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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设计认识的误区，使得国内设计公司处境尴尬
天方夜谭的报价
该怎么定义周佚和他的同事们为这款“鼠米”电脑做的工作呢？这是7个月前，方正与英特尔合作推出的全球第一款儿童电脑。
2003年，周佚的S.point design公司接到了这个项目——为英特尔设计一款适合中国市场的儿童电脑。
S.point design首先做了市场调查。用儿童电脑的是14岁以下的孩子，买电脑的却是父母——周佚需要在设计上平衡孩子和父母的要求，他必须将这台电脑的主要功能定义为学习，但是学习软件的使用界面则尽可能生动有趣——他还必须考虑到使用者的年龄。
设计师在显示器底座设计了一个按钮，让孩子们切换页面更加简单。与成人电脑最大的不同时，这款电脑采用了触摸屏，孩子的小手指头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幕来操作学习软件。
这个涉及市场研究、产品功能设计的过程，目前在国内被称为“工业设计”。但S.point design公司总经理周佚不满意这个名字：“听到工业设计，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工程师？还是艺术家？我们的工作跟他们不同。”
对此，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秘书长黄武秀也深有同感。她在担任协会秘书长之前，曾经是做过将近8年工业设计公司的总经理。从1996年开始，她已经在这个行业内探索了近10年。她说：“工业设计”是从英文“industrial design”翻译过来的，但这个词同样也可以翻译成“产业设计”，也许“产业设计”比“工业设计”更准确一些？
黄武秀曾经在原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工作过8年，而且，她所在的部门一直在支持企业的技术开发。后来为了能够吸引和利用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在1994年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当时黄武秀在中投保的投资部任副总经理。
1996年，北京的一家工业设计公司因经营陷入困境，找到中投保希望能够给予支持，中投保的领导也认为工业设计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业，工业设计对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企业的技术进步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应该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考虑到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风险性，采用担保贷款的方式扶持工业设计公司不太可行，所以决定采用投资的方式对该公司进行重组，并派黄武秀到经纬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做总经理。
经纬公司成立前期几乎尝试过企业形象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展览展示设计、室内外环境设计、服装设计等各种设计业务，涉及的行业也不少，经营情况也还可以。但黄武秀认为，中投保公司投资经纬公司的初衷是扶持工业设计，而产品设计是工业设计的核心，作为国家投资的公司，不能只为赚钱而脱离宗旨。所以她一直坚持要将产品设计作为主营业务。可是自从1998年开始做产品设计以后，就一直处于亏损之中。她也一直力求公司能够盈利，但这实在是太困难了。
黄武秀认为，经纬公司无法盈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没有先例可循，缺乏经验，也包括公司体制上的原因，以及设计师自身的原因。但最主要原因，还是国内设计市场环境决定的。
在国内，大部分企业还不知道什么是工业设计，也搞不懂工业设计公司是设计什么的，因此有许多人建议我们改名。稍微知道点的人则认为工业设计就是给产品穿件外衣，也就是外观设计。由于对工业设计尚且不能理解，自然也不会对愿意在这方面投入。
她举例，经纬公司曾经接过某为银行做的ATM机的设计项目，当时经纬公司经过核算，报的设计费用是80万元人民币，但对方的董事会不认可，因为有人给他们的报价设计费仅1万多元人民币。所以他们认为经纬公司的报价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80万包括市场调研、外观设计、结构设计、样机制作等实在是很低了，我们总不能设计一台机器，而不管它是否能够正常工作。而1万元大概只是画一张效果图。”黄武秀委屈地说，即使在客户看来天方夜谭的报价，实际上也只相当于国际市场的1/10。
“这种事我们几乎天天碰到，客户无法理解工业设计带来的价值，当然也不肯为之付费，在中国做工业设计的主要问题就是市场环境太差了。”黄认为，在这种产业环境中，中国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设计大师，而这又使得国内整体工业设计水平难以提高。
国外著名设计师遇到的中国难题
为了能够让中国的客户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工业设计，黄武秀决定聘请一位国外著名设计师加盟经纬公司。2002年，她邀请到Conran and Partners公司的首席设计师欧康纳来到中国。Conran and Partners是英国屈指可数的大设计公司之一。
2003年，欧康纳举家搬到北京，到经纬公司担任设计总监。在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的办公室里，回忆起当年的决定，他告诉《商务周刊》，是2001年的一次东莞之行使他下了决心。
当时他设计的一批销往中国的产品正在东莞的工厂里加工，公司派他来检测产品质量。其中的一个生产环节是在产品表面上做软质喷涂，就是在塑料上喷上软的材料使塑料获得柔软质感。这种工艺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一种很便宜，但会产生有毒气体；一种很昂贵，但比较安全。当然，东莞的工厂选择了便宜的那种——将两种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在化学反应的同时涂到塑料上面。但这个过程中挥发出的气体被工人吸入后会引起癌症。虽然设计公司已经告知工厂要给工人配口罩等保护措施，但工厂并没有采取。欧康纳发现，这些月薪只有300元的工人技术非常高超，“他们甚至能用手工完成我们在英国必须借助电脑完成的工艺”。
回到英国后，欧康纳努力想找到一种没有毒性的替代性材料。“看到有技术、有能力的中国工人，在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得到不对等的报酬，我想我应该通过提高中国的设计水平来帮助他们。”他说。
但在中国的两年中，欧康纳并没有真正得到施展的机会。欧康纳希望通过沟通能够让客户认可自己的设计理念。“我设计最好的产品，而不是拿设计当一件外衣来糊弄顾客。”他说。
两年过去了，倒是客户们形成了共识——他们不需要这种设计，他们想要的是便宜的设计。经纬公司的市场人员曾与欧康纳一起去见客户，结果客户见到欧康纳就悄悄说：“你让那老外走吧，我一看就知道他收费会很贵，我们没那么多钱。”
欧康纳的问题之一是他所见到的客户一般都不是企业的负责人，对员工来讲，找到一名又便宜又好的设计师，比较容易向老板交差。如果设计费比其他人高出很多，他就需要向老板解释原因，但对于自己都没有理解的事，又怎能说服老板呢？
实际上，即使能够与老板直接对话，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客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委托公司给产品穿一件漂亮的外衣，也就是产品的外观。”黄武秀说，“欧康纳花了很多时间去与客户沟通，最后大都无功而返。”
“对我来说，做出来中国所决定并不困难，但在中国工作确实是很困难的。”欧康纳说，“在中国，人们对设计的期望不是很高，只是局限于外观的设计。”
这种对工业设计的误解导致很多中国客户并没有特定的设计目标，只是希望找一个设计公司为产品做个漂亮的外观。“中国的客户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设计师可以做什么，与客户交流时，我只能尽量要求他们提出更多的需求。”他说。
在欧康纳来到中国后不久，黄武秀离开经纬公司，到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任秘书长。“我越来越感觉到，要改变产业环境，对社会环境的培养更为重要。”黄武秀说。很快，欧康纳也不得不离开经纬公司，但他没有离开中国，而是受邀到北京市科委下属的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担任设计总监。
两条出路
S.point design算是本土设计公司中活得比较好的，其长期客户包括英特尔、西门子、GE、松下、东芝等跨国公司。
9月9日，周佚参加了2005北京国际工业设计论坛，在谈到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中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政策》时，已经在国内做了15年工业设计的周佚认为，目前设计公司最根本的困难倒不是大家在现场提的国家税收减免、财政支持等具体问题。
“目前工业设计行业的困难是整体的，包括客户意识上的改变，以及设计公司自身能力的提高，这不是坐家里能够想象得到的。”周佚说，“我在这个行内十几年，几乎一直处于焦虑之中。”
甚至“工业设计”在中国也不是360行中正式的一个，据黄武秀介绍，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曾为“工业设计师”的职业资格认证问题，到劳动部有关部门协商，但没有得到认可。大多数人没听说过这个概念，他们不能理解什么是“工业设计师”。他们认为：设计师必须是分行业的，比如设计玩具的叫“玩具设计师”，设计家具的叫“家具设计师”，设计汽车的叫“汽车设计师”。如果国家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尚不能理解什么是工业设计，更何况芸芸众生。
周佚的S.point design成立于1997年，原来叫上海指南设计公司，是国内最早的工业设计公司之一，一直到2000年，这个公司基本都是为生存而挣扎。但2000年一个突然的机会改变了上海指南的命运。当时，有六、七个台湾设计师找周佚共同组建一个设计公司，“当时大家决心要打造一个华人圈内最大的工业设计中心”。
这个浪漫的“理想国”一年后就结束了，但周佚却从中了解到国际公司的运作和理念。此后，上海指南开始向国际化设计公司转型，并逐步培养了一批跨国客户。
“如果我们这几年还只做国内市场，那早就死掉了。”周佚认为，在国内做工业设计，要么做外单，就是以为接国外设计单为主；要么做ODM——原始设计制造商，也就是除了设计，同时做后面的加工制造、批量生产，从制造环节赚钱。
实际上，刚刚收购了西门子手机业务的台湾明基，以及韩国的泛泰公司，都是从设计起步，再到ODM发展而来。但黄武秀认为，目前国内设计公司普遍规模较小，无法得到向ODM转型的巨额资金；而且即使能够融资，要真正投巨资转为ODM厂商，设计公司也会仔细掂量。
前几年蓬勃的手机市场催生了中国手机设计行业的兴起，2004年，中国本土的手机设计公司注册数量由2002年的几十家增加到300多家。但2004年下半年以来，国产手机品牌市场份额集体下滑，国内手机设计企业也因此受到波及。北京汉鼎世纪咨询公司执行董事王涛预计，2005年手机设计行业的利润率将继续下降。“去年有一半的企业倒下去，今年倒闭的会更多。”他说，“这个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弱势行业。”
近日，有媒体披露以德信无线为首的几家中国手机设计公司开始向ODM转型，今年5月成功登陆纳斯达克的德信无线已经在国内拥有两条手机生产线。但德信新闻发言人断然否认了这一传闻，他对《商务周刊》表示，目前德信的业务还是纯手机设计。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项目经理沈子信认为，德信的战略思路无疑是准备向ODM厂商过渡，“但目前国内手机产业的不景气，转型风险太大”。
目前看来，转向国际市场是设计公司惟一的活路。S.point design30人的设计团队中，有5名来自国外。甚至连总经理周佚看起来也很有些“洋化”。“会和外国人一起开，饭和外国人一起吃，时间长了，很难不受到影响。”但周佚强调，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设计师。
周佚认为，国内公司的最大问题是设计过程被相对割裂，他说：“工业设计不是一种高深的技术，而只是一种商业手段与工具，这个工具本应对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大有帮助。”
从另一个角度，工业设计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支持的技术创新一种。设计的过程就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对现有技术的集成——也就是中央政府去年开始提倡的集成创新。
“很好地利用这个工具，就可以推动国内制造企业向品牌型企业转型。”周佚说，“但我们与国内客户交流的困难很大，虽然未来公司的发展方向必须以国内企业为主，但目前国内市场对设计认识偏差太大。”
周佚指出，观念偏差的背后是国内企业的制度问题。“目前制造业仍以国企、半国企为主，企业领导更重视短期业绩，而工业设计为企业品牌带来的推动也许要许多年后才能看到。可以说，国内的相关产业结构仍没有进入正常状态，这是工业设计在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他说。
在中国，设计被严重低估
——外国设计师眼中的中国工业设计
《商务周刊》：在中国做工业设计师与国外有何不同？
欧康纳：设计在中国只是被局限于外观的设计，实际上这是对于设计工作的一种误解。中国的客户总是认为人们是以“眼球”来对产品作评判的，其实消费者的需求很复杂，人们会挑选产品的质量、方便程度或者是够不够坚固耐磨，会根据很多因素来判定一个产品的价值。
设计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设计师的任务是把东西做得对人类有价值，有一些时候是外观起作用，但更多时候绝对不是。
举个例子来说，曾有一家饮料公司发现消费者不再喜欢喝他们的饮料，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前提是不能改变他们饮料的口味。经过调研，我发现原来是消费者觉得这家公司的饮料不新鲜，非常不幸的是这家公司号称是当地生产新鲜饮料的惟一一家公司，这原本应该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卖点。我的办法是改变饮料的提供“界面”——饮料机，改进方案是让人们能够听到饮料倒进杯里的声音，让哗哗的声音带来新鲜的感觉，而在之前设计者们都在想方设法把饮料机做得足够静音。
两个月后，这家公司的销售额有50%的增长，消费者认为产品的口味比以前更好了。但实际上他们的配方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只是传达了一种“正在制作”的信息。这就是设计，找到并解决问题。
但是，大多数中国客户会对我说，市场上某类产品卖得不错，你照着那个给我设计一个。他们觉得做一个同样的产品就能成功，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得不对他们说，我们不想设计一个跟你们竞争对手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设计一个更好的，更好的产品能够适应你们的产品推出以后的市场需要。
《商务周刊》：目前中国的设计价格最多只相当于国际价格的10％，为什么中国的设计师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欧康纳：在中国，设计被严重低估。客户看不到设计的潜力，如果他们看不到这种潜力的话，他们就会“侃价”；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设计产业很年轻，没有经验，如果一个设计不够成功，受到打击的客户下次就不会找你了。
中国设计师从来不缺乏创造力，但是，尤其是在小的时候，他们得不到相应的机会去接触设计行业。而且，中国设计师得到的只是科学或者美术的训练，没有将两者结合。设计既有艺术性、科学性和商业性，好的工业设计师需要几方面的平衡能力。
《商务周刊》：您认为设计的价值在中国被低估了，那么设计实际应该有怎样的作用？
欧康纳：实际上，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认真想想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很多西方国家国内购买力越来越低，消费者追求低价位，所以他们在中国寻找这些加工厂，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本更便宜。现在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持续地鼓励消费，价位越来越低，长期来看这对中国的工业是一种戕害，因为整个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人们的购买力。以手机为例，厂家总是以低价格鼓励消费者不断的购买新手机，根本体现不出技术的价值。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为此做一些事，而工业设计师可以利用设计来解决问题，也就是通过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来遏制这种买方市场，而不是加入这个长期来看只能使人们越来越穷的游戏。
对于中国，如果这种全球性的买方经济继续发展下去，现在进入中国的这些外国企业就会寻找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甚至国内的企业也会走。那个时候经济体就会出现系统性危机。
作为工业的一部分，我认为，设计的产品必须是高质量、高品质、能够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真正有价值的产品。这对于社会道德的进步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不是增加财富，而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
工业设计是目前的中国社会必需的。大量生产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中国不应加入到这个让我们越来越穷的游戏中。我希望有人来做些事情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国，我看到许多令我震撼的景况，如同当年我在东莞工厂所见。我想不光是设计师，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改变一些东西。
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也很大程度决定了我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式，我期望中国能够平稳健康的发展下去。
天方夜谭的报价
该怎么定义周佚和他的同事们为这款“鼠米”电脑做的工作呢？这是7个月前，方正与英特尔合作推出的全球第一款儿童电脑。
2003年，周佚的S.point design公司接到了这个项目——为英特尔设计一款适合中国市场的儿童电脑。
S.point design首先做了市场调查。用儿童电脑的是14岁以下的孩子，买电脑的却是父母——周佚需要在设计上平衡孩子和父母的要求，他必须将这台电脑的主要功能定义为学习，但是学习软件的使用界面则尽可能生动有趣——他还必须考虑到使用者的年龄。
设计师在显示器底座设计了一个按钮，让孩子们切换页面更加简单。与成人电脑最大的不同时，这款电脑采用了触摸屏，孩子的小手指头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幕来操作学习软件。
这个涉及市场研究、产品功能设计的过程，目前在国内被称为“工业设计”。但S.point design公司总经理周佚不满意这个名字：“听到工业设计，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工程师？还是艺术家？我们的工作跟他们不同。”
对此，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秘书长黄武秀也深有同感。她在担任协会秘书长之前，曾经是做过将近8年工业设计公司的总经理。从1996年开始，她已经在这个行业内探索了近10年。她说：“工业设计”是从英文“industrial design”翻译过来的，但这个词同样也可以翻译成“产业设计”，也许“产业设计”比“工业设计”更准确一些？
黄武秀曾经在原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工作过8年，而且，她所在的部门一直在支持企业的技术开发。后来为了能够吸引和利用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在1994年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当时黄武秀在中投保的投资部任副总经理。
1996年，北京的一家工业设计公司因经营陷入困境，找到中投保希望能够给予支持，中投保的领导也认为工业设计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产业，工业设计对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企业的技术进步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应该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考虑到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风险性，采用担保贷款的方式扶持工业设计公司不太可行，所以决定采用投资的方式对该公司进行重组，并派黄武秀到经纬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做总经理。
经纬公司成立前期几乎尝试过企业形象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展览展示设计、室内外环境设计、服装设计等各种设计业务，涉及的行业也不少，经营情况也还可以。但黄武秀认为，中投保公司投资经纬公司的初衷是扶持工业设计，而产品设计是工业设计的核心，作为国家投资的公司，不能只为赚钱而脱离宗旨。所以她一直坚持要将产品设计作为主营业务。可是自从1998年开始做产品设计以后，就一直处于亏损之中。她也一直力求公司能够盈利，但这实在是太困难了。
黄武秀认为，经纬公司无法盈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没有先例可循，缺乏经验，也包括公司体制上的原因，以及设计师自身的原因。但最主要原因，还是国内设计市场环境决定的。
在国内，大部分企业还不知道什么是工业设计，也搞不懂工业设计公司是设计什么的，因此有许多人建议我们改名。稍微知道点的人则认为工业设计就是给产品穿件外衣，也就是外观设计。由于对工业设计尚且不能理解，自然也不会对愿意在这方面投入。
她举例，经纬公司曾经接过某为银行做的ATM机的设计项目，当时经纬公司经过核算，报的设计费用是80万元人民币，但对方的董事会不认可，因为有人给他们的报价设计费仅1万多元人民币。所以他们认为经纬公司的报价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80万包括市场调研、外观设计、结构设计、样机制作等实在是很低了，我们总不能设计一台机器，而不管它是否能够正常工作。而1万元大概只是画一张效果图。”黄武秀委屈地说，即使在客户看来天方夜谭的报价，实际上也只相当于国际市场的1/10。
“这种事我们几乎天天碰到，客户无法理解工业设计带来的价值，当然也不肯为之付费，在中国做工业设计的主要问题就是市场环境太差了。”黄认为，在这种产业环境中，中国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设计大师，而这又使得国内整体工业设计水平难以提高。
国外著名设计师遇到的中国难题
为了能够让中国的客户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工业设计，黄武秀决定聘请一位国外著名设计师加盟经纬公司。2002年，她邀请到Conran and Partners公司的首席设计师欧康纳来到中国。Conran and Partners是英国屈指可数的大设计公司之一。
2003年，欧康纳举家搬到北京，到经纬公司担任设计总监。在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的办公室里，回忆起当年的决定，他告诉《商务周刊》，是2001年的一次东莞之行使他下了决心。
当时他设计的一批销往中国的产品正在东莞的工厂里加工，公司派他来检测产品质量。其中的一个生产环节是在产品表面上做软质喷涂，就是在塑料上喷上软的材料使塑料获得柔软质感。这种工艺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一种很便宜，但会产生有毒气体；一种很昂贵，但比较安全。当然，东莞的工厂选择了便宜的那种——将两种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在化学反应的同时涂到塑料上面。但这个过程中挥发出的气体被工人吸入后会引起癌症。虽然设计公司已经告知工厂要给工人配口罩等保护措施，但工厂并没有采取。欧康纳发现，这些月薪只有300元的工人技术非常高超，“他们甚至能用手工完成我们在英国必须借助电脑完成的工艺”。
回到英国后，欧康纳努力想找到一种没有毒性的替代性材料。“看到有技术、有能力的中国工人，在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得到不对等的报酬，我想我应该通过提高中国的设计水平来帮助他们。”他说。
但在中国的两年中，欧康纳并没有真正得到施展的机会。欧康纳希望通过沟通能够让客户认可自己的设计理念。“我设计最好的产品，而不是拿设计当一件外衣来糊弄顾客。”他说。
两年过去了，倒是客户们形成了共识——他们不需要这种设计，他们想要的是便宜的设计。经纬公司的市场人员曾与欧康纳一起去见客户，结果客户见到欧康纳就悄悄说：“你让那老外走吧，我一看就知道他收费会很贵，我们没那么多钱。”
欧康纳的问题之一是他所见到的客户一般都不是企业的负责人，对员工来讲，找到一名又便宜又好的设计师，比较容易向老板交差。如果设计费比其他人高出很多，他就需要向老板解释原因，但对于自己都没有理解的事，又怎能说服老板呢？
实际上，即使能够与老板直接对话，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客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委托公司给产品穿一件漂亮的外衣，也就是产品的外观。”黄武秀说，“欧康纳花了很多时间去与客户沟通，最后大都无功而返。”
“对我来说，做出来中国所决定并不困难，但在中国工作确实是很困难的。”欧康纳说，“在中国，人们对设计的期望不是很高，只是局限于外观的设计。”
这种对工业设计的误解导致很多中国客户并没有特定的设计目标，只是希望找一个设计公司为产品做个漂亮的外观。“中国的客户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设计师可以做什么，与客户交流时，我只能尽量要求他们提出更多的需求。”他说。
在欧康纳来到中国后不久，黄武秀离开经纬公司，到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任秘书长。“我越来越感觉到，要改变产业环境，对社会环境的培养更为重要。”黄武秀说。很快，欧康纳也不得不离开经纬公司，但他没有离开中国，而是受邀到北京市科委下属的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担任设计总监。
两条出路
S.point design算是本土设计公司中活得比较好的，其长期客户包括英特尔、西门子、GE、松下、东芝等跨国公司。
9月9日，周佚参加了2005北京国际工业设计论坛，在谈到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中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政策》时，已经在国内做了15年工业设计的周佚认为，目前设计公司最根本的困难倒不是大家在现场提的国家税收减免、财政支持等具体问题。
“目前工业设计行业的困难是整体的，包括客户意识上的改变，以及设计公司自身能力的提高，这不是坐家里能够想象得到的。”周佚说，“我在这个行内十几年，几乎一直处于焦虑之中。”
甚至“工业设计”在中国也不是360行中正式的一个，据黄武秀介绍，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曾为“工业设计师”的职业资格认证问题，到劳动部有关部门协商，但没有得到认可。大多数人没听说过这个概念，他们不能理解什么是“工业设计师”。他们认为：设计师必须是分行业的，比如设计玩具的叫“玩具设计师”，设计家具的叫“家具设计师”，设计汽车的叫“汽车设计师”。如果国家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尚不能理解什么是工业设计，更何况芸芸众生。
周佚的S.point design成立于1997年，原来叫上海指南设计公司，是国内最早的工业设计公司之一，一直到2000年，这个公司基本都是为生存而挣扎。但2000年一个突然的机会改变了上海指南的命运。当时，有六、七个台湾设计师找周佚共同组建一个设计公司，“当时大家决心要打造一个华人圈内最大的工业设计中心”。
这个浪漫的“理想国”一年后就结束了，但周佚却从中了解到国际公司的运作和理念。此后，上海指南开始向国际化设计公司转型，并逐步培养了一批跨国客户。
“如果我们这几年还只做国内市场，那早就死掉了。”周佚认为，在国内做工业设计，要么做外单，就是以为接国外设计单为主；要么做ODM——原始设计制造商，也就是除了设计，同时做后面的加工制造、批量生产，从制造环节赚钱。
实际上，刚刚收购了西门子手机业务的台湾明基，以及韩国的泛泰公司，都是从设计起步，再到ODM发展而来。但黄武秀认为，目前国内设计公司普遍规模较小，无法得到向ODM转型的巨额资金；而且即使能够融资，要真正投巨资转为ODM厂商，设计公司也会仔细掂量。
前几年蓬勃的手机市场催生了中国手机设计行业的兴起，2004年，中国本土的手机设计公司注册数量由2002年的几十家增加到300多家。但2004年下半年以来，国产手机品牌市场份额集体下滑，国内手机设计企业也因此受到波及。北京汉鼎世纪咨询公司执行董事王涛预计，2005年手机设计行业的利润率将继续下降。“去年有一半的企业倒下去，今年倒闭的会更多。”他说，“这个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弱势行业。”
近日，有媒体披露以德信无线为首的几家中国手机设计公司开始向ODM转型，今年5月成功登陆纳斯达克的德信无线已经在国内拥有两条手机生产线。但德信新闻发言人断然否认了这一传闻，他对《商务周刊》表示，目前德信的业务还是纯手机设计。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项目经理沈子信认为，德信的战略思路无疑是准备向ODM厂商过渡，“但目前国内手机产业的不景气，转型风险太大”。
目前看来，转向国际市场是设计公司惟一的活路。S.point design30人的设计团队中，有5名来自国外。甚至连总经理周佚看起来也很有些“洋化”。“会和外国人一起开，饭和外国人一起吃，时间长了，很难不受到影响。”但周佚强调，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设计师。
周佚认为，国内公司的最大问题是设计过程被相对割裂，他说：“工业设计不是一种高深的技术，而只是一种商业手段与工具，这个工具本应对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大有帮助。”
从另一个角度，工业设计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支持的技术创新一种。设计的过程就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对现有技术的集成——也就是中央政府去年开始提倡的集成创新。
“很好地利用这个工具，就可以推动国内制造企业向品牌型企业转型。”周佚说，“但我们与国内客户交流的困难很大，虽然未来公司的发展方向必须以国内企业为主，但目前国内市场对设计认识偏差太大。”
周佚指出，观念偏差的背后是国内企业的制度问题。“目前制造业仍以国企、半国企为主，企业领导更重视短期业绩，而工业设计为企业品牌带来的推动也许要许多年后才能看到。可以说，国内的相关产业结构仍没有进入正常状态，这是工业设计在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他说。
在中国，设计被严重低估
——外国设计师眼中的中国工业设计
《商务周刊》：在中国做工业设计师与国外有何不同？
欧康纳：设计在中国只是被局限于外观的设计，实际上这是对于设计工作的一种误解。中国的客户总是认为人们是以“眼球”来对产品作评判的，其实消费者的需求很复杂，人们会挑选产品的质量、方便程度或者是够不够坚固耐磨，会根据很多因素来判定一个产品的价值。
设计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设计师的任务是把东西做得对人类有价值，有一些时候是外观起作用，但更多时候绝对不是。
举个例子来说，曾有一家饮料公司发现消费者不再喜欢喝他们的饮料，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前提是不能改变他们饮料的口味。经过调研，我发现原来是消费者觉得这家公司的饮料不新鲜，非常不幸的是这家公司号称是当地生产新鲜饮料的惟一一家公司，这原本应该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卖点。我的办法是改变饮料的提供“界面”——饮料机，改进方案是让人们能够听到饮料倒进杯里的声音，让哗哗的声音带来新鲜的感觉，而在之前设计者们都在想方设法把饮料机做得足够静音。
两个月后，这家公司的销售额有50%的增长，消费者认为产品的口味比以前更好了。但实际上他们的配方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只是传达了一种“正在制作”的信息。这就是设计，找到并解决问题。
但是，大多数中国客户会对我说，市场上某类产品卖得不错，你照着那个给我设计一个。他们觉得做一个同样的产品就能成功，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得不对他们说，我们不想设计一个跟你们竞争对手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设计一个更好的，更好的产品能够适应你们的产品推出以后的市场需要。
《商务周刊》：目前中国的设计价格最多只相当于国际价格的10％，为什么中国的设计师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欧康纳：在中国，设计被严重低估。客户看不到设计的潜力，如果他们看不到这种潜力的话，他们就会“侃价”；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设计产业很年轻，没有经验，如果一个设计不够成功，受到打击的客户下次就不会找你了。
中国设计师从来不缺乏创造力，但是，尤其是在小的时候，他们得不到相应的机会去接触设计行业。而且，中国设计师得到的只是科学或者美术的训练，没有将两者结合。设计既有艺术性、科学性和商业性，好的工业设计师需要几方面的平衡能力。
《商务周刊》：您认为设计的价值在中国被低估了，那么设计实际应该有怎样的作用？
欧康纳：实际上，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认真想想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很多西方国家国内购买力越来越低，消费者追求低价位，所以他们在中国寻找这些加工厂，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本更便宜。现在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持续地鼓励消费，价位越来越低，长期来看这对中国的工业是一种戕害，因为整个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人们的购买力。以手机为例，厂家总是以低价格鼓励消费者不断的购买新手机，根本体现不出技术的价值。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为此做一些事，而工业设计师可以利用设计来解决问题，也就是通过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来遏制这种买方市场，而不是加入这个长期来看只能使人们越来越穷的游戏。
对于中国，如果这种全球性的买方经济继续发展下去，现在进入中国的这些外国企业就会寻找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甚至国内的企业也会走。那个时候经济体就会出现系统性危机。
作为工业的一部分，我认为，设计的产品必须是高质量、高品质、能够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真正有价值的产品。这对于社会道德的进步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不是增加财富，而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
工业设计是目前的中国社会必需的。大量生产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中国不应加入到这个让我们越来越穷的游戏中。我希望有人来做些事情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国，我看到许多令我震撼的景况，如同当年我在东莞工厂所见。我想不光是设计师，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改变一些东西。
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也很大程度决定了我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式，我期望中国能够平稳健康的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