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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自古代以来，官员和普通的农民之间的关系一直纷繁复杂。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中国农民这一特殊的群体对于官员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本文旨在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简单分析不同时期的农民的官员观念。
关键词：历史变迁；农民；官员观
现在的国家对农民提供了很好的政策，不仅不用上缴粮税，国家还给予土地补贴，孩子上学不用交钱，还办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但是现在的农民似乎还是不知足，只要媒体披露关于党政机关的某某事件的时候，人们总偏向于认为哪一方有钱，哪一方地位高，就是哪一方的错，并且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着别人的倒台。从这种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历史的变迁，农民对于官员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时期是处在封建王朝，“皇帝至上，真命天子”的想法深入人心，普通的民众认为人的命，天注定，后天能改变的可能性极小。即便是能增强社会流动的科举制度，真正的寒门学子也没有多少真正走到最后。所以人们宁愿安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地交税、耕耘，祖祖辈辈这样走过来之后，越加的安分，也越加的任人宰割。对于他们来说，不管这个天下谁来管，皇帝谁来做，只要自己的一家能活命，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恩赐。近代以来，清朝灭亡，封建体制土崩瓦解，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的兴起，在思想先进的学生的带领下，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西方的文化，自由、平等的生活成为大家心中的大同社会，人们纷纷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但是，国民党后期的领导思想并没有体现普通公民的理想追求。在《建国大业》中，国民党的红酒牛排与共产党的大葱煎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草根”的共产党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国共合作的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所做的贡献绝对是无法被掩盖、被取代的。抗日胜利后，内战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究其原因，共产党了解人们所需，采取的方法也比较高明，他们知道土地的问题是广大农村中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于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政策，启用了一大批贫苦出身的农民，作为积极分子来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统治，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被压迫的人们受够了，他们不想看到比自己“高等”的人去掌权，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国民党始终以西装革履的面目示人，而共产党始终是泡在农民堆里，吃穿用度有时还不如一些农民，人们相信这是和自己一伙的人，他们才能帮助自己过上好日子，于是，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掌握了中国的未来。刚建国的那几十年，从来没有听老百姓抱怨过政府，始终对中央言听计从。政府也没让人们失望，三大改造也进行的如火如荼，刚成立的中国展现了新的风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信息时代，人们对于国家公共人员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了解。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官必须是好的，是不允许犯错误的，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标杆和模范，是完美的化身。他们一旦犯错，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他们代表的是国家，国家的人都没有好的表现，怎么能不让别人失望呢？事实恰恰如此，媒体上不断有各种官员贪污受贿，贪张枉法的事情被爆出来，公众渐渐对他们丧失了信心。现在，官员在老百姓心中已经缺乏了公信力，只要提到官，老百姓往往第一反应是他们又贪污了多少钱，又干了什么坏事。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在同一个团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也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到的“差序格局”，在这样一个格局中，“伦理社会”的特征尤为明显，“伦”是先于“理”存在的，人不仅仅是生物个体，而是掺杂着各种感情的理智动物，对于中国人更为明显，人们会把好的机会，好的条件拿去帮助和自己亲近的人，中国社会，想要抛开这种亲情、人情的特殊主义很难。如此这样，稀缺的资源永远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中，普通人无法得到，社会阶层的固化渐渐出现，各阶层的流动性极差。所以，现在国家即使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在百姓看来，这种实事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帮助他们减缓了一些经济负担，却无法过多的帮助他们实现阶层的流动，由此无法挽回失去的公信力。不仅如此，国家在制定一些政策的时候，也许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农民所需，并没有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很多政府人员还是把经济发展作为自己行动的第一准则，把经济作为衡量自己绩效的标准，这种“经济决定论”侧面也反应了我们国家内在的一种价值观，始终是觉得自己比西方弱，因此才要向西方学习，认为在经济上超越了他们就是比他们强。但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好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得到解决，这样西方式的经济论调不一定是正确的。盲目学习，不了解基层的状况是做不出好的决策来的。另外，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已久，尽管在一些方面有其合理之处，但对于农民来说，这种结构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和城市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机会。二元结构给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却没有给他们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对调，农村人口可能会活得更好，因为有很多时候，农民比别人差得不是能力，是没有好的家庭基础。由此，农民们心里免不了会嫉妒，会怨恨，别人可能含着金汤匙出生，自己就得本本分分当一辈子农民，辛辛苦苦一辈子可能还不如别人一年赚得多。其次，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农民离开农村，走进城市，无论是替别人打工，还是自己真正下海创业，大家都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接受了一套现代的思想，开始有了权利意识，并且随着十几年来发展进步，这种权利意识不断地加强，但是，仅有这种权利意识，农民却不能改变这种境遇，现在的社会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去闹革命，改变整个社会的形态。于是，农民一边接受城市价值观的冲击，一边又无法改变这种资源分配的格局，陷入了一种哀怨矛盾的心理中。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是中国积固已久的弊病。我们反思一下，改革开放后的人们接受了新知识、新想法，为什么不能跟着现代化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出困境，自己创造增收来改变自己的境遇呢？也许，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知识、想法的变化是不同步的，发展的脚步无法追上人们想法的变化，也就是说，市民化与非农化脱轨了，这种不同步，使得农民向往城市人一样的生活，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的机会却很小很小，人们除了抱怨，又能怎么办呢？很多时候，农民选择去信任政府，支持政府，政府、官员给他们带来的往往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东西，是无法让农民有信心，有精神去拼搏的鼓励。十八大，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习主席说，要让每一个人有展示自我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中国梦；李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的时候也谈到，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对于经济建设，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听到这些的时候很激动，也很担忧，新一届的领导人有决心能在这种改革的瓶颈时期引领中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一些顽疾的解决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前方的路很长，怎样让人们有信心，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中国梦”，让我们的农民不再不知足，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关键词：历史变迁；农民；官员观
现在的国家对农民提供了很好的政策，不仅不用上缴粮税，国家还给予土地补贴，孩子上学不用交钱，还办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但是现在的农民似乎还是不知足，只要媒体披露关于党政机关的某某事件的时候，人们总偏向于认为哪一方有钱，哪一方地位高，就是哪一方的错，并且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着别人的倒台。从这种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历史的变迁，农民对于官员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时期是处在封建王朝，“皇帝至上，真命天子”的想法深入人心，普通的民众认为人的命，天注定，后天能改变的可能性极小。即便是能增强社会流动的科举制度，真正的寒门学子也没有多少真正走到最后。所以人们宁愿安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地交税、耕耘，祖祖辈辈这样走过来之后，越加的安分，也越加的任人宰割。对于他们来说，不管这个天下谁来管，皇帝谁来做，只要自己的一家能活命，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恩赐。近代以来，清朝灭亡，封建体制土崩瓦解，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的兴起，在思想先进的学生的带领下，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西方的文化，自由、平等的生活成为大家心中的大同社会，人们纷纷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但是，国民党后期的领导思想并没有体现普通公民的理想追求。在《建国大业》中，国民党的红酒牛排与共产党的大葱煎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草根”的共产党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国共合作的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所做的贡献绝对是无法被掩盖、被取代的。抗日胜利后，内战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究其原因，共产党了解人们所需，采取的方法也比较高明，他们知道土地的问题是广大农村中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于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政策，启用了一大批贫苦出身的农民，作为积极分子来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统治，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被压迫的人们受够了，他们不想看到比自己“高等”的人去掌权，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国民党始终以西装革履的面目示人，而共产党始终是泡在农民堆里，吃穿用度有时还不如一些农民，人们相信这是和自己一伙的人，他们才能帮助自己过上好日子，于是，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掌握了中国的未来。刚建国的那几十年，从来没有听老百姓抱怨过政府，始终对中央言听计从。政府也没让人们失望，三大改造也进行的如火如荼，刚成立的中国展现了新的风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信息时代，人们对于国家公共人员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了解。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官必须是好的，是不允许犯错误的，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标杆和模范，是完美的化身。他们一旦犯错，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他们代表的是国家，国家的人都没有好的表现，怎么能不让别人失望呢？事实恰恰如此，媒体上不断有各种官员贪污受贿，贪张枉法的事情被爆出来，公众渐渐对他们丧失了信心。现在，官员在老百姓心中已经缺乏了公信力，只要提到官，老百姓往往第一反应是他们又贪污了多少钱，又干了什么坏事。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在同一个团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也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到的“差序格局”，在这样一个格局中，“伦理社会”的特征尤为明显，“伦”是先于“理”存在的，人不仅仅是生物个体，而是掺杂着各种感情的理智动物，对于中国人更为明显，人们会把好的机会，好的条件拿去帮助和自己亲近的人，中国社会，想要抛开这种亲情、人情的特殊主义很难。如此这样，稀缺的资源永远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中，普通人无法得到，社会阶层的固化渐渐出现，各阶层的流动性极差。所以，现在国家即使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在百姓看来，这种实事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帮助他们减缓了一些经济负担，却无法过多的帮助他们实现阶层的流动，由此无法挽回失去的公信力。不仅如此，国家在制定一些政策的时候，也许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农民所需，并没有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很多政府人员还是把经济发展作为自己行动的第一准则，把经济作为衡量自己绩效的标准，这种“经济决定论”侧面也反应了我们国家内在的一种价值观，始终是觉得自己比西方弱，因此才要向西方学习，认为在经济上超越了他们就是比他们强。但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好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得到解决，这样西方式的经济论调不一定是正确的。盲目学习，不了解基层的状况是做不出好的决策来的。另外，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已久，尽管在一些方面有其合理之处，但对于农民来说，这种结构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和城市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机会。二元结构给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却没有给他们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对调，农村人口可能会活得更好，因为有很多时候，农民比别人差得不是能力，是没有好的家庭基础。由此，农民们心里免不了会嫉妒，会怨恨，别人可能含着金汤匙出生，自己就得本本分分当一辈子农民，辛辛苦苦一辈子可能还不如别人一年赚得多。其次，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农民离开农村，走进城市，无论是替别人打工，还是自己真正下海创业，大家都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接受了一套现代的思想，开始有了权利意识，并且随着十几年来发展进步，这种权利意识不断地加强，但是，仅有这种权利意识，农民却不能改变这种境遇，现在的社会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去闹革命，改变整个社会的形态。于是，农民一边接受城市价值观的冲击，一边又无法改变这种资源分配的格局，陷入了一种哀怨矛盾的心理中。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是中国积固已久的弊病。我们反思一下，改革开放后的人们接受了新知识、新想法，为什么不能跟着现代化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出困境，自己创造增收来改变自己的境遇呢？也许，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知识、想法的变化是不同步的，发展的脚步无法追上人们想法的变化，也就是说，市民化与非农化脱轨了，这种不同步，使得农民向往城市人一样的生活，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的机会却很小很小，人们除了抱怨，又能怎么办呢？很多时候，农民选择去信任政府，支持政府，政府、官员给他们带来的往往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东西，是无法让农民有信心，有精神去拼搏的鼓励。十八大，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习主席说，要让每一个人有展示自我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中国梦；李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的时候也谈到，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对于经济建设，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听到这些的时候很激动，也很担忧，新一届的领导人有决心能在这种改革的瓶颈时期引领中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一些顽疾的解决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前方的路很长，怎样让人们有信心，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中国梦”，让我们的农民不再不知足，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