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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最后一天，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发表声明，宣告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东南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业内人士预测，受益于近年迅猛的发展，2030年东盟或成为人口近7亿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未来共同体单一市场的不断完善，将使全世界投资者对该地区信心倍增，吸引更多投资流向东南亚。
就在此时，部分经济学学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认为东盟共同体不久将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迁出之际，取代中国成为新“世界工厂”。而这样的趋势似乎也愈发明显，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是陷入零和博弈，还是在产业转型中谋求合作共赢？双方都需要从长计议。
中国制造业比重下滑，外资迁出
2015年，中国制造业迁出较2014年大致保持了原有态势，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造成的成本提升仍是制造业迁出的主要因素。参与“2015年度中国珠三角制造业调查”的企业中，近九成认为2015年的劳动力供应情况较2014年没有改善，其中接近三成的企业认为形势下行。另外，“中国制造”曾引以为豪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正成为历史，大部分受访企业预计2016年的农民工薪资将保持2014年以来超过8%的增幅，甚至有所提高。该数据计入1.6%的预期通胀率后实际增长幅度为6.8%。
上述成本上升的现状掣肘制造业时，中国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使第三产业出现迅猛的发展势头。中国行业研究网提供的信息称，2015年中国产业的半壁江山已让位给第三产业，亦有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转向房地产、金融、保险等服务业；而传统的GDP中流砥柱工业正悄然退居二线。其他影响制造企业信心的因素还有利润空间收窄、融资状况紧张、订单前景不明朗、人民币汇率波动等现状。
成本上涨形成的不利环境，将迫使收益优先的制造商和投资者采取一定对策。一项针对制造商展开的调查显示，以珠三角制造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主要将采取三种措施以应对现状，即迁出、投资资本设备和投资自动化生产线，三者比例相当接近。而目前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外资最为密集的地区，三成的企业迁出，其规模非同小可。
东盟是中国制造业外迁主要目的地
早在东盟共同体成立之前，东盟已是投资热点地区之一。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低廉的投资成本、政策支持等优势，使得仅仅2014年进入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六国的外资既达1280亿美元，高于中国的1196亿美元。这是东盟FDI连续第二年超过中国。2015年8月，越南制造业率先获得欧盟认可，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拟取消几乎全部关税；2015年底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将为海外资本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单一市场内的自由贸易、投资及劳动力流动，将为海外投资者带来更多利好。
“中国的薪资成本上涨，驱使低端制造业企业转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设厂，而越南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看起来是不错的选择。”凯投宏观亚洲经济学家丹·马丁表示，“东盟本身也是个巨大市场，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看好。在近年来其他新兴地区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东盟开始脱颖而出。”
一段时间内中国，尤其是其重要的出口基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继续迁出几成定局，而东盟将是这批制造业迁出的最大受益方。表示将采取策略应对成本上涨的受访制造业企业中，约20%的企业表示将迁往中国中西部省份；11%表示将迁往海外，而这批外迁企业中，表示将迁往东盟的占79%（越南36%，柬埔寨25%，印尼10%，泰国5%，菲律宾3%），仅10%欲迁往孟加拉国，5%欲迁往印度，5%欲迁往斯里兰卡，其他国家1%。
合作共赢还是赢家通吃
在中国制造业收缩、东盟共同体投资形势看好的趋势下，“中国制造”是否会被取代，对经济总量占亚洲60%的两个重要经济体而言，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制造”的状况大不如前，外资从制造业撤离将给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更有西方学者悲观认为“中国制造”将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乐观形势同样显而易见。正如经济学家丹·马丁所言，中国的确会出现低附加值产品生产企业迁出的状况。但这一类型制造业远非“中国制造”的独苗，另一边以核电、高铁、电子产品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正不断发展自身核心技术、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现已具备一定出口能力。
中国高铁与核电建设项目，在世界各地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电子产品方面，目前中国手机品牌华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已占据超过20%的市场，在法国也有3%左右的份额，另一中国手机品牌小米也正加紧进军印度市场。2015年1～2月，排除中国春节的影响，电器电子产品出口额5279亿元人民币，仅这一项就高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310亿元人民币。
有学者表示，中国低端制造业比重下降，对本世纪初就已呈上升态势的高端制造业影响不会太大，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契机，为后者节省出更多资源，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产生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享受成本较低的年轻劳动力、便捷的原料供给、天然区位优势等一系列利好的东南亚地区低端制造业或借机进一步发展壮大。
诚然，低端制造业的“取代”此时有可能发生，但假设东盟侧重价值链下游的产业，而中国本土成功适应转型，发展高端产业，两者将顺利实现产能互补、携手走进世界市场。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区域产业链的成形、中国与东盟巩固现有战略伙伴关系和共建命运共同体，将是非常有力的助推剂。
由此看来，这场“新旧世界工厂之争”并非赢家通吃的单选题，而是格局调整的多选题。
当然，乐观的同时我们亦应理性地认识到，中国与东盟的产业互补性以及周围国际环境的现状，或难以为将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茁壮成长提供绝对理想的土壤，因此要实现差异化发展直至产业链上的分工合作，双方仍有大量共识有待达成、大量工作需要开展。
“合作共赢或赢家通吃”的问题，即“是否信奉‘零和博弈’”的问题。如果说在过去陈旧的竞争关系中，“赢家通吃”是一条准则，那么在21世纪，世界向多极合作、互利共赢方向发展的新格局下，竞争关系是否应做出适当调整？中国与东盟，两股重要力量能否在这场“棋局”中打破成见、实现双赢？这考验着双方人民与领导人的智慧、胆识和创新能力。
●联系编辑：381094303@qq.com
就在此时，部分经济学学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认为东盟共同体不久将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迁出之际，取代中国成为新“世界工厂”。而这样的趋势似乎也愈发明显，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是陷入零和博弈，还是在产业转型中谋求合作共赢？双方都需要从长计议。
中国制造业比重下滑，外资迁出
2015年，中国制造业迁出较2014年大致保持了原有态势，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造成的成本提升仍是制造业迁出的主要因素。参与“2015年度中国珠三角制造业调查”的企业中，近九成认为2015年的劳动力供应情况较2014年没有改善，其中接近三成的企业认为形势下行。另外，“中国制造”曾引以为豪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正成为历史，大部分受访企业预计2016年的农民工薪资将保持2014年以来超过8%的增幅，甚至有所提高。该数据计入1.6%的预期通胀率后实际增长幅度为6.8%。
上述成本上升的现状掣肘制造业时，中国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使第三产业出现迅猛的发展势头。中国行业研究网提供的信息称，2015年中国产业的半壁江山已让位给第三产业，亦有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转向房地产、金融、保险等服务业；而传统的GDP中流砥柱工业正悄然退居二线。其他影响制造企业信心的因素还有利润空间收窄、融资状况紧张、订单前景不明朗、人民币汇率波动等现状。
成本上涨形成的不利环境，将迫使收益优先的制造商和投资者采取一定对策。一项针对制造商展开的调查显示，以珠三角制造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主要将采取三种措施以应对现状，即迁出、投资资本设备和投资自动化生产线，三者比例相当接近。而目前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外资最为密集的地区，三成的企业迁出，其规模非同小可。
东盟是中国制造业外迁主要目的地
早在东盟共同体成立之前，东盟已是投资热点地区之一。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低廉的投资成本、政策支持等优势，使得仅仅2014年进入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六国的外资既达1280亿美元，高于中国的1196亿美元。这是东盟FDI连续第二年超过中国。2015年8月，越南制造业率先获得欧盟认可，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拟取消几乎全部关税；2015年底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将为海外资本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单一市场内的自由贸易、投资及劳动力流动，将为海外投资者带来更多利好。
“中国的薪资成本上涨，驱使低端制造业企业转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设厂，而越南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看起来是不错的选择。”凯投宏观亚洲经济学家丹·马丁表示，“东盟本身也是个巨大市场，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看好。在近年来其他新兴地区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东盟开始脱颖而出。”
一段时间内中国，尤其是其重要的出口基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继续迁出几成定局，而东盟将是这批制造业迁出的最大受益方。表示将采取策略应对成本上涨的受访制造业企业中，约20%的企业表示将迁往中国中西部省份；11%表示将迁往海外，而这批外迁企业中，表示将迁往东盟的占79%（越南36%，柬埔寨25%，印尼10%，泰国5%，菲律宾3%），仅10%欲迁往孟加拉国，5%欲迁往印度，5%欲迁往斯里兰卡，其他国家1%。
合作共赢还是赢家通吃
在中国制造业收缩、东盟共同体投资形势看好的趋势下，“中国制造”是否会被取代，对经济总量占亚洲60%的两个重要经济体而言，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制造”的状况大不如前，外资从制造业撤离将给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更有西方学者悲观认为“中国制造”将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乐观形势同样显而易见。正如经济学家丹·马丁所言，中国的确会出现低附加值产品生产企业迁出的状况。但这一类型制造业远非“中国制造”的独苗，另一边以核电、高铁、电子产品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正不断发展自身核心技术、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现已具备一定出口能力。
中国高铁与核电建设项目，在世界各地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电子产品方面，目前中国手机品牌华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已占据超过20%的市场，在法国也有3%左右的份额，另一中国手机品牌小米也正加紧进军印度市场。2015年1～2月，排除中国春节的影响，电器电子产品出口额5279亿元人民币，仅这一项就高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310亿元人民币。
有学者表示，中国低端制造业比重下降，对本世纪初就已呈上升态势的高端制造业影响不会太大，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契机，为后者节省出更多资源，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产生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享受成本较低的年轻劳动力、便捷的原料供给、天然区位优势等一系列利好的东南亚地区低端制造业或借机进一步发展壮大。
诚然，低端制造业的“取代”此时有可能发生，但假设东盟侧重价值链下游的产业，而中国本土成功适应转型，发展高端产业，两者将顺利实现产能互补、携手走进世界市场。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区域产业链的成形、中国与东盟巩固现有战略伙伴关系和共建命运共同体，将是非常有力的助推剂。
由此看来，这场“新旧世界工厂之争”并非赢家通吃的单选题，而是格局调整的多选题。
当然，乐观的同时我们亦应理性地认识到，中国与东盟的产业互补性以及周围国际环境的现状，或难以为将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茁壮成长提供绝对理想的土壤，因此要实现差异化发展直至产业链上的分工合作，双方仍有大量共识有待达成、大量工作需要开展。
“合作共赢或赢家通吃”的问题，即“是否信奉‘零和博弈’”的问题。如果说在过去陈旧的竞争关系中，“赢家通吃”是一条准则，那么在21世纪，世界向多极合作、互利共赢方向发展的新格局下，竞争关系是否应做出适当调整？中国与东盟，两股重要力量能否在这场“棋局”中打破成见、实现双赢？这考验着双方人民与领导人的智慧、胆识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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