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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的大院里，有几个小朋友常跟我一起玩，其中就有丫头。
丫头的父亲，曾经在铁路工作，后来在一次事故中被火车轧死了。丫头的母亲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疯了。这个家就这样败落了。
上面有三个哥哥的丫头，是这个家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儿。按说，丫头应该是最得爸妈宠爱的，可是我们眼里的她永远蓬头垢面，鼻涕邋遢；永远穿着破衣服，衣服上面黑乎乎的，不知是鼻涕，还是吃的东西留下来的印子。
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欺负她，不愿意跟她玩，嫌她脏。
的确，她那头永远也不梳理的头发，长满了虱子和虮子。虱子是黑色的小虫，虮子是白色的小虫，都附着在头发上，奇痒无比。
这个有个疯妈妈，没人管没人疼的孩子，真是可怜。就那一头虱子和虮子，就够她受的了。小朋友们怕被她头上的虫子传染，都远远地躲着她。
她很想跟我们一起玩，总是眼馋地远远看着我们，一双小眼睛充满期待，盼着能加入进来。
她的妈妈倒是毫无顾忌，蓬头垢面，唱着走调的歌，骂骂咧咧地从我们玩的地方经过。
有的小朋友有时会放下正在玩的东西，把注意力转向丫头妈妈，朝她扔石头；有时会追在她的身后，戏谑她。这种时候，丫头总会自卑地悄悄溜走。
我是院子里这几个同龄小朋友的“头儿”，可能因为自己在学校和体操房的境遇吧，我对丫头充满同情。虽然我没有一个疯子妈妈，虽然我衣着整洁，但是，同学们和队员们不也是不理我、不跟我玩吗？我不也总是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看着人家玩、看着人家笑吗？
我真的很想让丫头跟我们一起玩，但是，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家都不想理她，都不欢迎她加入。于是，我又担心如果向着她，自己会失去这一点点得之不易的江湖地位。矛盾和斗争的结果，让我只能无奈地远远看着她那双热切的眼睛。
有一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就跑到小朋友们一起玩的大树下面。那儿只有丫头一个人，她正在用我们在地上画的线，模仿着我们的动作跳房子呢。
看到我，她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转身就要走。我不自觉地叫了声：“丫头！”
她站住了，转过头来看着我。我又不自觉地问她：“想不想跟我一起玩？”
她吃惊地看着我，不太相信似的，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过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反悔，见我的目光一直真诚地注视着她，于是，她使劲点了点头，脸都红到脖子根了。
我们俩互相看着，她灿烂地笑了，我也灿烂地笑了。
我把她带到了我们家的小院，让她坐小板凳，我坐椅子，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开始帮她捉头发上的虱子和虮子。
那个下午，阳光温暖地照着小院，我真的像丫头的妈妈一样，温存而认真地帮她清除着这些小朋友们嫌弃的东西。我好像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感，就是要帮助她，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姑娘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让她干净美丽起来。
帮助了她，也就如同帮助了我自己，我希望在学校、在体操房，同学们和队员们也能像我对丫头一样对待我。
有时候，我把她的头发弄得很疼，她也一声不吭地忍着。
虱子和虮子都很难弄下来，这些个小虫子，死死地抓着头发，要用两个手指头的指甲相互挤压，听到“啪”的一声响，才算是把它消灭了。
太多了，何时是个尽头啊！
弄着弄着，我的身上也痒起来了，然后，头发又痒起来了——天哪，是不是已经传染给了我呀？
我开始后悔了，后悔让她来我们家，后悔帮她捉虱子，害怕自己被传染上这些可怕的小虫子。要是那样的话，学校里的同学们、体操房里的队员们不就更加嫌弃我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姥爷伸出了援助之手。
姥爷已经观察我们半天了，他知道丫头家里的情况，很同情这一家人，所以，看到我帮助丫头，姥爷很高兴。
姥爷看我的方法太笨拙，就提着把剪刀走过来，“咔嚓咔嚓”几下子，就把丫头那又长又乱的头发剪成了齐耳的短发。
哈哈，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下子，可就容易得多了。本来虱子和虮子也大都集中在发尾，剪掉了，不就省得一个一个弄死了吗？
从没梳过头的丫头，一下子变了个人，干净、整洁，好看了许多。
从此以后，丫头就成了我的小伙伴。
我带她去洗澡，教她洗衣服，到她的家里帮她打扫卫生。
那个家，如果可以称之为“家”的话，简直就不知道人怎么可以生活在其中。
我甚至很生她三个哥哥的气，为什么不管这个家？为什么不管这个妹妹？为什么不照顾这样一个妈妈？
要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哥哥呀！
我的哥哥，带着他的一帮小兄弟，杀进我们教室。
“谁敢欺负我妹妹？！”
我的哥哥，在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幻想，一直在我童年的脑海里。
可是，有三个哥哥的丫头，不是一样被人欺负吗？有三个儿子的疯子母亲，不是一样被人谩骂吗？
现在的我，才能理解和懂得，那三个儿子，其实也是自卑得不行。没有了父爱和母爱的孩子，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包括自己的亲人。
我把丫头当成了我的布娃娃，我觉得自己就是她的妈妈。别的小朋友想欺负她的时候，我就站出来，保护她，渐渐地，大家也就接受了她。
一别三十多年，再次与丫头重逢，是在电影《我们天上见》的家乡见面会上。大姐知道我跟丫头的感情，想给我一个惊喜，从外地把她接了过来。
彼此对视的第一眼，我就认出是她，眼泪也同时流了下来。
我们两个人，在舞台上，紧紧地拥抱了很久。她一直在我的耳邊喃喃地说：“小时候，只有你跟我玩。”
（摘自《北京晚报》）
丫头的父亲，曾经在铁路工作，后来在一次事故中被火车轧死了。丫头的母亲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疯了。这个家就这样败落了。
上面有三个哥哥的丫头，是这个家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儿。按说，丫头应该是最得爸妈宠爱的，可是我们眼里的她永远蓬头垢面，鼻涕邋遢；永远穿着破衣服，衣服上面黑乎乎的，不知是鼻涕，还是吃的东西留下来的印子。
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欺负她，不愿意跟她玩，嫌她脏。
的确，她那头永远也不梳理的头发，长满了虱子和虮子。虱子是黑色的小虫，虮子是白色的小虫，都附着在头发上，奇痒无比。
这个有个疯妈妈，没人管没人疼的孩子，真是可怜。就那一头虱子和虮子，就够她受的了。小朋友们怕被她头上的虫子传染，都远远地躲着她。
她很想跟我们一起玩，总是眼馋地远远看着我们，一双小眼睛充满期待，盼着能加入进来。
她的妈妈倒是毫无顾忌，蓬头垢面，唱着走调的歌，骂骂咧咧地从我们玩的地方经过。
有的小朋友有时会放下正在玩的东西，把注意力转向丫头妈妈，朝她扔石头；有时会追在她的身后，戏谑她。这种时候，丫头总会自卑地悄悄溜走。
我是院子里这几个同龄小朋友的“头儿”，可能因为自己在学校和体操房的境遇吧，我对丫头充满同情。虽然我没有一个疯子妈妈，虽然我衣着整洁，但是，同学们和队员们不也是不理我、不跟我玩吗？我不也总是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看着人家玩、看着人家笑吗？
我真的很想让丫头跟我们一起玩，但是，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家都不想理她，都不欢迎她加入。于是，我又担心如果向着她，自己会失去这一点点得之不易的江湖地位。矛盾和斗争的结果，让我只能无奈地远远看着她那双热切的眼睛。
有一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就跑到小朋友们一起玩的大树下面。那儿只有丫头一个人，她正在用我们在地上画的线，模仿着我们的动作跳房子呢。
看到我，她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转身就要走。我不自觉地叫了声：“丫头！”
她站住了，转过头来看着我。我又不自觉地问她：“想不想跟我一起玩？”
她吃惊地看着我，不太相信似的，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过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反悔，见我的目光一直真诚地注视着她，于是，她使劲点了点头，脸都红到脖子根了。
我们俩互相看着，她灿烂地笑了，我也灿烂地笑了。
我把她带到了我们家的小院，让她坐小板凳，我坐椅子，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开始帮她捉头发上的虱子和虮子。
那个下午，阳光温暖地照着小院，我真的像丫头的妈妈一样，温存而认真地帮她清除着这些小朋友们嫌弃的东西。我好像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感，就是要帮助她，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姑娘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让她干净美丽起来。
帮助了她，也就如同帮助了我自己，我希望在学校、在体操房，同学们和队员们也能像我对丫头一样对待我。
有时候，我把她的头发弄得很疼，她也一声不吭地忍着。
虱子和虮子都很难弄下来，这些个小虫子，死死地抓着头发，要用两个手指头的指甲相互挤压，听到“啪”的一声响，才算是把它消灭了。
太多了，何时是个尽头啊！
弄着弄着，我的身上也痒起来了，然后，头发又痒起来了——天哪，是不是已经传染给了我呀？
我开始后悔了，后悔让她来我们家，后悔帮她捉虱子，害怕自己被传染上这些可怕的小虫子。要是那样的话，学校里的同学们、体操房里的队员们不就更加嫌弃我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姥爷伸出了援助之手。
姥爷已经观察我们半天了，他知道丫头家里的情况，很同情这一家人，所以，看到我帮助丫头，姥爷很高兴。
姥爷看我的方法太笨拙，就提着把剪刀走过来，“咔嚓咔嚓”几下子，就把丫头那又长又乱的头发剪成了齐耳的短发。
哈哈，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下子，可就容易得多了。本来虱子和虮子也大都集中在发尾，剪掉了，不就省得一个一个弄死了吗？
从没梳过头的丫头，一下子变了个人，干净、整洁，好看了许多。
从此以后，丫头就成了我的小伙伴。
我带她去洗澡，教她洗衣服，到她的家里帮她打扫卫生。
那个家，如果可以称之为“家”的话，简直就不知道人怎么可以生活在其中。
我甚至很生她三个哥哥的气，为什么不管这个家？为什么不管这个妹妹？为什么不照顾这样一个妈妈？
要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哥哥呀！
我的哥哥，带着他的一帮小兄弟，杀进我们教室。
“谁敢欺负我妹妹？！”
我的哥哥，在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幻想，一直在我童年的脑海里。
可是，有三个哥哥的丫头，不是一样被人欺负吗？有三个儿子的疯子母亲，不是一样被人谩骂吗？
现在的我，才能理解和懂得，那三个儿子，其实也是自卑得不行。没有了父爱和母爱的孩子，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包括自己的亲人。
我把丫头当成了我的布娃娃，我觉得自己就是她的妈妈。别的小朋友想欺负她的时候，我就站出来，保护她，渐渐地，大家也就接受了她。
一别三十多年，再次与丫头重逢，是在电影《我们天上见》的家乡见面会上。大姐知道我跟丫头的感情，想给我一个惊喜，从外地把她接了过来。
彼此对视的第一眼，我就认出是她，眼泪也同时流了下来。
我们两个人，在舞台上，紧紧地拥抱了很久。她一直在我的耳邊喃喃地说：“小时候，只有你跟我玩。”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