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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成立7年来已经举办了500多场市集。“和你认识的、可靠的小农购买食物”这一做法背后的信任与互助理念，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2017年国庆长假期间，北京什刹海游客如织。位于地安门西大街与白米斜街胡同之间的乐春坊5号院则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活动—迷你版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应北京国际设计周之邀，这次市集也是一场食物与可持续生活的主题展览。
由一群关注三农问题的消费者志愿发起，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成立7年来已经举办了500多场市集。“和你认识的、可靠的小农购买食物”这一做法背后的信任与互助理念，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一个市集的诞生
刚刚从农场带来的玉米、胡萝卜、辣椒、茄子，农场自制的无添加五仁月饼和山楂条，秀才豆坊的手工豆腐，山里的土鸡蛋和蘑菇，纯天然的蔓越莓果汁，草木染的手帕袜子围巾……孩子们高兴地跑来跑去，拿着小铁锹刨土，抓一把辣椒闻闻，尝尝农场的自制米条……市集让乐春坊5号院里洋溢着柴米油盐的喜悦和温暖。
但在最初，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却被视为一种行为艺术。2010年9月，住在北京的日本女孩植村绘美发起了第一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让从事有机农业的中小农户能够和消费者面对面。这个活动吸引了一些外国艺术家、人类学家的参与，共同探讨食物和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那个时候，北京从事有机农业的农场寥寥无几，著名的小毛驴农场才刚刚起步。为了把市集办下去，志愿者们找好场地，小毛驴农场的创始人石嫣帮忙找来五六个在有机生产圈里可靠独立的中小农场，例如天福园、德润屋、圣林生态农庄等，并协调一些消费者参与讨论会，市集就这样慢慢做了起来。
“很多人认为有机农夫市集自国外舶来，但其实在世界各地，农夫市集都是最早的交易形式，从古代到现在农村的赶集，都是如此，没有中间商，没有大超市，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面对面。因此，我们是在城市里复兴传统。”2013年，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常天乐在芳新（FYSE）社会企业女性领导力峰会上说。
70后的常天乐曾是《中国日报》的财经记者，辞职后经历了赴老挝支教、500强外企白领、留学美国之后，成了一名帮助中小农户卖菜的“农妇”。
伴随更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加入，市集活动也日趋常规化，不止销售农产品，也开展农场拜访、分享会、自然体验等。7年来，市集已经在北京举办了500余场，参加市集的农户和商户数从一开始的四五家增加到目前的50余家，赶集人次从最初的100多人到高峰时的4000多人，直接服务消费者80万人次。市集的场地也从最初的艺术空间，走进交通便利、周边社区聚集的区域举办，三元桥、五彩城、三里屯、亦庄……
市集的志愿者构成十分有趣，有艺术家、外企白领、高校老师，甚至有来大陆旅行的台湾人。其中一位国企投资总监，平日里经手天文数字的项目资金，周末则乐呵呵地在市集上帮农户摆摊收一二十元的卖菜钱。
最初依靠纯志愿服务的市集，如今转型成为一个20多人的全职团队，通过社区店、收取合理的赶集金来实现开支平衡。一些场地提供者也因市集为其带来的显性（如客流）和隐性（如品牌、美誉度、好感）效益而愿意为其支付一定费用。
在组织者看来，市集在运营和管理上更接近于社会企业的概念。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强调商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所以市集一直坚持只面向独立中小规模农户，参加市集的农户也必须恪守这些标准：
认同有机理念，耕种过程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养殖密度合理，散养为主，不喂含抗生素和激素的饲料；公开透明其生产方式和方法（包括种子、肥料、饲料来源、防病防虫的方法等），并接受持续性的跟踪考察和监督。
市集倡导参与式保障体系—每月都会组织若干次农户拜访活动，和其他生产者、消费者、技术专家、媒体和 NGO 等相关人士一起前往农场，监督的同时也帮助农友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市集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食物社区，在食物体系中创造属于一个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更有自主性的空间。只有把生产者消费者联结在一起，彼此相互支持，才是让系统更加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办法。”常天乐表示。
新农人的人生选择
“这玉米甜吗？”“甜，生吃都行！”市集上，齐民农场柳慧萍的菜摊人气最旺，在她的热情推荐下，一位大妈痛快地买了不少新鲜的嫩玉米。
毕业于西安财经学院的柳慧萍是一名90后，圆脸、爱笑、稚气未脱，负责农场的销售对接，而她的丈夫、1988年出生的吴云龙则是齐民农场的“场主”。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他，早在大学时就曾尝试在学校开展校园农耕。
齐民农场的领头人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85后和90后，他们毕业于知名大学，也曾有过光鲜工作，但如今的理想是打造一个平价优质的生态农场，让平民百姓都能吃得起健康的蔬菜，同时传承中国传统农业的智慧。
7月，經常光顾市集的立三姑娘跟着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乔玉辉老师及其团队前往齐民农场调研土壤质量。抵达农场时天空正下着细雨，当看到几位还略带稚气的年轻人在田间地头和当地农民一起忙碌时，立三内心忍不住嘀咕：这些不到30岁的年轻人是怎么支撑起整个农场管理的？
吴云龙带着他们看了38座标准化的蔬果大棚，还有鸡舍和育苗棚。立三发现，农场的管理比想象中的更严谨：使用条带式堆肥法和酵素微生物来施肥，大棚里使用的地膜全部是生物可降解的，一年过后可以直接埋土弃之，和普通膜相比，成本大概贵了5-10倍，但也少了很多不可降解的垃圾。
吴云龙介绍说，农场每年能提供150多种蔬菜，光西红柿就有20多种，不但有北京人小时候吃过的北京苹果青，还有日本的黄珍珠、台湾的红葡萄、白牡丹、粉蜜桃等。他们精选了非转基因的老品种和口感好的杂交品种，施的是自主研发的有机肥，利用雄峰授粉，用螳螂和瓢虫等天敌防虫，所以西红柿一直都是他们的招牌产品。 立三很快就喜欢上这些年轻人，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不娇气不傲气、认真做事的品质。
“这些新农人不仅怀揣保护环境、发展农村理想，也带着知识和管理能力，给这片曾经板结化和病虫害严重的土壤带来恢复的希望—这些心血和付出让我真实感受到此刻饭桌上的食材来之不易。”立三感慨。
柳慧萍看到北京高端水果店陈列着许多外国水果，颇有感触。“日本的一串葡萄卖400元，苹果30元一斤，这还不是有机的品质。我们想做中国自己的果蔬，不仅好吃，前提必须是安全的，这样的东西才能算是食物。”
在她看来，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国家需要有热情的年轻人来做有机农业，来改变目前的农业现状。“很多人说有机蔬菜贵，但多花钱给食物，少花钱给医院，同时又保护了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何乐而不为呢。”这是柳慧萍的理念。
事实上，市集中聚集着许多有趣而特别的人。他们既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最接地气的农人，也是一群敢于追求理想生活的人，如同《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主人公。
畢业于北师大生物系的70后刘跃明曾在城里做了几年编辑，热爱植物的她最后还是回到了顺义老家，拉着叔叔、弟弟妹妹一起创办了美田阳光农场。已经务农7年的她，在下地干活儿之余，还出版了一本小书《我有一个农场》。
当父母选择移居到大兴安岭深处的古源之后，80后哈尔滨姑娘柳树也爱上了采山。丈夫金鹏和她一起为山货开拓市场，也用镜头和笔记录下大兴安岭的风物、人和生活，成了一名“野生散养”的诗人和摄影师。
天福园的农场主张志敏是北京有机农业圈的老人儿了。她的经历堪称传奇：曾经是大型国企高管，会说几国外语，做过翻译，参与过世贸谈判。在从事农产品国际贸易20多年后，不惑之年的她决心务农，成为北京地区开创有机农业的第一人，一转眼已经务农20多年。
60后成鹏飞做过基层扶贫干部，也做过国际公益组织项目官员，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到河北张家口农村，和老乡一起创办了“一墩青永续农场”。他热衷收集传统种子，还是个农机控，喜欢研究各种节省农民劳动力的小设备。
温志强和任盈盈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同学，这对90后在学校谈恋爱的时候就憧憬着毕业后有一块自己的地，用健康的方式种菜养猪。经人介绍，大四时他们到北京平人农场实习，种地、配送、做客服，经过几年的学习后，2015年11月，他们返乡承包土地并开始香菇种植，学生时代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买卖背后的情感力量
志愿者Karen是一名大学老师，她第一次接触农夫市集，是在美国北卡大学访学期间。一次聚会，她听老师和师母频频提到农夫市集，不由得脱口而出：“市集的东西比超市还贵，为啥去那儿买？”
“你难道没有觉得去超市购物少点什么吗？”老师比尔反问。在他看来，缺的是情感。一方面，现代超市是纯粹物化的交易场所，把位于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割裂成互不相干的分离空间。另一方面，在现代农业当中，真正从事生产的农夫只能得到定价十分之一二的利润，这并非真正的公平。
“面对货架上的物品，消费者无从了解到谁付出多少辛劳，才把毫不起眼的种子变成桌子上丰盛的食物，抽离了情感的买卖关系只能被压缩成一串串数字，无聊、乏味、机械、冰冷。”比尔说。
师母则说，每次从市集买菜回来，都会被一种细密的幸福感包围很久，他们与那些每周定期相见的农夫已经是朋友关系，如果长时间不见还会十分想念。
这个答案对平时只留意价格的Karen而言，多少是一种冲击。当她也开始加入市集时，她发现一到周末她就想去，在每个人都彼此和善微笑轻松相处、满是柴米油盐烟火气的真实空间逛一逛，能体会到一种细微、踏实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该有的相处之道。于是，在回国后，她成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志愿者。
信任和互助是农夫市集的基石。由于生产成本和有机认证费用比较高，一些默默耕耘的农场并没有去申请有机认证，这在最初曾引来了一些质疑。市集的解决之道除了参与式保障体系外，就是信任和托付。这在某种程度上却比认证更实际，其背后的意义也更深远。
“很多人认为有机就是标准，需要拿着技术认证去对比。而我们认为有机是个理念，是可持续地做农业，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常天乐说。在组织者看来，有机不是指某些认证，也不代表舍弃城市生活回到农村，更不是指昂贵的定价，而是一起创造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2015年夏天，某家农场的西瓜在上市前一天遭遇严重冰雹，毁于一旦。农场主选择将砸坏但已经成熟美味的西瓜带到市集上，免费供大家领取。市集则立即通知已付款的预订者，希望将本年的预订款作为明年的预订款依旧交给这个农户，如果申请退款，资金则由市集垫付，同时鼓励消费者继续预定明年的西瓜。最后，大约有一半的消费者选择留下了明年西瓜的预订款，继续支持该农场下一年的发展。
可以说，与自然友好相处，有节制地获取，农夫和消费者共同分享收获分担责任，是市集得以运转的共识和基础。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普通集市，也非一个企业，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公益组织，而是在公益理念下创造的一项事业。它是一个将生产者、消费者、志愿者融入其中的大家庭，依靠内在力量生发而成，因其明确、独立的价值观，在大家庭的成员间互动、碰撞中形成独特的内部规范，由沟通和信任建立情感归属而紧密联结，井然有序并且生机勃勃。”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的任荣晖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6）》中写到。
“人与人一旦产生连结，美好的东西顺其自然就会发生。当单一利益计算、干巴巴的买卖关系中，被一点点添加进无形的、珍贵的、暖暖的情感分量；吃，这个平淡的日常主题居然令人难以想象地升华成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Karen说，与市集的结缘让她更加惜福与感恩。
2017年国庆长假期间，北京什刹海游客如织。位于地安门西大街与白米斜街胡同之间的乐春坊5号院则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活动—迷你版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应北京国际设计周之邀，这次市集也是一场食物与可持续生活的主题展览。
由一群关注三农问题的消费者志愿发起，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成立7年来已经举办了500多场市集。“和你认识的、可靠的小农购买食物”这一做法背后的信任与互助理念，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一个市集的诞生
刚刚从农场带来的玉米、胡萝卜、辣椒、茄子，农场自制的无添加五仁月饼和山楂条，秀才豆坊的手工豆腐，山里的土鸡蛋和蘑菇，纯天然的蔓越莓果汁，草木染的手帕袜子围巾……孩子们高兴地跑来跑去，拿着小铁锹刨土，抓一把辣椒闻闻，尝尝农场的自制米条……市集让乐春坊5号院里洋溢着柴米油盐的喜悦和温暖。
但在最初，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却被视为一种行为艺术。2010年9月，住在北京的日本女孩植村绘美发起了第一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让从事有机农业的中小农户能够和消费者面对面。这个活动吸引了一些外国艺术家、人类学家的参与，共同探讨食物和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那个时候，北京从事有机农业的农场寥寥无几，著名的小毛驴农场才刚刚起步。为了把市集办下去，志愿者们找好场地，小毛驴农场的创始人石嫣帮忙找来五六个在有机生产圈里可靠独立的中小农场，例如天福园、德润屋、圣林生态农庄等，并协调一些消费者参与讨论会，市集就这样慢慢做了起来。
“很多人认为有机农夫市集自国外舶来，但其实在世界各地，农夫市集都是最早的交易形式，从古代到现在农村的赶集，都是如此，没有中间商，没有大超市，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面对面。因此，我们是在城市里复兴传统。”2013年，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组织者常天乐在芳新（FYSE）社会企业女性领导力峰会上说。
70后的常天乐曾是《中国日报》的财经记者，辞职后经历了赴老挝支教、500强外企白领、留学美国之后，成了一名帮助中小农户卖菜的“农妇”。
伴随更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加入，市集活动也日趋常规化，不止销售农产品，也开展农场拜访、分享会、自然体验等。7年来，市集已经在北京举办了500余场，参加市集的农户和商户数从一开始的四五家增加到目前的50余家，赶集人次从最初的100多人到高峰时的4000多人，直接服务消费者80万人次。市集的场地也从最初的艺术空间，走进交通便利、周边社区聚集的区域举办，三元桥、五彩城、三里屯、亦庄……
市集的志愿者构成十分有趣，有艺术家、外企白领、高校老师，甚至有来大陆旅行的台湾人。其中一位国企投资总监，平日里经手天文数字的项目资金，周末则乐呵呵地在市集上帮农户摆摊收一二十元的卖菜钱。
最初依靠纯志愿服务的市集，如今转型成为一个20多人的全职团队，通过社区店、收取合理的赶集金来实现开支平衡。一些场地提供者也因市集为其带来的显性（如客流）和隐性（如品牌、美誉度、好感）效益而愿意为其支付一定费用。
在组织者看来，市集在运营和管理上更接近于社会企业的概念。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强调商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所以市集一直坚持只面向独立中小规模农户，参加市集的农户也必须恪守这些标准：
认同有机理念，耕种过程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养殖密度合理，散养为主，不喂含抗生素和激素的饲料；公开透明其生产方式和方法（包括种子、肥料、饲料来源、防病防虫的方法等），并接受持续性的跟踪考察和监督。
市集倡导参与式保障体系—每月都会组织若干次农户拜访活动，和其他生产者、消费者、技术专家、媒体和 NGO 等相关人士一起前往农场，监督的同时也帮助农友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市集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食物社区，在食物体系中创造属于一个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更有自主性的空间。只有把生产者消费者联结在一起，彼此相互支持，才是让系统更加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办法。”常天乐表示。
新农人的人生选择
“这玉米甜吗？”“甜，生吃都行！”市集上，齐民农场柳慧萍的菜摊人气最旺，在她的热情推荐下，一位大妈痛快地买了不少新鲜的嫩玉米。
毕业于西安财经学院的柳慧萍是一名90后，圆脸、爱笑、稚气未脱，负责农场的销售对接，而她的丈夫、1988年出生的吴云龙则是齐民农场的“场主”。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他，早在大学时就曾尝试在学校开展校园农耕。
齐民农场的领头人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85后和90后，他们毕业于知名大学，也曾有过光鲜工作，但如今的理想是打造一个平价优质的生态农场，让平民百姓都能吃得起健康的蔬菜，同时传承中国传统农业的智慧。
7月，經常光顾市集的立三姑娘跟着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乔玉辉老师及其团队前往齐民农场调研土壤质量。抵达农场时天空正下着细雨，当看到几位还略带稚气的年轻人在田间地头和当地农民一起忙碌时，立三内心忍不住嘀咕：这些不到30岁的年轻人是怎么支撑起整个农场管理的？
吴云龙带着他们看了38座标准化的蔬果大棚，还有鸡舍和育苗棚。立三发现，农场的管理比想象中的更严谨：使用条带式堆肥法和酵素微生物来施肥，大棚里使用的地膜全部是生物可降解的，一年过后可以直接埋土弃之，和普通膜相比，成本大概贵了5-10倍，但也少了很多不可降解的垃圾。
吴云龙介绍说，农场每年能提供150多种蔬菜，光西红柿就有20多种，不但有北京人小时候吃过的北京苹果青，还有日本的黄珍珠、台湾的红葡萄、白牡丹、粉蜜桃等。他们精选了非转基因的老品种和口感好的杂交品种，施的是自主研发的有机肥，利用雄峰授粉，用螳螂和瓢虫等天敌防虫，所以西红柿一直都是他们的招牌产品。 立三很快就喜欢上这些年轻人，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不娇气不傲气、认真做事的品质。
“这些新农人不仅怀揣保护环境、发展农村理想，也带着知识和管理能力，给这片曾经板结化和病虫害严重的土壤带来恢复的希望—这些心血和付出让我真实感受到此刻饭桌上的食材来之不易。”立三感慨。
柳慧萍看到北京高端水果店陈列着许多外国水果，颇有感触。“日本的一串葡萄卖400元，苹果30元一斤，这还不是有机的品质。我们想做中国自己的果蔬，不仅好吃，前提必须是安全的，这样的东西才能算是食物。”
在她看来，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国家需要有热情的年轻人来做有机农业，来改变目前的农业现状。“很多人说有机蔬菜贵，但多花钱给食物，少花钱给医院，同时又保护了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何乐而不为呢。”这是柳慧萍的理念。
事实上，市集中聚集着许多有趣而特别的人。他们既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最接地气的农人，也是一群敢于追求理想生活的人，如同《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主人公。
畢业于北师大生物系的70后刘跃明曾在城里做了几年编辑，热爱植物的她最后还是回到了顺义老家，拉着叔叔、弟弟妹妹一起创办了美田阳光农场。已经务农7年的她，在下地干活儿之余，还出版了一本小书《我有一个农场》。
当父母选择移居到大兴安岭深处的古源之后，80后哈尔滨姑娘柳树也爱上了采山。丈夫金鹏和她一起为山货开拓市场，也用镜头和笔记录下大兴安岭的风物、人和生活，成了一名“野生散养”的诗人和摄影师。
天福园的农场主张志敏是北京有机农业圈的老人儿了。她的经历堪称传奇：曾经是大型国企高管，会说几国外语，做过翻译，参与过世贸谈判。在从事农产品国际贸易20多年后，不惑之年的她决心务农，成为北京地区开创有机农业的第一人，一转眼已经务农20多年。
60后成鹏飞做过基层扶贫干部，也做过国际公益组织项目官员，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到河北张家口农村，和老乡一起创办了“一墩青永续农场”。他热衷收集传统种子，还是个农机控，喜欢研究各种节省农民劳动力的小设备。
温志强和任盈盈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同学，这对90后在学校谈恋爱的时候就憧憬着毕业后有一块自己的地，用健康的方式种菜养猪。经人介绍，大四时他们到北京平人农场实习，种地、配送、做客服，经过几年的学习后，2015年11月，他们返乡承包土地并开始香菇种植，学生时代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买卖背后的情感力量
志愿者Karen是一名大学老师，她第一次接触农夫市集，是在美国北卡大学访学期间。一次聚会，她听老师和师母频频提到农夫市集，不由得脱口而出：“市集的东西比超市还贵，为啥去那儿买？”
“你难道没有觉得去超市购物少点什么吗？”老师比尔反问。在他看来，缺的是情感。一方面，现代超市是纯粹物化的交易场所，把位于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割裂成互不相干的分离空间。另一方面，在现代农业当中，真正从事生产的农夫只能得到定价十分之一二的利润，这并非真正的公平。
“面对货架上的物品，消费者无从了解到谁付出多少辛劳，才把毫不起眼的种子变成桌子上丰盛的食物，抽离了情感的买卖关系只能被压缩成一串串数字，无聊、乏味、机械、冰冷。”比尔说。
师母则说，每次从市集买菜回来，都会被一种细密的幸福感包围很久，他们与那些每周定期相见的农夫已经是朋友关系，如果长时间不见还会十分想念。
这个答案对平时只留意价格的Karen而言，多少是一种冲击。当她也开始加入市集时，她发现一到周末她就想去，在每个人都彼此和善微笑轻松相处、满是柴米油盐烟火气的真实空间逛一逛，能体会到一种细微、踏实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该有的相处之道。于是，在回国后，她成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志愿者。
信任和互助是农夫市集的基石。由于生产成本和有机认证费用比较高，一些默默耕耘的农场并没有去申请有机认证，这在最初曾引来了一些质疑。市集的解决之道除了参与式保障体系外，就是信任和托付。这在某种程度上却比认证更实际，其背后的意义也更深远。
“很多人认为有机就是标准，需要拿着技术认证去对比。而我们认为有机是个理念，是可持续地做农业，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常天乐说。在组织者看来，有机不是指某些认证，也不代表舍弃城市生活回到农村，更不是指昂贵的定价，而是一起创造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2015年夏天，某家农场的西瓜在上市前一天遭遇严重冰雹，毁于一旦。农场主选择将砸坏但已经成熟美味的西瓜带到市集上，免费供大家领取。市集则立即通知已付款的预订者，希望将本年的预订款作为明年的预订款依旧交给这个农户，如果申请退款，资金则由市集垫付，同时鼓励消费者继续预定明年的西瓜。最后，大约有一半的消费者选择留下了明年西瓜的预订款，继续支持该农场下一年的发展。
可以说，与自然友好相处，有节制地获取，农夫和消费者共同分享收获分担责任，是市集得以运转的共识和基础。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并不是一般意义下的普通集市，也非一个企业，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公益组织，而是在公益理念下创造的一项事业。它是一个将生产者、消费者、志愿者融入其中的大家庭，依靠内在力量生发而成，因其明确、独立的价值观，在大家庭的成员间互动、碰撞中形成独特的内部规范，由沟通和信任建立情感归属而紧密联结，井然有序并且生机勃勃。”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的任荣晖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6）》中写到。
“人与人一旦产生连结，美好的东西顺其自然就会发生。当单一利益计算、干巴巴的买卖关系中，被一点点添加进无形的、珍贵的、暖暖的情感分量；吃，这个平淡的日常主题居然令人难以想象地升华成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Karen说，与市集的结缘让她更加惜福与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