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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女生的录取人数，日本老牌私立大学东京医科大学自2011年起，在入学考试中给女生扣分。事情曝光后，不仅是东京医科大学，日本社会的性别歧视问题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名校入学考试“防女于未然”
东京医科大学歧视女生的政策，是在调查该校为高官子弟入学走后门的过程中，被“歪打正着”地发现的。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推动下，8月3日，东京医大公布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承认了媒体报道的事实：至少从2011年开始，该校就对入学成绩进行“微调”，以降低女生的通过率。 东京医大的入学考试分为两部分，通过第一轮笔试的考生，进入第二轮考试，也就是小论文和面试。学校将所有考生的小论文成绩“打八折”，再给应届和复读不超过两年的男生加20分、复读3年的男生加10分，但不给女生和复读4年及以上的男生加分。这意味着，女生被变相扣了分。
通过这种方式，东京医大每个班的女生比例被严格限制在30%左右。过去数十年来，该国医护人员中女性也不足30%。
该校录取记录显示，通过入学考试的女性比例从2009年的24%上升到2010年的38%，此后逐年下降，今年更是降至18%；2018年女生录取率为2.9%，男生录取率为8.8%。
日本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通常进入学校附属医院工作，女医生结婚、生育，很可能影响工作甚至辞职，导致医院人手紧张，因此学校在录取阶段就“防患于未然”，从入校的“源头”卡住女生。
8月7日，东京医大正式道歉，承诺“根除”操纵成绩行为，并表示考虑对被扣分的考生进行追溯性录取。同日，文部科学省展开紧急调查，追查其他医学院校是否存在类似的性别歧视。被调查的高校需在8月24日的最后期限前作出回应。
但这并未平息公众的愤怒和失望。对性别歧视的反思，深深刺痛着日本社会的神经。“因为是女性所以就要吃亏，不仅不公平，而且太落后于时代了。”日本女性医疗从业者联合会理事种部恭子说。
“必要之恶”已成默契
东京医大的丑闻曝出后，日本一家企业对女医生开展了网络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参与调查的103名女医生中，有18.4%的受访者对东京医大的行为表示“理解”，46.6%“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两者之和占比为65%。
“在医疗第一线如果没有男医生，工作完全无法开展。”有人说。一位女医生诉苦称：“我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得加班，疲劳已经让我流产了好几次，但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我感觉快要撑不下去了。”
曾在东京医大负责招生工作的一名管理者表示，做医生需要体力，女性当不了外科医生，也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工作，一旦结婚生子就轻易离职，手术较多且工作不规律的外科甚至有“三个女人才项一个男人”的说法。因此，无论哪所医科大学都在悄悄“筛除”女生，想办法多招男生，他不认为这是不正当的做法，“这就是所谓‘必要之恶’，已经成为默契了。”
这番说辞引起了日本女性的强烈不满。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结婚。在日本，不结婚会被视为可怜人，但结婚有了孩子的女性比谁都辛苦。”日本一位29岁女性称，“听说女人连学习技能的机会都受打压，气得我直发抖。”另一位日本女性说，国最好的大学，却在找工作时遭遇性别歧视，“我的敌人是整个社会”。
如今，日本大约50%的女性上过大学，这一比例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然而，日本女性在职场常受歧视，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模式根深蒂固，社会也没有为她们提供坚持工作的大环境。
在日本，如果配偶的年收入低于10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就可以申请减税，在养老金、医疗保险方面也会得到好处。此外，日本约70%的公司为家有全职主妇的男员工补贴赡养费。
美国非营利组织“人才创新中心”的数据显示，拥有大学学位的日本女性中，74%可能主动辞职，远高于美国的31%；其中32%是为了照顾孩子放弃职业生涯。77%的日本女性希望生完孩子后重返职场，但只有30%的人成功找到全职工作；在找到工作的幸运者中，有近一半人面临减薪。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排名第114位，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政府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男性比女性待遇更好，尤其是在职场和政治领域，男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只有21.1%的人认为存在性别平等。
“实际上，我们是树”
从日本顶级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武田百合子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了职位，但被告知只能干文秘的工作。与此同时，大多数男生已做好了进入管理岗位的准备。
“上大学时，日本在我眼中似乎是公平的，但开始求职后，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完全毁掉了我的机会。”武田说，“我的语言能力比其他人都好，但他们把工作给了那些连一句英语都说不出来的男孩。面试中企业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打算要孩子吗’。”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受过大学教育的日本女性中，只有67%找到了工作，她们中许多人要么在低薪的兼职中苦苦挣扎，要么从事前途黯淡的工作，为男性管理者端茶倒水、清理办公桌。
在日本企业中，女性仅占管理人员的11%和董事会成员的3%，女性大多集中在底層岗位，薪酬、地位和晋升空间都逊于男性，很少有人走上中高层管理岗位，这被称为“纵向性别隔离”。有些公司甚至以临时员工或兼职的身份招聘女员工，导致33.4%的职场女性为非正式雇员。美国《石英》杂志称，日本女性的薪水比男性低30%。受过同等教育的两性被划分到不同的职场轨道上，女性的上进心和职业抱负被抑制，致使她们消极对待工作，相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3年前，育有两个孩子的大村玲花被迫从信用卡公司辞职，如今在加油站上班。“日本女性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男性和大多数女性认为，女人是花。”她说，“实际上，我们是树。”
尽管最高法院裁定歧视孕妇违法，很多女性还是在怀孕不久就被降职或被迫辞职。“一旦我回到职场，如果得不到丈夫或父母的帮助，同时工作和抚养孩子就会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一位博主写道。
为促进经济发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增加托儿设施，鼓励母亲重回职场，“创造所有女性都闪耀光芒的社会”。但正如《时代》周刊所言，帮助女性“站起来”不仅需要政策的推动，还需要企业的变革。雇主必须为女性提供职业机会，以及获得晋升的途径。
去年，日本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企业聘用和提拔更多女性，但没有强制性措施。这条法律让武田感觉苦乐参半，而且“苦比甜多”。“它来得太晚，我都快40岁了，真让人难受又难堪。”她说，“如果它能帮助下一代女性走向成功，那就太好了。但如果它失败，一切将倒流回从前。”
曾任日本女性活跃担当大臣的有村治子则反复强调，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都应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们必须致力于创造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女性不会因为选择不工作而内疚，也不会因为把孩子留在托儿所而内疚。我们需要尊重她们的选择。”
名校入学考试“防女于未然”
东京医科大学歧视女生的政策，是在调查该校为高官子弟入学走后门的过程中，被“歪打正着”地发现的。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推动下，8月3日，东京医大公布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承认了媒体报道的事实：至少从2011年开始，该校就对入学成绩进行“微调”，以降低女生的通过率。 东京医大的入学考试分为两部分，通过第一轮笔试的考生，进入第二轮考试，也就是小论文和面试。学校将所有考生的小论文成绩“打八折”，再给应届和复读不超过两年的男生加20分、复读3年的男生加10分，但不给女生和复读4年及以上的男生加分。这意味着，女生被变相扣了分。
通过这种方式，东京医大每个班的女生比例被严格限制在30%左右。过去数十年来，该国医护人员中女性也不足30%。
该校录取记录显示，通过入学考试的女性比例从2009年的24%上升到2010年的38%，此后逐年下降，今年更是降至18%；2018年女生录取率为2.9%，男生录取率为8.8%。
日本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通常进入学校附属医院工作，女医生结婚、生育，很可能影响工作甚至辞职，导致医院人手紧张，因此学校在录取阶段就“防患于未然”，从入校的“源头”卡住女生。
8月7日，东京医大正式道歉，承诺“根除”操纵成绩行为，并表示考虑对被扣分的考生进行追溯性录取。同日，文部科学省展开紧急调查，追查其他医学院校是否存在类似的性别歧视。被调查的高校需在8月24日的最后期限前作出回应。
但这并未平息公众的愤怒和失望。对性别歧视的反思，深深刺痛着日本社会的神经。“因为是女性所以就要吃亏，不仅不公平，而且太落后于时代了。”日本女性医疗从业者联合会理事种部恭子说。
“必要之恶”已成默契
东京医大的丑闻曝出后，日本一家企业对女医生开展了网络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参与调查的103名女医生中，有18.4%的受访者对东京医大的行为表示“理解”，46.6%“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两者之和占比为65%。
“在医疗第一线如果没有男医生，工作完全无法开展。”有人说。一位女医生诉苦称：“我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得加班，疲劳已经让我流产了好几次，但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我感觉快要撑不下去了。”
曾在东京医大负责招生工作的一名管理者表示，做医生需要体力，女性当不了外科医生，也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工作，一旦结婚生子就轻易离职，手术较多且工作不规律的外科甚至有“三个女人才项一个男人”的说法。因此，无论哪所医科大学都在悄悄“筛除”女生，想办法多招男生，他不认为这是不正当的做法，“这就是所谓‘必要之恶’，已经成为默契了。”
这番说辞引起了日本女性的强烈不满。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结婚。在日本，不结婚会被视为可怜人，但结婚有了孩子的女性比谁都辛苦。”日本一位29岁女性称，“听说女人连学习技能的机会都受打压，气得我直发抖。”另一位日本女性说，国最好的大学，却在找工作时遭遇性别歧视，“我的敌人是整个社会”。
如今，日本大约50%的女性上过大学，这一比例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然而，日本女性在职场常受歧视，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模式根深蒂固，社会也没有为她们提供坚持工作的大环境。
在日本，如果配偶的年收入低于10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就可以申请减税，在养老金、医疗保险方面也会得到好处。此外，日本约70%的公司为家有全职主妇的男员工补贴赡养费。
美国非营利组织“人才创新中心”的数据显示，拥有大学学位的日本女性中，74%可能主动辞职，远高于美国的31%；其中32%是为了照顾孩子放弃职业生涯。77%的日本女性希望生完孩子后重返职场，但只有30%的人成功找到全职工作；在找到工作的幸运者中，有近一半人面临减薪。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排名第114位，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政府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男性比女性待遇更好，尤其是在职场和政治领域，男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只有21.1%的人认为存在性别平等。
“实际上，我们是树”
从日本顶级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武田百合子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了职位，但被告知只能干文秘的工作。与此同时，大多数男生已做好了进入管理岗位的准备。
“上大学时，日本在我眼中似乎是公平的，但开始求职后，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完全毁掉了我的机会。”武田说，“我的语言能力比其他人都好，但他们把工作给了那些连一句英语都说不出来的男孩。面试中企业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打算要孩子吗’。”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受过大学教育的日本女性中，只有67%找到了工作，她们中许多人要么在低薪的兼职中苦苦挣扎，要么从事前途黯淡的工作，为男性管理者端茶倒水、清理办公桌。
在日本企业中，女性仅占管理人员的11%和董事会成员的3%，女性大多集中在底層岗位，薪酬、地位和晋升空间都逊于男性，很少有人走上中高层管理岗位，这被称为“纵向性别隔离”。有些公司甚至以临时员工或兼职的身份招聘女员工，导致33.4%的职场女性为非正式雇员。美国《石英》杂志称，日本女性的薪水比男性低30%。受过同等教育的两性被划分到不同的职场轨道上，女性的上进心和职业抱负被抑制，致使她们消极对待工作，相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3年前，育有两个孩子的大村玲花被迫从信用卡公司辞职，如今在加油站上班。“日本女性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男性和大多数女性认为，女人是花。”她说，“实际上，我们是树。”
尽管最高法院裁定歧视孕妇违法，很多女性还是在怀孕不久就被降职或被迫辞职。“一旦我回到职场，如果得不到丈夫或父母的帮助，同时工作和抚养孩子就会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一位博主写道。
为促进经济发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增加托儿设施，鼓励母亲重回职场，“创造所有女性都闪耀光芒的社会”。但正如《时代》周刊所言，帮助女性“站起来”不仅需要政策的推动，还需要企业的变革。雇主必须为女性提供职业机会，以及获得晋升的途径。
去年，日本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企业聘用和提拔更多女性，但没有强制性措施。这条法律让武田感觉苦乐参半，而且“苦比甜多”。“它来得太晚，我都快40岁了，真让人难受又难堪。”她说，“如果它能帮助下一代女性走向成功，那就太好了。但如果它失败，一切将倒流回从前。”
曾任日本女性活跃担当大臣的有村治子则反复强调，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都应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们必须致力于创造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女性不会因为选择不工作而内疚，也不会因为把孩子留在托儿所而内疚。我们需要尊重她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