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史上有不少关于人和驯化动物之间的故事或传说，其中牛和马这两种动物分别是道教和佛教文化中最著名的意象。牛跟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的渊源来自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的传说，老子后来被推为道教祖师，青牛自然也就变成“神牛”了。比之牛与道教的关系，或许马与佛教两者相伴相生的关系更为密切。
　　我国佛教史上年代最早也是流传最广的当属“白马驮经”的故事。这是一个听上去像梦一样的故事，也是一个具有很强隐喻性的故事。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5年）某天晚上，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位身体有金光环绕的神仙从远处轻盈地飘向自己，并在御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上朝时明帝将这梦讲给大臣们听，太史傅毅素来博学多才，他告诉明帝：听说天竺（今印度）有位得道的神，被尊为“佛”，能飞身于虚幻中，全身放射光芒，皇上昨夜所梦见的应该是“佛”！
　　大概当时佛教已随着西汉初年开辟的丝绸之路被至少零零星星地引入中国（在民间层面上），而在东汉初兴之时，统治者则觉得从治国层面有必要引进佛教思想，于是才有明帝做梦的事。随后，明帝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等13人前往西域拜求佛法。三年后，天竺两位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两高僧在大月氏即今阿富汗一带传教时被汉使遇见）跟着蔡、秦等人一同回到都城洛阳，而随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白马驼载的佛经和佛像，这受到明帝的躬亲迎奉。因为在艰难漫长的路途上，白马立功甚大，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明帝将二高僧弘法传教的寺庙命名为“白马寺”，以表达“白马西来、旷世姻缘、从兹震旦、佛日中天”的祈愿。
　　六百年后的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经过17年的漫长取经路，终于回到了大唐都城长安，他从天竺带回了佛教经典多达六百余部。据由此演化而来的神话小说《西游记》说，玄奘师徒四人受到大唐皇帝、也是玄奘哥哥的李世民的亲自迎接。这一情节跟汉明帝亲迎佛法如出一辙。不过，据正史载，玄奘并不是李世民的“御弟”，李世民也没有在长安迎接他的归来。玄奘的归来在长安倒是件大事，他受到了市民和僧界的热烈欢迎，甚至都到了“倾都罢市”的程度。
　　或许唐代的玄奘在整个求法路上更多是独自一人靠着坚韧的双脚双腿走出来的，但在《西游记》中，唐僧一路上几乎都是有坐骑白龙马的，还有三个徒弟。白龙马原是西海龙王三太子，在触犯天条、得罪玉帝后被南海观世音菩萨所救，后来又吃掉唐僧的白马，不过，他在菩萨的点化下锯角退鳞，化作白龙马皈依佛门，成为唐僧新坐骑，等到历尽艰辛取经归来，白龙马被如来佛祖升为八部天龙广力菩萨。
　　若是分析起来，《西游记》中任劳任怨又具有神力的白马很可能就是对东汉“白马驮经”的遥远回应：同样是从遥远的异域驮来（或带来）佛经；同样是传播佛法的“使者”；同样造成了一次中外交流史（尤其是宗教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同样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开启点或重要转折点。为什么每次都有马的身影呢？除了因为当时马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外，大概还因为马在中华文化里有任重、耐劳、稳健、忠诚等特征，并且，我们也能看到人间的骏马被神化的种种原因，以及骏马在被神化之后的种种姿态（比如“天上龙，人间马”的说法等）。而这一切似乎都使得骏马不能不与佛教相连，也不能不变成“神者”或是沟通“人间”与“神性宗教”的媒介。
　　当然，宗教终究是人间的，马也是。马是古代用来开辟道路的最佳交通工具，而宗教的传播也需要依赖道路的开辟；这自然就使马与宗教相连了。汉地的佛教是依靠马匹带来的；藏传佛教也借助于马匹，把印度的佛经、佛像等物带到藏地；另外，在我国西南的茶马古道上，马背上驮着的也不仅仅是茶叶和药材，还有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当然还有印度佛教密宗在西南的传播。最让人惊叹的是，佛教文化和茶文化是如此地相契相融，而这都跟马分不开关系。因此可以说，佛教进入中华是借助马，而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也归功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