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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20人投入了寻找新词的工作，一年里他们持续关注30份平面媒体和部分网络媒体。这些新词只是一种实态记录，不表明它们会被写进字典或教材。
在教育部举行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新闻发布会上，几乎全部媒体都把“171条汉语新词语”当做了报道的中心。
这171条汉语新词语对许多见多识广的媒体记者来说，也可谓“前卫”和“震撼”，没有一个在场记者能完全看懂 171条新词语。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的新词语部分只给出了这些词语，并没有给出一个解释。网上“跪求新词语全解释”的帖子，已经铺天盖地，有些帖子的用语更为夸张，“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这是网民表现诚意的方式。
一些网友在搜索引擎和百科类网站的帮助下整理了一份参考答案，有人呼吁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能给一份更标准、更权威的答案。
“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出的答案就标准和权威。”参与报告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杨尔弘告诉记者，“我在今年3月看到了这些词语的解释和例句，之前我有70%～80%的的词都没见过，或者看不懂。”
新词语的产生流程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从2005年开始的，报告发布频率为每年一度。去年的报告中，对bbs语言的研究吸引了许多网民，比如中国bbs用户平均每说五个字就有一个“顶”字(平顶山网民的概率可能会更高)，“GG”、“MM”大小写可以通用，“酱紫”其实不常用，“886”和“3166”都是再见等内容都是第一次写进学术报告。
今年引起最强烈反应的新词语则是2006年度报告中出现的新项目。南开大学中文系2006年3月接到这个项目，2006年5月正式立项，周荐教授是该项目负责人，将近20人参加了新词汇这部分的工作。其中包括两个教授，以及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青年教师和高级访问学者和1位秘书共18人。整个工作历时14个月，直到2007年7月，新词语部分才最终完成。
他们对30份包括中央大报、专业报纸、地方报纸在内的平面媒体和部分网络媒体进行一年的关注，每人盯3份～4份报纸。每个监测者每天记录下他认为可能的新词，然后上搜索引擎调查该词的意思，进行初步排查。
“最难的就是核查一个词到底是不是在2006年第一次出现。”周荐教授说。他们初期筛选出的词语有三百多条。
这些“准新词”还接受了进一步的考验，它们被送到杨尔弘教授那里，由她到平面、有声、网络媒体的动态流通语料库中进行回查，一些2005年或者更早时候就出现过的词语被标注出来。
这份经过回查的数据再由周荐教授修改确定，他说大家看到的报告“绿皮书”里，一些政治色彩比较浓的词或者纯个人博客上的“私房词”被拿掉了，最后形成了报告中提到的171条新词语。
尽管如此，一些新词还是被细心的网友确认并非产生于2006年，比如报告中把 “EMBA”列为新词，但早在2005年，EMBA的招生简章就已经很多见了。
周荐教授说，那些带星号的词语，比如“空调”、“EMBA”和“晒”，都属于旧有词出现新意思。
周荐说新词语将会出一本单行本，包括注释和例句。这些内容本来是计划和整个报告一起发布的，因为篇幅有限，才推迟了公布和出版的时间。但他说出版的事已经谈好了，“最晚今年年底，而且单行本里的词汇，是没有删减过的300多条”。
“人人懂就不是新词语了”
新词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许多人不懂词语的意思，甚至没有见过这些词语。对此。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庆生说，“这是正常的，如果人人都知道就不是新词语了”。
周庆生研究员是2005年以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项目的发起人，他认为，新词语是对新生事物的反映。
一项新技术、新事物出现，总要给他们命名。一命名新词就出来了，这就反映出社会的发展，比如‘和谐社会’、‘博客’之类的。
“还有火星文，过去没这概念，据说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网络交流用的，就是说社会生活中有这个现象出来了，就要有个词来概括它，那么这个词我们就要给反映出来，所以说这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个记录，可能过若干年它就消失了。”
周庆生认为，1949年后，中国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语言政策转折。每一次都带来了大量的新词语，第一次是50年代以来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文字改革。
“第二次是1986年，经济建设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一些过去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方针目标政策变了，文字改革不再提了，不作为政府主要的工作方向，重点转为规范化，成立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标准化规范化等。”
第三次重要转变，周庆生认为就是2006年国家语委主任赵新平在会上提出来的，“构建和谐语言社会”。
周庆生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说明政府正在注意到网络语言和书面语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地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要协调，必须首先理解和监测语言的变化情况，这正是《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的意义之所在。
杨尔弘说：“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记录的是一种实态。”对于有些人认为新词汇“不流行”，杨教授说，流行词是另一个指标，她每个季度都发表这一季度的“流行语”，“玉米”、“盒饭”等词语都曾经成为2006年的季度流行语。
“我一直认为流行语其实更是反映时代和热点的，人们的高频率使用和媒体的广泛传播决定了它们成为热点。”杨尔弘说，“流行语代表的，都是时代问题。新词有的时候不能显示出热点来，我们用机器进行回查的时候也发现，一些新词只是出现了一次。”
新词语和汉语严肃性
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中曾有这样一个情节，韩小乐在卧室墙上贴着马拉多纳的海报。他的奶奶非常反感“不严肃”的娱乐体育明星，问他这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这是“美国共产党”，他奶奶才允许他张贴起来。
“新词语”也被人认为会破坏“汉语的严肃性”。
尽管由学术界公布，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有中学语文老师认为，这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还有人认为这是在破坏汉语的严肃性。
在“新词语”受到这种指责之前，多次被指责的，是多数来源于西方的词汇——“字母词”。这次的报告中，许多字母已经进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姓名。有家长给孩子起名“赵一A”，更有一位家长，让孩子名叫“@”,读做“爱他”。
这并不是中国人首次使用外来字词，早在民国时期，胡适就曾经把“皮格尼克(野餐)到郊外”写进新诗，郭沫若说自己是全世界“安那记(能量)”的总量。林语堂则喜欢朋友问候他“豪海夫油必恩(How have you been？最近过得好吗？)”徐克电影里安排黄飞鸿用“爱老虎油(他误认为“我爱你”是问候语)”向大家问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对新词和外来词的兴趣。
“NBA就是一个典型，可以认为是一个字母词，我们一定要用全美篮球联盟这个全称吗？它第一次出现在汉语的会话或媒体上时，新词，是不是就是对汉语的破坏呢？”杨尔弘说，“无论它们是不是不严肃，它们毕竟出现了，它们的存在是有它们的理由的。
周庆生也认为，应该宽容地对待新词语，优秀的新词语会被人继续用下去，甚至进入基本词，而那些价值不大，无人使用的词汇，会逐渐消失。但这种统计新词语的工作,绝对是必要的。
周荐教授刚刚和国家语委的几位领导谈过一次话,大家的共识是:“新词语部分很重要,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
在教育部举行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新闻发布会上，几乎全部媒体都把“171条汉语新词语”当做了报道的中心。
这171条汉语新词语对许多见多识广的媒体记者来说，也可谓“前卫”和“震撼”，没有一个在场记者能完全看懂 171条新词语。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的新词语部分只给出了这些词语，并没有给出一个解释。网上“跪求新词语全解释”的帖子，已经铺天盖地，有些帖子的用语更为夸张，“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这是网民表现诚意的方式。
一些网友在搜索引擎和百科类网站的帮助下整理了一份参考答案，有人呼吁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能给一份更标准、更权威的答案。
“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做出的答案就标准和权威。”参与报告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杨尔弘告诉记者，“我在今年3月看到了这些词语的解释和例句，之前我有70%～80%的的词都没见过，或者看不懂。”
新词语的产生流程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从2005年开始的，报告发布频率为每年一度。去年的报告中，对bbs语言的研究吸引了许多网民，比如中国bbs用户平均每说五个字就有一个“顶”字(平顶山网民的概率可能会更高)，“GG”、“MM”大小写可以通用，“酱紫”其实不常用，“886”和“3166”都是再见等内容都是第一次写进学术报告。
今年引起最强烈反应的新词语则是2006年度报告中出现的新项目。南开大学中文系2006年3月接到这个项目，2006年5月正式立项，周荐教授是该项目负责人，将近20人参加了新词汇这部分的工作。其中包括两个教授，以及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青年教师和高级访问学者和1位秘书共18人。整个工作历时14个月，直到2007年7月，新词语部分才最终完成。
他们对30份包括中央大报、专业报纸、地方报纸在内的平面媒体和部分网络媒体进行一年的关注，每人盯3份～4份报纸。每个监测者每天记录下他认为可能的新词，然后上搜索引擎调查该词的意思，进行初步排查。
“最难的就是核查一个词到底是不是在2006年第一次出现。”周荐教授说。他们初期筛选出的词语有三百多条。
这些“准新词”还接受了进一步的考验，它们被送到杨尔弘教授那里，由她到平面、有声、网络媒体的动态流通语料库中进行回查，一些2005年或者更早时候就出现过的词语被标注出来。
这份经过回查的数据再由周荐教授修改确定，他说大家看到的报告“绿皮书”里，一些政治色彩比较浓的词或者纯个人博客上的“私房词”被拿掉了，最后形成了报告中提到的171条新词语。
尽管如此，一些新词还是被细心的网友确认并非产生于2006年，比如报告中把 “EMBA”列为新词，但早在2005年，EMBA的招生简章就已经很多见了。
周荐教授说，那些带星号的词语，比如“空调”、“EMBA”和“晒”，都属于旧有词出现新意思。
周荐说新词语将会出一本单行本，包括注释和例句。这些内容本来是计划和整个报告一起发布的，因为篇幅有限，才推迟了公布和出版的时间。但他说出版的事已经谈好了，“最晚今年年底，而且单行本里的词汇，是没有删减过的300多条”。
“人人懂就不是新词语了”
新词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许多人不懂词语的意思，甚至没有见过这些词语。对此。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庆生说，“这是正常的，如果人人都知道就不是新词语了”。
周庆生研究员是2005年以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项目的发起人，他认为，新词语是对新生事物的反映。
一项新技术、新事物出现，总要给他们命名。一命名新词就出来了，这就反映出社会的发展，比如‘和谐社会’、‘博客’之类的。
“还有火星文，过去没这概念，据说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网络交流用的，就是说社会生活中有这个现象出来了，就要有个词来概括它，那么这个词我们就要给反映出来，所以说这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个记录，可能过若干年它就消失了。”
周庆生认为，1949年后，中国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语言政策转折。每一次都带来了大量的新词语，第一次是50年代以来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文字改革。
“第二次是1986年，经济建设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一些过去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方针目标政策变了，文字改革不再提了，不作为政府主要的工作方向，重点转为规范化，成立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标准化规范化等。”
第三次重要转变，周庆生认为就是2006年国家语委主任赵新平在会上提出来的，“构建和谐语言社会”。
周庆生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说明政府正在注意到网络语言和书面语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地方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要协调，必须首先理解和监测语言的变化情况，这正是《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的意义之所在。
杨尔弘说：“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记录的是一种实态。”对于有些人认为新词汇“不流行”，杨教授说，流行词是另一个指标，她每个季度都发表这一季度的“流行语”，“玉米”、“盒饭”等词语都曾经成为2006年的季度流行语。
“我一直认为流行语其实更是反映时代和热点的，人们的高频率使用和媒体的广泛传播决定了它们成为热点。”杨尔弘说，“流行语代表的，都是时代问题。新词有的时候不能显示出热点来，我们用机器进行回查的时候也发现，一些新词只是出现了一次。”
新词语和汉语严肃性
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中曾有这样一个情节，韩小乐在卧室墙上贴着马拉多纳的海报。他的奶奶非常反感“不严肃”的娱乐体育明星，问他这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这是“美国共产党”，他奶奶才允许他张贴起来。
“新词语”也被人认为会破坏“汉语的严肃性”。
尽管由学术界公布，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有中学语文老师认为，这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还有人认为这是在破坏汉语的严肃性。
在“新词语”受到这种指责之前，多次被指责的，是多数来源于西方的词汇——“字母词”。这次的报告中，许多字母已经进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姓名。有家长给孩子起名“赵一A”，更有一位家长，让孩子名叫“@”,读做“爱他”。
这并不是中国人首次使用外来字词，早在民国时期，胡适就曾经把“皮格尼克(野餐)到郊外”写进新诗，郭沫若说自己是全世界“安那记(能量)”的总量。林语堂则喜欢朋友问候他“豪海夫油必恩(How have you been？最近过得好吗？)”徐克电影里安排黄飞鸿用“爱老虎油(他误认为“我爱你”是问候语)”向大家问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对新词和外来词的兴趣。
“NBA就是一个典型，可以认为是一个字母词，我们一定要用全美篮球联盟这个全称吗？它第一次出现在汉语的会话或媒体上时，新词，是不是就是对汉语的破坏呢？”杨尔弘说，“无论它们是不是不严肃，它们毕竟出现了，它们的存在是有它们的理由的。
周庆生也认为，应该宽容地对待新词语，优秀的新词语会被人继续用下去，甚至进入基本词，而那些价值不大，无人使用的词汇，会逐渐消失。但这种统计新词语的工作,绝对是必要的。
周荐教授刚刚和国家语委的几位领导谈过一次话,大家的共识是:“新词语部分很重要,以后还要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