況，但因為具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很快就克服了這一困難。充足的醫療物資供應，無疑是中國抗疫成功的經濟基礎。
西方的情況就不一樣了。西方具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最先進的醫療系統，公共衛生系統（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公共衛生制度）也是世界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但為什麼這次抗疫能力如此低下？除了上述制度和社會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分離。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已經全然把經濟和社會分離開來。資本逐利，把大部分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這使得在危機時刻，國家所需的供應嚴重不足。
例如，根據美國的統計，80%的醫療物質和90%以上的抗生素從中國進口。特朗普說美國具有最大的經濟和最先進的醫療，叫人民不要恐慌，但是在沒有足夠的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的情況下，老百姓能夠不恐慌嗎？在歐洲，義大利、塞爾維亞等國向德、法等國求救不得，不見得是德、法自私，而是因為醫療物資短缺，先要照顧自己的人民。德國更是截留了輸往其他國家的醫療物資。這些都是醫療物資產業鏈轉移到其他國家的結果。
以此看來，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猶如宗教，意識形態在社會治理上扮演很重要、可以稱之為“軟力量”的作用。不過，在危機面前，意識形態不能成為體制的遮羞布，否則就是自欺欺人;相反，人們必須直面現實，超越意識形態對思想意識的束縛，敢於實踐，從自己的實踐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也向其他國家的最優實踐學習。實踐才是歷史開放和永遠不會終結的終極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