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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之死》是个噩梦，虽然它能让人笑得前仰后合。它的反讽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闪烁出预言的光芒。它还没正式出版，作者却差点入狱。
犯罪嫌疑人：马丁·瓦尔泽，1927年生，德国“四七社”元老，排名紧随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之后的3号人物。受害人：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1920年生，雄霸德国文学评论界近半世纪，人称“文学教皇”。罪名：涉嫌以恶毒笔法将受害人活活“写死”，毫不顾忌其犹太遗孤身份。
与小说3年前在德国引发的地震相比，中译本的出版显得太平静了。平静是好事情。当时的德国文化界转眼间分为“倒瓦”和“挺瓦”两大阵营，口诛笔伐冷拳横飞，甚至联邦总理施罗德都赤膊上阵。然而双方都把火力集中在是否排犹这一个敏感带，小说主题却被抛在一边。事后看，活像两支德甲劲旅的20来号人全挤在一条边线附近抢球，中场却空无一人。中译本前言，整整10页，论战之盛况历历在目。把它当成一份历史文献，或者干脆是另一部小说的素材来读，可读性极强，但如果读者把它作为进入《批评家之死》的引桥，安全性奇差。只求耸动、没有丑闻就没有畅销书，是“教皇”最爱的把戏，也正是老瓦所痛斥的。难道译者希望我们迷失在德国读者迷失过的旧路上?他那支能够传神地译出德国“文穴”的笔，在前言中也许是走了神。
“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老瓦只懂得随心所欲没规矩。1998年，保罗教堂，法兰克福书业和平奖受奖致辞，他面对台下的千万张脸发出著名天问：二战已经过去50年，无休止地呈现德国的耻辱是否已经公式化?奥斯维辛是否已经变成一根道德大棒，任何时候想用就用?德国人何时才能抬起低垂的头?时隔4年，老瓦何苦又去引爆火药桶?理由很充分：德国的文学批评已蜕变为权力游戏，读者毫无发言权，电视偷走了自由思考的灵魂。他要降妖，碰巧该老妖是个犹太人，但即便是犹太人，他还是要降妖。
假如单靠玩弄种族主义哗众取宠，《批评家之死》的价值不会比一卷卫生纸高多少。而一卷卫生纸，怎么可能让“教皇”发抖。小说中化名为埃尔·柯尼希的“教皇”常年主持全国最火爆的一档电视评论栏目：每次上电视，他都要力捧一本好书、狂踩一本坏书，他坚信：“身为批评家，我必须……把一部德国当代小说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垃圾桶。才能把地方腾给更好的作品。”活像《笑傲江湖》中的神医平一指：每活一人、必杀一人，而且每次行刑必有嘉宾观摩，比如苏珊·桑塔格(书中化名：玛萨·弗蕾迪)。刑毕，他还经常仰天长啸：“如今的德国，只有作家和书籍，没有文学。”他非常关心女作家，不是作品而是她们的肉体：“了解女人有两种办法，上床，或者把她灌醉。”数十余载间，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的大有人在。“教皇”的狰狞，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哪里是影射，分明是写真。平心而论，老瓦这部新作的笔法比以往都狠，比如把埃尔-柯尼希的幕后策划人描写得形同戈培尔，大有借平民愤以泄私愤的嫌疑，但再狠也狠不过以鱼肉作家为乐的“教皇”。有兴趣的人，可把“教皇”那本文坛“百人斩回忆录”《我的一生》找来对照着读，看看老瓦如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格拉斯说过：“这些文评家的饭碗是我们作家给的，他们怎么不闭嘴呢?”让“教皇”死在小说里，并非老瓦的专利，许多仇家都干过。老瓦的过人之处，是让“教皇”不死：他只是和新锐女作家躲进城堡做了笔交易，随即凯旋，风采愈发万人迷；而自认行刺的拉赫，不过是在意念和幻想中捅过“教皇”无数刀而已。无血的犯罪，娱乐性的死亡，吹成一个无比丑陋的肥皂泡，比真的血、真的死更像是噩梦一场。全书的首句和尾句完全相同，老瓦在他最重要的中篇小说《惊马奔逃》(1978年)里就用过这种手法：无可奈何，噩梦继续。
让老瓦忍无可忍的，不是“教皇”的嘴脸，而是他所代表的电视话语霸权的嘴脸：
“在卓别林扮演大独裁者之后，还没有谁在摄影镜头面前这么挥舞拳头，这么大声吼叫。”“他为所欲为，他的嘴天生就是用来裁判的，不需要任何理由，人们必须时刻忍受他歇斯底里的侵略性言论。他是施暴者，作者才是受害者。每个被他蹂躏过的作者都能对他说：‘在我们的关系中，我才是犹太人。’”《批评家之死》对此类电视施暴着墨良多，几乎可以把它看成布尔迪厄的名作《关于电视》的小说版。布尔迪厄认为：电视的象征暴力是一种默契的SM游戏，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虐或在受虐。老瓦更进一步，指出多数作家不但意识到在受虐，而且甘之如饴，因为即使饱受“教皇”的恶评，书的销量也能上升，“他评故我在”也!格拉斯曾感叹：“我来自这个焚书的国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毁灭一本遭到憎恨的书的乐趣，仍然或者重新受到时代精神的欢迎，有时也找到了适合上电视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找到了观众……在德国，评论总是挤到了原作的前面。作者仅仅被利用来使评论家们进入角色。”
是谁赋予电视君临天下的权力?收视率，一种每晚都要举行的全民公决。信奉唯乐原则的“教皇”，“把审美变成了道德……讨人喜欢的道德，享乐的道德，消遣的道德”，是无厘头的天才，也是篡位的民众代言人。他貌似思想家，其实只是思想表演家，他操纵收视率，收视率也在操纵他这具皮影，线的上方是一只商业巨手。关键在于：收视率并不等于民意，娱乐价值也决非唯一价值，商业渗透的结果是把最民主的电视变成最不民主的工具。老瓦本人就做过多年电视台导演，其中症结了然于胸，因此一路骂来，酣畅淋漓。中国读者也许很难对“教皇”产生恶感或者拔掉电视插头，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笑够。小说结尾，有一篇题为《2084》的未来狂想札记：到那时，人类从果蝇睾丸中提取出了抗衰老基因，从此长生不老而且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性高潮频率。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为下述电视节目：在马戏场中央安置一个玻璃房，把男女作家关在里面朗诵自己的新作，他们不得不一边朗诵一边奋力自读以取悦评委和观众，否则难逃被处罚或处死的厄运。2084，既不是禁锢至死的《1984》，也不是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与赫胥黎的噩梦，居然在同一个乌托邦里重叠了。娱乐中的专制、专制中的娱乐，对自由和霸权的解释，瓦尔泽要比波兹曼更像个预言家。
20多年来，他已屡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由于保罗教堂演讲再加上《批评家之死》，评委们去年宁可把奖金送给大大变态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也不敢再搭理一下老瓦，他这辈子估计是没指望了。曾经在一幅画的边上，他留过一句话：“侥幸的是，此刻我处身于不幸，它赋予我前所未有的尊严。”画面上，一个穿风衣的男人张开双臂，腾身半空，正随无数海鸟一同飞向最远的远方。
犯罪嫌疑人：马丁·瓦尔泽，1927年生，德国“四七社”元老，排名紧随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之后的3号人物。受害人：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1920年生，雄霸德国文学评论界近半世纪，人称“文学教皇”。罪名：涉嫌以恶毒笔法将受害人活活“写死”，毫不顾忌其犹太遗孤身份。
与小说3年前在德国引发的地震相比，中译本的出版显得太平静了。平静是好事情。当时的德国文化界转眼间分为“倒瓦”和“挺瓦”两大阵营，口诛笔伐冷拳横飞，甚至联邦总理施罗德都赤膊上阵。然而双方都把火力集中在是否排犹这一个敏感带，小说主题却被抛在一边。事后看，活像两支德甲劲旅的20来号人全挤在一条边线附近抢球，中场却空无一人。中译本前言，整整10页，论战之盛况历历在目。把它当成一份历史文献，或者干脆是另一部小说的素材来读，可读性极强，但如果读者把它作为进入《批评家之死》的引桥，安全性奇差。只求耸动、没有丑闻就没有畅销书，是“教皇”最爱的把戏，也正是老瓦所痛斥的。难道译者希望我们迷失在德国读者迷失过的旧路上?他那支能够传神地译出德国“文穴”的笔，在前言中也许是走了神。
“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老瓦只懂得随心所欲没规矩。1998年，保罗教堂，法兰克福书业和平奖受奖致辞，他面对台下的千万张脸发出著名天问：二战已经过去50年，无休止地呈现德国的耻辱是否已经公式化?奥斯维辛是否已经变成一根道德大棒，任何时候想用就用?德国人何时才能抬起低垂的头?时隔4年，老瓦何苦又去引爆火药桶?理由很充分：德国的文学批评已蜕变为权力游戏，读者毫无发言权，电视偷走了自由思考的灵魂。他要降妖，碰巧该老妖是个犹太人，但即便是犹太人，他还是要降妖。
假如单靠玩弄种族主义哗众取宠，《批评家之死》的价值不会比一卷卫生纸高多少。而一卷卫生纸，怎么可能让“教皇”发抖。小说中化名为埃尔·柯尼希的“教皇”常年主持全国最火爆的一档电视评论栏目：每次上电视，他都要力捧一本好书、狂踩一本坏书，他坚信：“身为批评家，我必须……把一部德国当代小说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垃圾桶。才能把地方腾给更好的作品。”活像《笑傲江湖》中的神医平一指：每活一人、必杀一人，而且每次行刑必有嘉宾观摩，比如苏珊·桑塔格(书中化名：玛萨·弗蕾迪)。刑毕，他还经常仰天长啸：“如今的德国，只有作家和书籍，没有文学。”他非常关心女作家，不是作品而是她们的肉体：“了解女人有两种办法，上床，或者把她灌醉。”数十余载间，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的大有人在。“教皇”的狰狞，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哪里是影射，分明是写真。平心而论，老瓦这部新作的笔法比以往都狠，比如把埃尔-柯尼希的幕后策划人描写得形同戈培尔，大有借平民愤以泄私愤的嫌疑，但再狠也狠不过以鱼肉作家为乐的“教皇”。有兴趣的人，可把“教皇”那本文坛“百人斩回忆录”《我的一生》找来对照着读，看看老瓦如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格拉斯说过：“这些文评家的饭碗是我们作家给的，他们怎么不闭嘴呢?”让“教皇”死在小说里，并非老瓦的专利，许多仇家都干过。老瓦的过人之处，是让“教皇”不死：他只是和新锐女作家躲进城堡做了笔交易，随即凯旋，风采愈发万人迷；而自认行刺的拉赫，不过是在意念和幻想中捅过“教皇”无数刀而已。无血的犯罪，娱乐性的死亡，吹成一个无比丑陋的肥皂泡，比真的血、真的死更像是噩梦一场。全书的首句和尾句完全相同，老瓦在他最重要的中篇小说《惊马奔逃》(1978年)里就用过这种手法：无可奈何，噩梦继续。
让老瓦忍无可忍的，不是“教皇”的嘴脸，而是他所代表的电视话语霸权的嘴脸：
“在卓别林扮演大独裁者之后，还没有谁在摄影镜头面前这么挥舞拳头，这么大声吼叫。”“他为所欲为，他的嘴天生就是用来裁判的，不需要任何理由，人们必须时刻忍受他歇斯底里的侵略性言论。他是施暴者，作者才是受害者。每个被他蹂躏过的作者都能对他说：‘在我们的关系中，我才是犹太人。’”《批评家之死》对此类电视施暴着墨良多，几乎可以把它看成布尔迪厄的名作《关于电视》的小说版。布尔迪厄认为：电视的象征暴力是一种默契的SM游戏，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虐或在受虐。老瓦更进一步，指出多数作家不但意识到在受虐，而且甘之如饴，因为即使饱受“教皇”的恶评，书的销量也能上升，“他评故我在”也!格拉斯曾感叹：“我来自这个焚书的国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毁灭一本遭到憎恨的书的乐趣，仍然或者重新受到时代精神的欢迎，有时也找到了适合上电视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找到了观众……在德国，评论总是挤到了原作的前面。作者仅仅被利用来使评论家们进入角色。”
是谁赋予电视君临天下的权力?收视率，一种每晚都要举行的全民公决。信奉唯乐原则的“教皇”，“把审美变成了道德……讨人喜欢的道德，享乐的道德，消遣的道德”，是无厘头的天才，也是篡位的民众代言人。他貌似思想家，其实只是思想表演家，他操纵收视率，收视率也在操纵他这具皮影，线的上方是一只商业巨手。关键在于：收视率并不等于民意，娱乐价值也决非唯一价值，商业渗透的结果是把最民主的电视变成最不民主的工具。老瓦本人就做过多年电视台导演，其中症结了然于胸，因此一路骂来，酣畅淋漓。中国读者也许很难对“教皇”产生恶感或者拔掉电视插头，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笑够。小说结尾，有一篇题为《2084》的未来狂想札记：到那时，人类从果蝇睾丸中提取出了抗衰老基因，从此长生不老而且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性高潮频率。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为下述电视节目：在马戏场中央安置一个玻璃房，把男女作家关在里面朗诵自己的新作，他们不得不一边朗诵一边奋力自读以取悦评委和观众，否则难逃被处罚或处死的厄运。2084，既不是禁锢至死的《1984》，也不是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与赫胥黎的噩梦，居然在同一个乌托邦里重叠了。娱乐中的专制、专制中的娱乐，对自由和霸权的解释，瓦尔泽要比波兹曼更像个预言家。
20多年来，他已屡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由于保罗教堂演讲再加上《批评家之死》，评委们去年宁可把奖金送给大大变态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也不敢再搭理一下老瓦，他这辈子估计是没指望了。曾经在一幅画的边上，他留过一句话：“侥幸的是，此刻我处身于不幸，它赋予我前所未有的尊严。”画面上，一个穿风衣的男人张开双臂，腾身半空，正随无数海鸟一同飞向最远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