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制度养老”替代“养儿防老”
　　
　　养老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整个社会、家庭乃至个人的共同参与。
　　笔者认为，应界定政府、家庭和市场在养老问题上的边界，努力构建与各层次需求相匹配的养老供给。首先，政府要出政策，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社会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要参与进来，也包括境外愿意投身养老事业的民间机构。
　　其次，要在城市各个社区建立养老护理服务中心，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此外，政府需尽快出台养老产业的准入标准，多鼓励中低端的养老产业开发。
　　香港从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要推出“逆按揭”政策，60岁以上的老人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或者是有关金融部门，然后每个月去收取他房子的租金。其主要的功能就是你就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每个月给你一部分钱，直至终生，解决退休金不足的问题。
　　
　　经济转型期不妨推行“养房防老”
　　
　　实际上这种方案在英美国家甚至新加坡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但在香港推行却比较缓慢，这和中国老年人希望留一点财产给自己子女的观念有关。但是目前，香港老年人的观念也在转变。笔者认为这个方案也可以在上海推行。因为在上海进入到老龄社会之后，“养儿防老”要做到是很难的，在经济转型期不妨推行“养房防老”。
　　
　　老龄化呼唤新的老年法
　　
　　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颁布于1996年，该老年法已较难适应正在加速的中国老龄化进程。
　　“空巢”老人是现行老年法制定时不可能预料到的现象，因此也就不可能从其中找到保护他们权益的可行性措施。社会的发展已经使物质赡养不再成为最大问题，但是精神的孤独却不折不扣地啃啮着“空巢”老人的心灵。老年法的修改肯定不能回避精神赡养的问题，不仅“常回家看看”需要入法，而且需要解决可诉性和操作性等难题。
　　在15年前家庭养老确实是社会的主流。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家庭养老再也难以支撑老龄化之重，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体系格局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认。与此同时，在社会化养老的过程中，政府、社会、子女、老人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被厘清和明晰。
　　老年法颁行15年来，政府、社会和个人在尊老爱老方面探索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做法，它们需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固定下来，比如，多个省市区已经开始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类似的优待老人、完全可行的福利制度，应当成为新法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