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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年间，江南嘉善县重修县志，乡绅支大纶通过其人际关系网络对修志人员施加压力，意欲让死友之妻徐节妇载入县志。但因支大纶不愿屈从于修志者咬定的金钱规则，节妇只被变相记载于卷末的按语中，直至清代纂修方志时才移人正文。这一事件既为探究明清方志的编修过程、评判方志的性质与价值提供了一个实例，同时通过支大纶的行止，又可从“公／私”辩证的角度探究乡绅在地域社会中规范自身的行为守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