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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影视作品的对外译制工作。与此同时，国家也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学术著作的外译项目，推动和鼓励中国学术“走出去”。其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设立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对推动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主要统计2010年至2018年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介的艺术类学术著作立项情况，重点分析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的外译现状，探索性地提出未来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的推介策略。
一、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艺术类学术著作立项现状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自2010年启动，截至2018年已累计立项872个，涉及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乌兹别克文、哈萨克文、保加利亚文、波兰文、基里尔蒙古文、吉尔吉斯文、僧伽罗文、土耳其文、希伯来文、越南文18个文版，先后走进了2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120多家国际主流出版机构，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社的普遍好评。①
本文依据国家社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通知提供的学科代码（见表1），统计了2010年到2018年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艺术类学术著作的立项数目。9年间，艺术类学术著作共立项34项，其中艺术基础理论研究3项，戏剧（含曲艺、木偶、皮影、杂技、魔术等）4项，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研究4项，音乐研究4项，舞蹈1项，美术研究9项，设计艺术研究3项，艺术文化综合研究6项（见表2）。
数据显示，中国美术学术著作2010年和2011年没有著作立项，自2012年开始，每年立项1项或2项；中国舞蹈学术著作仅在2018年才立项1项；中国电影学术著作于2012年首次立项，9年来立项4项。34个立项项目共获得4类文版资助，即英文、俄文、日文和韩文。其中英文23项，俄文4项，韩文5项，日文2项（见表3）。9年来，国家资助了18类文版，而艺术类学术著作仅涉及4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版严重缺失。这都说明中国艺术类学术著作的外译推介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立项现状
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的外译在艺术类著作外译领域属于走出去比较成功的类别。9年来共立项4个，分别为：由丁亚平撰写、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于2012年获得俄文资助；由饶曙光撰写、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于2015年获得英文资助；由胡智峰撰写、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影视文化论稿》以及饶曙光撰写、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均于2016年获英文资助。4个项目获得英文和俄文两个文版的资助。研究主体（著作人和申报人）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
中国于2012年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中国影视剧走出国门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将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推介出去，让世界听到中国影视界的学术声音。但是，从上述立项现状看，当前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的对外译介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输出著作主题单一，主要局限于影视历史研究领域的电影史研究；二是输出著作年代单一，主要为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间出版的成果；三是资助著作的文版单一，主要是英语；四是资助的国内研究主体单一，著/译者主要分布在京沪两地；五是资助的国外出版主体单一，仅在英国和俄罗斯两国出版。
三、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对外推介建议
影视作品能够呈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也可以反映一国的时代背景和民族精神，在文化外交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影视事业与产业在改革开放40年间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从国内到国际的发展历程。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影视的产业布局与整体格局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要想实现从影视大国到影视强国的发展，除要完善影视工业体系外，影视理论研究也应并驾齐驱。②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中国电影和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都肩负着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推介优秀的中国影视学术著作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影视理论研究的认知和了解，也能为中国影视争取更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推动中外影视理论界的沟通与对话，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一份力量。针对9年来中国影视类著作立项现状，本文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丰富译介选题
中国影视类学术研究不仅在影视历史领域有优秀的学术成就，在影视艺术基础理论、影视实务、影视鉴赏与批评、影视文化、影视艺术美学、影视经济与管理等领域都有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立体化的理论体系。③例如，在2000年至2001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了180余部有关影视艺术研究的著作，电影、电视和影视三大领域分别为65种、62种和53种，均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④而2010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仅在电视艺术研究领域出版的新著便达到了1993部。⑤这些成果都可以成为国家外译实践项目的选题内容。
（二）增加译介新著
目前立项的影视类学术项目主要为21世纪初始10年间出版的著作。诚然，这些著作都是中国影视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值得向世界推广。但从时代性角度看，影视艺术与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相连，影视艺术研究也会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上述这些著作无法反映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状况。第二个10年正是中国影视业迅猛发展的10年，内地票房从2010年的逾百亿元跃升为2019年的逾600亿元。中国影视业的新发展催生出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潮，进而形成的新著都是可以挖掘的译介来源。 （三）拓宽译介文版
目前，中华学术外译主要资助的五大文版仅有英文和俄文已有立项，法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尚无涉及。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还应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非通用语种。“一带一路”涉及语种达50种，但目前尚无一部艺术类著作立项，更无影视类学术著作立项。2015年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也倡议在沿线国家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活动。从这个倡议看，中国影视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已被正式列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战略。但从中国影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接受度来看，受访者对中国电影总体接触状况不佳。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中国电影“不感兴趣”。⑥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种来推介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进一步引发沿线国家电影学术界对中国影视的研究兴趣，从学界传递到业界，最终带动观众对中国影视甚至中国文化的喜爱，不失为一条值得尝试的实践之路。
（四）扩大申报主体
目前已有的4个影视类学术著作项目都是以译者个人身份申报的立项，权威的影视学术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单位9年来都未曾立项。结合2019年外译项目“全部实行联合申报”的规定，建议中国影视界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学者、译者个人等都积极参与。出版社可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个人则发挥学缘优势。从地域分布来看，立项的影视类学术著作均以京沪为研究中心，这与两地为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有关。应该鼓励其他省（区、市），尤其是影视事业发展相对迅速的地区，特别是做影视艺术地域性理论研究的学者、译者参与申报。此外，还可以借助中国影视界的国外资源，力邀国外相关科研人员或科研单位参与联合申报。如此一来，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外译将走得更快，推介力度也会更大。
（五）深挖传播渠道
在外方出版和发行渠道的选择方面应更加多元化。一是寻找国外大而全的综合性出版社，充分发挥其传统而完善的主流图书发行、批发与销售渠道，迅速覆盖所在国的图书市场。争取联系国家外译项目申报公告指导性目录中所涵盖的国外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为所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传播中国优秀学术成果、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播中国声音、构筑中外学术交流话语体系的杰出使者。⑦二是寻找国外小而精的专业出版社。这些小规模的出版社是所在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例如，在英国的出版企业中，雇员人数为4人以下的企业占整个出版业的79.4%。⑧这些小规模的出版社中不乏学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出版社，他们有着精准的目标受众，出版内容往往独具特色，颇受专业读者重视。
总之，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不断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繁荣兴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从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教育水平的提升、战略意识的树立、新闻传媒的高效发达、人才选拔的促进激励等多个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化大踏步走出去。也只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精品走出国门，以各自擅长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才能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广泛地融入和影响世界。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16WYS002）、2016年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翻译及其数据库建设”（16BC035）、2018年华东理工大学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华学术外译团队建设项目”（ZP1823105）、华东理工大学2019创新创业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吴碧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益探索》，《文化软实力研究》2019年第12期。
②饶曙光：《中国电影如何进入新时代》，《艺术教育》2018年第11期。
③史慧等：《2004年中国电视艺术研究新著综论》，《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
④张国涛等：《2000-2001年中国大陆影视艺术研究新著综论》，《当代电影》2002年第4期。
⑤根据胡智锋等撰写的《2010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1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2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3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4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5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进行的数据统计。
⑥黄会林等：《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战略区域的传播与接受效》，《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⑦马玉梅：《中国学术著作海外传播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上海翻譯》2019年第5期。
⑧范军：《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页。。
责编：荆江
一、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艺术类学术著作立项现状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自2010年启动，截至2018年已累计立项872个，涉及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乌兹别克文、哈萨克文、保加利亚文、波兰文、基里尔蒙古文、吉尔吉斯文、僧伽罗文、土耳其文、希伯来文、越南文18个文版，先后走进了2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120多家国际主流出版机构，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社的普遍好评。①
本文依据国家社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通知提供的学科代码（见表1），统计了2010年到2018年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艺术类学术著作的立项数目。9年间，艺术类学术著作共立项34项，其中艺术基础理论研究3项，戏剧（含曲艺、木偶、皮影、杂技、魔术等）4项，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研究4项，音乐研究4项，舞蹈1项，美术研究9项，设计艺术研究3项，艺术文化综合研究6项（见表2）。
数据显示，中国美术学术著作2010年和2011年没有著作立项，自2012年开始，每年立项1项或2项；中国舞蹈学术著作仅在2018年才立项1项；中国电影学术著作于2012年首次立项，9年来立项4项。34个立项项目共获得4类文版资助，即英文、俄文、日文和韩文。其中英文23项，俄文4项，韩文5项，日文2项（见表3）。9年来，国家资助了18类文版，而艺术类学术著作仅涉及4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版严重缺失。这都说明中国艺术类学术著作的外译推介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立项现状
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的外译在艺术类著作外译领域属于走出去比较成功的类别。9年来共立项4个，分别为：由丁亚平撰写、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于2012年获得俄文资助；由饶曙光撰写、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于2015年获得英文资助；由胡智峰撰写、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影视文化论稿》以及饶曙光撰写、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均于2016年获英文资助。4个项目获得英文和俄文两个文版的资助。研究主体（著作人和申报人）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
中国于2012年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中国影视剧走出国门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将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推介出去，让世界听到中国影视界的学术声音。但是，从上述立项现状看，当前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的对外译介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输出著作主题单一，主要局限于影视历史研究领域的电影史研究；二是输出著作年代单一，主要为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间出版的成果；三是资助著作的文版单一，主要是英语；四是资助的国内研究主体单一，著/译者主要分布在京沪两地；五是资助的国外出版主体单一，仅在英国和俄罗斯两国出版。
三、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对外推介建议
影视作品能够呈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也可以反映一国的时代背景和民族精神，在文化外交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影视事业与产业在改革开放40年间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从国内到国际的发展历程。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影视的产业布局与整体格局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要想实现从影视大国到影视强国的发展，除要完善影视工业体系外，影视理论研究也应并驾齐驱。②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中国电影和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都肩负着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推介优秀的中国影视学术著作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影视理论研究的认知和了解，也能为中国影视争取更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推动中外影视理论界的沟通与对话，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一份力量。针对9年来中国影视类著作立项现状，本文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丰富译介选题
中国影视类学术研究不仅在影视历史领域有优秀的学术成就，在影视艺术基础理论、影视实务、影视鉴赏与批评、影视文化、影视艺术美学、影视经济与管理等领域都有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立体化的理论体系。③例如，在2000年至2001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了180余部有关影视艺术研究的著作，电影、电视和影视三大领域分别为65种、62种和53种，均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④而2010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仅在电视艺术研究领域出版的新著便达到了1993部。⑤这些成果都可以成为国家外译实践项目的选题内容。
（二）增加译介新著
目前立项的影视类学术项目主要为21世纪初始10年间出版的著作。诚然，这些著作都是中国影视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值得向世界推广。但从时代性角度看，影视艺术与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相连，影视艺术研究也会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上述这些著作无法反映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状况。第二个10年正是中国影视业迅猛发展的10年，内地票房从2010年的逾百亿元跃升为2019年的逾600亿元。中国影视业的新发展催生出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潮，进而形成的新著都是可以挖掘的译介来源。 （三）拓宽译介文版
目前，中华学术外译主要资助的五大文版仅有英文和俄文已有立项，法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尚无涉及。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还应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非通用语种。“一带一路”涉及语种达50种，但目前尚无一部艺术类著作立项，更无影视类学术著作立项。2015年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也倡议在沿线国家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活动。从这个倡议看，中国影视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已被正式列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战略。但从中国影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接受度来看，受访者对中国电影总体接触状况不佳。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中国电影“不感兴趣”。⑥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种来推介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进一步引发沿线国家电影学术界对中国影视的研究兴趣，从学界传递到业界，最终带动观众对中国影视甚至中国文化的喜爱，不失为一条值得尝试的实践之路。
（四）扩大申报主体
目前已有的4个影视类学术著作项目都是以译者个人身份申报的立项，权威的影视学术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单位9年来都未曾立项。结合2019年外译项目“全部实行联合申报”的规定，建议中国影视界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学者、译者个人等都积极参与。出版社可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个人则发挥学缘优势。从地域分布来看，立项的影视类学术著作均以京沪为研究中心，这与两地为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有关。应该鼓励其他省（区、市），尤其是影视事业发展相对迅速的地区，特别是做影视艺术地域性理论研究的学者、译者参与申报。此外，还可以借助中国影视界的国外资源，力邀国外相关科研人员或科研单位参与联合申报。如此一来，中国影视类学术著作外译将走得更快，推介力度也会更大。
（五）深挖传播渠道
在外方出版和发行渠道的选择方面应更加多元化。一是寻找国外大而全的综合性出版社，充分发挥其传统而完善的主流图书发行、批发与销售渠道，迅速覆盖所在国的图书市场。争取联系国家外译项目申报公告指导性目录中所涵盖的国外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为所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传播中国优秀学术成果、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播中国声音、构筑中外学术交流话语体系的杰出使者。⑦二是寻找国外小而精的专业出版社。这些小规模的出版社是所在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例如，在英国的出版企业中，雇员人数为4人以下的企业占整个出版业的79.4%。⑧这些小规模的出版社中不乏学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出版社，他们有着精准的目标受众，出版内容往往独具特色，颇受专业读者重视。
总之，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不断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繁荣兴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从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教育水平的提升、战略意识的树立、新闻传媒的高效发达、人才选拔的促进激励等多个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化大踏步走出去。也只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精品走出国门，以各自擅长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才能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广泛地融入和影响世界。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16WYS002）、2016年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翻译及其数据库建设”（16BC035）、2018年华东理工大学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华学术外译团队建设项目”（ZP1823105）、华东理工大学2019创新创业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吴碧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益探索》，《文化软实力研究》2019年第12期。
②饶曙光：《中国电影如何进入新时代》，《艺术教育》2018年第11期。
③史慧等：《2004年中国电视艺术研究新著综论》，《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
④张国涛等：《2000-2001年中国大陆影视艺术研究新著综论》，《当代电影》2002年第4期。
⑤根据胡智锋等撰写的《2010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1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2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3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4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2015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进行的数据统计。
⑥黄会林等：《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战略区域的传播与接受效》，《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⑦马玉梅：《中国学术著作海外传播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上海翻譯》2019年第5期。
⑧范军：《国际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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