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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一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在一步步后退，先是从南京退居武汉，后又从武汉进一步退居重庆。相应地，沦陷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纷纷转入西部，以前不大为人关注的西南，则成了各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汇聚的宝地。随着政府重心的西移，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就成了抗战的大后方，自然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就成了时人关心的新课题。要开发西北、建设西北，首先就要了解西北，而要了解西北，就需要考察西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机构组成的各种考察团便开赴西北。
在此之前，学术界对敦煌的关注及对敦煌学的研究，主要是藏经洞文书。而这一阶段，不论是由官方组织的考察团，如“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还是官员、个人的考察、视察或朝圣，如于右任、张大千等，乃至奉命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常书鸿及其追随者，基本上都是以艺术见长，他们关注的也主要是石窟保护和壁画艺术。
正是由于他们的关注及考察，尤其是临摹的敦煌壁画在全国各地的展出，向世人宣传了敦煌，也使世人了解了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而他们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敦煌艺术的探索、临摹、展览、宣传，对敦煌石窟的保护，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
一
王子云（1897～1990），安徽萧县人，生前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陕西美协名誉主席。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后肄业于上海美术学校和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30年底至1937年初在法国留学并游历欧洲。1937年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战爆发后随杭州艺专流亡西南各地，1939年到达重庆。因他曾经帮助欧洲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基完成南京中山陵国父坐像，又是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小学时期的老师，在国内雕塑界为一时之选，便受聘设计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由于敌机狂轰滥炸，工程无法继续。而由于日寇入侵，使沦陷区的山西大同石窟、河北涿县白带山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等惨遭破坏。而其他还未沦陷地区的中国古迹文物又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王子云毅然于1940年5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上呈报告，建议迅速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奔赴西北，以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等方式，抢救收集尚未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古代艺术文物。
1940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直属教育部领导（因此被称为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聘任王子云为团长，成员主要由沦陷区撤退来重庆的美术教员和重庆国立艺专即将毕业的优秀生组成。考察团的任务是考察陕西汉唐帝陵及宗教寺院，甘肃敦煌石窟、安西万佛峡石窟，青海佛教寺院等西北古代历史文化遗迹、古代艺术品和社会民俗。由于该考察团的主要工作基本上都在西北地区的陕、甘、青三省，因此又被称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考察团开始组建时，其考察对象虽然有敦煌石窟，但显然不是重点和首选。后来还是于右任的建议，才将敦煌列为主要的考察任务，正如王子云在《从长安到雅典》中说：“1941年，于右任从西北视察回来后，对我们说敦煌莫高窟是我国最大的艺术宝窟，藏有许多古代的壁画和彩塑珍品，要我们去看看，调查调查。于是由当时政府的有关单位主持，组织了一个共有十多个人参加的考察团，其中包括历史、考古、美术等各方面的专家，由我担任团长。我们于1941年冬从西安出发，到敦煌时，张大千先生早已在敦煌莫高窟工作半年了。”
考察团从1940年12月开始到1945年初结束，历时近五年，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的大部分地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和研究，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原计划的考察范围，本来不包括河南洛阳，但由于洛阳也属于佛教石窟雕刻，再加上离西安不远，为了多了解其与敦煌千佛洞的不同并作比较研究，考察团就在去敦煌之前先到洛阳龙门进行了调查。
20世纪40年代，由内地到敦煌，路途是非常艰苦的，从兰州去敦煌，先坐汽车经河西走廊，即经武威、张掖、酒泉。酒泉到安西（今瓜州）约280公里，需专雇畜力车走三天；安西到敦煌180公里，连畜力车也难通行，只能坐农家的木轮牛车，在这样一段行程里，有三个休息站，都是在沙窝里搭的小草棚。
王子云率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共有12人，前后近五年。1941年10月到达敦煌莫高窟的只有三人，这主要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其他的团员有的留在西安继续未完成的工作，有的留在兰州听候调遣”。考察团从1941年10月到1943年春，在莫高窟断断续续工作了两年半，有时是四人，有时则只有两人。
虽然考察团在敦煌的时间不长，人数又少，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第一，王子云绘制了莫高窟全景写生图。该图长5.5米，宽0.233米，是采用艺术和写实相结合的手法绘制的，它既是一幅优美的莫高窟外貌风景画，极具观赏价值，又是一幅莫高窟实位勘测图，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1998年，在陕西省举行的王子云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上，主办方向与会者展示了这件作品。王子云先生去世之后，其夫人何正璜遵其遗嘱将此图捐献给了敦煌研究院。
第二，拍摄了一些珍贵照片。在考察过程中，考察团一路拍摄了许多照片，其中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就有120多张。由于时光的流逝，这些照片已成了莫高窟历史形象的珍贵记录。20世纪90年代，根据王子云先生生前提供的线索，在西北大学文博资料室发现了《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0辑，每辑一册，每册约50页，每页的上半部是粘贴的照片，下半部是文字说明。其中第7辑是《敦煌千佛洞壁画》，第8辑是《敦煌及其它壁画集》，收集敦煌照片83张。在第1辑的《史迹名胜集》中，还有鸣沙山下的月牙泉全景，由此使我们看到了月牙泉自然变迁的直观资料。
第三，撰写了莫高窟现状调查报告。考察团成员、王子云先生的夫人何正璜女士1942年撰写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发表于1943年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西北专号”上），是实地考察莫高窟，利用第一手资料撰写的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它比较系统地对莫高窟的沿革历史及洞窟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并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粗分了洞窟的类型，探讨了石窟形制的特点和艺术风格。由于是第一个莫高窟内容总录，虽然还有不完备，甚至在今天看来不准确之处，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在“洞窟之编号”一节中说：“就莫高窟悬崖现存之佛窟，可分为南北二段，总计不下五六百窟，惟北段各窟除一二魏窟及元代欢喜佛洞以外，余多空无所有，因此历来调查者多仅就南段佛窟编号。”如伯希和、张大千都是如此。北区的编号是20世纪90年代考古的新收获。 另外，考察团还临摹了一部分壁画。由于考察团的经费紧张，使用的颜料、画布都不是太好（与当时同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相比）。他们临摹壁画是从文物的角度出发，即壁画当时是什么样子就画成什么样子（这也是与张大千相比，因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把颜色都复原了，画出来就与新的一样，非常鲜艳，甚至将壁画上不大好的地方都能改好）。
考察团的成果很快就以展览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在考察过程中，曾在1941～1944年分别在西安、兰州、重庆等地举办过展览，考察团成员王子云、何正璜、雷震、卢善群、邹道龙等还举办过不同形式的个人展览。如完成敦煌的工作后，就先在兰州举办了成果展，又于1943年元月在重庆举办了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由于参观者太多，拥挤得无法继续进行，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周，有3万人参观。
敦煌考察结束后，考察团又对甘肃河西走廊诸石窟、甘南拉卜楞寺、兰州、西安等地进行了考察。1944年，由于货币贬值，考察团经费实在困难，无法继续维持，便报请政府要求解散。1945年初，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撤消。经协商，教育部指令由西北大学处理善后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徐朗秋（与王子云是师范学校同学）任西北大学教务长，而老乡刘季洪又是西北大学校长，萧一山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长。这样，西北大学就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由王子云先生任主任并兼历史系教授，继续从事西北历史文物和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考察团收集的文物和资料也交给了西北大学。
二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敦煌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议，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目前所能见到的文字只有于右任1942年12月15日的“提议”，作为国民政府大员的于右任，对于在敦煌设立研究机关显然胸有成竹。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43年1月18日，距于右任发表“提议”仅一月，可以说，最后决策此事和于右任有直接关系。当时的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不是常书鸿，而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甘青监察使高一涵（于右任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这也可以说明于右任的影响。当时发表的名单中，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是委员，1943年3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张大千和王子云都没有出席，也没有参加研究所以后的活动。王子云对常书鸿任职只有一句评价，即“常一直是画西洋油画的专业者”，言下之意，对雕塑艺术还是外行，由他“来筹备这样的工作似乎没有道理的”。
或者，在于右任“提议”之前，教育部对敦煌的考察和机构设置已经在筹划进行之中。因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早在1940年8月就成立。当时决定此事的是教育部长陈立夫和社会教育司长陈礼江，而为王子云递呈报告的是王子云当年的师范学校同学徐朗秋，其时正在社会教育司做科员，官不大，但是很能办事，以后做了西北大学教务长。他在1955年的“交代”里说：王子云和当时教育部上层无一人相识，被任命为考察团团长，就是因为陈立夫和陈礼江“口袋里没有这样的专业人才”。考察团成立之初，敦煌就是重要的目标，而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内地考察，也等于是为敦煌考察练兵，提出成立研究机构的建议，正在考察团份内。虽然现在找不到王子云“建议”的文字，但他从事此项工作之初，便招收的是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其工作方式，与于右任“建议”所云“招收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本趋一致。显然，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考虑，考察团成立之初，便为题中之意。
关于研究所的成立，王子云在《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回忆：“考察团到敦煌后不久，即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列出具体计划。建议书寄到重庆，恰在此时，重庆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安置一些因抗战流亡的艺术界人士，特设立一个闲散机构艺术教育委员会，油画家常书鸿在这个委员当秘书。我们的建议当然先送艺术教育委员会，于是不仅批准，而且常自告奋勇，愿意远去边塞，筹备研究所的成立。” 后来常书鸿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王子云认为常书鸿是个专业油画家，让他来主持敦煌研究不甚合理，于是不肯居常之下，没有参加敦煌研究所的工作。
在此之前，学术界对敦煌的关注及对敦煌学的研究，主要是藏经洞文书。而这一阶段，不论是由官方组织的考察团，如“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还是官员、个人的考察、视察或朝圣，如于右任、张大千等，乃至奉命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常书鸿及其追随者，基本上都是以艺术见长，他们关注的也主要是石窟保护和壁画艺术。
正是由于他们的关注及考察，尤其是临摹的敦煌壁画在全国各地的展出，向世人宣传了敦煌，也使世人了解了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而他们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敦煌艺术的探索、临摹、展览、宣传，对敦煌石窟的保护，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
一
王子云（1897～1990），安徽萧县人，生前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陕西美协名誉主席。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后肄业于上海美术学校和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30年底至1937年初在法国留学并游历欧洲。1937年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战爆发后随杭州艺专流亡西南各地，1939年到达重庆。因他曾经帮助欧洲著名雕塑家朗多维斯基完成南京中山陵国父坐像，又是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小学时期的老师，在国内雕塑界为一时之选，便受聘设计重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由于敌机狂轰滥炸，工程无法继续。而由于日寇入侵，使沦陷区的山西大同石窟、河北涿县白带山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等惨遭破坏。而其他还未沦陷地区的中国古迹文物又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王子云毅然于1940年5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上呈报告，建议迅速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奔赴西北，以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等方式，抢救收集尚未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古代艺术文物。
1940年8月，国民政府正式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直属教育部领导（因此被称为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聘任王子云为团长，成员主要由沦陷区撤退来重庆的美术教员和重庆国立艺专即将毕业的优秀生组成。考察团的任务是考察陕西汉唐帝陵及宗教寺院，甘肃敦煌石窟、安西万佛峡石窟，青海佛教寺院等西北古代历史文化遗迹、古代艺术品和社会民俗。由于该考察团的主要工作基本上都在西北地区的陕、甘、青三省，因此又被称为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考察团开始组建时，其考察对象虽然有敦煌石窟，但显然不是重点和首选。后来还是于右任的建议，才将敦煌列为主要的考察任务，正如王子云在《从长安到雅典》中说：“1941年，于右任从西北视察回来后，对我们说敦煌莫高窟是我国最大的艺术宝窟，藏有许多古代的壁画和彩塑珍品，要我们去看看，调查调查。于是由当时政府的有关单位主持，组织了一个共有十多个人参加的考察团，其中包括历史、考古、美术等各方面的专家，由我担任团长。我们于1941年冬从西安出发，到敦煌时，张大千先生早已在敦煌莫高窟工作半年了。”
考察团从1940年12月开始到1945年初结束，历时近五年，辗转奔波于川、陕、豫、甘、青的大部分地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和研究，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原计划的考察范围，本来不包括河南洛阳，但由于洛阳也属于佛教石窟雕刻，再加上离西安不远，为了多了解其与敦煌千佛洞的不同并作比较研究，考察团就在去敦煌之前先到洛阳龙门进行了调查。
20世纪40年代，由内地到敦煌，路途是非常艰苦的，从兰州去敦煌，先坐汽车经河西走廊，即经武威、张掖、酒泉。酒泉到安西（今瓜州）约280公里，需专雇畜力车走三天；安西到敦煌180公里，连畜力车也难通行，只能坐农家的木轮牛车，在这样一段行程里，有三个休息站，都是在沙窝里搭的小草棚。
王子云率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共有12人，前后近五年。1941年10月到达敦煌莫高窟的只有三人，这主要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其他的团员有的留在西安继续未完成的工作，有的留在兰州听候调遣”。考察团从1941年10月到1943年春，在莫高窟断断续续工作了两年半，有时是四人，有时则只有两人。
虽然考察团在敦煌的时间不长，人数又少，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第一，王子云绘制了莫高窟全景写生图。该图长5.5米，宽0.233米，是采用艺术和写实相结合的手法绘制的，它既是一幅优美的莫高窟外貌风景画，极具观赏价值，又是一幅莫高窟实位勘测图，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1998年，在陕西省举行的王子云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上，主办方向与会者展示了这件作品。王子云先生去世之后，其夫人何正璜遵其遗嘱将此图捐献给了敦煌研究院。
第二，拍摄了一些珍贵照片。在考察过程中，考察团一路拍摄了许多照片，其中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就有120多张。由于时光的流逝，这些照片已成了莫高窟历史形象的珍贵记录。20世纪90年代，根据王子云先生生前提供的线索，在西北大学文博资料室发现了《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0辑，每辑一册，每册约50页，每页的上半部是粘贴的照片，下半部是文字说明。其中第7辑是《敦煌千佛洞壁画》，第8辑是《敦煌及其它壁画集》，收集敦煌照片83张。在第1辑的《史迹名胜集》中，还有鸣沙山下的月牙泉全景，由此使我们看到了月牙泉自然变迁的直观资料。
第三，撰写了莫高窟现状调查报告。考察团成员、王子云先生的夫人何正璜女士1942年撰写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发表于1943年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西北专号”上），是实地考察莫高窟，利用第一手资料撰写的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它比较系统地对莫高窟的沿革历史及洞窟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并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粗分了洞窟的类型，探讨了石窟形制的特点和艺术风格。由于是第一个莫高窟内容总录，虽然还有不完备，甚至在今天看来不准确之处，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在“洞窟之编号”一节中说：“就莫高窟悬崖现存之佛窟，可分为南北二段，总计不下五六百窟，惟北段各窟除一二魏窟及元代欢喜佛洞以外，余多空无所有，因此历来调查者多仅就南段佛窟编号。”如伯希和、张大千都是如此。北区的编号是20世纪90年代考古的新收获。 另外，考察团还临摹了一部分壁画。由于考察团的经费紧张，使用的颜料、画布都不是太好（与当时同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相比）。他们临摹壁画是从文物的角度出发，即壁画当时是什么样子就画成什么样子（这也是与张大千相比，因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把颜色都复原了，画出来就与新的一样，非常鲜艳，甚至将壁画上不大好的地方都能改好）。
考察团的成果很快就以展览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在考察过程中，曾在1941～1944年分别在西安、兰州、重庆等地举办过展览，考察团成员王子云、何正璜、雷震、卢善群、邹道龙等还举办过不同形式的个人展览。如完成敦煌的工作后，就先在兰州举办了成果展，又于1943年元月在重庆举办了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由于参观者太多，拥挤得无法继续进行，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周，有3万人参观。
敦煌考察结束后，考察团又对甘肃河西走廊诸石窟、甘南拉卜楞寺、兰州、西安等地进行了考察。1944年，由于货币贬值，考察团经费实在困难，无法继续维持，便报请政府要求解散。1945年初，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撤消。经协商，教育部指令由西北大学处理善后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徐朗秋（与王子云是师范学校同学）任西北大学教务长，而老乡刘季洪又是西北大学校长，萧一山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长。这样，西北大学就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由王子云先生任主任并兼历史系教授，继续从事西北历史文物和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考察团收集的文物和资料也交给了西北大学。
二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敦煌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议，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目前所能见到的文字只有于右任1942年12月15日的“提议”，作为国民政府大员的于右任，对于在敦煌设立研究机关显然胸有成竹。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43年1月18日，距于右任发表“提议”仅一月，可以说，最后决策此事和于右任有直接关系。当时的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不是常书鸿，而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甘青监察使高一涵（于右任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这也可以说明于右任的影响。当时发表的名单中，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是委员，1943年3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张大千和王子云都没有出席，也没有参加研究所以后的活动。王子云对常书鸿任职只有一句评价，即“常一直是画西洋油画的专业者”，言下之意，对雕塑艺术还是外行，由他“来筹备这样的工作似乎没有道理的”。
或者，在于右任“提议”之前，教育部对敦煌的考察和机构设置已经在筹划进行之中。因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早在1940年8月就成立。当时决定此事的是教育部长陈立夫和社会教育司长陈礼江，而为王子云递呈报告的是王子云当年的师范学校同学徐朗秋，其时正在社会教育司做科员，官不大，但是很能办事，以后做了西北大学教务长。他在1955年的“交代”里说：王子云和当时教育部上层无一人相识，被任命为考察团团长，就是因为陈立夫和陈礼江“口袋里没有这样的专业人才”。考察团成立之初，敦煌就是重要的目标，而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内地考察，也等于是为敦煌考察练兵，提出成立研究机构的建议，正在考察团份内。虽然现在找不到王子云“建议”的文字，但他从事此项工作之初，便招收的是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其工作方式，与于右任“建议”所云“招收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本趋一致。显然，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考虑，考察团成立之初，便为题中之意。
关于研究所的成立，王子云在《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回忆：“考察团到敦煌后不久，即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列出具体计划。建议书寄到重庆，恰在此时，重庆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安置一些因抗战流亡的艺术界人士，特设立一个闲散机构艺术教育委员会，油画家常书鸿在这个委员当秘书。我们的建议当然先送艺术教育委员会，于是不仅批准，而且常自告奋勇，愿意远去边塞，筹备研究所的成立。” 后来常书鸿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王子云认为常书鸿是个专业油画家，让他来主持敦煌研究不甚合理，于是不肯居常之下，没有参加敦煌研究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