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那年，杨帆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背起摄像机，骑着摩托车，到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他把这些人，视作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
　　后来的9年里，他踏足了蒙古的广袤草原，踩碎了北欧的寒冷冰面，触摸了南美的粗粝岩石，用镜头记录下了来自25个不同国家39位，与自己一样出生在1990年10月5日的年轻人的人生，拍摄了《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系列纪录片。
　　网络上，人们很轻易地给90后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但杨帆却没法简单地给这39位90年出生的年轻人总结出一些共性。“每个人与生活赛跑时的跑姿和速度一定是不同的。”
　　杨帆自己前29年的人生，也在诠释着“不同”。
　　13岁从成都骑行到西藏，返京后，从学校退学;16岁开始拍摄自己第一部完整的纪录片;18岁横渡琼州海峡，作为自己的成人礼;21岁骑着摩托车走世界，拍摄系列纪录片;在刚刚到来的30岁，系列纪录片的第三季在央视播出。
　　对于10年后的40岁，杨帆觉得自己还是会骑着摩托车，一直在路上。“只是到时候可能头上已经冒出了白发。”

生命的列车转向另一个方向

　　北京的冬夜，静寂寒冷，天幕在灯光的映照下，透着带颗粒感的粉紫。
　　23点30分，杨帆从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走出。在大楼旁的马路边上，他回身给黑夜中的“大裤衩”拍了张照，纪念6天来频繁出入这里，为自己新一季的纪录片做宣传做直播的忙碌日常，就此告一段落。
　　即使已经拍到了第三季，杨帆对《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系列纪录片，依然保有着最开始时的热情。为了能赶上节目的电视直播，他在距离央视总部大楼最近的一家酒店订了个房间，好保证自己在电视台完成1小时的直播采访后，可以及时坐到电视机前，观看每一集的电视首播。
　　“虽然在剪辑的时候，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但在电视上看直播，跟自己在剪辑机、电脑面前看，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片子在2020年1月1日首播当晚，杨帆还特地开了瓶香槟，请爸妈一起，坐在酒店的电视机面前，观看自己最新一部纪录片作品的电视首映。
　　杨帆在谈起《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系列时表现出的兴奋和热忱，让人很难相信，他第一次产生拍摄世界上跟自己同一天出生的人的念头，距离现在已经将近10年。
　　那时，他刚刚经历人生第一个“比较大”的挫折。
　　2011年，杨帆带着自己的纪录片导演处女作、曾参与拍摄的纪录片和一本自己写的书，来到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希望能拿到签证，开启赴美留学的新旅程。坐在他对面的签证官翻了翻眼前的资料，最后拒绝了楊帆的签证申请。
　　杨帆至今记得签证官当时说的话，“他觉得我拍纪录片、出书，是fairy tale、童话，说这些作品根本不可能是我做的。”
　　在走出美国大使馆的那一刻，杨帆心里“突然燃起了一股莫名的斗志”。他暗下决心，要用一种更理想化的姿态，去更多地方，看更广阔的世界。至于具体是个什么“姿态”，杨帆没花多久，就确定下来了：骑着摩托车，走遍世界，寻找世界上另外的自己，并用镜头把他们的人生记录出来。
　　再回看美国签证申请失败的经历，杨帆觉得这是他前29年的人生中一个转折点。
　　“现在想想，整个事情是很戏剧性的，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失败很多时候只是暂时的失败，过段时间再回头看，或许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当然，这需要你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做出更强有力的反击。”杨帆平静地讲述，听不出太多激烈的情绪，“如果当时美国签证申请成功了，就不会有这三季的另一个我系列，可能会有别的作品，但大概率不会是我现在走的道路。这肯定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它让行进的火车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再过10年，1990年出生的人就40岁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会更加复杂，人生的状态会更加斑斓。我希望这部纪录片就像一代人的相册，见证全世界90一代的成长。

“为人父母已不再新鲜”

　　中国有2.3亿90后，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贴上了许多标签，“佛系”、“丧”、“自我”……但杨帆却没办法给他镜头前的39位主人公简单总结出几个标签，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并不想这样做。
　　“从我的角度，我更喜欢寻找不同，年轻人就要活得有个性，如果每个人都从模具里出来，那就跟华夫饼没有区别了。”
　　在将近9年的跨度里，杨帆拍摄的视角没有改变，他习惯于把拍摄对象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作为故事讲述的切入点，再通过他们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和行动，一点一点构建人物。
　　“他们在面对生活窘境时的方式，可以反映出人物的性格、成长环境，人物很多深层次的特征，都包含在里面了。”
　　尽管，在这些年的持续寻找和拍摄中，杨帆保持了片子观察视角的恒定，但他镜头背后蕴藏的一些思考和情感，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2011年7月14日，21岁的杨帆骑着挎式摩托车从北京出发，来到了寻找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的第一站，蒙古。在这里，他见到了跟自己同一天出生的芭森扈。
　　事实上，杨帆在蒙古还找到了另外几个跟自己同天出生的年轻人，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把镜头聚焦到芭森扈身上，当时考量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芭森扈身份特殊，是一位年轻的90后妈妈。
　　21岁就为人父母，这是杨帆在当时想都不曾想过的事，因此芭森扈的故事，在他眼里显得尤为与众不同。他把在国内街头街访年轻人对21岁当父母的看法片段，剪入片中，几乎所有受访的中国年轻人都说：21岁还太年轻，自己还是个不成熟的孩子，成为父母实在太早。 　　为了完整呈现芭森扈的故事，杨帆先后三次到访芭森扈在蒙古的家，记录下了芭森扈从待产到生下宝宝到怀上二胎的过程。他的团队甚至获得了破例准许，可以进入手术室，拍摄芭森扈的生产过程。
　　杨帆把生产的过程都剪进了成片里，喜欢在片子里加入大段旁白讲述的他，在这一段3分钟的片段中，没有加入一句旁白。镜头没有闪躲生产过程的血腥，也没有渲染婴儿降生后的神圣与母子之间的温情，这背后是年仅21岁的导演，对新生命到来的好奇、敬畏、忐忑和一丝疑惑。
　　第三季第七、八集，杨帆的镜头再一次对准了同龄人中的父母角色，这次他拍摄的是一位来自智利的27岁双胞胎父亲塞巴。
　　与拍摄芭森扈不同，尽管塞巴在纪录片中主要呈现的身份定位并非父亲，杨帆也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记录塞巴与一对双胞胎的相处。
　　在杨帆拍摄期间，塞巴和双胞胎女儿的妈妈分开了，因此塞巴无法随时随地见到女儿。杨帆拍摄塞巴在等待与双胞胎女儿时的焦急，记录塞巴在天还没亮时和女儿们一起在小公园嬉戏玩耍的温馨快乐，记下父女分别时，女儿哭着拉着爸爸的手，拽着他进妈妈家的瞬间。
　　杨帆甚至在第一次离开智利前，专门来到塞巴前任家里，代替不能进入前任家的塞巴，给他两个女儿在墙上标记身高。
　　从21岁到27岁，同龄人当父母这件事，在杨帆眼里变得不再稀奇，而开始成为一种自然。
　　“当时觉得芭森扈的故事很新鲜，21岁就当母亲了，但如今1990年出生的我们，都已经30了，为人父母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可以说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见证了我们一代人的成长。”

30岁，以及更远的未来

　　在拍摄的过程中，杨帆觉得他真的在地球的另一端，遇到了另一个自己。
　　在第三季第八集，他对着戴上黑框眼镜和鸭舌帽的塞巴说，“我俩就像是在照镜子。”塞巴和杨帆都留着络腮胡，面庞黝黑，一笑起来，厚重的黑框眼镜后眯缝着一双小眼睛，咧开一嘴醒目的大白牙。
　　杨帆觉得，他和塞巴更像的地方，在于他们坚持理想的战斗精神。
　　塞巴热爱拍摄，但周围人对此并不理解，因为在拍摄上花的时间太多，甚至影响了工作，他最终被任职的小学辞退。丢掉工作的塞巴同时跟自己深爱的前女友彻底交恶，两人互不说话，前女友甚至拒绝让两个孩子参加塞巴的生日聚会。塞巴的人生，似乎坠入谷底。

　　但塞巴并没有放弃。丢掉工作的他，重新在剧院当起了表演老师，同时他开始更加积极地追求自己的拍摄梦想，开始用简陋的设备，拍一些简单的短视频片段和单集纪录片。他依然向后戴着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身穿着杨帆送的印有《世界上的另一个我》Logo的皮衣，里面再穿一件印有自己设计图案的黑色T恤工作服，尽管这件工作服只有一件，仅有他自己一个人穿。
　　杨帆的拍摄道路，走得也许比塞巴顺利，但他一路走来，面对的不理解和异样的眼光并不比塞巴少。
　　先是退学的决定，让他第一次面临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而后是美领馆签证官的泼冷水，不相信“童话”的还有网友。
　　前段时间，杨帆在豆瓣上看到了一条评论，一名网友质疑，杨帆之所以能够一直走在路上，原因是因为背后有父母，有优渥的家境。
　　同样的质疑，也压在了整个90后一代身上，“拼爹”“啃老”，似乎是90后与生俱来的原罪。
　　杨帆并不认可网上的质疑，“我家其实家境普通，之前为了拍摄一部片子，還把车都卖了，房子也抵押了。有人习惯于用自己的想象去否定别人的所有努力，但他们没看到，为了全力以赴投入片子创作，我整整一年与世隔绝，翻来覆去打磨剪辑。更何况，也并不是说有钱人家的孩子就能实现这件事，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他也不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价值就高于其他同龄人在做的事情。
　　“只是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已，并不是每个人都非要像我这样，经常去不同的国家，在办公室里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只要此时此刻他做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那他跟我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就仅仅只是在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
　　对于步入30岁，杨帆充满了期待。他形容经过了20-29岁这10年的历练，自己变得更有斗志更加坚定了。
　　“20出头那会，有迷茫，很多东西确实想不明白，阅历还不够，一有风吹草动，自己心里就会有波动。但当你经历了足够多的痛苦之后，曾经那一刻的痛苦就不再算什么了。30岁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现在的状态前所未有地好，状态更加生猛，给我一块生肉我都能直接吃了一样，就像一辆坦克一样可以碾碎一切，冲动更加强烈。”
　　对于未来10年，杨帆也是充满了摩拳擦掌的热情。他想继续新一季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去非洲大陆遇见与自己同天出生的人。“再过10年，1990年出生的人就40岁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会更加复杂，人生的状态会更加斑斓。我希望这部纪录片就像一代人的相册，见证全世界90一代的成长。”
　　对于即将开启的非洲之旅，杨帆“想想就觉得兴奋。”
　　因为要为片子首播忙碌，2020年的钟声敲响时，杨帆已经早早睡下，30岁来临的一刻，在睡梦中悄然度过。他计划，在忙完这阵后，在网上搜出各地的跨年烟火视频，开瓶红酒，重新庆祝一下跨年。
　　而后，杨帆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忙碌，在春节过后，奔赴非洲，为《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新一季展开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