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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口碑极佳，影响甚巨。是书首版于一九八0年，国内很快就有了刘路新等人的译本，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增订版面世，也是很快，二00六年一月，国内又推出“最新版全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品。这个“最新版全译本”的《毛泽东传》，换了译者，由胡为雄、郑玉臣二人翻译，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纳入石仲泉、萧延中主编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自然是一个权威的译本。
这个译本的第十一章“改造”中，有一些不能说是很起眼的文字，却可让读者见识一个人和他的一本书。译文抄录如次：
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斋，到怀仁堂作报告。这是一座别致的古代建筑，位于紫禁城内，是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许多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其中，钟敬文是四十年代“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同其他人一样，他在一九四九年倒向了共产党。
毛泽东一到来，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会起立鼓掌，毛泽东已经习惯了这些。但是，毛泽东的助手总有些不放心。在毛泽东到来之前，礼宾官员就走近钟，告诉他仪式的程序，因为他坐在门口，他将第一个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出现，他就要马上起立鼓掌。以此为信号，整个会场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以示对这位主席的敬意。
钟回忆说，当毛泽东缓步从走廊过来时，一切按程序进行。暴风雨般的掌声显然使毛泽东受之无愧。（该书272页）
这些文字后面给出了一个注释，注释译作“钟敬文：《风雨十年》”。
钟敬文是四十年代“第三势力”的人物？而且还是头面人物？而且还不时地出入怀仁堂，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不要说研究钟敬文的专家，便是对钟敬文稍有了解的读者，读后至少会不无疑惑。盖因钟敬文终其一生，著名教授而已，成为党外人士的头面人物，当无可能。如对钟敬文了解得多一些，稍作追究，会发现其人系党外人士不假，但在五十年代初，钟敬文并无那么崇高的地位。而且，不要等到一九四九年，钟敬文早几年即愈益“倒向了共产党”。因思想左倾，一九四七年夏他被中山大学解聘，旋赴香港，加盟有中共背景的达德学院，被聘为教授。这些都可证明，钟敬文的四十年代是“左转”的，与所谓的“第三势力”无涉。当然，因为“左转”，钟敬文在其被打成“右派”之前，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务长和研究部主任。
这本译作《风雨十年》的书，在特里尔《毛泽东传》里写作Ten Years of Storm。即使对于钟敬文相对无知，小作查考，也就知道这位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界“大咖”，根本就不曾写过一部名日“风雨十年”的书。看来，这个译本明显是把“钟敬文”译错了。再查考特里尔原文，这个“钟敬文”，原文是“Zhou Chingwen”。“Zhou”可以读作“钟”，这是很需要读音方面的想象力的。
不唯此译本，刘路新等人翻译的初版《毛泽东传》中，“Zhou Chingwen”译作“邹庆文”（见该书290页）。至于注释，索性就去掉了。人民大学出版社译本的主要译者胡为雄在“译者附言”里说，他曾受河北人民出版社之托，校译过《毛泽东传》初版。原来“Zhou”读作“邹”，胡为雄也是负有责任的。初译本的“邹庆文”，一变而作“钟敬文”，可以看到胡为雄于译事看得并不轻松，他确实发现了问题，而且反复斟酌，颇受踌躇之苦。
这个名叫“Zhou Chingwen”的人，他的这本Ten Years of Storm，果然十分了得。了解美国“中国研究”的人，在为尼克松访华开列的参考书里，可以找到这本书。它的英文版，一九六。年在纽约出版，写红色中国头十年的历史。彼时正值所谓“铁幕”时代，西人于来自红色中国的任何一点知识，都是“求知若渴”，故而此书一时很是风行，六七十年代搞“中国研究”的西人，大约无人不知，故而它能轻易获得极高的引用率。随手还可举出一例。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其中尤以《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在中国影响最大。威尔逊的“毛泽东传”，有多个中译本，译作“毛泽东传”或“毛泽东”，其实只译了它的副题“A Biography of Mao Tse-Tung”，其正题作People’s Emperor。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译的译本，最早在一九九三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译作“历史巨人毛泽东”，后来中央文献出版社又出新版，改译为“毛泽东”。《历史巨人毛泽东》也引用了“Zhou Chingwen”的这本Ten Years of Storm，那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底在一个座谈会上鼓励“鸣放”的讲话，引用末了，给出注释：“周兴文：《十年风雨》，纽约一九六0年版”（见该书338—339页）。——又出来个“周兴文”。
“钟敬文”，“邹庆文”，“周兴文”——这个“Zhou Chingwen”究竟是何方神圣，读者越来越是一头雾水。
其实，知道“Zhou Chingwen”并不难。他的中文大名曰“周鲸文”。其人曾经大名鼎鼎。他生于一九0八年，早年留日留美复留英，如此这般青年才俊的灿烂履历，就不用说了。单看他人到中年的四十年代，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说得没错，其人可是“‘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一九四一年三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周鲸文为发起人之一；一九四八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电邀在港的民主党派八位主要人士北上共商国是，周鲸文乃是八人中的一人。作为“‘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其角色和地位如何，且看他在Ten Years of Storm一书“自序”中的一番“夫子自道”：
当年，我以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充作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在当时是最高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了政府负责人。毛泽东由此登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接着政府机构成立，我又被推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委員；凡有关政治法律的法令条例，形式上多是通过这个机关，然后由政务院讨论批准，再予公布。我一直在这个机关工作，直至一九五四年通过宪法，撤销这个机关为止。 一九五四年召开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又被推为该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直至我到香港一年以后才被撤销。
从民盟成立之日我就是它的负责人之一，到了北京，我始终是中央常务委员，历任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周鲸文说到他离开内地到香港，此是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在内地从声闻于天到寂寂无闻的主要原因。书中“自序”还透露，他是“以办理私事为名，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而来到香港的，时间是在一九五六年底。抗战时期的前半段，周鲸文在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同时经营时代书店，自是存留些许财产，实际上，他的“办理私事”即是“处理私人财产”，此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当然，具体处理的是周恩来，所以，周鲸文晚年对人述说往事，喜欢说是“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移居香港”（王复兴：《东总的历史命运及有关的人和事》，见新浪博客）。
周鲸文这一次赴港却是“往而不返”，在官方看来，自是充满欺骗的“叛逃”行径。周鲸文抵港半年后，“反右”运动开展起来，尽管其身已不在场，但也不妨碍赐给一顶帽子，比如，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陈端仪揭批曾昭抡之时，即直呼周鲸文为“右派分子”：“一九四八年，他（曾昭抡）从美国转英国回到香港，就同章伯钧、周鲸文等右派分子在一起开座谈会、办杂志、写文章，极尽宣传美国、宣传中间路线的能事。”（《民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会议揭发曾昭抡是章罗联盟的军师》，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随着运动的展开，周鲸文起初被划入“罗隆基集团”，系其十一名成员之一；紧接着又被确定为此“集团”的五名“核心分子”中的一个，《人民日报》报道说，八月十九日，民盟中央第八次扩大整风座谈会揭露罗隆基反共集团，这个集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罪恶活动，它的核心分子有张东荪、叶笃义、周鲸文、潘光旦和曾昭抡等（见《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最终，民盟中央对中央一级右派分子进行处理，核心分子五人，只特别提及二人，周鲸文仍赫然在列：“解放以来在民盟内部结成包括有张东荪、周鲸文在内的秘密集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部署、夺取据点、扩充实力、打击排斥共产党员和左派。经过揭露以后，仍然采取隐蔽方式，继续活动。”（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专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编印，一九五八年一月）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五十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周鲸文的委员资格的决议”（见《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此即是周鲸文在书中“自序”所说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直至他“到香港一年以后才被撤销”。
周鲸文的那本Ten Years of Storm，中文本原名“风暴十年”。抵港几个月后，他即开始写作是书，一九五八年一月完成，一九五九年一月由香港时代批评社出版。全书十四章，三十余万字，带有回忆录性质。“自序”还写道，抵港后的最初几个月及写作期间，“我是未与外界接触，尤其是未与新闻记者见过面。所以外间关于我的消息报道全系记者自己猜测之词。直到本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才是我自己负责任的声明”。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周鲸文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翌日，他的一个“声明”刊发在“香港反动报纸”上，此即轰动一时的“八一声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及时做了报道，且附录了“八一声明”全文（参见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
周鲸文系东北籍人士，还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作相的外甥，因而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可以说，三四十年代，举凡事关东北救亡、抗日和文化方面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可看到周鯨文的身影。“九一八事变”后，周鲸文在哈尔滨主持《晨光晚报》，大声疾呼抗日。一九三三年，周鲸文在京津地区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杂志。一九三六年八月，周鲸文接受张学良聘请，担任东北大学秘书主任、代理校长并兼任法学院院长。一九三八年赴港后，周鲸文办刊兼营书店。一九四0年萧红从重庆来到香港，她最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周鲸文是她最重要的友人之一，不仅刊发其作品，而且对这个贫病中的女作家予以资助。电影《黄金时代》中，也可见到周鲸文温文尔雅的身影，由张嘉译饰演，旁边字幕标明是“杂志主编”。
直至今日，一些有关东北的事情，有时也能见到“周鲸文”，比如东北大学，自九十年代始即设有“东北大学周鲸文奖学金”及“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周鲸文奖学金”，由东北大学董事会常务董事周岜捐资设立。企业家周岜居香港，系周鲸文之子。——人们早已对周鲸文不再陌生。
这个译本的第十一章“改造”中，有一些不能说是很起眼的文字，却可让读者见识一个人和他的一本书。译文抄录如次：
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斋，到怀仁堂作报告。这是一座别致的古代建筑，位于紫禁城内，是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许多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其中，钟敬文是四十年代“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同其他人一样，他在一九四九年倒向了共产党。
毛泽东一到来，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会起立鼓掌，毛泽东已经习惯了这些。但是，毛泽东的助手总有些不放心。在毛泽东到来之前，礼宾官员就走近钟，告诉他仪式的程序，因为他坐在门口，他将第一个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出现，他就要马上起立鼓掌。以此为信号，整个会场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以示对这位主席的敬意。
钟回忆说，当毛泽东缓步从走廊过来时，一切按程序进行。暴风雨般的掌声显然使毛泽东受之无愧。（该书272页）
这些文字后面给出了一个注释，注释译作“钟敬文：《风雨十年》”。
钟敬文是四十年代“第三势力”的人物？而且还是头面人物？而且还不时地出入怀仁堂，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不要说研究钟敬文的专家，便是对钟敬文稍有了解的读者，读后至少会不无疑惑。盖因钟敬文终其一生，著名教授而已，成为党外人士的头面人物，当无可能。如对钟敬文了解得多一些，稍作追究，会发现其人系党外人士不假，但在五十年代初，钟敬文并无那么崇高的地位。而且，不要等到一九四九年，钟敬文早几年即愈益“倒向了共产党”。因思想左倾，一九四七年夏他被中山大学解聘，旋赴香港，加盟有中共背景的达德学院，被聘为教授。这些都可证明，钟敬文的四十年代是“左转”的，与所谓的“第三势力”无涉。当然，因为“左转”，钟敬文在其被打成“右派”之前，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务长和研究部主任。
这本译作《风雨十年》的书，在特里尔《毛泽东传》里写作Ten Years of Storm。即使对于钟敬文相对无知，小作查考，也就知道这位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界“大咖”，根本就不曾写过一部名日“风雨十年”的书。看来，这个译本明显是把“钟敬文”译错了。再查考特里尔原文，这个“钟敬文”，原文是“Zhou Chingwen”。“Zhou”可以读作“钟”，这是很需要读音方面的想象力的。
不唯此译本，刘路新等人翻译的初版《毛泽东传》中，“Zhou Chingwen”译作“邹庆文”（见该书290页）。至于注释，索性就去掉了。人民大学出版社译本的主要译者胡为雄在“译者附言”里说，他曾受河北人民出版社之托，校译过《毛泽东传》初版。原来“Zhou”读作“邹”，胡为雄也是负有责任的。初译本的“邹庆文”，一变而作“钟敬文”，可以看到胡为雄于译事看得并不轻松，他确实发现了问题，而且反复斟酌，颇受踌躇之苦。
这个名叫“Zhou Chingwen”的人，他的这本Ten Years of Storm，果然十分了得。了解美国“中国研究”的人，在为尼克松访华开列的参考书里，可以找到这本书。它的英文版，一九六。年在纽约出版，写红色中国头十年的历史。彼时正值所谓“铁幕”时代，西人于来自红色中国的任何一点知识，都是“求知若渴”，故而此书一时很是风行，六七十年代搞“中国研究”的西人，大约无人不知，故而它能轻易获得极高的引用率。随手还可举出一例。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其中尤以《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在中国影响最大。威尔逊的“毛泽东传”，有多个中译本，译作“毛泽东传”或“毛泽东”，其实只译了它的副题“A Biography of Mao Tse-Tung”，其正题作People’s Emperor。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译的译本，最早在一九九三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译作“历史巨人毛泽东”，后来中央文献出版社又出新版，改译为“毛泽东”。《历史巨人毛泽东》也引用了“Zhou Chingwen”的这本Ten Years of Storm，那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底在一个座谈会上鼓励“鸣放”的讲话，引用末了，给出注释：“周兴文：《十年风雨》，纽约一九六0年版”（见该书338—339页）。——又出来个“周兴文”。
“钟敬文”，“邹庆文”，“周兴文”——这个“Zhou Chingwen”究竟是何方神圣，读者越来越是一头雾水。
其实，知道“Zhou Chingwen”并不难。他的中文大名曰“周鲸文”。其人曾经大名鼎鼎。他生于一九0八年，早年留日留美复留英，如此这般青年才俊的灿烂履历，就不用说了。单看他人到中年的四十年代，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说得没错，其人可是“‘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一九四一年三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周鲸文为发起人之一；一九四八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电邀在港的民主党派八位主要人士北上共商国是，周鲸文乃是八人中的一人。作为“‘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其角色和地位如何，且看他在Ten Years of Storm一书“自序”中的一番“夫子自道”：
当年，我以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充作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在当时是最高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了政府负责人。毛泽东由此登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接着政府机构成立，我又被推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委員；凡有关政治法律的法令条例，形式上多是通过这个机关，然后由政务院讨论批准，再予公布。我一直在这个机关工作，直至一九五四年通过宪法，撤销这个机关为止。 一九五四年召开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又被推为该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直至我到香港一年以后才被撤销。
从民盟成立之日我就是它的负责人之一，到了北京，我始终是中央常务委员，历任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周鲸文说到他离开内地到香港，此是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在内地从声闻于天到寂寂无闻的主要原因。书中“自序”还透露，他是“以办理私事为名，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而来到香港的，时间是在一九五六年底。抗战时期的前半段，周鲸文在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同时经营时代书店，自是存留些许财产，实际上，他的“办理私事”即是“处理私人财产”，此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当然，具体处理的是周恩来，所以，周鲸文晚年对人述说往事，喜欢说是“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移居香港”（王复兴：《东总的历史命运及有关的人和事》，见新浪博客）。
周鲸文这一次赴港却是“往而不返”，在官方看来，自是充满欺骗的“叛逃”行径。周鲸文抵港半年后，“反右”运动开展起来，尽管其身已不在场，但也不妨碍赐给一顶帽子，比如，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陈端仪揭批曾昭抡之时，即直呼周鲸文为“右派分子”：“一九四八年，他（曾昭抡）从美国转英国回到香港，就同章伯钧、周鲸文等右派分子在一起开座谈会、办杂志、写文章，极尽宣传美国、宣传中间路线的能事。”（《民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会议揭发曾昭抡是章罗联盟的军师》，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随着运动的展开，周鲸文起初被划入“罗隆基集团”，系其十一名成员之一；紧接着又被确定为此“集团”的五名“核心分子”中的一个，《人民日报》报道说，八月十九日，民盟中央第八次扩大整风座谈会揭露罗隆基反共集团，这个集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罪恶活动，它的核心分子有张东荪、叶笃义、周鲸文、潘光旦和曾昭抡等（见《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最终，民盟中央对中央一级右派分子进行处理，核心分子五人，只特别提及二人，周鲸文仍赫然在列：“解放以来在民盟内部结成包括有张东荪、周鲸文在内的秘密集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部署、夺取据点、扩充实力、打击排斥共产党员和左派。经过揭露以后，仍然采取隐蔽方式，继续活动。”（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专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编印，一九五八年一月）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五十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周鲸文的委员资格的决议”（见《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此即是周鲸文在书中“自序”所说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直至他“到香港一年以后才被撤销”。
周鲸文的那本Ten Years of Storm，中文本原名“风暴十年”。抵港几个月后，他即开始写作是书，一九五八年一月完成，一九五九年一月由香港时代批评社出版。全书十四章，三十余万字，带有回忆录性质。“自序”还写道，抵港后的最初几个月及写作期间，“我是未与外界接触，尤其是未与新闻记者见过面。所以外间关于我的消息报道全系记者自己猜测之词。直到本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才是我自己负责任的声明”。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周鲸文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翌日，他的一个“声明”刊发在“香港反动报纸”上，此即轰动一时的“八一声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及时做了报道，且附录了“八一声明”全文（参见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
周鲸文系东北籍人士，还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作相的外甥，因而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可以说，三四十年代，举凡事关东北救亡、抗日和文化方面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可看到周鯨文的身影。“九一八事变”后，周鲸文在哈尔滨主持《晨光晚报》，大声疾呼抗日。一九三三年，周鲸文在京津地区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杂志。一九三六年八月，周鲸文接受张学良聘请，担任东北大学秘书主任、代理校长并兼任法学院院长。一九三八年赴港后，周鲸文办刊兼营书店。一九四0年萧红从重庆来到香港，她最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周鲸文是她最重要的友人之一，不仅刊发其作品，而且对这个贫病中的女作家予以资助。电影《黄金时代》中，也可见到周鲸文温文尔雅的身影，由张嘉译饰演，旁边字幕标明是“杂志主编”。
直至今日，一些有关东北的事情，有时也能见到“周鲸文”，比如东北大学，自九十年代始即设有“东北大学周鲸文奖学金”及“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周鲸文奖学金”，由东北大学董事会常务董事周岜捐资设立。企业家周岜居香港，系周鲸文之子。——人们早已对周鲸文不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