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你根本看不出来谁是癌症病人。因为癌症病人不住院，除非紧急情况。
　　我们的教堂就是这样。那个站在门口为大家开门关门的就是一个鼻癌患者，他总是顶着一个很红的大鼻子，脸上满是做过化疗后的斑痕，一副风平浪静的表情。
　　教堂唱诗班成员中也有三个癌症病人，一个是皮肤癌，一个是脑癌，一个是胃癌。他们唱歌时声情并茂，如果不是他们自己说出来，打死我都不相信他们已经病入膏肓。
　　教堂有一个弹风琴的女士，有一天弹着弹着，突然倒地，抬到医院后就死了。
　　开追悼会时，牧师说，她得肝癌已经五年。
　　至于那些患过癌的人，就更看不出来了。我有很多朋友都是闲聊中才知道他们患过癌，比如对面邻居、后面邻居，都是夫妻双双得过皮肤癌。还有我婆婆安妮，有一天，我说起甲状腺结节的事，她说，别担心，大不了开刀，五年前她开过刀，是甲状腺癌。我不敢相信她得癌的事，开刀的事我和丈夫菲里普都不知道。
　　“小手术呀。”安妮淡然地说，“我自己去，自己回，珊蒂都沒打扰。”珊蒂是她宝贝女儿，和她住在一个庄园。
　　他们的医生也很奇怪。你找医生看病要约，只要一时死不了的病，三个月能约到医生就很不错了，半年约到医生属于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医生每天只看几个病人。你等得花儿都谢了，总算见到医生大人，你看完病讨药吃，他还不给，说要观察观察。
　　比如我吧，我的甲状腺长结节五年了，越长越大，每年去医生那儿报到，她都是一句话：“再观察观察。”我到美国八年了，看过好几次医生，没吃过一粒药，医生不给。他们总是对我说：“甜心，相信我，你没必要吃药……”
　　美国人开追悼会也很奇怪。在中国，我们参加追悼会，戴白花，送花圈，全场哭声一片，心肠再硬的人、再不相干的人，也一个个泪流满面。在这里开追悼会，一不戴白花，二不送花圈，三不三鞠躬，四不放哀乐……大家只是像开欢送会一样坐进教堂，不但没人哭，还笑声一片。朋友们轮流上去，讲死者生前好玩的事、好笑的事，甚至是出丑的事，把所有人逗得仰天大笑，甚至连家属也笑。
　　我到美国参加的第一次追悼会是我公公的追悼会，我见大家笑成一团，很愤怒。后来发现，所有追悼会都这样，连小孩子的也这样，我才见怪不怪。
　　有一次，我参加邻居克勒的追悼会，克勒的朋友们纷纷上台，笑容满面地回忆克勒。其中一个朋友说，老光棍克勒八十岁时谈了一个女朋友，是越南人，她喜欢吃鱼，有一天，克勒抱了一条活鱼去看女朋友，结果因为路滑，一不小心掉进了游泳池，他大喊救命，女朋友带人把他捞上来时，他怀里还抱着鱼……
　　这个故事还没讲完，全场笑声雷动，我也忍不住笑了。笑声中，我差点忘了这是在开追悼会。
　　最后，牧师笑呵呵地说，克勒已去天堂，我们都别急，总有一天会见到他的。于是，大家又笑了。
　　（李恒克摘自《特别关注》2019年第6期 图/锦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