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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梁启超积极参与了现代图书馆事业，主要表现在开办“万木草堂书藏”、“松坡图书馆”，促办“中华图书馆协会”，出任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馆长等方面。他将图书馆事业纳入“开民智”这个现代启蒙工程之中，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个人办馆与大众联合办馆的有效方法。在现代图书馆的理论方面，梁启超也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开拓者。
关键词：梁启超；现代图书馆事业；贡献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在思想文化、新闻传播、文史文献等领域的建树，早已为人们所知晓。殊不知这位以一支健笔搅动几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还是一位醉心于图书事业的藏书家。他一生嗜书如命，藏书丰富，仅其私人书库“饮冰室”就有藏书近3500种，其中不乏大量价值连城的珍本图书；他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积极倡导“近代藏书楼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他还潜心研究图书文献理论，理论著述内容全面、自成体系……完全可以这样说，梁启超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集成者。
梁启超一生与图书馆事业紧密相关，其从事图书馆的活动大体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早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万木草堂读书期间，他以其师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为依托，与数位同道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他自述当时的情形云，“与二三同志，‘各出其所有之书，合庋一地，得七千余卷，使喜事小吏典焉名日万木草堂书藏”，当此之时，他借鉴西国经验，初步认识到了藏书在学术研究、文化改革方面的作用，“伦敦大楼藏书至五千余卷，入楼借阅之人，岁以亿万计，其各地域邑都会莫不有书楼……此所以举困皆学，而富强甲于天下也。” 这次活动是梁氏现代图书活动的一次试炼。梁启强调，强学会首先应该筹办的5件事中，“开大图书馆”应列其一。 为了筹集开馆资金，强学会想出了各种办法，如从各省督抚取得捐款，从英美公使得到捐资，也发动会员个人捐助，等等。1895年10月强学会书局宣告成立，中国第一个学会藏书楼的成立凝聚了新会梁氏的不少心血。
梁启超图书活动的第二期是在民国初年，标志是“松坡图书馆”的创办。1916年，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先生为纪念蔡松坡，计发起倡办松坡图书馆以纪念之”。 梁的倡议得到了不少同仁赞同，人们纷纷捐款以作创馆之资。1918年，梁氏牵头购得上海徐家汇余邮园，改名为“松社”。嗣后，梁启超又两次上书黎元洪，请其将保和殿所藏《四库全书》复本和宜都杨守敬藏书转给松社。1920年，梁启超访欧归来，以带回的1万册外文图书为基础，外加杨守敬旧藏中文图书2万余册，初步形成图书馆藏书规模。1922年，政府当局将北海公园内的快雪堂和西单石虎胡同七号作为图书馆馆舍，图书馆馆址遂也大致敲定。是年底，松社成员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决定成立松坡图书干事会，梁启超自任会长。1924年11月，“松坡图书馆在北平正式成立” 。松坡图书馆是我国一座较早的私立图书馆，断断续续为读者服务30余年，直到1949年并到北平图书馆。
梁启超图书活动的第三期是1925年直至去世前的时期，此时他的主要活动主要有两件，一是促办“中华图书馆协会”，二是出任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馆长。1925年4月，在梁启超的极力促成下，“中华图书馆协会”宣告成立，他还被选为协会首席董事。1925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聘用梁启超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致函中华教育基金会，称因国库支出难于履行双方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契约，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于是决定独立筹建北京图书馆，聘梁启超为馆长；1926年，北京政府改组国立京师图书馆，仍聘梁启超为馆长。
在办馆方式方面，梁启超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个人与大众联合办馆的有效方法。一方面，他要求社会各界都应加入到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行列中来，做到大众图书大众办。在松坡图书馆成立时，为筹措经费，争取社会支持，他亲自撰写了《松坡图书馆劝捐启》、《筹办劝捐简章》等，广泛寻求社会各界支持。在向社会募捐的同时，他自己也以变卖字画等方式筹措馆资。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别人的图书馆开办活动。强学会被封后，当得知美国会员李佳白建“尚贤堂”消息时，他欣然撰文支持，“吾侪拭目以俟李君”，期望将其建成为国人服务的图书馆。其《记尚贤堂》赞扬李佳白曰，“与京师官书局，大学堂相应，其爱我华人亦至矣。” 1923年，安徽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在戴东原读书故址上建“戴东原图书馆”，梁启超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注。此外，他还开了个人捐书入馆的先河。梁氏逝世之前曾立下口头遗嘱，拟将自己的藏书全部捐给北平国立图书馆。1930年2月，按照先生遗愿，其生前所存图书41089册，碑帖千余种及大量手稿、信札等悉数捐入了北平图书馆。1931年，《国立图书馆馆务报告》中说：“本馆去岁承梁任公先生遗族以梁先生全部藏书寄存本馆公开阅览，学者称便”， 简单的几句话，可谓是对这位近代文化伟人慷慨无私活动的最好纪念。
为什么在积贫积弱的国难当头如此热心于图书馆建设？这跟梁氏的启蒙思想思想是有关的。由于图书工作是教育普及的基础部分，而教育普及则是“开民智”活动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身处“强学-强国”语境之中的梁启超，便顺理成章地将图书馆工作列为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了。“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以堂堂中国，而民智之程度，乃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喟唱而长悲也．” 他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民智低下而国强者”， 因此，他试图从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入手，找到中国迅速强盛的有效捷径，其创办报刊、开设新式学校、从事文学活动、推广图书馆等系列活动，就是其强国策略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图书馆事业在这整个链条之中所占的地位尤其重要，圖书馆是传播知识的总机关，是文化普及的重要场所。
因此，强学会甫一成立，图书馆筹建工作便被提到议事日程。1895年，北京强学会书局的创办，使梁启超图书活动进入一个更为自觉的阶段，他明确提出开办现代图书事业的目的，就是为“强学”和“开智”这个根本任务服务。他在《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中，倡议教育改革，以便文化普及，首先提到的就是设立藏书楼。梁氏心目中的近代藏书楼与封建时代的藏书楼大相径庭，后者重藏而不重用，不甚注重图书的流通，而前者则具有明显的传播功能，能对民众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作用。他设藏书楼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机构，收藏中外图书，“许人入楼观书”，从而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作用。粱氏还把文风的兴盛、学术的繁荣归之于图书馆建设，虽不乏梁启超式的片面夸大，然其强调的图书馆事业之于文教普及的功效，却也对现代图书馆和教育文化事业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
梁启超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转型也进行了不少理论探索。戊戌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图书馆与先进文化——大机关》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功能、作用以及方向进行了精辟的理论概括。它再次强调，与古代书院藏书楼不同，现代图书馆只有面向民众、收藏古今、广泛建馆、藏用结合，才能真正有所发展、真正起到开启民智的作用。梁氏对于现代图书馆理论的另一巨大贡献就是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国图书索引》等大型理论工具书。1926年，梁启超辞去京师图书馆馆长职务后，次年即着手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他计划“将中国数千年来曾有书籍若干种，现有书籍若干种，悉数网罗，分别说明，以近世最精密之表式，作古今典册汇总之簿录。” 这个类似于古今图书总目的计划，即是梁启超“中国图书馆学”建构的一次演练。他向北平图书馆提交编纂计划，获得批准后，又先用个人“饮冰室”藏书进行实验，然后才开始正式编纂工作。但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工作只完成了“簿录”、“官录与史志”等部分，即使如此，其对现代图书馆学的贡献也是不可泯灭的。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
关键词：梁启超；现代图书馆事业；贡献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在思想文化、新闻传播、文史文献等领域的建树，早已为人们所知晓。殊不知这位以一支健笔搅动几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还是一位醉心于图书事业的藏书家。他一生嗜书如命，藏书丰富，仅其私人书库“饮冰室”就有藏书近3500种，其中不乏大量价值连城的珍本图书；他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积极倡导“近代藏书楼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他还潜心研究图书文献理论，理论著述内容全面、自成体系……完全可以这样说，梁启超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集成者。
梁启超一生与图书馆事业紧密相关，其从事图书馆的活动大体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早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万木草堂读书期间，他以其师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为依托，与数位同道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他自述当时的情形云，“与二三同志，‘各出其所有之书，合庋一地，得七千余卷，使喜事小吏典焉名日万木草堂书藏”，当此之时，他借鉴西国经验，初步认识到了藏书在学术研究、文化改革方面的作用，“伦敦大楼藏书至五千余卷，入楼借阅之人，岁以亿万计，其各地域邑都会莫不有书楼……此所以举困皆学，而富强甲于天下也。” 这次活动是梁氏现代图书活动的一次试炼。梁启强调，强学会首先应该筹办的5件事中，“开大图书馆”应列其一。 为了筹集开馆资金，强学会想出了各种办法，如从各省督抚取得捐款，从英美公使得到捐资，也发动会员个人捐助，等等。1895年10月强学会书局宣告成立，中国第一个学会藏书楼的成立凝聚了新会梁氏的不少心血。
梁启超图书活动的第二期是在民国初年，标志是“松坡图书馆”的创办。1916年，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先生为纪念蔡松坡，计发起倡办松坡图书馆以纪念之”。 梁的倡议得到了不少同仁赞同，人们纷纷捐款以作创馆之资。1918年，梁氏牵头购得上海徐家汇余邮园，改名为“松社”。嗣后，梁启超又两次上书黎元洪，请其将保和殿所藏《四库全书》复本和宜都杨守敬藏书转给松社。1920年，梁启超访欧归来，以带回的1万册外文图书为基础，外加杨守敬旧藏中文图书2万余册，初步形成图书馆藏书规模。1922年，政府当局将北海公园内的快雪堂和西单石虎胡同七号作为图书馆馆舍，图书馆馆址遂也大致敲定。是年底，松社成员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决定成立松坡图书干事会，梁启超自任会长。1924年11月，“松坡图书馆在北平正式成立” 。松坡图书馆是我国一座较早的私立图书馆，断断续续为读者服务30余年，直到1949年并到北平图书馆。
梁启超图书活动的第三期是1925年直至去世前的时期，此时他的主要活动主要有两件，一是促办“中华图书馆协会”，二是出任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馆长。1925年4月，在梁启超的极力促成下，“中华图书馆协会”宣告成立，他还被选为协会首席董事。1925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聘用梁启超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致函中华教育基金会，称因国库支出难于履行双方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契约，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于是决定独立筹建北京图书馆，聘梁启超为馆长；1926年，北京政府改组国立京师图书馆，仍聘梁启超为馆长。
在办馆方式方面，梁启超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个人与大众联合办馆的有效方法。一方面，他要求社会各界都应加入到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行列中来，做到大众图书大众办。在松坡图书馆成立时，为筹措经费，争取社会支持，他亲自撰写了《松坡图书馆劝捐启》、《筹办劝捐简章》等，广泛寻求社会各界支持。在向社会募捐的同时，他自己也以变卖字画等方式筹措馆资。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别人的图书馆开办活动。强学会被封后，当得知美国会员李佳白建“尚贤堂”消息时，他欣然撰文支持，“吾侪拭目以俟李君”，期望将其建成为国人服务的图书馆。其《记尚贤堂》赞扬李佳白曰，“与京师官书局，大学堂相应，其爱我华人亦至矣。” 1923年，安徽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在戴东原读书故址上建“戴东原图书馆”，梁启超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注。此外，他还开了个人捐书入馆的先河。梁氏逝世之前曾立下口头遗嘱，拟将自己的藏书全部捐给北平国立图书馆。1930年2月，按照先生遗愿，其生前所存图书41089册，碑帖千余种及大量手稿、信札等悉数捐入了北平图书馆。1931年，《国立图书馆馆务报告》中说：“本馆去岁承梁任公先生遗族以梁先生全部藏书寄存本馆公开阅览，学者称便”， 简单的几句话，可谓是对这位近代文化伟人慷慨无私活动的最好纪念。
为什么在积贫积弱的国难当头如此热心于图书馆建设？这跟梁氏的启蒙思想思想是有关的。由于图书工作是教育普及的基础部分，而教育普及则是“开民智”活动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身处“强学-强国”语境之中的梁启超，便顺理成章地将图书馆工作列为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了。“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以堂堂中国，而民智之程度，乃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喟唱而长悲也．” 他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民智低下而国强者”， 因此，他试图从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入手，找到中国迅速强盛的有效捷径，其创办报刊、开设新式学校、从事文学活动、推广图书馆等系列活动，就是其强国策略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图书馆事业在这整个链条之中所占的地位尤其重要，圖书馆是传播知识的总机关，是文化普及的重要场所。
因此，强学会甫一成立，图书馆筹建工作便被提到议事日程。1895年，北京强学会书局的创办，使梁启超图书活动进入一个更为自觉的阶段，他明确提出开办现代图书事业的目的，就是为“强学”和“开智”这个根本任务服务。他在《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中，倡议教育改革，以便文化普及，首先提到的就是设立藏书楼。梁氏心目中的近代藏书楼与封建时代的藏书楼大相径庭，后者重藏而不重用，不甚注重图书的流通，而前者则具有明显的传播功能，能对民众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作用。他设藏书楼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机构，收藏中外图书，“许人入楼观书”，从而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作用。粱氏还把文风的兴盛、学术的繁荣归之于图书馆建设，虽不乏梁启超式的片面夸大，然其强调的图书馆事业之于文教普及的功效，却也对现代图书馆和教育文化事业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
梁启超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转型也进行了不少理论探索。戊戌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图书馆与先进文化——大机关》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功能、作用以及方向进行了精辟的理论概括。它再次强调，与古代书院藏书楼不同，现代图书馆只有面向民众、收藏古今、广泛建馆、藏用结合，才能真正有所发展、真正起到开启民智的作用。梁氏对于现代图书馆理论的另一巨大贡献就是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国图书索引》等大型理论工具书。1926年，梁启超辞去京师图书馆馆长职务后，次年即着手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他计划“将中国数千年来曾有书籍若干种，现有书籍若干种，悉数网罗，分别说明，以近世最精密之表式，作古今典册汇总之簿录。” 这个类似于古今图书总目的计划，即是梁启超“中国图书馆学”建构的一次演练。他向北平图书馆提交编纂计划，获得批准后，又先用个人“饮冰室”藏书进行实验，然后才开始正式编纂工作。但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工作只完成了“簿录”、“官录与史志”等部分，即使如此，其对现代图书馆学的贡献也是不可泯灭的。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