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异化与学校体育的回归

来源 :山东体育科技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ingyu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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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高考加分政策在选拔特殊人才、平衡教育水平差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然而对体育加分政策的功利性追逐,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公正性,加剧了高考制度的不公平,引发社会的强烈质疑。在教育部取消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后,应借助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使体育回归教育的本位,强健学生体魄,强化体育精神,塑造自强不息的国民性格和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关键词:高考;加分政策;学校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840(2016)01-0066-05
  高考秉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选拔人才,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在分数一元化录取标准下,高考选拔机制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柏拉图曾说:“对一切人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1]。为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和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国家创立了高考加分制度,把稀缺的教育资源惠及弱势群体和特长学生,增加优秀人才获得高等教育入学的机会。然而,由于高考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失范行为,破坏了制定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加剧教育的不公平性和不公正性,引发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关注。在中央(国务院)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时,教育部则于2014年底取消体育的高考加分政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学校体育是本研究探讨的内容。
  1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异化
  1.1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历史
  我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加大了人才选拔的力度,对体育艺术有特长的学生实行降分投档政策。1982年开始对高中阶段参加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单项前五名或集团前三名的主力队员予以照顾。从1986年开始,对应届高中生参加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的主力队员及获二级以上运动员称号的考生作为照顾对象,录取时享受一定的降分优惠。部分省级招考主管部门也陆续出台一些针对本地区、本部门的高考加分政策。2001年后对这些对体育人才的照顾改为加分投档政策,对高中阶段参加国际国内体育比赛取得前六名及获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且在报考当年通过省级招生委员会与体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的测试并被认定的考生实行加分投档政策,一般不得超过20 分。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在一定程度弥补了高考制度的缺陷,有利于按才能选拔人才。然而由于政策实施中存在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教育部在2014年12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中决定“取消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重大国际体育比赛集体或个人项目前6名、全国性体育比赛个人项目前6名’、‘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的考生,均不再具备高考加分资格”[2]。
  1.2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异化的现象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取消是政策执行过程异化所致。2004年,陕西西安查出192人的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造假;2006 年,湖南省上千名考生的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造假,大批拥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考生的运动成绩无法达标。2010年,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中,前100名选手中有30多人因一人佩戴多块计时芯片参赛而被取消成绩和名次,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弊者是中学生,这些学生有觊觎国际比赛的名次去取得学校加分之嫌。2010年《中国青年报》对湖南娄底市几个重点中学的调查发现,考生只要交2万~3万元的武术培训费后,都能获得高考10分到20分的加分机会。2013年新华社再次披露湖南省体育加分存在问题。2008年四川出现数千名二级运动员,在媒体爆料四川体育加分的乱象后,清华大学在单独组织的测试中查出一批假“二级运动员”,而有的学生甚至不敢参加校方组织的测试。由于四川二级运动员资格造假现象严重,清华大学在2013年又多次重申不承认四川“二级运动员”的20分高考加分政策。2014年,辽宁本溪、河南漯河等地考生的高考体育加分资格再一次受到社会质疑,辽宁在启动资格复核后,有270名考生主动放弃加分资格。
  1.3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异化的原因
  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旨在“不拘一格降人才”,改变以分数衡量学生素质的标杆,帮助高校选择更理想的人才。但在升学率与业绩考核挂钩的要求下,加分政策成为学校提高升学率的一条重要途径,且高升学率和高上线率也为学校争取更多的优质生源和社会支持。在这样的利益诉求下,对于采用何种手段实现目标利益,学校也不会多加干涉。于是,教师向学生及家长提供体育加分政策的信息和途径,家长也不忌讳以一些极端的应试行为为子女获得加分资格。另一方面,高考加分政策的弹性空间,使地方政府在考虑自己利益诉求的同时,也为一些人留下钻营漏洞。2010年教育部曾规定,在8个高考体育加分项目之外,各省可酌情增加两个加分项目[3],于是一些省份出台“自选动作”,如湖南规定健美操和定向越野,其中仅健美操一项获加分资格的学生就有近800人。政策的弹性规定使加分政策在实施中偏离国家的本意,失去了政策应有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此外,政策自身存在的缺陷也使加分政策存在操作过程不透明和政府监管失效的困境。高考属于教育部门主管,而运动员的等级证书却由地方体育局发放,在部门利益和人情关系的驱使下,证书的有效性就难以保证。
  体育加分造假的背后是权钱交易。一是采取“枪手”替考的方式。在有重要比赛时,那些欲办二级运动员证书的学生会与高水平运动员一同参加比赛,高水平运动员在比赛中取得的名次归那些被替考的假运动员所有,据此办理运动员等级证书,而替考的运动员则从假运动员处获取“辛苦费”;二是某些集体项目采用替补搭车的方式。那些需要二级运动员证书的学生作为板凳队员随队参赛,只要比赛获得名次,球队所有队员(含替补队员)都能办理运动员等级证。三是暗箱操作。有关部门的巡考人员在巡视时会为一些假体优生留下“条子”或“招呼”,暗中帮助考生通过比赛测试。有些地方甚至直接买卖“二级运动员”证书。而运动员等级证书的办理也不需要提供比赛视频,这为冒名顶替、弄虚作假提供了巨大操作空间。另外,有些省份的体育类加分项目繁多,一些如轮滑球、花样轮滑、毽球等不为人所熟识的项目成为权贵阶层的“高考加分俱乐部”。   1.4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异化的反思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异化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及对其过度追逐的结果。那些优质资源的高校成为利益争夺者分割的“蛋糕”,拥有资本优势的阶层利用资本权力把加分政策作为瓜分“蛋糕”最好的工具。对于学生,奖励性的加分政策被异化为“加分教育”,形成一条隐性的利益链,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也挫败了学生的成就感,使学生产生特权思想,形成功利性的价值观;加分政策的异化也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降低了对教育的信任和幸福感;对于政府,高考加分政策的弹性下放给地方教育部门制定和执行加分政策的权力,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在执行过程中形成暗箱操作或偷梁换柱的行为,对加分政策的功利性追逐滋生了教育领域腐败;对于教育,高考加分政策本是增加弱势群体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有资本优势的学生在参加特长培训后更易获得加分资格,而贫困学生因经济等原因难有参加各种学习辅导或特长培训的机会,本应维护正义的高考加分政策却进一步拉大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公平。
  高考加分政策的异化是权力的使然。与其他考生相比,那些资格造假体育特长生的家庭往往拥有优越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机会均等”的高考选拔机制下具有鲜明的“奖励性”。在布尔迪厄看来,这些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是一种权力,是一种能对个人自己的未来和对他人的未来加以控制的能力[4]。这些优势阶层凭借自身的资本权力为子女的高考谋取加分资格,而一些有天赋特长但缺乏资本的考生被排斥在加分政策之外。地方政府也在政策的弹性空间下,出于本位考虑而增加一些附加政策,使加分政策的受益主体发生变异。高考加分政策俨然成为权贵子女的专利,只要有钱有关系,没有运动特长的学生也能获取加分资格,加分政策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成为少数人不当得利的捷径。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本是为推进素质教育,引导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由于制度自身设计的缺陷和操作过程的不透明,在缺乏对权利监督的制约机制下,高考加分政策的目的被严重异化,留下许多暗箱操作的空间,成为某些权贵人群赚取利益的“灰色捷径”。这种权钱交易不仅损害了教育公平,也伤害了“体育”自己。
  2学校体育的理性回归
  国家实施体育加分政策的初衷本是让高考制度更加公平,选拔具有体育特长的优秀学生,引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但实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迫使教育部取消了体育的加分政策,本来就被边缘化的学校体育,其学科价值再一次被削弱。
  2.1学校体育的价值回归
  价值是“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而“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是一切价值产生的根据、标准和归宿”[5]。大卫·休谟曾说:“虽说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利益的支配,但即使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的人类事务,实际上还须受到观念或意见的完全支配”[6]。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体育对有些人是实现自身理想和价值的途径,对某些人则是追求目标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在“知识改变命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和“升学率”的追求下,学生、家长、学校的利益诉求趋向同一,都向着高考奋斗。于是,学生成为家长实现自己梦想和学校提高升学率的工具,功利性的价值取向也迫使学生远离自己的爱好和兴趣,素质教育成为一种口号。学校教育没有正确引导体育的价值,而对体育的工具性认识和功利性追求,使学校体育丧失了传播体育文化,塑造运动精神的重要作用,校园体育开展地不温不火和国人对体育健身意识淡薄也就可想而知。对体育加分政策的过度追求,使体育被驱逐出高考的赛场。
  在国外,学校把体育作为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的基本目标,在运动中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志品质和个性特征,形成热爱运动、参与运动的良好生活习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广大民众都有自己的喜爱的运动,并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在欧美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冰壶运动,在每个城市都有多家冰壶俱乐部,参与冰壶运动的人群多了、水平高了,国家自然就有超强的竞技实力。在我国,体育只是学校工作锦上添花的政绩,是学校提高升学率的手段。在升学的目标下,学生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文化课学习,无暇顾及体育运动,体育课也成为“出工不出力”的摆饰。这样的教育氛围下,学校体育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一些受群众喜爱的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如三大球等,因群众基础差而缺乏发展后劲,与世界水平有较大差距。我国冰壶运动在“奥运金牌战略”的导向下有较快发展,冰壶女队曾获得世锦赛的冠军和冬奥会的铜牌,男队也在索契冬奥会上创造佳绩,但参与人数比大熊猫还稀少,而像体操、射击、曲棍球等项目也存在竞技水平高而群众基础薄弱的问题。
  国内外对体育态度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对体育价值追求的差异的表现。我国学校教育强调一切为升学考试服务,凡是和升学有关的科目都是重要的,无关的学习都是浪费精力和浪费时间。这种功利性的价值追求必然使与升学考试无关的体育被排斥在学校教育工作之外,学校体育的缺失使体育的教育作用和价值被弱化。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在追求高效率的升学方式时,更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以应然的教育突显体育对人的发展的教育价值。
  2.2学校体育的战略回归
  体育对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日不落帝国是在伊顿板球场兴起的,美国的霸业是建立在常春藤橄榄球联盟之上的。体育除了富国、强民,还会赋予一个国家兴隆的国运和壮阔的国魂。美国教育家贺拉斯·曼宣指出:“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伟大得多”[7]。体育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近代中国处在外敌入侵、内乱不息的社会矛盾中,其伦常教育受到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思想的巨大冲击。而国人在贱武右文的传统文化下,国人养成懦弱、涣散、畏死的性格,形成无魂之兵、无魂之国的局面。梁启超在《论尚武》里哀叹:“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糜,二千年之腐气败习,深于国民之脑,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8]国人的不武和萎靡使梁启超提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的愿望,这种强烈的进取精神也寄托着对体育的期望。于是,有识之士提出教育救国的愿望,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德智体全面教育学生。在上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完善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理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指出“体育看起来觉得平常,其实为救国的根本性问题”,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更提出“强国强种、体育为先”的教育思想。此后,由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十分重视体育,形成“三育并进”的学校体育思想。   体育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当今,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要对体育情有独钟,柔道高手的普京,“篮球控”的奥巴马,足球迷的默克尔,精通射击的麻生太郎,体育迷的习近平,他们经常到赛场观看比赛,为运动员加油。领导人的亲民举动体现着国家的平等,传达给世人的是一种健康、自律、自信、勇敢和坚毅的形象。他们深知体育不仅在于人的健康和全面发展,在发展社会经济和振奋民族精神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对体育的积极认识正是源于他们青年时对运动的热爱和接受的体育教育。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军事因素当然重要,但全民健康更加重要。在如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它的重要性更是毋庸置疑,强大的竞争在国际生活中一直存在,赢家将是那些格外关注人文要素即医疗保健、体育、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国家”,在普京看来,体育绝非“二流娱乐”,而是“非常重要的全国性任务”,它能赋予国家竞争优势[9]。普京在选择总统内阁时也会优先考虑有体育经历的人。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国政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事业,重视奥林匹克运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0],体育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一起,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增添了动力、凝聚了力量。在2015年初习近平更表示:“体育运动在中国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2.3学校体育的教育回归
  国家开设体育课是出于健全学生身心,适应未来社会激烈竞争的目的。现代研究显示体育不仅强健人的体质,对人的智力有深刻影响。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11]:与那些没有体育课的学生相比,有体育课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中的成绩更好。体育磨练人的意志,也能促进人的社会化。运动场上队员的分工合作、对运动员、裁判员的尊重和对比赛规则的遵守,是体育在无形中营造的一种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相互约束,才能达成运动的默契,获得比赛的胜利,这种协作和遵守也影响到其后的社会生活。热爱体育的人大都阳光开朗、意志坚韧、热爱生活和工作,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国外,人们愿意与有运动爱好的人交朋友,因为爱好运动的人心理更健康、更积极,与这样的人在一起很愉快。
  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在青少年中推广普及体育,更有利于国家根基的巩固。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战略需要身心健康的人才,而学校体育以学生的身心健康为核心,通过体育教育增强学生体质,磨练意志品质,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形成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德国是一个科技发达,但也非常重视体育的国家。德国在体育俱乐部锻炼的居民中70%以上的为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以体育运动训练青少年的基本礼仪、道德规范与社会责任感,培养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尊重他人的意志品质[12]。日本也是一个重视体育的国家,学校经常开展各种运动会以培养学生顽强拼搏的作风和健康的体魄。习近平主席也十分重视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相信体育富国强民的作用,他认为:“体育强的根本在于开展广泛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让人民群众都参与进来,让人民群众都享有体育运动的权益,让人民群众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达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13]。青少年是群众体育的基础,把与之密切的学校体育蓬勃开展起来,广大群众才能感受生活的幸福,国家才能安定和谐,体育强国的梦想才能实现。
  当今许多国家把体育作为促进学生全面而有特长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入学制度上通过“加分”、“降低分数线”、“予以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等政策,为特殊人才提供进一步发挥其才能的机会,以满足他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渴望。在美国,尽管高校重视学术且水平很高,但体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校在体育方面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在录取新生时,美国的高校特别看重有体育专长的学生,通过自主选拔的方式挑选青睐的高水平体育特长生,并以丰厚的奖学金吸引和发掘运动人才,鼓励他们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竞赛,为学校争得荣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培养的学生在1928-2008年期间的奥运会上,共获得106枚金牌在内的214枚奥运会奖牌,并且为NBA输送了70多名球员[14],美国各大职业联赛的运动明星也曾是各著名高校的学生。美国高校奉行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使人才选拔不会滥竽充数,能更有目的地挑选真材实料的体育人才。
  为巩固国家的根基,国家已着手一系列举措重拾学校体育的重任。国务院于今年大力推广校园足球,将中长期足球发展规划和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列入“重点任务”。教育部也将逐步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四级足球联赛机制,并表示会将足球的成功经验逐步扩展到篮球、排球等集体体育项目。在国家构建体教结合的发展方向,搭建优秀体育人才成长的健康通道时,各级学校也应响应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在校园内推崇运动精神,创造良好的运动氛围,为国家培养自强不息、励志创新的现代化人才,引导健康向上、开拓进取的社会风气。
  3结语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设立的本意旨在维护教育公平,推动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开展,但由于我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分布和高考唯分数的标准,使体育加分政策在执行中被异化为加分升学的工具,体育迷失了作为人的发展的存在价值,弱化了体育在教育中的作用,背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引发社会矛盾。
  当今中国需要体育完善人的发展,也需要体育振奋民族精神。本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显著提升,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与周边国家领土主权的争端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威胁,既需要文明的精神建设美好家园,也需要野蛮的
  [CM)]
  [LL]
  体魄迎接国际环境的新挑战。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体育梦,培养国人自信、坚毅和果敢的民族性格是学校体育义不容辞之事,也只有体育能培养雄霸世界的民族精神和勇气。
  当前,高考制度已将体育推到教育的边缘,而体育回归教育的本位是时代的诉求,应当抓住全民健身的战略契机积极推动学校体育发展。“少年强则国强”,强健青少年体魄和精神是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这不仅关乎几代人的健康成长,更关乎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HJ2.05mm]参考文献:[HT5"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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