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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史蒂芬·茨威格神秘地在巴西自杀
这位享有世界身誉的德国作家最后的日子被搬上银幕
“维姆·温德尔系列”男主演于迪格·沃格勒(Rudiger Vogler)饰演茨威格
再也没有比演这个角色、演这部电影、演这个国家更使他感到陌生，或许正因于此，沃格勒成为扮演在巴西度过最后日子的茨威格的最佳人选。
沃格勒手里揣着软边巴拿马白帽，站在建于十九世纪的豪华别墅里，从那儿可以眺望整个里约热内卢城，别墅后面是郁郁葱葱的第忧卡国家森林公园。来到这儿，他的心仿佛一下子遗忘在这座漂亮的花园建筑里。
“这会是一部艺术片”，拍摄间隙沃格勒接受了采访，“是一部令人发省的艺术恐怖片”。谁能说得清楚到底会是什么片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以“陌生”为主题的电影。沃格勒谈话时真的像是维姆·温德尔的替身，每说一个词他都要张大嘴巴，充满深情、疑惑和友善。住在波塔弗哥“格洛里亚”宾馆的他想念自己在巴黎的家，盘算着回家的日子。
他知道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读过茨威格的《巴西——未来之国》。不过他很少有机会亲历这个国家，除了拍戏的地点——里约和柏托波里斯，即茨威格弥留之地。
他不懂当地的语言，这座城市对他来讲太吵、太热、太亮。实际上沃格勒像一个迷路者，身上的那件麻料西服，正如他扮演的角色——“迷失的茨威格”。
在茨威格逝世六十年后，有关他自杀的故事搬上了银幕。沃格勒坐在森林宾馆蓝色葡萄式瓷桌旁，又抽了一支烟，这时，扮演他妻子的卢特·雷泽尔走过来，想“同她的搭档谈谈”，只是词不达意，也许是她的英语讲得不是很好。这部影片是进军国际市场的，因而所有的演员，包括巴西演员也必须讲英语。
沃格勒仿佛生来就是演那些陨落人物的，他在1976年饰演黑白寻根片《时间流逝》中的温姆·温德尔，随之成为大牌明星。曾经有一位影迷要求沃格勒在自己的护照上签名，理由是：“我就是你”。
这是一部充满魔幻力同时画面又极其美丽的影片，沃格勒那反英雄的微笑、出自内心的从容，是当今电脑制作时代所无法传达的。
沃格勒演了一系列温德尔系列影片，他的妻子是法国人，他在法国的名气比在德国大。他总是显得脆弱、手足无措、忧郁和神秘，所以导演一下子就选中沃格勒担当这部耗资三百万欧元大片的主演。
“这部片子的成功百分之九十取决于以沃格勒为首的演员阵容”，导演塞尔弗·拜克(Sylvo Back)说起这些时显得有些谦虑，“另百分之九还得靠沃格勒，剩下的百分之一才是我自己。”
塞尔弗·拜克早在1995年就拍摄过茨威格自杀前后的资料片，当时他能采访到许多与茨威格同时代的知情者以及他较亲近的人，目的是揭开从未有人涉及的茨威格自杀之谜。现在塞尔弗·拜克又采用故事片的形式来寻找这个答案。
直到现在，茨威格一直是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德语作家之一，“他的文学声誉传至世界每一个角落，”托马斯·曼这样评论茨威格。茨威格以他的《人类星光灿烂时》、《心灵的焦灼》以及其他作品成为三十年代的畅销小说作家。
许多人不知道茨威格最后的日子是在巴西度过的。实际上，他的最佳作品《象棋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创作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也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茨威格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度是在1936年，实际上当时只是顺便到访，因为他要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笔会。那次在里约热内卢的访问使他受到国宾般的礼遇，“我住在可巴卡巴那宫，那儿的房间可多啦，窗外，金色海滩与蔚蓝色海水相吻，没有一座欧洲海边浴场可以与之媲美。”他在自己行程结束时记录道：“今天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宫殿里放声大喊。”
巴西的旅行使他了解到自己是最受欢迎的欧洲作家，这种感觉没有一个作家不喜欢。而在茨威格自己的国家，他的书却被纳粹焚烧。当时奥地利正准备同纳粹德国合并，驱逐犹太人，剥离犹太人的财产。
变卖了自己在萨尔斯堡的房子，坐在离开祖国的火车上，茨威格最后一次眺望窗外。他首先到达伦敦，接着去了纽约。
如果他有爱的话，那就是巴西。茨威格深爱这个林木葱翠，物种繁茂的绿色世界。这种超乎寻常的热爱甚至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狂热，只能理解成一个想挣脱喧嚣世界的追梦者的偏执。
实际上这就是史蒂芬·茨威格写作的视角。继环拉美巡回演讲后，1940年后他重新踏上逊阔的巴西，正式宣布对这个“未来之国”的景仰之情，不过直到他到了纽约后他才作好去巴西的准备，那已经是1941年1月份的事了，里约热内卢的应酬活动妨碍了他的创作。
茨威格不写游记以及政论文章，他极力在作品中塑造一个巨大的文学乌托邦，一幅面向未来的草图，用的是他第一次访问巴西时所感知到的颜色和气息。《未来之国》受到书评界的追捧，当然不排除巴西有借这本书宣传自己的因素。
茨威格对这个国家的赞美不久被证明与巴西记者们的期望有出入，他们想读的不是所谓的“民风民俗”，而是首都里约的繁华与摩天大楼，显然茨威格的兴趣并不在此。
1941年这本书出版时茨威格在搬家，不是搬到热闹的里约，而是柏托波里斯，他在山林中选择了一处偏僻的安乐窝。
茨威格本可在这个热带天国得到拯救，但他却把这个地方选为自己结束生命的地方，这一直是一个谜，况且当时他已经六十岁。他是带着比他小二十七岁、既是妻子又是秘书的洛蒂，服用超量的佛罗拿走向天国的。
茨威格最后几个星期的抉择可以用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来形容：所有的旋转最后集中静止于对生命、对世界的绝望。
在巴拉西奥，这个下午，茨威格和他的朋友、翻译一起庆祝《未来之国》的巨大成功——这本书卖出了十万册。
其间德国鱼雷击沉巴西货船的消息引起不小的震动，在新家他也没有摆脱希特勒的可怕阴影，这个疯子不久就从奥地利的布劳瑙攫取了世界霸权。
不过茨威格也明白客居他乡的尴尬，没有书刊杂志，没有自己精神的家园——母语交际圈。有趣的是，他从一位帮助犹太妇女逃亡的女犹太人玛丽亚那儿得知：获救的犹太少女必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里约她开的妓院里服务。
茨威格不断反思这个崭新世界不可思议的现实，他试图与当时的巴西独裁者格图洛·法格斯斡旋，以使巴西容纳更多的犹太流亡者——他一度深信整个犹太民族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第二故乡。
令茨威格始料不及的是：他的书成了那些与纳粹性质相似的独裁政权的宣传品，他们与纳粹一样在思想上实行一体化。
最初莱罗·帕提斯要求给法格斯立传，遭到了茨威格明确的拒绝，不过这一切仿佛注定要变成一笔交易——在他死之前，为了给他的犹太朋友办签证，茨威格不得不为一些巴西大人物写传记。
拜克这部电影的剧本来源于阿尔贝托·代宁的调查报告——《天堂之死》，其中有证据表明，茨威格由于来自里约方面的压力而被迫去了柏托波里斯，住进雾中的山窝。
1942年的那个炎热的1月，茨威格与大街和海滩上的人群共享了狂欢节，但就在这一刻，自杀的念头突然间闪过了他的大脑，此间他的朋友们能明显感到茨威格超乎寻常的解脱感与兴奋感。
拜克认为茨威格的自杀是“最后最大的神秘举动”，是无法通过推理解开的谜，“对茨威格来讲就像是随时都会发作的病毒”。早在1921年茨威格曾试图同自己前妻弗里得瑞克一起自杀——只不过弗里得瑞克是一位非常清醒、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她明确告诉茨威格，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她不可能做他的“陪伴者”。
而洛蒂——他的妻子及第二任妻子，却是另外一回事，她也越来越感到活着是一种负担。最为重要的是：对她来讲，没有茨威格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以至于她无法同创作中的茨威格分离。
茨威格在他最后的客居国一再引起纷争——在他的六十忌日纪念时，报纸上充盈着对这位客死他乡的迷路者的悼念文章，他为巴西写的《未来之国》成为诸多与巴西有关的散文的母题，人们在日后的几十年中不断拿他书中的乌托邦与尴尬的巴西现实进行对照。
拜克很快就会完成这部片子，有消息说他将把这部片子带到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拜克从小就熟悉茨威格的书，他在巴西南部的布鲁墨瑙长大，时至今日，德语在当地仍是主要语言，他的父亲是匈牙利籍犹太流亡者，母亲是德国人。
拜克是巴西目前获奖最多的导演之一，他讲到自己曾在维也纳参加过的一次宴会，“当然每一个人都听说过茨威格，但竟然无人知道他死在巴西。”
拜克的这部影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片，也不是侦探片，而是一部魔幻片，同时又兼有伏都教的色彩——茨威格能预料到自己的死。拜克的影片常常抽象地叙述陌生状态以及艺术与政治不相容的关系。
茨威格选择自杀时是怎么想的呢？他的绝命书中最后几行字是这样的：“我向我所有的朋友问好，忠心祝愿你们在经历了长夜后又会见到晨曦，我，一个完完全全的无辜者，先走一步了。”此后不久，巴西的统治者最终决定加入世界反希特勒同盟中来。
尽管茨威格经历了客居国的政治家们带来的种种失望，在他的告别信中茨威格仍然写下了爱的宣言：“每一天我都试图学会热爱这个国家，我的祖国所在的西方世界已经沉没，我的家乡欧洲毁灭之后，没有哪个地方像巴西一样让我曾试图彻底地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
可惜茨威格的这种爱并没有成为挽救自己的支柱。巴西——按茨威格所言——的种族、社会阶层之间是非常和谐的，然而这一切往往难免只是一个善意的欺骗而已。
不过人们必须学会热爱它。当然幻觉只会导致致命的恶果，但对沃格勒来讲，在巴西四十天的拍摄生活仅仅是电影故事而已，接下来的是回巴黎休息。
这就是茨威格在巴西的时光，令茨威格高兴的是：现实中的沃格勒不在巴西而在巴黎。
这位享有世界身誉的德国作家最后的日子被搬上银幕
“维姆·温德尔系列”男主演于迪格·沃格勒(Rudiger Vogler)饰演茨威格
再也没有比演这个角色、演这部电影、演这个国家更使他感到陌生，或许正因于此，沃格勒成为扮演在巴西度过最后日子的茨威格的最佳人选。
沃格勒手里揣着软边巴拿马白帽，站在建于十九世纪的豪华别墅里，从那儿可以眺望整个里约热内卢城，别墅后面是郁郁葱葱的第忧卡国家森林公园。来到这儿，他的心仿佛一下子遗忘在这座漂亮的花园建筑里。
“这会是一部艺术片”，拍摄间隙沃格勒接受了采访，“是一部令人发省的艺术恐怖片”。谁能说得清楚到底会是什么片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以“陌生”为主题的电影。沃格勒谈话时真的像是维姆·温德尔的替身，每说一个词他都要张大嘴巴，充满深情、疑惑和友善。住在波塔弗哥“格洛里亚”宾馆的他想念自己在巴黎的家，盘算着回家的日子。
他知道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读过茨威格的《巴西——未来之国》。不过他很少有机会亲历这个国家，除了拍戏的地点——里约和柏托波里斯，即茨威格弥留之地。
他不懂当地的语言，这座城市对他来讲太吵、太热、太亮。实际上沃格勒像一个迷路者，身上的那件麻料西服，正如他扮演的角色——“迷失的茨威格”。
在茨威格逝世六十年后，有关他自杀的故事搬上了银幕。沃格勒坐在森林宾馆蓝色葡萄式瓷桌旁，又抽了一支烟，这时，扮演他妻子的卢特·雷泽尔走过来，想“同她的搭档谈谈”，只是词不达意，也许是她的英语讲得不是很好。这部影片是进军国际市场的，因而所有的演员，包括巴西演员也必须讲英语。
沃格勒仿佛生来就是演那些陨落人物的，他在1976年饰演黑白寻根片《时间流逝》中的温姆·温德尔，随之成为大牌明星。曾经有一位影迷要求沃格勒在自己的护照上签名，理由是：“我就是你”。
这是一部充满魔幻力同时画面又极其美丽的影片，沃格勒那反英雄的微笑、出自内心的从容，是当今电脑制作时代所无法传达的。
沃格勒演了一系列温德尔系列影片，他的妻子是法国人，他在法国的名气比在德国大。他总是显得脆弱、手足无措、忧郁和神秘，所以导演一下子就选中沃格勒担当这部耗资三百万欧元大片的主演。
“这部片子的成功百分之九十取决于以沃格勒为首的演员阵容”，导演塞尔弗·拜克(Sylvo Back)说起这些时显得有些谦虑，“另百分之九还得靠沃格勒，剩下的百分之一才是我自己。”
塞尔弗·拜克早在1995年就拍摄过茨威格自杀前后的资料片，当时他能采访到许多与茨威格同时代的知情者以及他较亲近的人，目的是揭开从未有人涉及的茨威格自杀之谜。现在塞尔弗·拜克又采用故事片的形式来寻找这个答案。
直到现在，茨威格一直是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德语作家之一，“他的文学声誉传至世界每一个角落，”托马斯·曼这样评论茨威格。茨威格以他的《人类星光灿烂时》、《心灵的焦灼》以及其他作品成为三十年代的畅销小说作家。
许多人不知道茨威格最后的日子是在巴西度过的。实际上，他的最佳作品《象棋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创作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也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茨威格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度是在1936年，实际上当时只是顺便到访，因为他要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笔会。那次在里约热内卢的访问使他受到国宾般的礼遇，“我住在可巴卡巴那宫，那儿的房间可多啦，窗外，金色海滩与蔚蓝色海水相吻，没有一座欧洲海边浴场可以与之媲美。”他在自己行程结束时记录道：“今天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宫殿里放声大喊。”
巴西的旅行使他了解到自己是最受欢迎的欧洲作家，这种感觉没有一个作家不喜欢。而在茨威格自己的国家，他的书却被纳粹焚烧。当时奥地利正准备同纳粹德国合并，驱逐犹太人，剥离犹太人的财产。
变卖了自己在萨尔斯堡的房子，坐在离开祖国的火车上，茨威格最后一次眺望窗外。他首先到达伦敦，接着去了纽约。
如果他有爱的话，那就是巴西。茨威格深爱这个林木葱翠，物种繁茂的绿色世界。这种超乎寻常的热爱甚至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狂热，只能理解成一个想挣脱喧嚣世界的追梦者的偏执。
实际上这就是史蒂芬·茨威格写作的视角。继环拉美巡回演讲后，1940年后他重新踏上逊阔的巴西，正式宣布对这个“未来之国”的景仰之情，不过直到他到了纽约后他才作好去巴西的准备，那已经是1941年1月份的事了，里约热内卢的应酬活动妨碍了他的创作。
茨威格不写游记以及政论文章，他极力在作品中塑造一个巨大的文学乌托邦，一幅面向未来的草图，用的是他第一次访问巴西时所感知到的颜色和气息。《未来之国》受到书评界的追捧，当然不排除巴西有借这本书宣传自己的因素。
茨威格对这个国家的赞美不久被证明与巴西记者们的期望有出入，他们想读的不是所谓的“民风民俗”，而是首都里约的繁华与摩天大楼，显然茨威格的兴趣并不在此。
1941年这本书出版时茨威格在搬家，不是搬到热闹的里约，而是柏托波里斯，他在山林中选择了一处偏僻的安乐窝。
茨威格本可在这个热带天国得到拯救，但他却把这个地方选为自己结束生命的地方，这一直是一个谜，况且当时他已经六十岁。他是带着比他小二十七岁、既是妻子又是秘书的洛蒂，服用超量的佛罗拿走向天国的。
茨威格最后几个星期的抉择可以用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来形容：所有的旋转最后集中静止于对生命、对世界的绝望。
在巴拉西奥，这个下午，茨威格和他的朋友、翻译一起庆祝《未来之国》的巨大成功——这本书卖出了十万册。
其间德国鱼雷击沉巴西货船的消息引起不小的震动，在新家他也没有摆脱希特勒的可怕阴影，这个疯子不久就从奥地利的布劳瑙攫取了世界霸权。
不过茨威格也明白客居他乡的尴尬，没有书刊杂志，没有自己精神的家园——母语交际圈。有趣的是，他从一位帮助犹太妇女逃亡的女犹太人玛丽亚那儿得知：获救的犹太少女必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里约她开的妓院里服务。
茨威格不断反思这个崭新世界不可思议的现实，他试图与当时的巴西独裁者格图洛·法格斯斡旋，以使巴西容纳更多的犹太流亡者——他一度深信整个犹太民族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第二故乡。
令茨威格始料不及的是：他的书成了那些与纳粹性质相似的独裁政权的宣传品，他们与纳粹一样在思想上实行一体化。
最初莱罗·帕提斯要求给法格斯立传，遭到了茨威格明确的拒绝，不过这一切仿佛注定要变成一笔交易——在他死之前，为了给他的犹太朋友办签证，茨威格不得不为一些巴西大人物写传记。
拜克这部电影的剧本来源于阿尔贝托·代宁的调查报告——《天堂之死》，其中有证据表明，茨威格由于来自里约方面的压力而被迫去了柏托波里斯，住进雾中的山窝。
1942年的那个炎热的1月，茨威格与大街和海滩上的人群共享了狂欢节，但就在这一刻，自杀的念头突然间闪过了他的大脑，此间他的朋友们能明显感到茨威格超乎寻常的解脱感与兴奋感。
拜克认为茨威格的自杀是“最后最大的神秘举动”，是无法通过推理解开的谜，“对茨威格来讲就像是随时都会发作的病毒”。早在1921年茨威格曾试图同自己前妻弗里得瑞克一起自杀——只不过弗里得瑞克是一位非常清醒、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她明确告诉茨威格，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她不可能做他的“陪伴者”。
而洛蒂——他的妻子及第二任妻子，却是另外一回事，她也越来越感到活着是一种负担。最为重要的是：对她来讲，没有茨威格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以至于她无法同创作中的茨威格分离。
茨威格在他最后的客居国一再引起纷争——在他的六十忌日纪念时，报纸上充盈着对这位客死他乡的迷路者的悼念文章，他为巴西写的《未来之国》成为诸多与巴西有关的散文的母题，人们在日后的几十年中不断拿他书中的乌托邦与尴尬的巴西现实进行对照。
拜克很快就会完成这部片子，有消息说他将把这部片子带到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拜克从小就熟悉茨威格的书，他在巴西南部的布鲁墨瑙长大，时至今日，德语在当地仍是主要语言，他的父亲是匈牙利籍犹太流亡者，母亲是德国人。
拜克是巴西目前获奖最多的导演之一，他讲到自己曾在维也纳参加过的一次宴会，“当然每一个人都听说过茨威格，但竟然无人知道他死在巴西。”
拜克的这部影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片，也不是侦探片，而是一部魔幻片，同时又兼有伏都教的色彩——茨威格能预料到自己的死。拜克的影片常常抽象地叙述陌生状态以及艺术与政治不相容的关系。
茨威格选择自杀时是怎么想的呢？他的绝命书中最后几行字是这样的：“我向我所有的朋友问好，忠心祝愿你们在经历了长夜后又会见到晨曦，我，一个完完全全的无辜者，先走一步了。”此后不久，巴西的统治者最终决定加入世界反希特勒同盟中来。
尽管茨威格经历了客居国的政治家们带来的种种失望，在他的告别信中茨威格仍然写下了爱的宣言：“每一天我都试图学会热爱这个国家，我的祖国所在的西方世界已经沉没，我的家乡欧洲毁灭之后，没有哪个地方像巴西一样让我曾试图彻底地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
可惜茨威格的这种爱并没有成为挽救自己的支柱。巴西——按茨威格所言——的种族、社会阶层之间是非常和谐的，然而这一切往往难免只是一个善意的欺骗而已。
不过人们必须学会热爱它。当然幻觉只会导致致命的恶果，但对沃格勒来讲，在巴西四十天的拍摄生活仅仅是电影故事而已，接下来的是回巴黎休息。
这就是茨威格在巴西的时光，令茨威格高兴的是：现实中的沃格勒不在巴西而在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