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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支那真实情况吧
陆军大佐 臼田宽三
日本必须清醒地仔细观察中国实情。解决这样大的支那事变，实际上并非是日本应该由中国四万万民众来解决。日本应该考虑的是，怎样通过支那事变取得下个世纪的重要发言权。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自不用说。在中国南部，日本军队屠戮上海、攻陷南京、掠夺武汉、占领广东等，将这些国际都市和经济中枢一个个尽收掌中。占领地盘蜿蜒连绵已相当辽阔。但是和蒋介石所拥有的地盘相比，无论是经济、资源动脉、还是政治动脉，我们仅仅是他的九牛一毛。如想继续占领国际都市、掌握政治枢纽，拥有和蒋介石同样的势力，那才是太低估中国实际情况而打错了算盘。
正因为蒋介石拥有巨亿财富的浙江财阀一起建立了政治经济基础，才建立了今天的蒋政权。中国国力多是来自与占四亿民众百分之八十人口的、以农村为基础的自主经济。占领国际都市掐断运输渠道、封锁主要海岸等手段，对于打击依赖外国的经济来说，不可不论是相当奏效的。但是在中国，中国人有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和生存能力，决不会因为受到上述手段的打击而遭受重创。
比如对于掌握相当一国巨亿财富的浙江财阀，即便断了他们机械文明的途径，他们还会脱下华丽的绵衣，用棉花纺线，用中国自古传下来的家庭作坊方式缝衣织布。他们仍然有足够的能力继续过着毫无痛苦的生活。就拿蒋介石来说，如果遭受日本攻击，在重庆呆不下去了，他可以继续往内地躲，在那安祥无恙、自自在在地生活。家庭工业也是如此，无论逃到什么深山僻壤，民众的自主经济生命力是扼杀不了的。而日本却没有连续追击蒋介石的兵力，即使能不断地追下去，蒋介石也不迎战。日本也没有逼蒋交战的实力，日本政府对军方所做的一切都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这些无能的乌合之众能成什么事呢?尽管有人认为军队有武力做后盾等等，但是实在值得怀疑他们是否是忠诚的。惟有忠诚才能领导一个时代的政治。惧怕恐怖的影子就是因为心中无忠诚。没有忠诚的人实在很难说有领导一国政治的能力。(1941年4月)
在泥沼中挣扎
军队宣抚官 阿部多利吉
双脚陷进无边的沼泽中没有地方可扶靠，欲拨出右脚，左脚又深深地陷进去。再想将左脚拨出时，右脚又更深地陷进去，已经完全无法逃脱了。这就是日本目前的现状，是解决支那事变的实际情况。
如果将归顺任务交给退役兵做，他们都是些品行不好的人，他们会将“武力”作为指挥宗旨，由此产生许多行不通的事。由于这些行不通的措施而引发归顺兵的不满，他们一旦发现日军防备变得薄弱，就会趁机反戈一击。有的日军部队就因防备不严而惨遭全军覆没的厄运。
到内地可以看到，没有日军的地区生机勃勃。而有日军的地方却死气沉沉。这个事实推翻了“中国兵使民众痛苦”。之所以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兵形象很恐怖，主要原因是两者之间有民族的差异，语言也不通。难怪警备区总部周围的市场冷冷清清，而越远离总部的市场就越热热闹闹。中国民众如此地将日军军队视为毒疮，这就雄辩地说明安抚工作缺乏“仁德”。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湖州，城门以内是占领区，城外是非占领区。因此城内物资一件也不准运往城外，从而城内日用品等杂货比非占领区丰富得多。窘于物资匮乏的游击队经常潜入城内索取物资，有时游击队发现人数少的日本兵就枪杀他们并抢走其武器。日本军队出动部队去讨伐他们的时候，他们则巧扮成农民装作无事人，结果游击队们用金蝉脱壳计而逃之夭夭。讨伐队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些名声显赫的国家精英们，他们作为陛下的坚强栋梁受到军队教育，是这些堪称士兵模范的军队骨干。而他们在上海都做了什么呢?我经常看到和听说那些肆无忌惮的家伙们一到夜间就驾着陛下的汽车，用陛下的汽油跟着艺妓屁股后面转。这一切使我感到随时要爆发，难以抑制的忧国之情。正是这些家伙，他们背叛了陛下的信任、玷污了皇家威信和名誉、践踏了国民的信赖。他们不是乱臣贼子又是谁呢?实际上我必须要说当前君主之国该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扫除这些乱臣贼子。(1941年4月)
还原武士道原来面貌
陆军中将 四天王延孝
既然日本已经明确要扶持和强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汪政权，就要豁出去干到底。按照皇道日本的信义，既然已扶持了汪政府了就决不要放弃它。现在再说什么“汪精卫之流不足取”之类的话就不义气了。对于背叛信义的行为，依照皇道日本的古今和武士道精神，至死也不能做背叛的事。不管是军人还是官吏都必须维护武士道，走正大光明的路，要有“武士无二话”的伟大精神。但是看看现在的日本所作所为，别说什么武士没二话了，三话四话都有，真让人扼腕痛惜啊。
还听说日本正在做重庆工作要将蒋介石拉到南京来，这完全是疯子的做法。从皇道日本的威信和国际关系来看，这些工作都必须断然禁止，重庆工作是不可能也是不符合道理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蒋介石是被日军撵到重庆的败将，去拉败将出山，这简直本末倒置得难以理喻，倒是作为败将的蒋介石应该做东京的工作才符合常理。必须唾弃这种胜将拉败将出山的行为。何况刚刚答应扶持汪精卫政府，嘴上吐洙还没干呢。如果敌方知道我们在做蒋介石的工作，一定会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1941年4月)
民众血管里流着顽强的抗日热血
陆军报道部嘱托 赤星为光
乐观者认为，到今年秋季，蒋介石终因筋疲力尽而为五年抗战史画上一个终止符。但是，从掌握的所有角度的材料看，没有能够肯定这种判断的材料。支那事变的现状是前途渺茫，没法预测未来。虽然蒋介石确实已经非常疲惫了，但是，在支那民众的血管里流着日本人难以想象的无比顽强的抗日热血，尽管他们被压迫在最悲惨的痛苦深渊里。如果是日本人早就受不了而以死来逃避痛苦了，然而，支那人别说在冰凉的石头上呆三年了，他们就是呆五年、十年都可以忍耐着活下去。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惊人生存能力的民族。他们有着顽强的毅力，哪怕是乞丐，虽然瘦得皮包骨头十分衰弱，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都有旺盛的生存能力。(1941年9月)
军部要摆脱自以为是的恶习
全军嘱托 河野正直
经过长达五年的抗战风景，一直挣扎着的支那民众应该适可而止地叛离蒋介石极度怨恨蒋介石的。然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将所有的憎恶感情全部倾泻在日本身上。这就是在掌握支那民众的能力方面，蒋介石明显比日本优越的事实。日本军人没有宽宏大量的性格，甚至连支那朝哪个方向都不知道的这帮家伙，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对待具有复杂性格的支那人呢?
在保甲制度之后如果有闪着寒光的军刀或上刺刀的枪的话，爱的精神最终还是行不通而仅剩下一个形式而已，跟随军刀和上刺刀的枪而来的 人是受恐怖心情驱使的。所以在对作战不妨碍的地区武力应该撤退，让不拿武器的建设战士来代替军人，这点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虽然英美为抗战输血的力量被击溃了，但是，不能断言蒋政权将来会失去抗战力量。在支那的抗战精神力量中，拥有远远超过英美力量的强大民众力量。可以确切地说：蒋介石明知抗战没有世界性意义，现在也仅仅是因为憎恨日本才拼命抗战的。所以说只要给蒋介石面子，他应该百分之百地愿意同日本和解。实际上在攻破武汉前，与蒋介石和解的交涉都快大功告成了。可是，连支那通的松井司令也被周围一些没有远见的参谋们贻误了。他们劝他说“好不容易才包围了武汉，等攻下武汉后再说吧”。就这样失去了妥协的希望。
小看军队和民众的精神力量是愚蠢的。广西省的民众具有和日本人相同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因此，那儿的军队极为精锐强悍，具有极强的战斗力，非英美军队所能比拟的。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蒋介石会败给日本。用十九路军这样强大的战斗力和精悍精度，来说明广西人的精神力量是再合适不过的。(1942年1月)
要坚决发动追击蒋介石的大会战
总军束任嘱托 吉冈文六
攻取武汉作为战事已经告一段落，日本从此好像便改变了战争的意图。就是说，攻取武汉前，在解放支那事变上，日本打的一直是消耗战。而攻取武汉后，可以将日本的战争思路看作是，注重于执行获取物资的计划。实际上，不能忽视日本已经积蓄了国力，战争能力已经比战前增强了三十多倍这个事实。支那事变以来，国库已经拿出百之二十来作为军费开支，拿出百分之八十用于以军事经济为基础的投资和为获取和储蓄物资为目的的用途。目前已经确立了坚如磐石的战时经济结构，这充分说明了支那事变取得了战果。
当初建设满洲国时，有人非常担心地说：“国库中拿出那么多资金去建满洲国到底要干什么呀?”现在看来，不正是因为花费了国库、建设的满洲国，才确立了战时经济，才能毫无顾虑地发动了支那事变。与其对目前局面抱着责难或是悲观失望的态度，不如认识到目前局势的重大意义并且坚持到底。但是决不能对目前局势就此满足，不彻底将国民党打倒、追击蒋介石就谈不上解决支那事变。
不管是国民党的组织能力，还是它的政治能力，还是它的坚韧性，都有一种类似共产党坚强机构的方面。根据目前的形势看，几乎不可能打倒国民党，即使蒋介石现在逃到了重庆，国民党还是有坚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能力的，还是有足够的势力统治整个支那。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拥有三百万军队，而从武汉撤退时他仍然维持三百万的数目。在武汉时期，军费开支由中央政府拨给，逃到重庆后一部分不得不依靠地方财政。在南京时期，蒋介石可以随意动用那三百万军队。而到了武汉时期，他仅仅只是拥有三百万军队，却不能随意动用它了。今天的蒋介石只是苦苦地掌握着和支撑着这支军队。即使如此，假如他们完全陷入了依靠当地调配的境地，也只是一些枝叶末梢的杂牌军会动摇，而骨干兵力决不会有丝毫动摇的。因此，要对付蒋介石，一定要果断地与他进行一次大战，将他彻底地赶到山旮旯里去。
从重庆的地理环境来看，决不可能抹杀它作为中央政府的存在价值，重庆政权是由国民党机构组成的，而国民党机构就像纲和目的关系那样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政权作为中央政府的话完全可以发挥威力。因此，只有把蒋介石彻底赶到偏远山旮旯去，才可以减弱它在地理上所具有中央政府的存在价值，还可以分散国民党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管蒋介石是逃到西安，还是退到成都，还是藏到昆明，根据他所逃的地点的情况，就可以判断国民党势力分散的程度，再根据国民党势力分散的程度制定第二阶段的对策。国民党的势力必然会分裂，分裂后的国民党势力中必然有一部会沾上共产党的色彩，倒是有利于解决事变，应该大大欢迎他们分裂。
我们认识到今后不能忽视的是，如果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那部分势力共产党化的话，民众中必然有一部分人因反对他们而转向汪政府。所以说，如果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发动大规模的对蒋作战的话，一方面能够给予蒋介石的抗战势力一记重锤，还可以强化汪政权。(1942年6月)
军方是按照私家军的意愿来解决支那事变
最高军事顾问部嘱托 千原楠藏
换一任连队长，便要发动什么什么的扫荡。再换一任师团长，又要进行一场什么什么的战斗。总之，不做什么新的事就得不到荣升，他们就是这样为了完成荣升的任务，不断向与和平相反的道路走去，他们那掠夺之手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虽说南京是前线，但是，从前在日俄战争前线上将士们吃尽苦头，与那时相比，在南京过得简直就是王侯的日子。这也可以说明了皇军已经崩溃成私家军这个事实。那些追求名利的喽罗们自得地沉溺于烟花青楼，耀武扬威地坐在名日为前线的铮铮发亮的大交椅上。然而，在这个背后是支那民众滔滔不绝的仇恨的眼泪。因为整天沉溺于青楼而变成药罐子的责任人们，他们将占领区中掠夺来的生产事业又让给了日本财阀。被掠夺的支那民众含泪发誓道：“走着瞧!”刻骨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在他们心里了。日本军部什么都学德国，他们已经糜烂透顶了。
南京以及徐州和武汉等许多要塞被占领后，支那就好像被挖去了心脏，即便这样支那还是不买帐。这不是因为蒋介石的力量，而是因为有人民心声，是民众在坚持不懈地奋起抗战、促进抗战。现在，日本在国内呼吁道：多产多生孩子。而支那人则对他们的孩子说：“快长大，打败日本。”就这样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只要和平阵营和抗日阵营的人都是血脉相通的支那民族，那么，就不能否定他们复仇的汹涌血潮是相通的。偶然，有人为了打听和平阵营的消息从重庆来到南京，但是实在受不了自己受到极大限制的暴政，又惶恐地逃回去了，正因为如此，重庆的抗日意识才因为受到刺激而越来越强烈的。
现在在支那有蒋政权、汪政权、共产党和日军四大势力。其中，最受支那民众拥护的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施仁政，新四军受到拥护也是因为施仁政。(1942年7月)
陆军大佐 臼田宽三
日本必须清醒地仔细观察中国实情。解决这样大的支那事变，实际上并非是日本应该由中国四万万民众来解决。日本应该考虑的是，怎样通过支那事变取得下个世纪的重要发言权。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自不用说。在中国南部，日本军队屠戮上海、攻陷南京、掠夺武汉、占领广东等，将这些国际都市和经济中枢一个个尽收掌中。占领地盘蜿蜒连绵已相当辽阔。但是和蒋介石所拥有的地盘相比，无论是经济、资源动脉、还是政治动脉，我们仅仅是他的九牛一毛。如想继续占领国际都市、掌握政治枢纽，拥有和蒋介石同样的势力，那才是太低估中国实际情况而打错了算盘。
正因为蒋介石拥有巨亿财富的浙江财阀一起建立了政治经济基础，才建立了今天的蒋政权。中国国力多是来自与占四亿民众百分之八十人口的、以农村为基础的自主经济。占领国际都市掐断运输渠道、封锁主要海岸等手段，对于打击依赖外国的经济来说，不可不论是相当奏效的。但是在中国，中国人有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和生存能力，决不会因为受到上述手段的打击而遭受重创。
比如对于掌握相当一国巨亿财富的浙江财阀，即便断了他们机械文明的途径，他们还会脱下华丽的绵衣，用棉花纺线，用中国自古传下来的家庭作坊方式缝衣织布。他们仍然有足够的能力继续过着毫无痛苦的生活。就拿蒋介石来说，如果遭受日本攻击，在重庆呆不下去了，他可以继续往内地躲，在那安祥无恙、自自在在地生活。家庭工业也是如此，无论逃到什么深山僻壤，民众的自主经济生命力是扼杀不了的。而日本却没有连续追击蒋介石的兵力，即使能不断地追下去，蒋介石也不迎战。日本也没有逼蒋交战的实力，日本政府对军方所做的一切都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这些无能的乌合之众能成什么事呢?尽管有人认为军队有武力做后盾等等，但是实在值得怀疑他们是否是忠诚的。惟有忠诚才能领导一个时代的政治。惧怕恐怖的影子就是因为心中无忠诚。没有忠诚的人实在很难说有领导一国政治的能力。(1941年4月)
在泥沼中挣扎
军队宣抚官 阿部多利吉
双脚陷进无边的沼泽中没有地方可扶靠，欲拨出右脚，左脚又深深地陷进去。再想将左脚拨出时，右脚又更深地陷进去，已经完全无法逃脱了。这就是日本目前的现状，是解决支那事变的实际情况。
如果将归顺任务交给退役兵做，他们都是些品行不好的人，他们会将“武力”作为指挥宗旨，由此产生许多行不通的事。由于这些行不通的措施而引发归顺兵的不满，他们一旦发现日军防备变得薄弱，就会趁机反戈一击。有的日军部队就因防备不严而惨遭全军覆没的厄运。
到内地可以看到，没有日军的地区生机勃勃。而有日军的地方却死气沉沉。这个事实推翻了“中国兵使民众痛苦”。之所以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兵形象很恐怖，主要原因是两者之间有民族的差异，语言也不通。难怪警备区总部周围的市场冷冷清清，而越远离总部的市场就越热热闹闹。中国民众如此地将日军军队视为毒疮，这就雄辩地说明安抚工作缺乏“仁德”。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湖州，城门以内是占领区，城外是非占领区。因此城内物资一件也不准运往城外，从而城内日用品等杂货比非占领区丰富得多。窘于物资匮乏的游击队经常潜入城内索取物资，有时游击队发现人数少的日本兵就枪杀他们并抢走其武器。日本军队出动部队去讨伐他们的时候，他们则巧扮成农民装作无事人，结果游击队们用金蝉脱壳计而逃之夭夭。讨伐队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些名声显赫的国家精英们，他们作为陛下的坚强栋梁受到军队教育，是这些堪称士兵模范的军队骨干。而他们在上海都做了什么呢?我经常看到和听说那些肆无忌惮的家伙们一到夜间就驾着陛下的汽车，用陛下的汽油跟着艺妓屁股后面转。这一切使我感到随时要爆发，难以抑制的忧国之情。正是这些家伙，他们背叛了陛下的信任、玷污了皇家威信和名誉、践踏了国民的信赖。他们不是乱臣贼子又是谁呢?实际上我必须要说当前君主之国该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扫除这些乱臣贼子。(1941年4月)
还原武士道原来面貌
陆军中将 四天王延孝
既然日本已经明确要扶持和强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汪政权，就要豁出去干到底。按照皇道日本的信义，既然已扶持了汪政府了就决不要放弃它。现在再说什么“汪精卫之流不足取”之类的话就不义气了。对于背叛信义的行为，依照皇道日本的古今和武士道精神，至死也不能做背叛的事。不管是军人还是官吏都必须维护武士道，走正大光明的路，要有“武士无二话”的伟大精神。但是看看现在的日本所作所为，别说什么武士没二话了，三话四话都有，真让人扼腕痛惜啊。
还听说日本正在做重庆工作要将蒋介石拉到南京来，这完全是疯子的做法。从皇道日本的威信和国际关系来看，这些工作都必须断然禁止，重庆工作是不可能也是不符合道理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蒋介石是被日军撵到重庆的败将，去拉败将出山，这简直本末倒置得难以理喻，倒是作为败将的蒋介石应该做东京的工作才符合常理。必须唾弃这种胜将拉败将出山的行为。何况刚刚答应扶持汪精卫政府，嘴上吐洙还没干呢。如果敌方知道我们在做蒋介石的工作，一定会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1941年4月)
民众血管里流着顽强的抗日热血
陆军报道部嘱托 赤星为光
乐观者认为，到今年秋季，蒋介石终因筋疲力尽而为五年抗战史画上一个终止符。但是，从掌握的所有角度的材料看，没有能够肯定这种判断的材料。支那事变的现状是前途渺茫，没法预测未来。虽然蒋介石确实已经非常疲惫了，但是，在支那民众的血管里流着日本人难以想象的无比顽强的抗日热血，尽管他们被压迫在最悲惨的痛苦深渊里。如果是日本人早就受不了而以死来逃避痛苦了，然而，支那人别说在冰凉的石头上呆三年了，他们就是呆五年、十年都可以忍耐着活下去。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惊人生存能力的民族。他们有着顽强的毅力，哪怕是乞丐，虽然瘦得皮包骨头十分衰弱，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都有旺盛的生存能力。(1941年9月)
军部要摆脱自以为是的恶习
全军嘱托 河野正直
经过长达五年的抗战风景，一直挣扎着的支那民众应该适可而止地叛离蒋介石极度怨恨蒋介石的。然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将所有的憎恶感情全部倾泻在日本身上。这就是在掌握支那民众的能力方面，蒋介石明显比日本优越的事实。日本军人没有宽宏大量的性格，甚至连支那朝哪个方向都不知道的这帮家伙，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对待具有复杂性格的支那人呢?
在保甲制度之后如果有闪着寒光的军刀或上刺刀的枪的话，爱的精神最终还是行不通而仅剩下一个形式而已，跟随军刀和上刺刀的枪而来的 人是受恐怖心情驱使的。所以在对作战不妨碍的地区武力应该撤退，让不拿武器的建设战士来代替军人，这点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虽然英美为抗战输血的力量被击溃了，但是，不能断言蒋政权将来会失去抗战力量。在支那的抗战精神力量中，拥有远远超过英美力量的强大民众力量。可以确切地说：蒋介石明知抗战没有世界性意义，现在也仅仅是因为憎恨日本才拼命抗战的。所以说只要给蒋介石面子，他应该百分之百地愿意同日本和解。实际上在攻破武汉前，与蒋介石和解的交涉都快大功告成了。可是，连支那通的松井司令也被周围一些没有远见的参谋们贻误了。他们劝他说“好不容易才包围了武汉，等攻下武汉后再说吧”。就这样失去了妥协的希望。
小看军队和民众的精神力量是愚蠢的。广西省的民众具有和日本人相同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因此，那儿的军队极为精锐强悍，具有极强的战斗力，非英美军队所能比拟的。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蒋介石会败给日本。用十九路军这样强大的战斗力和精悍精度，来说明广西人的精神力量是再合适不过的。(1942年1月)
要坚决发动追击蒋介石的大会战
总军束任嘱托 吉冈文六
攻取武汉作为战事已经告一段落，日本从此好像便改变了战争的意图。就是说，攻取武汉前，在解放支那事变上，日本打的一直是消耗战。而攻取武汉后，可以将日本的战争思路看作是，注重于执行获取物资的计划。实际上，不能忽视日本已经积蓄了国力，战争能力已经比战前增强了三十多倍这个事实。支那事变以来，国库已经拿出百之二十来作为军费开支，拿出百分之八十用于以军事经济为基础的投资和为获取和储蓄物资为目的的用途。目前已经确立了坚如磐石的战时经济结构，这充分说明了支那事变取得了战果。
当初建设满洲国时，有人非常担心地说：“国库中拿出那么多资金去建满洲国到底要干什么呀?”现在看来，不正是因为花费了国库、建设的满洲国，才确立了战时经济，才能毫无顾虑地发动了支那事变。与其对目前局面抱着责难或是悲观失望的态度，不如认识到目前局势的重大意义并且坚持到底。但是决不能对目前局势就此满足，不彻底将国民党打倒、追击蒋介石就谈不上解决支那事变。
不管是国民党的组织能力，还是它的政治能力，还是它的坚韧性，都有一种类似共产党坚强机构的方面。根据目前的形势看，几乎不可能打倒国民党，即使蒋介石现在逃到了重庆，国民党还是有坚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能力的，还是有足够的势力统治整个支那。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拥有三百万军队，而从武汉撤退时他仍然维持三百万的数目。在武汉时期，军费开支由中央政府拨给，逃到重庆后一部分不得不依靠地方财政。在南京时期，蒋介石可以随意动用那三百万军队。而到了武汉时期，他仅仅只是拥有三百万军队，却不能随意动用它了。今天的蒋介石只是苦苦地掌握着和支撑着这支军队。即使如此，假如他们完全陷入了依靠当地调配的境地，也只是一些枝叶末梢的杂牌军会动摇，而骨干兵力决不会有丝毫动摇的。因此，要对付蒋介石，一定要果断地与他进行一次大战，将他彻底地赶到山旮旯里去。
从重庆的地理环境来看，决不可能抹杀它作为中央政府的存在价值，重庆政权是由国民党机构组成的，而国民党机构就像纲和目的关系那样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政权作为中央政府的话完全可以发挥威力。因此，只有把蒋介石彻底赶到偏远山旮旯去，才可以减弱它在地理上所具有中央政府的存在价值，还可以分散国民党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管蒋介石是逃到西安，还是退到成都，还是藏到昆明，根据他所逃的地点的情况，就可以判断国民党势力分散的程度，再根据国民党势力分散的程度制定第二阶段的对策。国民党的势力必然会分裂，分裂后的国民党势力中必然有一部会沾上共产党的色彩，倒是有利于解决事变，应该大大欢迎他们分裂。
我们认识到今后不能忽视的是，如果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那部分势力共产党化的话，民众中必然有一部分人因反对他们而转向汪政府。所以说，如果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发动大规模的对蒋作战的话，一方面能够给予蒋介石的抗战势力一记重锤，还可以强化汪政权。(1942年6月)
军方是按照私家军的意愿来解决支那事变
最高军事顾问部嘱托 千原楠藏
换一任连队长，便要发动什么什么的扫荡。再换一任师团长，又要进行一场什么什么的战斗。总之，不做什么新的事就得不到荣升，他们就是这样为了完成荣升的任务，不断向与和平相反的道路走去，他们那掠夺之手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虽说南京是前线，但是，从前在日俄战争前线上将士们吃尽苦头，与那时相比，在南京过得简直就是王侯的日子。这也可以说明了皇军已经崩溃成私家军这个事实。那些追求名利的喽罗们自得地沉溺于烟花青楼，耀武扬威地坐在名日为前线的铮铮发亮的大交椅上。然而，在这个背后是支那民众滔滔不绝的仇恨的眼泪。因为整天沉溺于青楼而变成药罐子的责任人们，他们将占领区中掠夺来的生产事业又让给了日本财阀。被掠夺的支那民众含泪发誓道：“走着瞧!”刻骨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在他们心里了。日本军部什么都学德国，他们已经糜烂透顶了。
南京以及徐州和武汉等许多要塞被占领后，支那就好像被挖去了心脏，即便这样支那还是不买帐。这不是因为蒋介石的力量，而是因为有人民心声，是民众在坚持不懈地奋起抗战、促进抗战。现在，日本在国内呼吁道：多产多生孩子。而支那人则对他们的孩子说：“快长大，打败日本。”就这样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只要和平阵营和抗日阵营的人都是血脉相通的支那民族，那么，就不能否定他们复仇的汹涌血潮是相通的。偶然，有人为了打听和平阵营的消息从重庆来到南京，但是实在受不了自己受到极大限制的暴政，又惶恐地逃回去了，正因为如此，重庆的抗日意识才因为受到刺激而越来越强烈的。
现在在支那有蒋政权、汪政权、共产党和日军四大势力。其中，最受支那民众拥护的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施仁政，新四军受到拥护也是因为施仁政。(194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