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魏思孝的作品是在“废柴写小说”的公众号上——一篇叫《垃圾盟主李尚成》的小说。小说的“原型”就是魏思孝的朋友——垃圾盟主李尚成。小说写得特别逗，我看的时候一直在笑。魏思孝对于“底层”是有慈悲之心的，对于身处“底层”坚持写作的朋友更是关心帮助有加，但“慈悲”不是“怜悯”更不是“纵容”，对于“底层”存在的问题魏思孝批判讽刺起来也是毫不留情的，即便是对朋友。他在小说里写道：“李尚成希望我多谈下他的诗歌，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就拿《不得好死》这厚厚的诗集来说，都挺好的，我都能接受，不虚伪做作，基本写作上的坦诚，他不仅做到了，还他妈的淋漓尽致，这就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所谓诗人强太多。语言上，李尚成的诗歌虽然内容低俗，但语言干净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李尚成啊，你自诩为中国最牛逼的诗人，我也表示赞同，没什么不好赞同，毕竟我们之间还有着看似松散的友谊。在我看来，你的诗歌确实好，比那些登堂入室的衣冠楚楚的好多了，你深居社会底层，一身褴褛，写着自己疼痛的个人体验，多么深刻和真实。你应该博得大名，让众人意识到你的好啊。你怎么可以还这么不为人所知呢，我替你感到惋惜啊。你也别天天拿自己和布考斯基比较了，这个美国老头有什么了不起呢，他有你彻底吗，他有你写得好吗？没有啊，所以你应该自信一点，别这个那个的了，你就安心为我们创作伟大的作品不好吗？你也别怨天尤人还不被人承认了。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们都害怕你啊，觉得你盖过他们的风头啊，所以才对你视而不见，你应该窃喜才对。”
　　 说得够狠。换作是我，朋友存在问题我大概率会做个“老好人”，什么都不说。我自己是“好人”了，但是对朋友呢？魏思孝是宁愿自己做个“坏人”也要对朋友好的。他是真的善良。
　　 当然，光批判讽刺是不够的，魏思孝还为“底层”指出了“出路”——“李尚成，别再对不被认可这事耿耿于怀了。既然自大，就做得彻底一点，面子和里子统一一点，不要再试图争取些什么了，压根不会争取到什么。也不要再去谩骂得罪些什么了，一点作用都没有。你需要做的就是写，写诗，写小说，写一切能写的。”
　　 魏思孝看得很清楚，“出路”只有一条——“写”下去。当然，“写”不过是条“路”，不要想着这条“路”能通到哪儿。它哪儿都不到，“因地”即为“果地”，“道路”本身就是“目的”。更不要想着路上會有什么“好东西”等着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你看见什么了说明你走错路了。魏思孝看到了这条“路”的“虚无”，他说：“然后就是无边无际的等待，像一棵树一样，等到被人发现是块做家具的料，再被人砍掉，然后做成精美的家具，摆放在奢华的房间内，被人用来用去。”
　　 我用“虚无”形容这条“路”不含贬义。什么不是“虚无”的呢？就连“褒贬”本身都是“虚无”的。这条“路”的“虚无”并不是件坏事儿，因其“虚无”它才有了通向无限与涅槃的可能。看不到它的“虚无”才是件坏事儿。
　　 看过这篇小说之后，我把能买到的魏思孝的小说集全买了，看完之后顿感“炸裂”。智力的“通透度”、感觉的“敏锐性”、语言的“诱惑力”都不足以作为我喜欢魏思孝小说的理由。理由是说不清的，能说出来的只是一些笼统的“概括”。我姑且说说。
　　一、魏思孝的小说非常地“放松”
　　 “放松”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品质，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小说”来说。“做人”要“遵守规则”还要“实现人生价值”，这两点无论如何造成了我们的紧张。“遵守规则”反映在小说中就是小说要有“井然有序的逻辑”，“实现人生价值”反映在小说中就是小说要有“清晰明确的主题”。
　　 先说“小说要有井然有序的逻辑”。我们脑子里的“想法儿”就是一群随机乱飞的没头苍蝇，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小说”里就要打死这些“没头苍蝇”、留下那些“有头有脑”的，让它们飞成一条直线。众生平等，我佛慈悲，魏思孝让这些“没头苍蝇”活了下来，他的小说呈现的永远是“群蝇乱舞”的景象，惊艳异常。《教你做好吃的蛋》里，他一会儿写出租屋，一会儿写老旧小区，一会儿写女人，一会写如何做出好吃的蛋。《学徒侦探》里他本来是在讲许桧的故事，一会儿讲起了掉进粪坑淹死的狗，一会儿讲起了许桧的拜把子兄弟给过叙事者王东半只咸水鸭，一会儿讲起了足疗技师对王东的轻蔑，一会儿又讲起了孩子尿在了王东身上。让“意识”自由流淌，“偶然随机”、“漫无目的”成为了他的小说最为迷人之处。
　　 再说“小说要有清晰明确的主题”。先不说“清晰明确”，我觉得“主题”就是一种没必要存在的东西。所谓的“主题”不过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偏见”而非什么“真理”，我们往往对自己的“偏见”太信以为真太在乎了。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困惑”是“谜”，我们要做的是呈现它的“氤氲”、“模糊”、“复杂”、“未知”，并非是给出自以为是的答案。魏思孝的小说完好地保留了这个世界“谜”的特质，永远不会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主题”。《对癫痫患者要有耐心》里“绑架者”最终给“被绑架者”递了一支烟。《大街上的每个人都欢天喜地》里“抢劫者”和“被抢劫者”成了“哥们儿”。读了《学徒侦探》之后，我无法批判许桧的犯罪，也无法怜悯许桧的自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也是我面对“现实”时的反应。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没有井然有序的逻辑”、“没有清晰明确的主题”只是魏思孝小说“放松”的“表象”而非“根本原因”。“放松”是一种态度，一种面向外界全然“无畏”、全然“敞开”的态度。换句话说，一个“紧张”的人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放松”的小说的，魏思孝小说“放松”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人是“放松”的。作为人，我们基本上都处于“焦虑”、“紧缩”的状态，读魏思孝的小说你能感觉到自己从“焦虑”、“紧缩”进入到“无畏”、“敞开”的状态，你会感觉很舒服。当然，暂时的舒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小说读多了，你也会变成一个像他一样“放松”“自在”的人，一直处于舒服的状态。
　　二、魏思孝的“幽默”非常独特
　　 让人笑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幽默”很容易沦为“油滑”，一旦“沦为”就很难让人笑得起来了。魏思孝的“幽默”没有丝毫的油滑，关键是他没有一点儿想“逗”你笑的意思，你笑纯属你自己犯贱。“让你笑”对魏思孝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厉害之处在于他能“让你一直笑”，他能不断地触到你的“笑点”，让你一直处于“嗨”的状态。 　　 魏思孝的“幽默”是“黑色幽默”，所谓“带泪的微笑”，让你在“笑”的同时体会到“残酷”。“黑色幽默”其实是一种很难用好的技巧，因为“幽默”无论如何都是对“黑色”的一种消解，换句话说“笑”无论如何都是对“残酷”的一种消解。“幽默”有点儿像止疼药或者抵挡阳光的墨镜，在笑声中我们没那么疼了阳光也没那么刺眼了，我们似乎可以释怀了，可以跟生活和解了。魏思孝的黑色幽默不是这样，他的“黑色”是“残酷”到底的，“真相”赤裸裸地在那儿，你无法“止疼”也无可“抵挡”。你也会“笑”，但你无法在笑声中释怀，无法跟生活和解。你可能觉得这点跟他小说“放松”的姿态是矛盾的，但事实上并不矛盾，这正是他的“放松”之处——他让我们“无法止疼”、“无可抵挡”的原因在于我们其实“无需止疼”、“无需抵挡”。不断重复“抓取好的”、“推开坏的”的动作，努力去“消解残酷”正是造成我们“紧张”的根源，“直面残酷”才是“放松”之道。
　　三、魏思孝的“底层关怀”非常独特
　　 “文学”是为“弱者”而生的，是为“性格有缺陷”、“思想有问题”、“精神有毛病”的失魂落魄者而在的，那些“性格没缺陷”、“思想没问题”、“精神没毛病”的春风得意者，文学不欢迎你。魏思孝关怀“底层”，他写屌丝青年、失足少女、麻木村民……对精致、典雅、矫情、造作的文学大声说了“fuck”。他的“底层关怀”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并非是在怀着一颗“怜悯”之心“怜悯弱者”。事实上，“怜悯”是一种非常“卑劣”的心态——“我”在“高处”，“弱者”在“低处”，“我”站在“高处”俯视“弱者”。魏思孝全然没有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的姿态是——我就是弱者，看我小说的你就是弱者，我们没什么资格怜悯弱者。相对于“怜悯弱者”，魏思孝的小说更关心的是“苦是什么”、“弱者是什么”、“人又是什么”。如果把魏思孝定义为一個“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他批判的也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现实”而是“我们生而为人的现实”。我们“苦”与“弱”的根源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
　　四、魏思孝的写作最大程度地摆脱了
　　“功利”的诱惑，非常纯粹
　　 我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发表”这回事儿我还会写吗？答案是不会。我为什么而写已经昭然若揭了。要摆脱“功利”的诱惑非常地难，不光“想要发表”是没有摆脱，只要有“想要把小说写好”的想法儿就是没有摆脱，因为“想要写好”的动机无非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美。“好坏”是一对“二元”，任何“二元”都是对“人”的桎梏，“好坏”尤其是。生活中，我们总是想要“好事儿”不想要“坏事儿”，不断重复“抓取好的”、“推开坏的”的动作，这正是造成我们“紧张”、“焦虑”的根源，反映在写作上就是我们总是“想要把小说写好”、“不想把小说写坏”。我个人很想摆脱“好坏”的桎梏，我觉得小说应该做的就是展示“坏”，展示人的“低质量”和“无能”，而非展示“好”、展示人子虚乌有的“高质量”和“牛逼”。如果我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低质量”和“无能”的，那么我本人的“低质量”和“无能”——“无能”写出好小说——没什么理由不该被展示。俗话说“什么人写什么小说”，作为一个“烂人”我怎么可能写出“好小说”呢？“如其所是”地写“烂小说”才是正途。遗憾的是，想要摆脱“好坏”的桎梏非常之难，当我说我不在乎“好坏”、打算“往烂了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烂也是一种好”——我仍然是在想往“好了”写。当我拿着自己修改过二十多遍的小说跟你说“这是我往烂了写写出来的东西”时你可以让我去吃屎了。
　　 精神病院里有一种疗法就是让病人们写作。病人们当然完全不鸟自己写的“好坏”，“写作”于他们就是一种发泄和治疗的手段，“写的意义”仅仅在于“写的内容本身”，极端点儿的甚至跟“写的内容本身”都没关系，“写的意义”仅仅在于“写的动作本身”。他们的写作更接近“写作的本质”，跟他们相比，把“写作”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紧张兮兮地在乎“写的好坏”、一篇小说修改二十多遍的我更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
　　 “你有精神病吗？”魏思孝问我。
　　 “有，人多少都有点儿吧。我希望写作仅仅是一种人们自我疗愈精神病的手段，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当然，我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我竞争不过别人，竞争得过很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是，写作如果不是竞争的话可以写得更放松。”
　　 “我觉得你的小说就没有‘写得好坏’的紧张和焦虑，不受‘好坏’的桎梏，让我羡慕嫉妒恨。”
　　 “是吗？我没有吗？”
　　 “你一篇小说一般修改多少遍？”
　　 “两遍吧。”他深吸了一口烟。
　　 “那你快进精神病院了。”
　　 “什么时候？”
　　 “一遍不改的时候。”
　　 跟魏思孝就见过那一面，他给人的感觉非常好——睿智、随和、安静。祝他越写越好。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