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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时代，不论是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致力于后现代化发展的发达国家，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通中，都深受后现代性文化意向的影响。与此同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角力逐渐从经济、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领域转向文化这一新兴场域，因此，对于新形势下文化话语权的深入理解和把握就成为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要方向。具言之，对于后现代性语境下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话语权之间的关系逻辑、文化话语权在現代社会得以凸显的深层缘由，以及后现代性逻辑对文化话语结构性生成的切实影响等方面的剖析，有助于反思与挖掘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升与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后现代性;文化话语权;全球化;传媒模式;消费模式;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105-08
如果说“现代性从本质上是文化存在，是理性化和个体化时代的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1]，那么后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以偶然性和碎片化为标志的文化样态和文化氛围。后现代语境与文化话语权的关系表现在：一方面，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转向集中反映在话语“去权威化”“去集体化”“去个性化”“去时—空化”等表达危机之中;另一方面，自工业革命以降，现代社会的“表述不再是简单的认识论或者美学姿态，而是真正的政治理论”[2]，它试图将意识形态的力量施加于日常文化话语叙事之中。而且，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性也是自我反思的，“因为它不断地质疑自身”[3]。基于此，后现代性语境这一前提性表述不仅能够使我们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直面全球多元文化背景和后现代文化状况，而且使我们始终站在批判性与认同性辩证统一的立场上审视当代文化话语权的理论逻辑、问题逻辑、内容逻辑与实践指向。
一、理论逻辑：后现代性语境下意识形态主导权和文化话语权的关系探究
自传统阶级社会至今，文化话语始终与肯定或否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思想、主导或从属的意识形态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文化话语只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完全摒弃外在文化象征形式的意识形态则只能沦为能指表征缺席的“虚无”所指。作为当代国家“软实力”竞争内容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和文化话语权之间同样存在着此种相互作用、塑造与影响的关系。
第一层关系：普遍性内容与特殊性形式的关系。意识形态主导权在思想场域中争夺的是阶级利益方面的优势地位，具有强制性、灌输性等特征。人们往往依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来证明其政治属性，而忽略了文化属性，继而也就忽视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立场中的文化批判思想，轻视了其文化批判立场之中的意识形态含义。正如马克思常常将艺术、宗教、哲学等文化形式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样我们可以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视为意识形态主导权争夺的重要领域。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种种文化干预行为的意识形态属性，如以现行生产模式塑造“商品人”[4]的个性、以国民经济体系证明统治模式的合理性质等。
这种文化领导权在后现代视域中愈来愈体现在话语权的掌控方面，仍旧彰显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和斗争本性。正如福柯所言：“历史也经常教导我们，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以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5]3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权内含的思想体系是文化话语权的理论根基、精神底蕴和斗争底气，而文化话语权则成为国家坚守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特殊形式和延伸场域。
第二层关系：整体性结构与局部性功能的关系。意识形态主导权作为一个始终维护和巩固特定群体利益的权力结构，包含着众多功能领域，如人们熟知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每一功能领域虽各有其内在的实践指向，但它们始终围绕在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周围，维护着意识形态思想的指导性地位。而较之于其他实践领域，文化领域既是接受意识形态思想直接引导的领域，也是直接传播意识形态观点的领域，亦善于以多元性表征隐蔽自身暗含的意识形态性质，并以日常化、自然化的方式缓解思想间的激烈冲突。意识形态话语经由文化话语的改造，可以转变为商业、传媒、学术等多种话语形式，从而使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通过文化话语传播的方式嵌入受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然而，作为一种“软实力”，文化话语的“发声”力度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强度呈正相关的关系，仅凭借思想内涵自身的丰富化远不足以进一步扩大本土文化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因而，在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权力结构下，文化话语权的提升还依赖于先进的技术传输渠道、稳定的产业发展态势、强大的人民军队应战能力等其他功能领域的支撑，并通过理论话语推动技术、思想话语武装军队、消费话语助力经济等方式来进一步提升话语的实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三层关系：传统权力争夺场域与现代权力输出场域的关系。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输出主要依靠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强势手段，如商品输出、资源掠夺、殖民扩张等形式;在工业社会，意识形态输出就已出现了某种文化转向，文化工业和产品逐渐成为某种消耗、控制人的新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多以“占有”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在后工业社会，文化领域则成为“和平与发展”大潮下各国争夺国际霸权地位的主要领域之一。意识形态的“阵地”争夺战不再停留于产品的量的积累方面，而扩展到其使用方式、表达方式、呈现方式等附加符号和形象方面。其中，由传送技术、传播路径等方面的迭代更新而深化的文化话语功能最为显著，原因在于：一方面，话语总是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密不可分，人们习惯于通过选择话语以表达和展现自我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话语表现的是个体的内在文化认同。由此，文化话语权成为在传统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之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又一关键场域。
第四层关系：一般性所指与具体性能指的关系。在索绪尔的语言学视野中，“能指”和“所指”分别指向音响形象和概念，所谓“音响形象”指的“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6]，这种声音的心理印迹反映在语言层面表现为感性认知尚未转变为理性认知而在头脑中显现的表象，而在话语层面则体现为观念中的话语尚未形成完整表达而在众多象征形式与符号中暗含的陈述意向。而“所指”在语言学中指向的是与能指有着链接关系的中心概念和内在意义，表现在话语层面则指向诸多文化话语意向背后的实际意义和目标指向。事实上，这种隐藏在话语“能指”背后的“所指”就是指导特定群体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 在现代性语境中，“能指”与“所指”之间一对一的连接能够在社会群体间的相互确认下构成稳固的语言和意义系统。而后现代主义碎片化、多元化、分散化的文化体验使人们难以抓住其背后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内涵，既而使意识形态主导权面临着被分化和瓦解的威胁。话语“能指”与“所指”在后现代性语境下呈现出断裂之态，并表现为动态社会生存条件下意义的变动不居与“缺席”。基于此，从后现代视角出發，揭示文化话语“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性表征，继而探索“缝合”话语“能指”与“所指”的策略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问题逻辑：后现代性认同危机使文化话语权在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中得以凸显
在后工业化时代，文化、教育、生态等非传统领域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新“阵地”。其中，文化不仅由边缘化、大众化的层面转变为中心化、政治化的层面，而且容纳了全球环境意识、先进科技知识、军事政治信念等深层内涵。然而，后现代性诱发的各种文化危机则使话语权同时面对着种种“失声”的现实威胁。
（一）后现代性“主体”危机使话语生产“去集体化”
这里所谓的“去集体化”包含三方面的含义：“去历史化”，指时间体验的错乱使个体无暇顾及社会整体性的发展走势;“去个性化”，指日常生活的经济化使集体因个体特性的消失而丧失活力;“去主体化”，指“主体”的消亡势必会使集体力量无所依托。而后现代性“主体”危机对话语生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是社会成员普遍生存在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转变之中，话语生产在“去历史化”的过程中，逐渐走向碎片化与分散化。新闻媒体的资讯功能、直播媒体的实时功能则成为这一现象的助推器。它们不仅使人们加速遗忘历史经验，沉浸于“绝对的现在”[7]，而且将未来与现在、过去截然割裂开来，从而使整个社会系统逐渐丧失回顾历史和预判未来的能力。人们不再关心话语的共识性表达，而更加关注话语的及时性、便捷性、独特性等方面。如近年来年轻人常以字母、符号、数字构成的缩略词和以语录、图片、影视素材构成的表情形象，来彰显个体或群体的独特审美，并逐渐形成了某些小众文化圈的话语准入门槛。
二是社会成员普遍无意识地受困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话语生产受“去个性化”的影响而丧失了自身的批判本性。詹姆逊在探索后现代主义文化时就提到：“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地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8]后现代文化话语的表面化、无深度的内容就是跨国资本主义经济架构所倡导的文化逻辑，且在全球化趋势下这一逻辑以迅猛之势渗入世界各国之中。如我国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娱乐至上”等话语表达就是这种文化潮流的集中体现。
三是人这一“主体”的崇高性被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所瓦解，这使集体话语生产缺乏内在凝聚力。在启蒙运动的文化统制之下，沉醉于建构主体的文化倾向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所打破。而后现代主义应对这一困境的方法则是彻底瓦解“主体”，并抛弃了与主体相连的焦虑、疏离等多种情感，继而使个人风格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架构和机械技术。文化话语也反映出环境的这一变化而愈加推崇广告的艺术表达、建筑物的都市风格、装饰品的抽象价值，将人视为“他物”面前的“渺小之物”，而集体话语也在这一状况中渐渐丧失了引领力和统摄力。
（二）后现代传媒模式使话语传播路径分散化
汤普森曾提出：“文化的传媒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构成特征，就是说，是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的特征之一。”[9]340-341笔者认为，从后现代视域来看，文化的传媒化仍旧是现代社会极为独特的话语传输方式，而通信技术、传媒技术的持续更新则进一步推动了日常生活的时—空间体验方面的变化。
一是现代传媒技术使摆脱共同物质场所的互动成为可能。现代传媒文化的跨区域流动使文化话语生产和传输的时空背景能够独立于接收的背景，既而实现了文化话语在时—空间上的效能扩展。不仅如此，互联网时代向数字媒体时代的跨越，使文化话语的传播不再仅仅限制于传统大众传媒领域，而且进入社交媒体、消费娱乐、市场推广等诸多领域。较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探讨的“文化工业”大众化模式，传播渠道交互化和传播效果智能化的新特征使数字媒体更加注重文化话语传播的精准化模式。
二是以现代传媒设备为中心的空间布局模式进一步凸显了日常话语传播的远距离交互特征。传统大众传媒设备对空间布局的影响表现在，电视机、收音机、电话总是被置于空间结构中较为醒目的位置，以便满足全体成员的日常使用。而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核心的数字媒体技术采用了体量更小的显示设备，如电子书阅读器、小型投影仪等多重选择。数字媒体技术不仅使日常话语的单向传输模式转为双向互动模式，增强日常交流互动的及时性和高效性，而且使家庭、社区、城市空间布局更加灵活，从而使文化话语在场所、城乡、区域间的传递经由传媒技术和物流、通信等配套设施而愈发具有渗透力。
三是现代传媒模式使地方日常生活深受全球多元文化的影响，话语传播的影响力时常被地方化、日常化的潜在力量削弱。数字传媒带来的新的文化交流形式逐渐与日常生活体验融为一体，人们通过先进的传媒技术能够与远方的文化“他者”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信息接收的过程却远非纯粹灌输式的，而是暗含着自我选择的可能性。在话语辨别与确认中，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发地抵制外来文化的侵入，重新划定本土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分界线;一种是自觉推进地方文化向国际化、现代化转型，以增强地方文化话语的全球影响力。这两种倾向借助全球传播媒介共同作用于世界文化话语的交流、互通与融合过程中。
（三）后现代消费模式使话语接收和使用方式趋于“丰盛化”
“丰盛化”包含着两重含义，即真实和虚假的丰盛化。后现代的话语接收方式既展现了其真实性的维度，也显示了其虚幻性的维度。后现代消费模式的典型特征就在于人们总是在符号构建的距离之下提前或推后地体验话语的现实内容。 一是消费总是以戏剧性的方式使各种政治、历史、文化信息呈现在观众或听众的面前，从而令社会新闻得以有距离地现实化。后现代消费模式不只针对物品的消费，也针对信息、符号、形象等象征形式的消费。大众对于文化话语的理解和掌握主要包括三个途径，即教育引导、媒介传播、日常使用。如前所述，现代媒体的传播不仅能够超越“时空离距”[9]179的限制，而且能够借助其它社会配套设施，优化自身传播的效能。而后现代消费模式正是在现代媒体技术的协助下渗入并融合了三条话语接收路径，如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已实现的“线上”与“线下”教育、公费与自费教育、知识与实践教育等多种组合方式表明了，后现代消费模式的引入降低了知识、信息、经验获取的准入门槛，同时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群体参与公共事件和社会新闻讨论的积极性。
二是消费又通过传媒技术的生产与传输功能将社会距离扩大化，使各类信息缩减为符号，既而使社会新闻整个地变得非现实化。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10]11大众传媒将人与外界真实事物隔离开来，只提供了大众能够消费的符号本身，而将符号背后的内容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消费者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似乎不再是责任、利益和投资驱动的关系，而是能否立即满足好奇心的关系。求知意志被虚假的“真理意志”所取代，话语似乎只需要给予及时的解答，哪怕只是一知半解的解答，就全然完成了自身的使命。结果便是，话语在占据大量空洞、粗浅、表面信息的基础上不断地远离事实，甚至因事件的平庸而拒绝承认真相。
此外，消费的“丰盛化”的假象还体现在话语表达方式和内容的符号化倾向之中，如话语表达的简练化、话语描述的图像化、话语逻辑的线性化等等。从这些新现象中可以看出，文化话语的转变始终跟随着社会急剧变动与技术快速更新的现实走向，并迎合着社会对于商品化、经济化、效能化的不懈追求。
三、内容逻辑：后现代性逻辑对文化话语权主体内容的影响
文化话语权内在包含着诸多成分，如生产权、传播权、解释权和主导权等。但是笔者认为，这四种权力并不是单独且纯粹地发挥作用，而总是与后现代世界的议题设置权、媒介选择权、产品消费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文化话语权的影响力之中。
（一）文化话语的生产权与文化议题的设置权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曾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指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5]3这说明了话语程序既能够对话语生产与制造产生控制作用，也能够依赖对话语程序的掌握来实现话语权的提升。在福柯的视域中，話语程序指向禁律、区别和歧视以及真理和谬误三种排斥程序，涉及到后现代语境下的话语生产权和议题设置权。
首先，当禁律融入后现代文化生活之中，它们便转化为文化话语的禁忌、文化环境的仪规，以及政治—经济影响下话语主体的文化特权。比如，传播虚假新闻、宣扬反社会人格等话语禁忌，互联网规约、网络安全条例等环境仪规以及文化主体由于声望而享有的表达特权。其次，区别和歧视本意强调的是，社会对疯癫之人话语真实性和重要性的漠视以及对其话语有效流通的限制。笔者认为，福柯的这一表述同样可以拓展到文化话语流通的一般领域，如边缘、小众、新兴文化往往遭到来自主流、大众、流行文化的挤压和排斥。最后，真理和谬误之分不同于前面两种排斥原则。前两种区分多是来源于某种历史偶然性状况，具有任意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而后者则是由现行制度体系保证和维系的，具有限制性、约束性、延续性的特征。真理意志排斥性质的实现依赖于国民教育体系和日常话语体系，以及伴随这些话语叙事的流通而相应配备的各类教育学习场所和设施。
可见，若想在后现代性文化模式下掌握话语生产权和议题设置权，不仅需要凭借文化主体的特权地位占有环境的规则设定权和内容的禁忌设置权，而且也要通过协调主导与从属文化、专业与休闲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以传播特定的理论知识、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
（二）文化话语的传播权与文化媒介的选择权
前现代社会中，文化话语的传播权主要针对话语生产者，而媒介选择权则是针对话语接收者。如今，大众传媒业的兴盛和互联网传媒技术的普及使传播过程逐渐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后现代文化话语的传播则由此增添了额外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传播渠道的多样性、传播媒介的多重性、回应方式的不确定性等方面。
就信源来说，它内在含有建构和编码的过程。为了使文化话语能够产生吸引力，必须使编码既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也要为迎合受众而选用差异性的话语因子，如针对青年人的流行性话语、老年人的共识性话语、儿童的简化性话语等;就信道而言，互联网日常化、普遍化和便捷化的使用加剧了传播过程的偶发性状况。汤普森视域中的单向“准互动”[9]238模式之所以难以在后现代视域中“立得住脚”，是因为信息的瞬时发布、舆论的迅速发酵无不反映出当代沟通模式的及时交互性质。至于信宿，它的解码过程实际指向本土化和日常化两个方面。在现代社会，受众拥有文化媒介和文化话语的相对自主选择权，因而能够传递出个人的声音，发表各自的观点，提出别样的建议。
由此，文化话语的传播权和媒介的选择权实际由话语生产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共同掌握，话语权在传播领域的提升既要求掌握先进的传媒技术，利用多媒体信息渠道，也要求以大众悦纳的形式反映出文化话语背后的丰富内涵、民族底蕴以及当代诉求。
（三）文化话语的解释权与文化产品的消费权
文化话语的解释权和文化产品的消费在后现代视野下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解释权依赖于话语主体的权威性和话语内容的指向性，而消费权同样依托于象征形式背后的等级性和使用方式展现的差异性。解释权为消费权描绘了选择对象的特征、功能、操持的方式，而消费行为则具体呈现了解释权的价值内涵，即文化认同意向、话语表达和接收意向。当前，后现代消费模式已成为人们展现自我个性的重要方式，它既凭借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彰显个体的独特性，也通过“娱乐道德”[10]63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的自由空间，驱使他们片刻不停地找寻和挖掘使自身欲望得以满足、生活得以娱乐化的途径。解释权则进一步使后现代消费模式的这一作用在文化领域得到放大。 西方的文化话语就借助其强势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践活动而成为向其他话语施加压力的强制性力量。这种话语不仅主张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和唯一性，而且竭力倡导文化模式的解释功能与消费模式的经济功能的统一，如将运动比赛的竞争精神与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相挂钩、将民族文化的象征形式与电影产业相融合、将贵族阶级的审美品位与时尚产业相衔接等等。文化话语的解释权与产品消费使用权的结合，一方面推动了特定价值观念的传播，并促进了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另一方面限制了社会公民进行批判性选择的能力，掩盖了文化“真实”话语背后貌似温和却具有约束性的意识形态力量。
（四）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在文化话语的各项权利中，文化发展的主导权居于核心地位。文化发展的主导权涉及发展方向、路径、目标等诸多方面的自主权。一方面，文化话语的主体、对象、环境、规则都深受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和影响。同时，文化发展也以文化话语的具体符号表征和特殊语言表述显现自身。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指引下，文化话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增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内容，补充了“命运共同体”“抗疫精神”等话语因素，完善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话语规则，且确立了风清气正的互联网话语生态环境目标。另一方面，它同样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紧密相关。其一，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都是关涉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由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战场逐渐转移至文化生活领域，因而保卫文化发展的主导权就成为新时期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内容。其二，在我国，主导权和领导权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義思想指导地位的坚持，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坚守，对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坚信。
文化发展主导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统一，是保证传统文化现代化、民族文化多样化、国家文化统一化的精神基础。后现代主义文化模式强调摹仿性、拼贴性、“当下”性，而文化只有在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了对抗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困境，人们有必要维护核心话语的主导地位，并以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姿态实现传统文化积极成分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文化价值内涵的创新性发展。
四、实践指向：后现代语境下提升文化话语权的当代策略
既然后现代性危机不仅使文化话语权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中凸显出来，而且这一危机也对话语权本身的结构和内容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那么在后现代性语境中探讨文化话语权的提升策略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一）增强文化话语权的内生动力，以认同性的维度赢得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后现代文化话语权的提升离不开文化话语建构、应用、修正和完善的“内生性”动力，并包含着国家政治—经济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底蕴、文化的现代化转向三个层面的内容。只有在每个层面都得到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文化话语权才能实现稳步提升。
一是国家政治—经济实力是提升文化话语权的坚实支撑。正如福柯所言，话语的关系“所标志的不是话语使用的语言，不是话语在其中展开的境况，它们标志的是作为实践的话语本身”[11]50。也就是说，话语的关系并不内在于话语之中，它来源于社会复杂的关系网络，受制于“机制、经济和社会过程，行为的形式，标准的序列，技术，分类的类型和特征化的方式”[11]48。因而，我们不能将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仅仅视为对于符号总体的归纳、删减与优化，还应当看到话语作为能指符号的力量深深植根于塑造和引导话语对象的政治、经济、技术等社会实践活动之中。鉴于此，我国文化话语权的提升势必要依托国家经济、科技、法律、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二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革命文化的现实根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未来指向是争取文化话语权的底气。底气源于文化自信，而自信则依赖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史以及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福柯曾指出：“若不符合一定的条件或一开始就不具备资格，则谁也不能进入话语界。”[5]14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声”的权利、“出声”的效果、“收声”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尝试以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本土文化话语的国际输出，如以颇具民族特色的话语命名重大科技攻坚成果，在对外援助的防疫物资上以传统诗歌形式表达国际友好关系等等。这种文化话语输出形式以更具娱乐性和交流性的方式既彰显了我国主权不容侵犯的大国实力，也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三是文化现代化转向的顺利实现则是保障和维护文化话语权的动力源泉。这里的文化现代化转向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中实现的某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应当在寻求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基础上跨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困境，缓解后现代性背景下的话语认同危机，继而在传统文化话语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只有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转向中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才能既避免走向丧失原则性和真理性的后现代文化方向，又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话语交锋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促进三重话语体系的交流转化，以集体性的维度促进文化共识的稳定性发展
学术、政治、日常话语体系是后现代世界主要的文化话语叙事形式。对于三者作用方式、互动方式和改善路径的探究是提升文化话语权的又一路径。
学术话语体系与话语建构的学科原则密切相关。一方面，学科的生成与确立皆具有各自的理论前提、对象领域、研究方法、评断标准。另一方面，虽然学术话语体系的内部构造具有系统性、连续性、统一性的特点，但其建构要点则在于能够不断容纳新兴事物、解答社会前进过程中凸显的个人与集体困境。
政治话语体系与教育、法律制度紧密联结在一起。其一，“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5]17。其二，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维护政治话语立场和监督政治话语表达的制度形式。其三，教育制度与法律制度共同维系政治话语体系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联系。政治话语体系既来源于社会物质和革命实践活动，那么它势必也要在确立自身后回归于指导个人与集体的日常生活实践。 日常话语叙事着眼于职业身份和时—空间的差异性表达方式。就职业身份而言，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使用的话语对象、占据的话语资源、行使的话语权利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区别。这种区别为他们划定了各自的权威领域和影响范围。而就时—空间表达方面来说，根据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场所的差异和时间的变化会促使社会成员自觉转换个体的话语内容与话语形式，而由职业身份造成的话语门槛则会受到公民其他社会身份的冲击与削弱。
由此可见，单一话语体系虽共同面向社会普遍成员，但各自社会功能的差异性仍旧较为显著，因而文化话语权的提升需要促进三者之间的交流互通。一是学术话语体系应当根据政治理念变化和日常观念倾向，推动学术话语对象的普及化。学界对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探究，对于“泛娱乐化”“消费主义”等社会倾向的关注，都是在相关方面作出的努力。二是政治话语体系应当既积极吸收学术话语的深刻表达和内在价值，也竭力使政治话语日常化和大众化。近年来，官方媒体话语“年轻化”的叙述方式和“接地气”的宣传方式都在试图提升话语吸引力。三是日常话语叙事应当借助学术话语体系的科学性知识和政治话语体系的先进性观念，引导社会大众的日常话语对象和话语议题。社会上近年来出现的各类科学、法律、政治知识的普及活动，就是通过不断提升集体素养以提高日常话语对象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三）推动话语传播路径的优化，以超越性的维度增强大众的文化话语自觉
在现代社会，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话语交流方式和信息传输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并对话语表达形式和接收效果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影响。
先进的传输技术是文化话语得以有效传播的前提和基础。后现代传送技术对于文化话语传播的影响体现在：其一，技术媒体的灵活配置使话语接收主体与话语陈述的具体时—空背景相分离，从而使主体摆脱了特定交流场所和时间的限制。其二，传媒技术的传送方式使话语接收者的范围持续扩大，回应速度更加迅捷，回应方式更为多样。其三，传媒技术的传送活动使话语接收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时—空间安排趋于灵活和高效。当前，5G通信技术在我国率先落地应用与普及，文化话语应当在把握5G传输技术高速率，低延时、大容量等优势的基础上，提高话语数字化、媒体化、交互化的水平。
多样化传播平台能够为文化话语提供形式多样的传输路径。后现代社会主要的话语传播平台包括：传统广播电视平台、网络播出平台、社交媒体平台、自媒体平台等。尽管不同媒体平台习惯用户的年龄层、社会阅历、使用方式有所差异，但近年来出现的多媒体协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准入限制，使公共话语共享的范围愈加广阔。例如，由河南广播电视平台呈现的《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文艺作品，凭借社交媒体平台的交流互动功能、自媒体平台的知识普及功能以及短视频平台的视频传播功能，迅捷地将传统历史文化话语的创新性发展成果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并得到了普遍的理解、认同和赞扬。这说明了传播平台的多样选择能够成为文化话语传播的新契机。
个性化的传播方式能够成为吸引公众视线的重要手段。传播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关涉文化话语自身。传统的话语传播方式大多选择文学、影视作品等较为直接的展现方式，而后现代的话语传播已经摆脱了特定文化表现形式的束缚，并与不同的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如“国潮”“古风”等服饰就是文化符号与时尚产品融合的潮流趋势;黄鹤楼、三星堆样式的冰激凌、“编钟”巧克力、“考古盲盒”等则是传统审美品位与美食、手作结合的流行形式。这种传播能够以更为温和、有趣的方式让人们自觉自愿地挖掘种种“无声”的文化样式背后的符号和话语内涵，进而增强文化话语的接收效果。
（四）推进话语监督机制与回应方式的优化，以批判性的维度纠正不良文化的传播
良好的话语接收效果是文化话语传播的目标意向，而谋求良好的话语接收效果却不仅仅是话语传播单一方面所能达到的，需要配套的话语监督机制、反应机制和回应方式的辅助。
话语监督机制的全面化为个体的言论自由设定底线和边界。正如“破窗效应”所指明的，恶劣的环境会诱使人们争相效仿不良的社会行为。若想提升文化话语权，人们首先应当建立一个风清气正的话语环境。就国内而言，为了营造良好的网络新媒体空间，我国近年发布了一系列纠正、规范和引导网络主体文化话语实践的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等。就国际而言，我国要在国际舆论竞技场上争夺文化话语权，需要在创建国际性文化交流平台的基础上展现自身的民族文化，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办国际活动的过程中输出全球共识性的文化话语。
话语反应机制的完善化促使话语生产主体有效应对文化环境的快速变化。后现代社会以变动不居为基本特征，技術的加速创新、信息的及时传输、画面的即刻传导则成为此种现象的催化剂。在国际舆论场中，反应速度的快慢、应对策略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话语表达的效果。我国之所以在国际社会中话语屡遭质疑、误解、猜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的阻挠与曲解下输出的话语信息丧失了时效性和可靠性。鉴于此，人们应当凭借数字化技术媒介的优势以实现官方与民间的传输渠道的畅通来扩大文化话语的辐射面，并通过“官方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传播方式来增加话语的真实性和亲近感。
回应方式的多样化为话语接收者提供必要的反馈渠道。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不是单向的“灌输”就能够实现的，在后现代社会，“偶然性”的社会境遇凭借个体的自我意识引导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文化话语若想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必须充分反映社会成员们的普遍意愿：其一，话语生产主体采用的媒介平台应全面，以增强话语回应的广泛性、有效性、真实性。其二，话语生产主体设立的信息反馈模式应完善，以提高话语接收者的参与感、互动感和体验感。其三，待回应的话语议题应深入浅出，以聚焦文化话语的内在价值导向。话语议题设定的价值内核能够通过话语逻辑和思想内涵影响受众的话语生成和话语表达，进而使其在讨论特定话语议题的过程中接受特定的价值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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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妍】
关键词：后现代性;文化话语权;全球化;传媒模式;消费模式;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105-08
如果说“现代性从本质上是文化存在，是理性化和个体化时代的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1]，那么后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以偶然性和碎片化为标志的文化样态和文化氛围。后现代语境与文化话语权的关系表现在：一方面，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转向集中反映在话语“去权威化”“去集体化”“去个性化”“去时—空化”等表达危机之中;另一方面，自工业革命以降，现代社会的“表述不再是简单的认识论或者美学姿态，而是真正的政治理论”[2]，它试图将意识形态的力量施加于日常文化话语叙事之中。而且，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性也是自我反思的，“因为它不断地质疑自身”[3]。基于此，后现代性语境这一前提性表述不仅能够使我们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直面全球多元文化背景和后现代文化状况，而且使我们始终站在批判性与认同性辩证统一的立场上审视当代文化话语权的理论逻辑、问题逻辑、内容逻辑与实践指向。
一、理论逻辑：后现代性语境下意识形态主导权和文化话语权的关系探究
自传统阶级社会至今，文化话语始终与肯定或否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思想、主导或从属的意识形态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文化话语只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完全摒弃外在文化象征形式的意识形态则只能沦为能指表征缺席的“虚无”所指。作为当代国家“软实力”竞争内容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和文化话语权之间同样存在着此种相互作用、塑造与影响的关系。
第一层关系：普遍性内容与特殊性形式的关系。意识形态主导权在思想场域中争夺的是阶级利益方面的优势地位，具有强制性、灌输性等特征。人们往往依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来证明其政治属性，而忽略了文化属性，继而也就忽视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立场中的文化批判思想，轻视了其文化批判立场之中的意识形态含义。正如马克思常常将艺术、宗教、哲学等文化形式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样我们可以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视为意识形态主导权争夺的重要领域。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种种文化干预行为的意识形态属性，如以现行生产模式塑造“商品人”[4]的个性、以国民经济体系证明统治模式的合理性质等。
这种文化领导权在后现代视域中愈来愈体现在话语权的掌控方面，仍旧彰显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和斗争本性。正如福柯所言：“历史也经常教导我们，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以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5]3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权内含的思想体系是文化话语权的理论根基、精神底蕴和斗争底气，而文化话语权则成为国家坚守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特殊形式和延伸场域。
第二层关系：整体性结构与局部性功能的关系。意识形态主导权作为一个始终维护和巩固特定群体利益的权力结构，包含着众多功能领域，如人们熟知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每一功能领域虽各有其内在的实践指向，但它们始终围绕在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周围，维护着意识形态思想的指导性地位。而较之于其他实践领域，文化领域既是接受意识形态思想直接引导的领域，也是直接传播意识形态观点的领域，亦善于以多元性表征隐蔽自身暗含的意识形态性质，并以日常化、自然化的方式缓解思想间的激烈冲突。意识形态话语经由文化话语的改造，可以转变为商业、传媒、学术等多种话语形式，从而使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通过文化话语传播的方式嵌入受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然而，作为一种“软实力”，文化话语的“发声”力度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强度呈正相关的关系，仅凭借思想内涵自身的丰富化远不足以进一步扩大本土文化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因而，在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权力结构下，文化话语权的提升还依赖于先进的技术传输渠道、稳定的产业发展态势、强大的人民军队应战能力等其他功能领域的支撑，并通过理论话语推动技术、思想话语武装军队、消费话语助力经济等方式来进一步提升话语的实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三层关系：传统权力争夺场域与现代权力输出场域的关系。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输出主要依靠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强势手段，如商品输出、资源掠夺、殖民扩张等形式;在工业社会，意识形态输出就已出现了某种文化转向，文化工业和产品逐渐成为某种消耗、控制人的新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多以“占有”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在后工业社会，文化领域则成为“和平与发展”大潮下各国争夺国际霸权地位的主要领域之一。意识形态的“阵地”争夺战不再停留于产品的量的积累方面，而扩展到其使用方式、表达方式、呈现方式等附加符号和形象方面。其中，由传送技术、传播路径等方面的迭代更新而深化的文化话语功能最为显著，原因在于：一方面，话语总是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密不可分，人们习惯于通过选择话语以表达和展现自我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话语表现的是个体的内在文化认同。由此，文化话语权成为在传统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之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又一关键场域。
第四层关系：一般性所指与具体性能指的关系。在索绪尔的语言学视野中，“能指”和“所指”分别指向音响形象和概念，所谓“音响形象”指的“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6]，这种声音的心理印迹反映在语言层面表现为感性认知尚未转变为理性认知而在头脑中显现的表象，而在话语层面则体现为观念中的话语尚未形成完整表达而在众多象征形式与符号中暗含的陈述意向。而“所指”在语言学中指向的是与能指有着链接关系的中心概念和内在意义，表现在话语层面则指向诸多文化话语意向背后的实际意义和目标指向。事实上，这种隐藏在话语“能指”背后的“所指”就是指导特定群体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 在现代性语境中，“能指”与“所指”之间一对一的连接能够在社会群体间的相互确认下构成稳固的语言和意义系统。而后现代主义碎片化、多元化、分散化的文化体验使人们难以抓住其背后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内涵，既而使意识形态主导权面临着被分化和瓦解的威胁。话语“能指”与“所指”在后现代性语境下呈现出断裂之态，并表现为动态社会生存条件下意义的变动不居与“缺席”。基于此，从后现代视角出發，揭示文化话语“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性表征，继而探索“缝合”话语“能指”与“所指”的策略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问题逻辑：后现代性认同危机使文化话语权在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中得以凸显
在后工业化时代，文化、教育、生态等非传统领域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新“阵地”。其中，文化不仅由边缘化、大众化的层面转变为中心化、政治化的层面，而且容纳了全球环境意识、先进科技知识、军事政治信念等深层内涵。然而，后现代性诱发的各种文化危机则使话语权同时面对着种种“失声”的现实威胁。
（一）后现代性“主体”危机使话语生产“去集体化”
这里所谓的“去集体化”包含三方面的含义：“去历史化”，指时间体验的错乱使个体无暇顾及社会整体性的发展走势;“去个性化”，指日常生活的经济化使集体因个体特性的消失而丧失活力;“去主体化”，指“主体”的消亡势必会使集体力量无所依托。而后现代性“主体”危机对话语生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是社会成员普遍生存在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转变之中，话语生产在“去历史化”的过程中，逐渐走向碎片化与分散化。新闻媒体的资讯功能、直播媒体的实时功能则成为这一现象的助推器。它们不仅使人们加速遗忘历史经验，沉浸于“绝对的现在”[7]，而且将未来与现在、过去截然割裂开来，从而使整个社会系统逐渐丧失回顾历史和预判未来的能力。人们不再关心话语的共识性表达，而更加关注话语的及时性、便捷性、独特性等方面。如近年来年轻人常以字母、符号、数字构成的缩略词和以语录、图片、影视素材构成的表情形象，来彰显个体或群体的独特审美，并逐渐形成了某些小众文化圈的话语准入门槛。
二是社会成员普遍无意识地受困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话语生产受“去个性化”的影响而丧失了自身的批判本性。詹姆逊在探索后现代主义文化时就提到：“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地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8]后现代文化话语的表面化、无深度的内容就是跨国资本主义经济架构所倡导的文化逻辑，且在全球化趋势下这一逻辑以迅猛之势渗入世界各国之中。如我国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娱乐至上”等话语表达就是这种文化潮流的集中体现。
三是人这一“主体”的崇高性被后现代主义文化倾向所瓦解，这使集体话语生产缺乏内在凝聚力。在启蒙运动的文化统制之下，沉醉于建构主体的文化倾向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所打破。而后现代主义应对这一困境的方法则是彻底瓦解“主体”，并抛弃了与主体相连的焦虑、疏离等多种情感，继而使个人风格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架构和机械技术。文化话语也反映出环境的这一变化而愈加推崇广告的艺术表达、建筑物的都市风格、装饰品的抽象价值，将人视为“他物”面前的“渺小之物”，而集体话语也在这一状况中渐渐丧失了引领力和统摄力。
（二）后现代传媒模式使话语传播路径分散化
汤普森曾提出：“文化的传媒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构成特征，就是说，是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的特征之一。”[9]340-341笔者认为，从后现代视域来看，文化的传媒化仍旧是现代社会极为独特的话语传输方式，而通信技术、传媒技术的持续更新则进一步推动了日常生活的时—空间体验方面的变化。
一是现代传媒技术使摆脱共同物质场所的互动成为可能。现代传媒文化的跨区域流动使文化话语生产和传输的时空背景能够独立于接收的背景，既而实现了文化话语在时—空间上的效能扩展。不仅如此，互联网时代向数字媒体时代的跨越，使文化话语的传播不再仅仅限制于传统大众传媒领域，而且进入社交媒体、消费娱乐、市场推广等诸多领域。较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探讨的“文化工业”大众化模式，传播渠道交互化和传播效果智能化的新特征使数字媒体更加注重文化话语传播的精准化模式。
二是以现代传媒设备为中心的空间布局模式进一步凸显了日常话语传播的远距离交互特征。传统大众传媒设备对空间布局的影响表现在，电视机、收音机、电话总是被置于空间结构中较为醒目的位置，以便满足全体成员的日常使用。而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核心的数字媒体技术采用了体量更小的显示设备，如电子书阅读器、小型投影仪等多重选择。数字媒体技术不仅使日常话语的单向传输模式转为双向互动模式，增强日常交流互动的及时性和高效性，而且使家庭、社区、城市空间布局更加灵活，从而使文化话语在场所、城乡、区域间的传递经由传媒技术和物流、通信等配套设施而愈发具有渗透力。
三是现代传媒模式使地方日常生活深受全球多元文化的影响，话语传播的影响力时常被地方化、日常化的潜在力量削弱。数字传媒带来的新的文化交流形式逐渐与日常生活体验融为一体，人们通过先进的传媒技术能够与远方的文化“他者”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信息接收的过程却远非纯粹灌输式的，而是暗含着自我选择的可能性。在话语辨别与确认中，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发地抵制外来文化的侵入，重新划定本土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分界线;一种是自觉推进地方文化向国际化、现代化转型，以增强地方文化话语的全球影响力。这两种倾向借助全球传播媒介共同作用于世界文化话语的交流、互通与融合过程中。
（三）后现代消费模式使话语接收和使用方式趋于“丰盛化”
“丰盛化”包含着两重含义，即真实和虚假的丰盛化。后现代的话语接收方式既展现了其真实性的维度，也显示了其虚幻性的维度。后现代消费模式的典型特征就在于人们总是在符号构建的距离之下提前或推后地体验话语的现实内容。 一是消费总是以戏剧性的方式使各种政治、历史、文化信息呈现在观众或听众的面前，从而令社会新闻得以有距离地现实化。后现代消费模式不只针对物品的消费，也针对信息、符号、形象等象征形式的消费。大众对于文化话语的理解和掌握主要包括三个途径，即教育引导、媒介传播、日常使用。如前所述，现代媒体的传播不仅能够超越“时空离距”[9]179的限制，而且能够借助其它社会配套设施，优化自身传播的效能。而后现代消费模式正是在现代媒体技术的协助下渗入并融合了三条话语接收路径，如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已实现的“线上”与“线下”教育、公费与自费教育、知识与实践教育等多种组合方式表明了，后现代消费模式的引入降低了知识、信息、经验获取的准入门槛，同时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群体参与公共事件和社会新闻讨论的积极性。
二是消费又通过传媒技术的生产与传输功能将社会距离扩大化，使各类信息缩减为符号，既而使社会新闻整个地变得非现实化。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10]11大众传媒将人与外界真实事物隔离开来，只提供了大众能够消费的符号本身，而将符号背后的内容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消费者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似乎不再是责任、利益和投资驱动的关系，而是能否立即满足好奇心的关系。求知意志被虚假的“真理意志”所取代，话语似乎只需要给予及时的解答，哪怕只是一知半解的解答，就全然完成了自身的使命。结果便是，话语在占据大量空洞、粗浅、表面信息的基础上不断地远离事实，甚至因事件的平庸而拒绝承认真相。
此外，消费的“丰盛化”的假象还体现在话语表达方式和内容的符号化倾向之中，如话语表达的简练化、话语描述的图像化、话语逻辑的线性化等等。从这些新现象中可以看出，文化话语的转变始终跟随着社会急剧变动与技术快速更新的现实走向，并迎合着社会对于商品化、经济化、效能化的不懈追求。
三、内容逻辑：后现代性逻辑对文化话语权主体内容的影响
文化话语权内在包含着诸多成分，如生产权、传播权、解释权和主导权等。但是笔者认为，这四种权力并不是单独且纯粹地发挥作用，而总是与后现代世界的议题设置权、媒介选择权、产品消费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文化话语权的影响力之中。
（一）文化话语的生产权与文化议题的设置权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曾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指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5]3这说明了话语程序既能够对话语生产与制造产生控制作用，也能够依赖对话语程序的掌握来实现话语权的提升。在福柯的视域中，話语程序指向禁律、区别和歧视以及真理和谬误三种排斥程序，涉及到后现代语境下的话语生产权和议题设置权。
首先，当禁律融入后现代文化生活之中，它们便转化为文化话语的禁忌、文化环境的仪规，以及政治—经济影响下话语主体的文化特权。比如，传播虚假新闻、宣扬反社会人格等话语禁忌，互联网规约、网络安全条例等环境仪规以及文化主体由于声望而享有的表达特权。其次，区别和歧视本意强调的是，社会对疯癫之人话语真实性和重要性的漠视以及对其话语有效流通的限制。笔者认为，福柯的这一表述同样可以拓展到文化话语流通的一般领域，如边缘、小众、新兴文化往往遭到来自主流、大众、流行文化的挤压和排斥。最后，真理和谬误之分不同于前面两种排斥原则。前两种区分多是来源于某种历史偶然性状况，具有任意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而后者则是由现行制度体系保证和维系的，具有限制性、约束性、延续性的特征。真理意志排斥性质的实现依赖于国民教育体系和日常话语体系，以及伴随这些话语叙事的流通而相应配备的各类教育学习场所和设施。
可见，若想在后现代性文化模式下掌握话语生产权和议题设置权，不仅需要凭借文化主体的特权地位占有环境的规则设定权和内容的禁忌设置权，而且也要通过协调主导与从属文化、专业与休闲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以传播特定的理论知识、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
（二）文化话语的传播权与文化媒介的选择权
前现代社会中，文化话语的传播权主要针对话语生产者，而媒介选择权则是针对话语接收者。如今，大众传媒业的兴盛和互联网传媒技术的普及使传播过程逐渐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后现代文化话语的传播则由此增添了额外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传播渠道的多样性、传播媒介的多重性、回应方式的不确定性等方面。
就信源来说，它内在含有建构和编码的过程。为了使文化话语能够产生吸引力，必须使编码既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也要为迎合受众而选用差异性的话语因子，如针对青年人的流行性话语、老年人的共识性话语、儿童的简化性话语等;就信道而言，互联网日常化、普遍化和便捷化的使用加剧了传播过程的偶发性状况。汤普森视域中的单向“准互动”[9]238模式之所以难以在后现代视域中“立得住脚”，是因为信息的瞬时发布、舆论的迅速发酵无不反映出当代沟通模式的及时交互性质。至于信宿，它的解码过程实际指向本土化和日常化两个方面。在现代社会，受众拥有文化媒介和文化话语的相对自主选择权，因而能够传递出个人的声音，发表各自的观点，提出别样的建议。
由此，文化话语的传播权和媒介的选择权实际由话语生产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共同掌握，话语权在传播领域的提升既要求掌握先进的传媒技术，利用多媒体信息渠道，也要求以大众悦纳的形式反映出文化话语背后的丰富内涵、民族底蕴以及当代诉求。
（三）文化话语的解释权与文化产品的消费权
文化话语的解释权和文化产品的消费在后现代视野下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解释权依赖于话语主体的权威性和话语内容的指向性，而消费权同样依托于象征形式背后的等级性和使用方式展现的差异性。解释权为消费权描绘了选择对象的特征、功能、操持的方式，而消费行为则具体呈现了解释权的价值内涵，即文化认同意向、话语表达和接收意向。当前，后现代消费模式已成为人们展现自我个性的重要方式，它既凭借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彰显个体的独特性，也通过“娱乐道德”[10]63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的自由空间，驱使他们片刻不停地找寻和挖掘使自身欲望得以满足、生活得以娱乐化的途径。解释权则进一步使后现代消费模式的这一作用在文化领域得到放大。 西方的文化话语就借助其强势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践活动而成为向其他话语施加压力的强制性力量。这种话语不仅主张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和唯一性，而且竭力倡导文化模式的解释功能与消费模式的经济功能的统一，如将运动比赛的竞争精神与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相挂钩、将民族文化的象征形式与电影产业相融合、将贵族阶级的审美品位与时尚产业相衔接等等。文化话语的解释权与产品消费使用权的结合，一方面推动了特定价值观念的传播，并促进了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另一方面限制了社会公民进行批判性选择的能力，掩盖了文化“真实”话语背后貌似温和却具有约束性的意识形态力量。
（四）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在文化话语的各项权利中，文化发展的主导权居于核心地位。文化发展的主导权涉及发展方向、路径、目标等诸多方面的自主权。一方面，文化话语的主体、对象、环境、规则都深受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和影响。同时，文化发展也以文化话语的具体符号表征和特殊语言表述显现自身。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指引下，文化话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增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内容，补充了“命运共同体”“抗疫精神”等话语因素，完善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话语规则，且确立了风清气正的互联网话语生态环境目标。另一方面，它同样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紧密相关。其一，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都是关涉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由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战场逐渐转移至文化生活领域，因而保卫文化发展的主导权就成为新时期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内容。其二，在我国，主导权和领导权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義思想指导地位的坚持，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坚守，对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坚信。
文化发展主导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统一，是保证传统文化现代化、民族文化多样化、国家文化统一化的精神基础。后现代主义文化模式强调摹仿性、拼贴性、“当下”性，而文化只有在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了对抗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困境，人们有必要维护核心话语的主导地位，并以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姿态实现传统文化积极成分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文化价值内涵的创新性发展。
四、实践指向：后现代语境下提升文化话语权的当代策略
既然后现代性危机不仅使文化话语权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中凸显出来，而且这一危机也对话语权本身的结构和内容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那么在后现代性语境中探讨文化话语权的提升策略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一）增强文化话语权的内生动力，以认同性的维度赢得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后现代文化话语权的提升离不开文化话语建构、应用、修正和完善的“内生性”动力，并包含着国家政治—经济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底蕴、文化的现代化转向三个层面的内容。只有在每个层面都得到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文化话语权才能实现稳步提升。
一是国家政治—经济实力是提升文化话语权的坚实支撑。正如福柯所言，话语的关系“所标志的不是话语使用的语言，不是话语在其中展开的境况，它们标志的是作为实践的话语本身”[11]50。也就是说，话语的关系并不内在于话语之中，它来源于社会复杂的关系网络，受制于“机制、经济和社会过程，行为的形式，标准的序列，技术，分类的类型和特征化的方式”[11]48。因而，我们不能将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仅仅视为对于符号总体的归纳、删减与优化，还应当看到话语作为能指符号的力量深深植根于塑造和引导话语对象的政治、经济、技术等社会实践活动之中。鉴于此，我国文化话语权的提升势必要依托国家经济、科技、法律、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二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革命文化的现实根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未来指向是争取文化话语权的底气。底气源于文化自信，而自信则依赖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史以及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福柯曾指出：“若不符合一定的条件或一开始就不具备资格，则谁也不能进入话语界。”[5]14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声”的权利、“出声”的效果、“收声”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尝试以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本土文化话语的国际输出，如以颇具民族特色的话语命名重大科技攻坚成果，在对外援助的防疫物资上以传统诗歌形式表达国际友好关系等等。这种文化话语输出形式以更具娱乐性和交流性的方式既彰显了我国主权不容侵犯的大国实力，也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三是文化现代化转向的顺利实现则是保障和维护文化话语权的动力源泉。这里的文化现代化转向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中实现的某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应当在寻求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基础上跨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困境，缓解后现代性背景下的话语认同危机，继而在传统文化话语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现代化转向只有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转向中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才能既避免走向丧失原则性和真理性的后现代文化方向，又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话语交锋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促进三重话语体系的交流转化，以集体性的维度促进文化共识的稳定性发展
学术、政治、日常话语体系是后现代世界主要的文化话语叙事形式。对于三者作用方式、互动方式和改善路径的探究是提升文化话语权的又一路径。
学术话语体系与话语建构的学科原则密切相关。一方面，学科的生成与确立皆具有各自的理论前提、对象领域、研究方法、评断标准。另一方面，虽然学术话语体系的内部构造具有系统性、连续性、统一性的特点，但其建构要点则在于能够不断容纳新兴事物、解答社会前进过程中凸显的个人与集体困境。
政治话语体系与教育、法律制度紧密联结在一起。其一，“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5]17。其二，任何法律制度都是维护政治话语立场和监督政治话语表达的制度形式。其三，教育制度与法律制度共同维系政治话语体系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联系。政治话语体系既来源于社会物质和革命实践活动，那么它势必也要在确立自身后回归于指导个人与集体的日常生活实践。 日常话语叙事着眼于职业身份和时—空间的差异性表达方式。就职业身份而言，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使用的话语对象、占据的话语资源、行使的话语权利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区别。这种区别为他们划定了各自的权威领域和影响范围。而就时—空间表达方面来说，根据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场所的差异和时间的变化会促使社会成员自觉转换个体的话语内容与话语形式，而由职业身份造成的话语门槛则会受到公民其他社会身份的冲击与削弱。
由此可见，单一话语体系虽共同面向社会普遍成员，但各自社会功能的差异性仍旧较为显著，因而文化话语权的提升需要促进三者之间的交流互通。一是学术话语体系应当根据政治理念变化和日常观念倾向，推动学术话语对象的普及化。学界对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探究，对于“泛娱乐化”“消费主义”等社会倾向的关注，都是在相关方面作出的努力。二是政治话语体系应当既积极吸收学术话语的深刻表达和内在价值，也竭力使政治话语日常化和大众化。近年来，官方媒体话语“年轻化”的叙述方式和“接地气”的宣传方式都在试图提升话语吸引力。三是日常话语叙事应当借助学术话语体系的科学性知识和政治话语体系的先进性观念，引导社会大众的日常话语对象和话语议题。社会上近年来出现的各类科学、法律、政治知识的普及活动，就是通过不断提升集体素养以提高日常话语对象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三）推动话语传播路径的优化，以超越性的维度增强大众的文化话语自觉
在现代社会，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话语交流方式和信息传输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并对话语表达形式和接收效果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影响。
先进的传输技术是文化话语得以有效传播的前提和基础。后现代传送技术对于文化话语传播的影响体现在：其一，技术媒体的灵活配置使话语接收主体与话语陈述的具体时—空背景相分离，从而使主体摆脱了特定交流场所和时间的限制。其二，传媒技术的传送方式使话语接收者的范围持续扩大，回应速度更加迅捷，回应方式更为多样。其三，传媒技术的传送活动使话语接收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时—空间安排趋于灵活和高效。当前，5G通信技术在我国率先落地应用与普及，文化话语应当在把握5G传输技术高速率，低延时、大容量等优势的基础上，提高话语数字化、媒体化、交互化的水平。
多样化传播平台能够为文化话语提供形式多样的传输路径。后现代社会主要的话语传播平台包括：传统广播电视平台、网络播出平台、社交媒体平台、自媒体平台等。尽管不同媒体平台习惯用户的年龄层、社会阅历、使用方式有所差异，但近年来出现的多媒体协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准入限制，使公共话语共享的范围愈加广阔。例如，由河南广播电视平台呈现的《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文艺作品，凭借社交媒体平台的交流互动功能、自媒体平台的知识普及功能以及短视频平台的视频传播功能，迅捷地将传统历史文化话语的创新性发展成果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并得到了普遍的理解、认同和赞扬。这说明了传播平台的多样选择能够成为文化话语传播的新契机。
个性化的传播方式能够成为吸引公众视线的重要手段。传播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关涉文化话语自身。传统的话语传播方式大多选择文学、影视作品等较为直接的展现方式，而后现代的话语传播已经摆脱了特定文化表现形式的束缚，并与不同的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如“国潮”“古风”等服饰就是文化符号与时尚产品融合的潮流趋势;黄鹤楼、三星堆样式的冰激凌、“编钟”巧克力、“考古盲盒”等则是传统审美品位与美食、手作结合的流行形式。这种传播能够以更为温和、有趣的方式让人们自觉自愿地挖掘种种“无声”的文化样式背后的符号和话语内涵，进而增强文化话语的接收效果。
（四）推进话语监督机制与回应方式的优化，以批判性的维度纠正不良文化的传播
良好的话语接收效果是文化话语传播的目标意向，而谋求良好的话语接收效果却不仅仅是话语传播单一方面所能达到的，需要配套的话语监督机制、反应机制和回应方式的辅助。
话语监督机制的全面化为个体的言论自由设定底线和边界。正如“破窗效应”所指明的，恶劣的环境会诱使人们争相效仿不良的社会行为。若想提升文化话语权，人们首先应当建立一个风清气正的话语环境。就国内而言，为了营造良好的网络新媒体空间，我国近年发布了一系列纠正、规范和引导网络主体文化话语实践的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等。就国际而言，我国要在国际舆论竞技场上争夺文化话语权，需要在创建国际性文化交流平台的基础上展现自身的民族文化，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办国际活动的过程中输出全球共识性的文化话语。
话语反应机制的完善化促使话语生产主体有效应对文化环境的快速变化。后现代社会以变动不居为基本特征，技術的加速创新、信息的及时传输、画面的即刻传导则成为此种现象的催化剂。在国际舆论场中，反应速度的快慢、应对策略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话语表达的效果。我国之所以在国际社会中话语屡遭质疑、误解、猜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的阻挠与曲解下输出的话语信息丧失了时效性和可靠性。鉴于此，人们应当凭借数字化技术媒介的优势以实现官方与民间的传输渠道的畅通来扩大文化话语的辐射面，并通过“官方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传播方式来增加话语的真实性和亲近感。
回应方式的多样化为话语接收者提供必要的反馈渠道。文化话语权的提升不是单向的“灌输”就能够实现的，在后现代社会，“偶然性”的社会境遇凭借个体的自我意识引导着人们的文化生活。文化话语若想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必须充分反映社会成员们的普遍意愿：其一，话语生产主体采用的媒介平台应全面，以增强话语回应的广泛性、有效性、真实性。其二，话语生产主体设立的信息反馈模式应完善，以提高话语接收者的参与感、互动感和体验感。其三，待回应的话语议题应深入浅出，以聚焦文化话语的内在价值导向。话语议题设定的价值内核能够通过话语逻辑和思想内涵影响受众的话语生成和话语表达，进而使其在讨论特定话语议题的过程中接受特定的价值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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