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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沙，狂飙天落。
最近几年，各个地区的国家战略，如同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列国家战略层面，自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发轫，到海西经济区、关中
天水经济区、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图们江、黄河三角洲，再到今年的鄱阳湖、皖江、海南国际旅游岛，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兴、成渝经济区、西成新城等，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如此众多的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的密集出台，将中国的各个区域和城市抛向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抵达彼岸，成为各个地方主政者非常关心的话题。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由县域竞争推动，而现在，这种竞争已经上升到城市，省域乃至大的国家战略区的层面。
实际上，在广州南沙成为国家战略之前，中国已经有很多的城市出笼国家战略。最典型是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以及新近出笼的西成新区。这些国家战略，当年都为所在城市的崛起或者转型，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
南沙如何破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成大事者需善借势
某种意义上说，新的发展周期，新的政治和经济周期，对于各个城市和区域来说，意味着大变局的来临。而变局的魅力，全在于时势。
公道自在人心，成败全在时势。
时势二字，对于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中国第一轮的发展中，对于时势的把握程度不一，直接造成了中国发展的不均衡。在笔者走访过的很多内地城市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遗憾。这个遗憾就是，在改革初期，中国走的是海洋时代的惯有国家战略，即优先发展沿海，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种战略，与中西部的塌陷，有直接的关联。很多内地城市，底蕴深厚，亦不乏缺少远见的雄才，但是，时势所限，无法发挥，如武汉，由于中国以外贸而非内需立国，海运取代陆路，武汉的所谓天下之中的优势，荡然无存，自然无法雄起，而只有待中国内需时代来临，武汉方可以大器晚成。
有时候，机遇如同天上的风与云，瞬间变化，如果没有抓住，也许就永不复来。在时势具备的时候，能否洞察时势，顺应时势，考验一个城市的勇气与智慧。人皆言深圳是乘势而起，但是，同为特区的珠海，却与深圳相去甚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时势。横琴开发终于在2008年成为国家战略，但是，此时珠三角已经普遍崛起，珠海和澳门，根本无法建立对于珠三角的比较优势。然而，如果横琴提前20-30年开发，则结果大不一样，今日的横琴，即当如当年的罗湖，可惜，此一时彼一时，横琴未能在珠三角未起之时发力，在珠三角崛起之后，被边缘化已成必然。
南沙的开发，在第一轮中，也可以说不得时势。遍观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我们可以发现，正因为开发之前，上海和天津其他区域的相对滞后，才带给了这两个新区的特殊机会。浦东开发之后，深圳已经初步崛起，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以及曾经的东方巴黎，上海被构架列为更大的开放区，欲将改革开放从珠三角推至长三角。在此情况下，浦东开发，成为上海乃至长三角改革开放的领风气之先者。滨海新区也是一样，其设立实为天津破局之举。其实天津的发展，在几个直辖市中落后，而且与北京差距巨大，滨海新区设立之后，即遥遥领先于天津其他区域。
但是，南沙则不一样。此前，南沙隶属番禺，在21世纪之前，长期被闲置。直到番禺被合并到广州之后，才逐步成为开发重点。但是，此时已经未有时势可借。
直至2001年，南沙才得以开发。这个时候，无论是广东，抑或是广州，已经完成了初步崛起，并不需要依靠南沙来带动。
不光是广州已经完成了初步崛起，甚至是珠三角诸雄，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業化历程。南沙的设立，不是领先，反是追赶，这种处境，相对浦东和滨海引领先声，恰恰是相反的。上海与天津，当时都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所以，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能够得到全力支持，同时，也可以起到带动作用。南沙在广州的地位，其重要性也远比不上浦东之于上海，滨海之于天津。2010年，南沙的产值，不过是广州的1／20，而浦东的产值大约为上海的1／3，滨海的产值更超过了天津的一半以上。
南沙的处境与珠海的横琴岛相同，如果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就着手开发，也许南沙会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一极。但是，当时南沙在番禺，未被考虑进广州乃至广东的大战略。因此，南沙开发，在传统意义上说，已经晚了20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轮竞争中，无大势可借。
同样，能否把握未来大势，将直接决定着各个城市在中国第二轮区域竞争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城市或者区域的发展能够岛亘，一定需要顺天时，应大势。由此，认清中国未来大势，是一切城市和医或发展的首要任务。
南沙所折射的珠三角困局
“前几天，广东有人找我谈南沙开发的问题，那种思路还是在搞招商引资的老套路，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5年，中国著名区域经济战略顾问王志纲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如是说。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广东发展的困境。山于珠三角地区的初中级产业正大规模高速度地向省外转移，但产业升级步伐却相对缓慢，因此，有可能导致珠三角的“产业空心化”；同时，广东东西两翼和山区的产业基础薄弱，珠三角产业转移会越过广东东西两翼及山区，直接流入外省，欠发达地区仍旧裹足不前。
王志纲认为，未来的竞争将是区域之间的竞争，而区域之间的竞争首先是一个城市群。“城市之间形成城市图，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哪一个区域有比较发达的盘根错节的分工，非常清晰的产业群以及产业中心，这就相当于红军占领了上甘岭，打仗占领了制高点一样。”
在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带崛起并迅猛发展之时，曾因改革开放而先行一步的珠三角却因其自身产业规模和城市布局以及竞争力等方面的诸多不足而逐渐处于下风。而它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莫过于整个珠三角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仍处于“战国时代”，其内部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吸引外资等方面都存在相当明显的恶性竞争，导致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也就大打折扣。
这种恶性竞争在城市功能定位上有着最直观的体现。随着珠三角各个城市的崛起和发展，原先作为城市群中心的广州，其地位相对下降。此时，珠三角面临着重新洗牌和相互角逐龙头的竞争局面。一旦广州的地位衰落，其他城市势必要分担它原来承担的一些功能，为了承担这些功能，它们就会积极兴建基础设施。
南沙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使广州的地位重新回升但仍然没有改变多中心竞逐的格局。正因为群龙无首，各有算盘，珠三角地区同质发展的恶性竞争后果正日益显现出来。为了争夺自己在整个珠三角区域的中心地位，激化了各个城市问的竞争。而这也导致了基础设施以及产业方面的重复建设。
国家发改委土地与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在分析南沙的定位问题时指出，建立并形成一个好的 体制机制对于新区和开发区而言，显得非常必要。这种建立的前提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和科学的规划，即要符合自身的定位和发展，以及符合整个珠三角分工的需要。
这一点，恰好戳到了珠三角的痛处。现阶段，珠三角各地方政府缺乏“一体化”意识，开发各自为政、重复投资的造城运动严重阻碍了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按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主任王海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分析，当前珠三角一体化的“瓶颈”之所在：“各市县政府以追求所辖区域范围内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眼光只局限于区划范围内的地盘，较少从珠三角整体利益或以开放的区域竞争互补的思维来思考资源、产业的规划和布局。这样不仅资源浪费，而且还会阻碍一体化”。
因此，具体到南沙，肖金成认为，政治支持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新的阶段，新的时期，南沙需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随着整个珠三角朝着一体化和同城化的目标迈进，南沙的发展应该与整个珠三角捆绑在一起进行考虑。
“现在南沙的发展应该是珠三角发展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孤立的。”他说。
新兴产业为希望所在
现在，广东已经形成了既有的产业格局，南沙如果要发展，必须要考虑其产业定位。
与其他的沿海区域不同，作为珠三角的心腹地带，南沙地处珠江出海尾闾。珠江8个出海口中的3个主要出口虎门、蕉门、洪奇沥围在南沙身边，因此南沙并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重化工业。而几乎所有的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均不能称得上是很好的港口，南沙亦是如此。
两大石化和钢铁项目陆续从南沙迁移到了湛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南沙环保压力巨大，南沙不适合发展重化工业。一斑窥豹，天津滨海模式并不适合广州。
此外，廣东产业的特点是轻工业发达。作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珠三角诸城市，早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南沙不适合承接其产业转移，也无产业可以转移到广东。
同时，在传统产业领域，广东产业结构雷同严重。有数据显示：珠三角九城市间非农业结构的相似系数为0.9963，产业结构高度雷同。珠三角各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均实行“赶超战略”、“逆向开发战略”，即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导致经济区各地把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的少数几个行业上，致使区内产业结构雷同，甚至出现了同城竞争，如顺德的美的与格兰仕在空调和微波炉领域的血拼。
而在新兴产业领域，也逐渐有趋同的迹象。其中，服务外包产业已经出现了“井喷”的迹象，成为各大城市及区域竞相发展的目标产业之一。
早在2008年，时任广洲市市长的张广宁就表示，广州将投重金发展服务外包产此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服务外包企业到南沙投资创业，共同努力将南沙打造成广东的“硅谷”。
广州是中国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之一。而目前，南沙已有南沙资讯园、中科院广州工业研究院等众多研发平台落户，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认为，开发强度在广州居后的南沙十分适宜开拓和发展服务外包产业。
“南沙在规划服务外包产业的时候，不仅要规划如何承接国外大企业的外包业务包括美国的离岸服务外包和欧洲、日本的近岸服务外包，还可以研究承接新的外包业务，包括政府和公共服务、医疗保健等领域，以及国内大型企业，甚至中小企业的外包业务。”王先庆说。
针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广东已经确定了新型电子信息、半导体照明(LED)、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核电装备、风电、生物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海洋等11个产业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但在众多新兴产业日渐趋同的情况下，海洋经济可被视作南沙破局的唯一出路。
在广东，除了南沙之外，还有两个区域是比较重要的国家战略，即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在这三个战略区中，南沙无疑是中心。前海主要承接香港的高端产业，发展服务业，横琴主要是文化和旅游。而南沙，其工业化空间相对巨大。
在海洋经济领域，广东目前是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已形成珠三角、粤东、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
在广东的整体布局中，以发展港口海运业、临港工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新兴产业等五大海洋产业首当为重，打造全国先进的石化、造船、钢铁和能源四大临海工业基地。而事实上，这种笼统的说法，分解到各个城市，各自的优势是很明晰的。所谓的港口海运，主要是深圳和湛江，临港工业，则主要集中在湛江，茂名和汕头等两翼，造船、钢铁和石油，基本落户于此。滨海旅游，当然是深圳这样的服务业相对发达的城市。而广州和深圳，由于本身经济发达，更偏重高新技术，医药、海洋生物等领域。
广州通过扩张，已经由原来的内陆城市，变为临海城市，发展海洋经济，前景巨大，而作为广州海洋经济的最主要承载体，南沙应置首位。结合广东的整体布局，南沙的海洋经济，当以医药，海洋生物，海洋能源等高新技术为主，而不是与湛江，粤东等城市争夺石化和重工产业。
另一方面，新型电子信息、半导体照明(LED)、电动汽车三大产业被广东方面确定为产业突围先锋，而在这些领域中，广州在新型电子信息产业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未来南沙，亦可重点发展这些产业。
最近几年，各个地区的国家战略，如同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列国家战略层面，自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发轫，到海西经济区、关中
天水经济区、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图们江、黄河三角洲，再到今年的鄱阳湖、皖江、海南国际旅游岛，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兴、成渝经济区、西成新城等，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如此众多的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的密集出台，将中国的各个区域和城市抛向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抵达彼岸，成为各个地方主政者非常关心的话题。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由县域竞争推动，而现在，这种竞争已经上升到城市，省域乃至大的国家战略区的层面。
实际上，在广州南沙成为国家战略之前，中国已经有很多的城市出笼国家战略。最典型是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以及新近出笼的西成新区。这些国家战略，当年都为所在城市的崛起或者转型，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
南沙如何破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成大事者需善借势
某种意义上说，新的发展周期，新的政治和经济周期，对于各个城市和区域来说，意味着大变局的来临。而变局的魅力，全在于时势。
公道自在人心，成败全在时势。
时势二字，对于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中国第一轮的发展中，对于时势的把握程度不一，直接造成了中国发展的不均衡。在笔者走访过的很多内地城市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遗憾。这个遗憾就是，在改革初期，中国走的是海洋时代的惯有国家战略，即优先发展沿海，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种战略，与中西部的塌陷，有直接的关联。很多内地城市，底蕴深厚，亦不乏缺少远见的雄才，但是，时势所限，无法发挥，如武汉，由于中国以外贸而非内需立国，海运取代陆路，武汉的所谓天下之中的优势，荡然无存，自然无法雄起，而只有待中国内需时代来临，武汉方可以大器晚成。
有时候，机遇如同天上的风与云，瞬间变化，如果没有抓住，也许就永不复来。在时势具备的时候，能否洞察时势，顺应时势，考验一个城市的勇气与智慧。人皆言深圳是乘势而起，但是，同为特区的珠海，却与深圳相去甚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时势。横琴开发终于在2008年成为国家战略，但是，此时珠三角已经普遍崛起，珠海和澳门，根本无法建立对于珠三角的比较优势。然而，如果横琴提前20-30年开发，则结果大不一样，今日的横琴，即当如当年的罗湖，可惜，此一时彼一时，横琴未能在珠三角未起之时发力，在珠三角崛起之后，被边缘化已成必然。
南沙的开发，在第一轮中，也可以说不得时势。遍观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我们可以发现，正因为开发之前，上海和天津其他区域的相对滞后，才带给了这两个新区的特殊机会。浦东开发之后，深圳已经初步崛起，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以及曾经的东方巴黎，上海被构架列为更大的开放区，欲将改革开放从珠三角推至长三角。在此情况下，浦东开发，成为上海乃至长三角改革开放的领风气之先者。滨海新区也是一样，其设立实为天津破局之举。其实天津的发展，在几个直辖市中落后，而且与北京差距巨大，滨海新区设立之后，即遥遥领先于天津其他区域。
但是，南沙则不一样。此前，南沙隶属番禺，在21世纪之前，长期被闲置。直到番禺被合并到广州之后，才逐步成为开发重点。但是，此时已经未有时势可借。
直至2001年，南沙才得以开发。这个时候，无论是广东，抑或是广州，已经完成了初步崛起，并不需要依靠南沙来带动。
不光是广州已经完成了初步崛起，甚至是珠三角诸雄，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業化历程。南沙的设立，不是领先，反是追赶，这种处境，相对浦东和滨海引领先声，恰恰是相反的。上海与天津，当时都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所以，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能够得到全力支持，同时，也可以起到带动作用。南沙在广州的地位，其重要性也远比不上浦东之于上海，滨海之于天津。2010年，南沙的产值，不过是广州的1／20，而浦东的产值大约为上海的1／3，滨海的产值更超过了天津的一半以上。
南沙的处境与珠海的横琴岛相同，如果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就着手开发，也许南沙会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一极。但是，当时南沙在番禺，未被考虑进广州乃至广东的大战略。因此，南沙开发，在传统意义上说，已经晚了20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轮竞争中，无大势可借。
同样，能否把握未来大势，将直接决定着各个城市在中国第二轮区域竞争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城市或者区域的发展能够岛亘，一定需要顺天时，应大势。由此，认清中国未来大势，是一切城市和医或发展的首要任务。
南沙所折射的珠三角困局
“前几天，广东有人找我谈南沙开发的问题，那种思路还是在搞招商引资的老套路，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5年，中国著名区域经济战略顾问王志纲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如是说。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广东发展的困境。山于珠三角地区的初中级产业正大规模高速度地向省外转移，但产业升级步伐却相对缓慢，因此，有可能导致珠三角的“产业空心化”；同时，广东东西两翼和山区的产业基础薄弱，珠三角产业转移会越过广东东西两翼及山区，直接流入外省，欠发达地区仍旧裹足不前。
王志纲认为，未来的竞争将是区域之间的竞争，而区域之间的竞争首先是一个城市群。“城市之间形成城市图，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哪一个区域有比较发达的盘根错节的分工，非常清晰的产业群以及产业中心，这就相当于红军占领了上甘岭，打仗占领了制高点一样。”
在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带崛起并迅猛发展之时，曾因改革开放而先行一步的珠三角却因其自身产业规模和城市布局以及竞争力等方面的诸多不足而逐渐处于下风。而它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莫过于整个珠三角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仍处于“战国时代”，其内部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吸引外资等方面都存在相当明显的恶性竞争，导致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也就大打折扣。
这种恶性竞争在城市功能定位上有着最直观的体现。随着珠三角各个城市的崛起和发展，原先作为城市群中心的广州，其地位相对下降。此时，珠三角面临着重新洗牌和相互角逐龙头的竞争局面。一旦广州的地位衰落，其他城市势必要分担它原来承担的一些功能，为了承担这些功能，它们就会积极兴建基础设施。
南沙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使广州的地位重新回升但仍然没有改变多中心竞逐的格局。正因为群龙无首，各有算盘，珠三角地区同质发展的恶性竞争后果正日益显现出来。为了争夺自己在整个珠三角区域的中心地位，激化了各个城市问的竞争。而这也导致了基础设施以及产业方面的重复建设。
国家发改委土地与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在分析南沙的定位问题时指出，建立并形成一个好的 体制机制对于新区和开发区而言，显得非常必要。这种建立的前提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和科学的规划，即要符合自身的定位和发展，以及符合整个珠三角分工的需要。
这一点，恰好戳到了珠三角的痛处。现阶段，珠三角各地方政府缺乏“一体化”意识，开发各自为政、重复投资的造城运动严重阻碍了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按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主任王海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分析，当前珠三角一体化的“瓶颈”之所在：“各市县政府以追求所辖区域范围内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眼光只局限于区划范围内的地盘，较少从珠三角整体利益或以开放的区域竞争互补的思维来思考资源、产业的规划和布局。这样不仅资源浪费，而且还会阻碍一体化”。
因此，具体到南沙，肖金成认为，政治支持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新的阶段，新的时期，南沙需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随着整个珠三角朝着一体化和同城化的目标迈进，南沙的发展应该与整个珠三角捆绑在一起进行考虑。
“现在南沙的发展应该是珠三角发展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孤立的。”他说。
新兴产业为希望所在
现在，广东已经形成了既有的产业格局，南沙如果要发展，必须要考虑其产业定位。
与其他的沿海区域不同，作为珠三角的心腹地带，南沙地处珠江出海尾闾。珠江8个出海口中的3个主要出口虎门、蕉门、洪奇沥围在南沙身边，因此南沙并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重化工业。而几乎所有的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均不能称得上是很好的港口，南沙亦是如此。
两大石化和钢铁项目陆续从南沙迁移到了湛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南沙环保压力巨大，南沙不适合发展重化工业。一斑窥豹，天津滨海模式并不适合广州。
此外，廣东产业的特点是轻工业发达。作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珠三角诸城市，早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南沙不适合承接其产业转移，也无产业可以转移到广东。
同时，在传统产业领域，广东产业结构雷同严重。有数据显示：珠三角九城市间非农业结构的相似系数为0.9963，产业结构高度雷同。珠三角各城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均实行“赶超战略”、“逆向开发战略”，即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导致经济区各地把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的少数几个行业上，致使区内产业结构雷同，甚至出现了同城竞争，如顺德的美的与格兰仕在空调和微波炉领域的血拼。
而在新兴产业领域，也逐渐有趋同的迹象。其中，服务外包产业已经出现了“井喷”的迹象，成为各大城市及区域竞相发展的目标产业之一。
早在2008年，时任广洲市市长的张广宁就表示，广州将投重金发展服务外包产此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服务外包企业到南沙投资创业，共同努力将南沙打造成广东的“硅谷”。
广州是中国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之一。而目前，南沙已有南沙资讯园、中科院广州工业研究院等众多研发平台落户，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认为，开发强度在广州居后的南沙十分适宜开拓和发展服务外包产业。
“南沙在规划服务外包产业的时候，不仅要规划如何承接国外大企业的外包业务包括美国的离岸服务外包和欧洲、日本的近岸服务外包，还可以研究承接新的外包业务，包括政府和公共服务、医疗保健等领域，以及国内大型企业，甚至中小企业的外包业务。”王先庆说。
针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广东已经确定了新型电子信息、半导体照明(LED)、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核电装备、风电、生物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海洋等11个产业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但在众多新兴产业日渐趋同的情况下，海洋经济可被视作南沙破局的唯一出路。
在广东，除了南沙之外，还有两个区域是比较重要的国家战略，即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在这三个战略区中，南沙无疑是中心。前海主要承接香港的高端产业，发展服务业，横琴主要是文化和旅游。而南沙，其工业化空间相对巨大。
在海洋经济领域，广东目前是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已形成珠三角、粤东、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
在广东的整体布局中，以发展港口海运业、临港工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新兴产业等五大海洋产业首当为重，打造全国先进的石化、造船、钢铁和能源四大临海工业基地。而事实上，这种笼统的说法，分解到各个城市，各自的优势是很明晰的。所谓的港口海运，主要是深圳和湛江，临港工业，则主要集中在湛江，茂名和汕头等两翼，造船、钢铁和石油，基本落户于此。滨海旅游，当然是深圳这样的服务业相对发达的城市。而广州和深圳，由于本身经济发达，更偏重高新技术，医药、海洋生物等领域。
广州通过扩张，已经由原来的内陆城市，变为临海城市，发展海洋经济，前景巨大，而作为广州海洋经济的最主要承载体，南沙应置首位。结合广东的整体布局，南沙的海洋经济，当以医药，海洋生物，海洋能源等高新技术为主，而不是与湛江，粤东等城市争夺石化和重工产业。
另一方面，新型电子信息、半导体照明(LED)、电动汽车三大产业被广东方面确定为产业突围先锋，而在这些领域中，广州在新型电子信息产业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未来南沙，亦可重点发展这些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