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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间，随着西域被“凿空”，中土与丝路诸国文化交往频繁，乐舞文化成为亮点之一。西域乐舞的重要特征是歌舞乐三位一体，以“部伎”相称，群体性进入，其最高形式为大曲。西域乐舞进入中土，从区域存在到统一的国家为用，从礼制仪式为用到非礼制仪式为用，在国家制度下呈现从宫廷、京师到各级地方官府均有之，继而民间存在的局面，在籍官属乐人—乐舞承载者与文人互动过程导致齐言歌诗向杂言曲子词转化，这是以声律为中心把握的意义，从西域乐舞母体之语言、节奏、时值、结构全方位的不同对中原用乐产生实质性影响，此为中唐以后“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真正内涵，应对这个过程刻意关注和更多论证。关键在于把握这些西域乐舞礼俗兼用的性质，以及国家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