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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音乐发展中，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快速发展壮大的背后则隐藏着许许多多的隐忧。本文研究的对象着眼于当代国内音乐发展中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与方向，以"困境"和"挑战"为论点进行思考，找寻中国音乐正确的位置与发展状态，对一系列隐性问题给予关注。
关键词：当代音乐 困境 挑战 发展方向 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戏曲和民歌为代表的传统音乐艺术登堂入室，从民间的田野中一跃至专业音乐学府中，演变成为具有中西结合性质的“民族声乐”；与此同时，80年代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萌发期，在港台流行乐坛的严重影响下，中国内地迎来了流行音乐的春天。此后的发展局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可谓“千树万树梨花开”。然而，在华丽的外衣披裹之下，是内部的种种动能与诱因，在看不到的深层环节中，没有光鲜亮丽的粉饰，而是外强中干的匮乏。我们并不能否定中国音乐发展所走过的历程和努力得来的成果。但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当下所处的位置、水平，在有参照物对照的情况下形成客观的认知，这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基础牢靠，更是为了明天不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一、当代中国音乐发展之困境：民族化道路的困难重重
音乐的“民族性”指的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自身发展规律中所形成的音乐风格与特质，无论从外在表现或内部诱因方面是具有特殊性的。且不说各个国家微观上的音乐民族性差异，中西方音乐的民族性方面就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从历史维度来看，中西方音乐所走出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西方音乐的形态是建立在宗教文化、建筑特色、数学量化的基础之上。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音乐发展就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利用数学运算出的弦长定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精确运算出的十二平均律结合了音乐的自然性与数学的科学严谨，形成了对于音准精确的把控。此后的发展过程中，欧洲音乐家在巴赫《十二平均律曲集》与具有标志性的赋格形态基础之上，形成了各种各样有关音乐的重大成果。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奏鸣曲、协奏曲或是结构宏大的交响乐或歌剧音乐，所有素材与元素的丰富全部有赖于一种严密的数学量化支撑，以及其民族精神中对于宗教和文化自成一派的理解与观念。
中国的音乐形态则更多的是在自发且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与社会生产劳动和统治阶级的喜好，以及社会功能一同发展。早在社会制度与等级观念刚刚萌生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具有独特文化功能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与雅乐形态的出现，其根源在于奴隶主阶层对于社会掌控的需要，也在于社会文明不够发达时所形成的一种思想认知与审美情怀。祭天祭地祭祖先，歌功颂德赞帝王，正是由于礼乐制度的明确与清晰，才使并不稳定的社会基础被划分为各种各样的等级，维系了国家的统一性管理。此后的中国音乐在礼崩乐坏之后形成了双向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宫廷音乐有着自己独到的审美见解，根据王宫贵胄的需要不断形成具有华贵气质的音乐体裁与作品，无论《相和歌》《清商乐》《歌舞大曲》《法曲》，都可看出宫廷音乐的气势恢宏；另一方面，民间音乐的发展在以农村文化生态群落为依靠的环境中缓慢孕育，在劳动与生活中出现了民歌、小调、劳动号子等极为朴实，但却掷地有声的民俗音乐类型。在音乐文化的缓慢积累过程中，并没有十分系统化与科学的音乐理论作为支撑，也没有雅俗共赏的音乐体裁在民间与宫廷得到同步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反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量化积攒，逐渐形成了巨大的音乐能量。与此同时，由于民间音乐散布在广大的文化田野之中，各个地域人民的语言、劳动方式、生活境遇、民族、习俗都不尽相同，使得音乐的色彩绚丽多姿，个性十足。
既然中西方音乐历史的差异如此巨大，那么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何以使二者殊途同归了呢？答案是：分歧依旧，无法合二为一。但是对于很多中国当代音乐人来说，却始终心猿意马，总奢望能够在别人的田野里找到自己的果实，打着民族化的旗号，在学习和临摹别人的成果。今天的音乐创作中，我们时常能够看到很多变了味道的中国创作。看似是中国化的主题内容，实则却是西方音乐体的移植或照搬照抄。看似有几样中国乐器融入其中，但创作者本身并没有置身其中，而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西方音乐的代言人。有甚者更试图说服中国欣赏者接受一种“新式”的民族化音乐观念，以西方音乐的传统来养育中国岌岌可危的民族音乐。殊不知，正是音乐西方现代音乐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过于严重，才导致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精粹的枯竭。
对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而言，民族化逐渐成为了一种困惑，失掉了对于传统音乐的情感与信心，民族音乐的自尊心荡然无存。我们不需要有名无实的民族音乐，也不需要传统乐器奏响现代乐曲，我们希望将民族音乐封存在传统中，封存在民族固定的审美逻辑中，不要试图颠覆和改变，更不需要作为哗众取宠的工具。
二、当代中国音乐发展之挑战：与国际化接轨的道路崎岖
在民族化困境的同时，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中还有另外一种刺耳的声音，就是“伪国际化”。从音乐发展与传承的视角而言，不同国家与民族的音乐传承方式各有不同，使得音乐财富所遗留下来的精神也具备了不同的特质。
从音乐的教育传承而言，中西方的差距同样大相径庭。西方音乐文化的传承往复一向注重文字的作用，由于乐谱记录在整个欧洲的统一，从巴洛克甚至更早的时期开始，音乐家就通过乐谱与表情术语周密的记录着乐谱的内容，虽然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而言，语言与文化习惯截然不同，但是通过这些已被量化的音符，完全可以临摹这些作品，无论是几十年后或者几百年后。这使得欧洲音乐文化的教育与传承始终以文本为中介进行着代际传播。
中国的音乐传承与之相比，采用了一种更为抽象的“口传心授”。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中国的民间音乐多是由民间艺人收集整理与自成一派的，有些音乐风格甚至在每个村庄内都有不同流派。因此，音乐的创新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其不稳定的特性决定了无法记录成为文本；其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民众有近八成是不识字的，因此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也很少形成文字或曲谱。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文本中不乏工尺谱等形式，但在民间音乐的传播中很少能够运用，口耳相传必然是民间音乐传播中最简单易得的方式；此外，口传心授是民俗音乐文化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是很多知识传播的最重要手段，在音乐的传播中也逐渐形成了听与学的传统。 西方音乐传承的量化性结果，使其形成了古典、浪漫、民族等不同的艺术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音乐风潮，即便是今天的流行音乐同样是西方音乐厚积薄发的结果。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流行音乐在工业时代的欧美国家逐渐形成，并从早期的黑人音乐，逐渐演变产生了蓝调音乐、爵士音乐、摇滚乐、R&B等多种多样的流行音乐体裁。这些积累不仅仅是现代工业打造出来的结果，同时也是几百年古典音乐所造就的音乐传统结果。美国流行音乐的受众在等待和广泛参与过程中，看到了伟大的“猫王”、“老鹰”、“U2”、“迈克尔·杰克逊”等流行歌星。
当欧美的流行音乐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中国社会并未与国际接轨，因此也从未听到过流行音乐的声音。当流行音乐袭来的时候，国人封闭的内心豁然开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情感需求满足。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与国际流行音乐相互关联的学习、借鉴、模仿。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市场机制，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形成了在华语乐坛具有影响力的内地音乐，也培养出了很多知名的流行歌手。这一切的成果我们都能够清晰的感知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此成果是否就可以与国际音乐环境相提并论，并驾齐驱？显然，我们几十年的成果与欧美相比，在流行音乐领域中还相距甚远，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其实，即便是在华语乐坛鼎鼎大名的歌星，在国际上的认知度也是极低的。我们所引以为傲的流行音乐作品大部分都是有欧美传来的曲风。比如：中国从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摇滚乐，在欧美已经延续了近百年的时间；近十年所流行的R&B曲风，在欧美已经火爆了几十年的时间，也并不算新鲜。
当许多中国音乐人都觉得“扬眉吐气”的时候，我们似乎应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的音乐符号还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戏曲和民乐等等这些最为传统的民族符号，并没有什么现代音乐成果值得炫耀和骄傲。在今天的国际音乐舞台上，能够得到共识的无非是郎朗、谭盾、李云迪等寥寥几人，依靠的也是对于西方音乐的精准把控与运用。而那些呼声很高的中国流行音乐成果和歌星，并没有走出亚洲，奔向世界。只能在华语乐坛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因此，我们认为，距离“国际化”，我们的现代音乐道路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即便我们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有丰厚的音乐贮藏，即便我们曾经的音乐辉煌溅射了周边的许多国家与民族，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在现代文明与工业科技化进程的文化角逐中，我们显然处于一种被动追赶的地位，处于一种学习运用的阶段。也许是我们自古以来所形成的骄傲，使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并非时代的主宰。但急功近利与国际接轨的虚张声势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反而会使我们产生惰性，迷失方向。
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在行动之初必须要保证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中国音乐道路上的困境与挑战的出现，正是由于我们过激的发展欲望和急功近利的态度所导致。只有甩开这些华而不实的包袱，中国音乐才能够轻装上阵。
参考文献：
[1]黄会林，尹鸿.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沙莲香.中国社会心理分析[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3]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4]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关键词：当代音乐 困境 挑战 发展方向 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戏曲和民歌为代表的传统音乐艺术登堂入室，从民间的田野中一跃至专业音乐学府中，演变成为具有中西结合性质的“民族声乐”；与此同时，80年代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萌发期，在港台流行乐坛的严重影响下，中国内地迎来了流行音乐的春天。此后的发展局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可谓“千树万树梨花开”。然而，在华丽的外衣披裹之下，是内部的种种动能与诱因，在看不到的深层环节中，没有光鲜亮丽的粉饰，而是外强中干的匮乏。我们并不能否定中国音乐发展所走过的历程和努力得来的成果。但我们必须正确面对当下所处的位置、水平，在有参照物对照的情况下形成客观的认知，这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基础牢靠，更是为了明天不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一、当代中国音乐发展之困境：民族化道路的困难重重
音乐的“民族性”指的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自身发展规律中所形成的音乐风格与特质，无论从外在表现或内部诱因方面是具有特殊性的。且不说各个国家微观上的音乐民族性差异，中西方音乐的民族性方面就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从历史维度来看，中西方音乐所走出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西方音乐的形态是建立在宗教文化、建筑特色、数学量化的基础之上。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音乐发展就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利用数学运算出的弦长定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精确运算出的十二平均律结合了音乐的自然性与数学的科学严谨，形成了对于音准精确的把控。此后的发展过程中，欧洲音乐家在巴赫《十二平均律曲集》与具有标志性的赋格形态基础之上，形成了各种各样有关音乐的重大成果。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奏鸣曲、协奏曲或是结构宏大的交响乐或歌剧音乐，所有素材与元素的丰富全部有赖于一种严密的数学量化支撑，以及其民族精神中对于宗教和文化自成一派的理解与观念。
中国的音乐形态则更多的是在自发且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与社会生产劳动和统治阶级的喜好，以及社会功能一同发展。早在社会制度与等级观念刚刚萌生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具有独特文化功能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与雅乐形态的出现，其根源在于奴隶主阶层对于社会掌控的需要，也在于社会文明不够发达时所形成的一种思想认知与审美情怀。祭天祭地祭祖先，歌功颂德赞帝王，正是由于礼乐制度的明确与清晰，才使并不稳定的社会基础被划分为各种各样的等级，维系了国家的统一性管理。此后的中国音乐在礼崩乐坏之后形成了双向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宫廷音乐有着自己独到的审美见解，根据王宫贵胄的需要不断形成具有华贵气质的音乐体裁与作品，无论《相和歌》《清商乐》《歌舞大曲》《法曲》，都可看出宫廷音乐的气势恢宏；另一方面，民间音乐的发展在以农村文化生态群落为依靠的环境中缓慢孕育，在劳动与生活中出现了民歌、小调、劳动号子等极为朴实，但却掷地有声的民俗音乐类型。在音乐文化的缓慢积累过程中，并没有十分系统化与科学的音乐理论作为支撑，也没有雅俗共赏的音乐体裁在民间与宫廷得到同步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反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量化积攒，逐渐形成了巨大的音乐能量。与此同时，由于民间音乐散布在广大的文化田野之中，各个地域人民的语言、劳动方式、生活境遇、民族、习俗都不尽相同，使得音乐的色彩绚丽多姿，个性十足。
既然中西方音乐历史的差异如此巨大，那么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何以使二者殊途同归了呢？答案是：分歧依旧，无法合二为一。但是对于很多中国当代音乐人来说，却始终心猿意马，总奢望能够在别人的田野里找到自己的果实，打着民族化的旗号，在学习和临摹别人的成果。今天的音乐创作中，我们时常能够看到很多变了味道的中国创作。看似是中国化的主题内容，实则却是西方音乐体的移植或照搬照抄。看似有几样中国乐器融入其中，但创作者本身并没有置身其中，而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西方音乐的代言人。有甚者更试图说服中国欣赏者接受一种“新式”的民族化音乐观念，以西方音乐的传统来养育中国岌岌可危的民族音乐。殊不知，正是音乐西方现代音乐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过于严重，才导致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精粹的枯竭。
对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而言，民族化逐渐成为了一种困惑，失掉了对于传统音乐的情感与信心，民族音乐的自尊心荡然无存。我们不需要有名无实的民族音乐，也不需要传统乐器奏响现代乐曲，我们希望将民族音乐封存在传统中，封存在民族固定的审美逻辑中，不要试图颠覆和改变，更不需要作为哗众取宠的工具。
二、当代中国音乐发展之挑战：与国际化接轨的道路崎岖
在民族化困境的同时，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中还有另外一种刺耳的声音，就是“伪国际化”。从音乐发展与传承的视角而言，不同国家与民族的音乐传承方式各有不同，使得音乐财富所遗留下来的精神也具备了不同的特质。
从音乐的教育传承而言，中西方的差距同样大相径庭。西方音乐文化的传承往复一向注重文字的作用，由于乐谱记录在整个欧洲的统一，从巴洛克甚至更早的时期开始，音乐家就通过乐谱与表情术语周密的记录着乐谱的内容，虽然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而言，语言与文化习惯截然不同，但是通过这些已被量化的音符，完全可以临摹这些作品，无论是几十年后或者几百年后。这使得欧洲音乐文化的教育与传承始终以文本为中介进行着代际传播。
中国的音乐传承与之相比，采用了一种更为抽象的“口传心授”。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中国的民间音乐多是由民间艺人收集整理与自成一派的，有些音乐风格甚至在每个村庄内都有不同流派。因此，音乐的创新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其不稳定的特性决定了无法记录成为文本；其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民众有近八成是不识字的，因此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也很少形成文字或曲谱。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文本中不乏工尺谱等形式，但在民间音乐的传播中很少能够运用，口耳相传必然是民间音乐传播中最简单易得的方式；此外，口传心授是民俗音乐文化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是很多知识传播的最重要手段，在音乐的传播中也逐渐形成了听与学的传统。 西方音乐传承的量化性结果，使其形成了古典、浪漫、民族等不同的艺术时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音乐风潮，即便是今天的流行音乐同样是西方音乐厚积薄发的结果。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流行音乐在工业时代的欧美国家逐渐形成，并从早期的黑人音乐，逐渐演变产生了蓝调音乐、爵士音乐、摇滚乐、R&B等多种多样的流行音乐体裁。这些积累不仅仅是现代工业打造出来的结果，同时也是几百年古典音乐所造就的音乐传统结果。美国流行音乐的受众在等待和广泛参与过程中，看到了伟大的“猫王”、“老鹰”、“U2”、“迈克尔·杰克逊”等流行歌星。
当欧美的流行音乐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中国社会并未与国际接轨，因此也从未听到过流行音乐的声音。当流行音乐袭来的时候，国人封闭的内心豁然开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情感需求满足。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与国际流行音乐相互关联的学习、借鉴、模仿。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市场机制，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形成了在华语乐坛具有影响力的内地音乐，也培养出了很多知名的流行歌手。这一切的成果我们都能够清晰的感知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此成果是否就可以与国际音乐环境相提并论，并驾齐驱？显然，我们几十年的成果与欧美相比，在流行音乐领域中还相距甚远，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其实，即便是在华语乐坛鼎鼎大名的歌星，在国际上的认知度也是极低的。我们所引以为傲的流行音乐作品大部分都是有欧美传来的曲风。比如：中国从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摇滚乐，在欧美已经延续了近百年的时间；近十年所流行的R&B曲风，在欧美已经火爆了几十年的时间，也并不算新鲜。
当许多中国音乐人都觉得“扬眉吐气”的时候，我们似乎应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的音乐符号还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戏曲和民乐等等这些最为传统的民族符号，并没有什么现代音乐成果值得炫耀和骄傲。在今天的国际音乐舞台上，能够得到共识的无非是郎朗、谭盾、李云迪等寥寥几人，依靠的也是对于西方音乐的精准把控与运用。而那些呼声很高的中国流行音乐成果和歌星，并没有走出亚洲，奔向世界。只能在华语乐坛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因此，我们认为，距离“国际化”，我们的现代音乐道路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即便我们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有丰厚的音乐贮藏，即便我们曾经的音乐辉煌溅射了周边的许多国家与民族，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在现代文明与工业科技化进程的文化角逐中，我们显然处于一种被动追赶的地位，处于一种学习运用的阶段。也许是我们自古以来所形成的骄傲，使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并非时代的主宰。但急功近利与国际接轨的虚张声势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反而会使我们产生惰性，迷失方向。
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在行动之初必须要保证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中国音乐道路上的困境与挑战的出现，正是由于我们过激的发展欲望和急功近利的态度所导致。只有甩开这些华而不实的包袱，中国音乐才能够轻装上阵。
参考文献：
[1]黄会林，尹鸿.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沙莲香.中国社会心理分析[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3]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4]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