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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先生的追悼会举行那天，八宝山南厅大门上贴出的一副对联，精要地总结了他的一生：“战略规划咨询务实为先跟踪世界高新技术；光学仪器计量学用并举献身国家科学事业。”
我在从事科技新闻工作的20年当中，跟王大珩先生见过不下十次面，也寒暄过一两次，不过从未采访过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我只是看到他在会场主宾台上坐着。个头矮小的他，常常身着深色服饰，表情略显严肃，并无光彩照人的气象。
将近四年前，我作为特约编辑加盟的“科学家讲科学”丛书编委会，议定在丛书第3辑封二上介绍王大珩先生。书的这个显要位置，循例“放”的是“大科学家”量级的人物。为此，有人提出，应该专门去拜访一下王老，请他题个字，再给他拍一张好点儿的照片。我欣喜地应承下来。
然而，稍后便听到消息，93岁的王老前不久刚被送进医院，听说老人家此次病得不轻，情况很不妙。
一声叹息！此后再没王老音讯。
一晃三个春秋过去。7月21日，96岁高龄的王大珩先生在京溘然长逝。他的追悼会举行那天，为他送行的人很多。八宝山南厅大门上贴出的一副对联，精要地总结了他的一生：“战略规划咨询务实为先跟踪世界高新技术；光学仪器计量学用并举献身国家科学事业。”
身为两院院士的王大珩，堪称中国现代光学及光学工程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的卓越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特别是国防光学工程事业的发展，促成了中国光学研究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晚年的王大珩，更以推动制定高科技“863计划”的参与者、国产大飞机项目的倡导者身份而为人们所熟悉和敬仰。他还是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科学事业从探索、起步到走上高速发展道路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
“一生的追求”从1400万斤小米开始
王大珩原籍江苏吴县，1915年2月26日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他的父亲、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王应伟已经留学日本8年。父亲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能使国家强大，他给王大珩起的小名叫“膺东”，寓意就是满腔义愤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王大珩对光学的爱好源于父亲的职业。幼时学业之余，他常随父亲观测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观察天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936年北平沦陷前，王大珩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他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获得了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1941年春，他进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其后不久，当他得知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急需一名懂得应用光学的实习生时，便毅然离开学校，到昌司公司工作。
放弃不难到手的博士荣誉而去学炼玻璃的工艺，未免让人不解并深为惋惜。但王大珩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一方面可以增强实践经验，一方面还可以掌握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许多关键技术——后来他把这件事情形容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时他已然意识到，光学技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学到了可以在回国后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回到祖国后，一身“武艺”的王大珩很快就派上了大用场。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开始起步。
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工作场所不过是几座旧房子，可以借鉴的经验成果几乎为零。王大珩没有退却和逃遁。对他而言，“没有”才意味着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
在仪器馆建立初期，王大珩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团结、组织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技术人员，较快地建立起光学物理、光学玻璃和光学机械等三个实验室和两个实验工厂。1957年，仪器馆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1960年又与机械研究所合并，称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亲任所长。从保存在光机所档案室里王大珩当年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看，他“一生的追求”，是从1400万斤小米开始的——这是他当时所有的经费。
这是王大珩的才华大放光芒的时期。长春光机所在他领导下研制成功的晶体谱仪、大型摄谱仪、电子显微镜、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八种高级精密光学仪器——“八大件”，一时闻名于全国科技界，对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光学仪器制造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60年，激光技术在美国问世。时隔一年，中国第一台激光器便诞生于长春光机所。
此后，王大珩根据国家发展国防工程的需要，陆续开拓了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及靶场光测、高空及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太阳辐射模拟、激光技术以及大气传输和目标、背景辐射测试等国防光学工程技术领域。他还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指导改装了普通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取得了丰富的科学数据。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天，王大珩邀请几位同事一起庆祝。席间，他说了一句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听懂的话：“要是再晚半年就好了……”此前半年，满怀科技报国之志并对他带来深刻影响的父亲离开了人世。
“半竿子”和“一竿子”之争
1960年，为适应国防工程的需要，国家提出了研制大型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代号“150工程”）。就我国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研制这种集光学、精密机械和自动控制等为一体的高科技靶场测量装备，困难很大，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拥有相关技术，但王大珩还是坚定地揽下了这项任务。
就在承担此项任务的过程中，出现了“半竿子”和“一竿子”的争论。
所谓“一竿子”，即研究所承接军工任务后，从预研、方案论证、研制直至造出产品，一竿子到底。所谓“半竿子”，是考虑到科学院研究所的工作性质，只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而将制造整机的任务交给生产部门。当时有人主张，研究所只搞设计和技术攻关研究，整套设备的制造应由产业部门承担。
作为这项任务的总设计师，王大珩在深思熟虑后认为，“一竿子”到底对于完成任务更为有利。因为，当时的产业部门尚不具备制造此类高精度光、机、电一体化装备的条件。这种高档设备，技术上的综合性极强，从方案论证、技术攻关到造出产品，有许多问题是相互交叉难以分割的；许多微妙精细之处，从研究到制造生产，一经转手便很难实现。再说，如果将研究与生产分开，工厂又需另建一套测试及加工设备，既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又会拖延时间。
最后采纳的是“一竿子”方案。由长春光机所总负责，限期做出样机，提供成品，直至现场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仪器一次研制成功，保证了任务的按期完成。这种仪器的提供使用，成为我国导弹发射试验使用国产大型精密仪器的开端。它为我国中程导弹发射试验提供了有鉴定性价值的数据，并为以后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及卫星飞行试验提供了宝贵的测量数据和影像资料。
而王大珩的“一竿子”思想，也对以后中国科学院内甚至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借鉴作用。
“竿子之争”40年过后，王大珩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庆幸150工程是按一竿子到底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很成功，培养了许多能纵观全局、驾驭总体、理论结合实际的人才。这种做法，在今天改革的新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在科学院纳入了‘一院两制’的开发体制。”
远见映卓识
1983年，王大珩从长春调往北京，与师昌绪同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在此期间，为了发挥学部对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咨询作用，他积极倡导学部委员（院士）由等待别人交付任务，转变为主动地就国家重大科技问题提出咨询性建议，得到各学部的赞同和主席团的支持。
在王大珩等人的努力推动下，技术科学部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咨询建议，例如，发展微电子技术、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通讯技术，以及有关钢铁工业的发展路线、工科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高技术产业化的若干问题，等等。由于这些建议超脱部门利益，经过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又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所以大多受到了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它们在被采纳和实施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工作需要和对科技发展的关注，王大珩的业务也从光学拓宽到航空、航天、能源等领域。
而从开展原子弹、氢弹、导弹及空间技术研究所形成的技术优势中，王大珩认识到开展高技术研究对保持我国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防科工委组织的一个关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的专家座谈会。大家认为，按照我国的经济实力，在发展国防高技术方面，在规模上无法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比。但是，像我们搞原子弹、导弹和卫星那样，只须着重一个“有”字。就是说，不去计较，但要有。
因此，座谈会形成的一个共识是：要以有限的目标，突出重点地进行高技术跟踪，所取得的成果还要有带动一片的作用。这样，花钱不多就可以保持我国的国际地位，影响两霸的平衡，并锻炼出一支高水平的科技队伍。
这一年的3月3日，王大珩和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位都已年过古稀的老科学家聚集在一起，拟成《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他们在建议书中写道：“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事隔两天，即3月5日，这封“走后门”——经由王大珩的助手、邓小平的女婿张宏——递交的建议书首先得到邓小平的肯定，他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很快地，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有关部门，通过认真全面的分析论证，拟定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 “863计划”），并于1987年2月正式组织实施。称为“863计划”，正是因为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是在1986年3月作出的。这个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技术竞争起跑线上的“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诸多科技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并开始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而“863计划”第二主题航天领域经过多年研究论证，提出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建议，直接促成了1992年1月开始的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和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我国载人航天立项，并明确了载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三步走的发展规划。
“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谈及自己对国家“863计划”所起到的作用，王大珩曾经这样形容。
像抓“两弹一星”一样将航空工业抓上去
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与产业上有所为、有所不为相提并论。这是作为战略科学家的王大珩多年以来一直强调的观点。2001年，在“21世纪现代科学仪器与生命科学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在科学技术上，上游多搞一些有所为，下游就可以少一些有所为，有些东西卖是划算的。……像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方面，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整个命脉所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方面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做全面打算。
王大珩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也曾给予极大关注。在审查“863计划”高科技项目时，他发现航空作为国家的“要隘”技术，却在国家级的高技术项目里没有体现。当时的情况是：航空工业在国民经济序列中被列为民用，属常规技术产业。在他看来，航空工业应该划归高科技领域，因为它完全具备高科技的特点，即综合性、前沿性、发展性、时间性和经济性。
1995年，他与师昌绪等著名科学家联名向国家提出《关于将航空技术列入重点高科技领域的建议》。此后，他又多次发起组织以“我国航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为主题的讨论会，并向国家领导人呈送了《抓紧时机振兴我国航空工业的若干建议》。他们建议国家必须将航空工业置于战略产业的高度，像抓“两弹一星”一样，将我国航空工业抓上去，将我国大型军用特种飞机作为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突破口。其后，又向国家报送了《我国大型军用飞机的发展思路》咨询课题报告。
2002年4月，王大珩在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做了“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的重要发言，表达了他对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考。他提出：“对我们自己的弱点要有自知之明，认真找出来严肃解决，飞机是一个薄弱环节……，在体制上必须全盘考虑。”
2003年5月，王大珩就加快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一事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这个月的23日，北京正值“非典”肆虐时期，温总理去王大珩家里征询对国家发展大飞机的意见。此后经过多次专家论证，“大型飞机”正式纳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成为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晚年的王大珩曾坦言，他从事光学工作带有偶然性。“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汉口巧遇第六届中英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招生，我侥幸考取了应用光学专科。这就决定了我一生从事光学工作的前途。”然而，他的一生是丰富、充实的一生，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他的科学实践和远见卓识，凸显出了他的“高”度和“亮”度。（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已出版《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科学随想》、《吃的困惑：由转基因引发的食品安全话题》、《樱桃树上的梦想》、《漫游》、《假象》等科普专著。）
我在从事科技新闻工作的20年当中，跟王大珩先生见过不下十次面，也寒暄过一两次，不过从未采访过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我只是看到他在会场主宾台上坐着。个头矮小的他，常常身着深色服饰，表情略显严肃，并无光彩照人的气象。
将近四年前，我作为特约编辑加盟的“科学家讲科学”丛书编委会，议定在丛书第3辑封二上介绍王大珩先生。书的这个显要位置，循例“放”的是“大科学家”量级的人物。为此，有人提出，应该专门去拜访一下王老，请他题个字，再给他拍一张好点儿的照片。我欣喜地应承下来。
然而，稍后便听到消息，93岁的王老前不久刚被送进医院，听说老人家此次病得不轻，情况很不妙。
一声叹息！此后再没王老音讯。
一晃三个春秋过去。7月21日，96岁高龄的王大珩先生在京溘然长逝。他的追悼会举行那天，为他送行的人很多。八宝山南厅大门上贴出的一副对联，精要地总结了他的一生：“战略规划咨询务实为先跟踪世界高新技术；光学仪器计量学用并举献身国家科学事业。”
身为两院院士的王大珩，堪称中国现代光学及光学工程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的卓越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特别是国防光学工程事业的发展，促成了中国光学研究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晚年的王大珩，更以推动制定高科技“863计划”的参与者、国产大飞机项目的倡导者身份而为人们所熟悉和敬仰。他还是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科学事业从探索、起步到走上高速发展道路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
“一生的追求”从1400万斤小米开始
王大珩原籍江苏吴县，1915年2月26日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他的父亲、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王应伟已经留学日本8年。父亲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能使国家强大，他给王大珩起的小名叫“膺东”，寓意就是满腔义愤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王大珩对光学的爱好源于父亲的职业。幼时学业之余，他常随父亲观测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观察天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936年北平沦陷前，王大珩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他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获得了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1941年春，他进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其后不久，当他得知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急需一名懂得应用光学的实习生时，便毅然离开学校，到昌司公司工作。
放弃不难到手的博士荣誉而去学炼玻璃的工艺，未免让人不解并深为惋惜。但王大珩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一方面可以增强实践经验，一方面还可以掌握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许多关键技术——后来他把这件事情形容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时他已然意识到，光学技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学到了可以在回国后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回到祖国后，一身“武艺”的王大珩很快就派上了大用场。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开始起步。
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工作场所不过是几座旧房子，可以借鉴的经验成果几乎为零。王大珩没有退却和逃遁。对他而言，“没有”才意味着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
在仪器馆建立初期，王大珩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团结、组织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技术人员，较快地建立起光学物理、光学玻璃和光学机械等三个实验室和两个实验工厂。1957年，仪器馆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1960年又与机械研究所合并，称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亲任所长。从保存在光机所档案室里王大珩当年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看，他“一生的追求”，是从1400万斤小米开始的——这是他当时所有的经费。
这是王大珩的才华大放光芒的时期。长春光机所在他领导下研制成功的晶体谱仪、大型摄谱仪、电子显微镜、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八种高级精密光学仪器——“八大件”，一时闻名于全国科技界，对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光学仪器制造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60年，激光技术在美国问世。时隔一年，中国第一台激光器便诞生于长春光机所。
此后，王大珩根据国家发展国防工程的需要，陆续开拓了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及靶场光测、高空及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太阳辐射模拟、激光技术以及大气传输和目标、背景辐射测试等国防光学工程技术领域。他还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指导改装了普通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取得了丰富的科学数据。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那一天，王大珩邀请几位同事一起庆祝。席间，他说了一句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听懂的话：“要是再晚半年就好了……”此前半年，满怀科技报国之志并对他带来深刻影响的父亲离开了人世。
“半竿子”和“一竿子”之争
1960年，为适应国防工程的需要，国家提出了研制大型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代号“150工程”）。就我国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研制这种集光学、精密机械和自动控制等为一体的高科技靶场测量装备，困难很大，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拥有相关技术，但王大珩还是坚定地揽下了这项任务。
就在承担此项任务的过程中，出现了“半竿子”和“一竿子”的争论。
所谓“一竿子”，即研究所承接军工任务后，从预研、方案论证、研制直至造出产品，一竿子到底。所谓“半竿子”，是考虑到科学院研究所的工作性质，只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而将制造整机的任务交给生产部门。当时有人主张，研究所只搞设计和技术攻关研究，整套设备的制造应由产业部门承担。
作为这项任务的总设计师，王大珩在深思熟虑后认为，“一竿子”到底对于完成任务更为有利。因为，当时的产业部门尚不具备制造此类高精度光、机、电一体化装备的条件。这种高档设备，技术上的综合性极强，从方案论证、技术攻关到造出产品，有许多问题是相互交叉难以分割的；许多微妙精细之处，从研究到制造生产，一经转手便很难实现。再说，如果将研究与生产分开，工厂又需另建一套测试及加工设备，既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又会拖延时间。
最后采纳的是“一竿子”方案。由长春光机所总负责，限期做出样机，提供成品，直至现场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仪器一次研制成功，保证了任务的按期完成。这种仪器的提供使用，成为我国导弹发射试验使用国产大型精密仪器的开端。它为我国中程导弹发射试验提供了有鉴定性价值的数据，并为以后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及卫星飞行试验提供了宝贵的测量数据和影像资料。
而王大珩的“一竿子”思想，也对以后中国科学院内甚至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借鉴作用。
“竿子之争”40年过后，王大珩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庆幸150工程是按一竿子到底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很成功，培养了许多能纵观全局、驾驭总体、理论结合实际的人才。这种做法，在今天改革的新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在科学院纳入了‘一院两制’的开发体制。”
远见映卓识
1983年，王大珩从长春调往北京，与师昌绪同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在此期间，为了发挥学部对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咨询作用，他积极倡导学部委员（院士）由等待别人交付任务，转变为主动地就国家重大科技问题提出咨询性建议，得到各学部的赞同和主席团的支持。
在王大珩等人的努力推动下，技术科学部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咨询建议，例如，发展微电子技术、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通讯技术，以及有关钢铁工业的发展路线、工科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高技术产业化的若干问题，等等。由于这些建议超脱部门利益，经过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又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所以大多受到了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它们在被采纳和实施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工作需要和对科技发展的关注，王大珩的业务也从光学拓宽到航空、航天、能源等领域。
而从开展原子弹、氢弹、导弹及空间技术研究所形成的技术优势中，王大珩认识到开展高技术研究对保持我国的国际地位至关重要。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防科工委组织的一个关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的专家座谈会。大家认为，按照我国的经济实力，在发展国防高技术方面，在规模上无法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比。但是，像我们搞原子弹、导弹和卫星那样，只须着重一个“有”字。就是说，不去计较，但要有。
因此，座谈会形成的一个共识是：要以有限的目标，突出重点地进行高技术跟踪，所取得的成果还要有带动一片的作用。这样，花钱不多就可以保持我国的国际地位，影响两霸的平衡，并锻炼出一支高水平的科技队伍。
这一年的3月3日，王大珩和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位都已年过古稀的老科学家聚集在一起，拟成《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他们在建议书中写道：“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事隔两天，即3月5日，这封“走后门”——经由王大珩的助手、邓小平的女婿张宏——递交的建议书首先得到邓小平的肯定，他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很快地，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有关部门，通过认真全面的分析论证，拟定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 “863计划”），并于1987年2月正式组织实施。称为“863计划”，正是因为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是在1986年3月作出的。这个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技术竞争起跑线上的“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诸多科技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并开始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而“863计划”第二主题航天领域经过多年研究论证，提出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建议，直接促成了1992年1月开始的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和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我国载人航天立项，并明确了载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三步走的发展规划。
“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谈及自己对国家“863计划”所起到的作用，王大珩曾经这样形容。
像抓“两弹一星”一样将航空工业抓上去
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与产业上有所为、有所不为相提并论。这是作为战略科学家的王大珩多年以来一直强调的观点。2001年，在“21世纪现代科学仪器与生命科学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在科学技术上，上游多搞一些有所为，下游就可以少一些有所为，有些东西卖是划算的。……像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方面，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整个命脉所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方面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做全面打算。
王大珩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也曾给予极大关注。在审查“863计划”高科技项目时，他发现航空作为国家的“要隘”技术，却在国家级的高技术项目里没有体现。当时的情况是：航空工业在国民经济序列中被列为民用，属常规技术产业。在他看来，航空工业应该划归高科技领域，因为它完全具备高科技的特点，即综合性、前沿性、发展性、时间性和经济性。
1995年，他与师昌绪等著名科学家联名向国家提出《关于将航空技术列入重点高科技领域的建议》。此后，他又多次发起组织以“我国航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为主题的讨论会，并向国家领导人呈送了《抓紧时机振兴我国航空工业的若干建议》。他们建议国家必须将航空工业置于战略产业的高度，像抓“两弹一星”一样，将我国航空工业抓上去，将我国大型军用特种飞机作为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突破口。其后，又向国家报送了《我国大型军用飞机的发展思路》咨询课题报告。
2002年4月，王大珩在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做了“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的重要发言，表达了他对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考。他提出：“对我们自己的弱点要有自知之明，认真找出来严肃解决，飞机是一个薄弱环节……，在体制上必须全盘考虑。”
2003年5月，王大珩就加快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一事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这个月的23日，北京正值“非典”肆虐时期，温总理去王大珩家里征询对国家发展大飞机的意见。此后经过多次专家论证，“大型飞机”正式纳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成为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晚年的王大珩曾坦言，他从事光学工作带有偶然性。“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汉口巧遇第六届中英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招生，我侥幸考取了应用光学专科。这就决定了我一生从事光学工作的前途。”然而，他的一生是丰富、充实的一生，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他的科学实践和远见卓识，凸显出了他的“高”度和“亮”度。（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已出版《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科学随想》、《吃的困惑：由转基因引发的食品安全话题》、《樱桃树上的梦想》、《漫游》、《假象》等科普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