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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伟摘译
编者按：作者是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本文是他于2007年4月10日在弗吉尼亚州布里奇瓦特学院(Bridgewater College)的演讲。文中小标题系译者所加。
双重使命：最大就业与价格稳定
像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中央银行的终极目标就是提供一件公共产品，即通过货币政策的管理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福利。美国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中央银行承担着政府规定的一系列特别任务。美联储的任务最初由《1913年联邦储备法》规定，而最近一次对其详细规定则是《1977年联邦储备法修正案》。
依據上述法律，美联储的任务是：“有效促进最大就业、稳定的价格以及适度的长期利率的目标。”因长期利率只能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才能维持，所以上述目标常常被归纳为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换言之，美联储追求两个平行的政策目标：最大就业与价格稳定。
为何需要双重使命？
第一使命——最大就业的理由再充分不过。与最大就业对应的另外一种情况——严重的失业总是与人类的诸多不幸相联，这包括更低的生活水准与不断上升的贫困，以及诸如自尊心丧失、高离婚率、日益严重的犯罪率甚至自杀等社会问题。此外，如果存在严重的失业率，还会出现闲置的工人以及生产率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降低。同时，如果生产要素闲置不用，通常情况下企业会放弃新增工厂设备的投资，而这会妨碍日后的劳动生产率及经济的增长。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人们见证了所有这些高失业率的后果。虽然此次大萧条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我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使不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一样会给众多工人及其家庭带来种种痛苦。
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使命，即价格稳定。现在不论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学院经济学家，抑或是广大公众都取得了空前广泛的一致，即都赞成这样一个原则：维持低水平及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能够带来长期的经济好处。特别地，通过极大地方便家庭作出储蓄与退休规划以及企业生产与投资决策、低水平及可预见的通货膨胀，促进社会福利的持续增长，进而通过减少相对价格的变动以及把税收体系由于不完全依照通货膨胀指数化而产生的扭曲降到最小，以全面的价格稳定极大地提升经济的运行效率。
价格稳定对于公平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的上升。因为社会最贫穷的成员不拥有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而这样的工具才有可能帮助人们抵御通货膨胀对其财富的侵蚀。这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分析，70年代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经历，业已证明了高水平而且不稳定的通货膨胀总是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准、阻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甚至导致政治与社会动荡。这些经历同时也表明，要想从严重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得到全面恢复，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
执行双重使命的挑战：价格稳定与最大就业名义锚（nominal anchor）
低水平且可预测之价格稳定名义锚的重要作用
为实现双重使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管理面临重大挑战。
成功货币政策的一个中心要素是强烈地承诺一个名义锚，即利用货币政策操作及其公告去维持一个低水平且稳定的通货膨胀。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美联储成功地把双位数的通货膨胀降到2%的水平，这个水平已经维持了十多年。此外，2003年曾经出现以某些指标定义的通货膨胀率接近于1%水平的情形。当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立即作出反应，在其官方公告中特别强调指出，通货膨胀率的进一步持续下降不受美联储欢迎。主要原因是，不断下降的价格水平潜伏着一个风险，即会导致经济活动与就业遭受严重的破坏。
最近几年，联邦储备体系相当成功地维持了名义锚。表现在，通货膨胀率不但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狭小范围之内，而且无论是以通货膨胀指数化与非指数化的财政部债券利差衡量，还是通过专业预测人员及一般公众的调查显示，通货膨胀预期都被很好地锚定住了。
维持价格稳定也是实现双重使命的必备条件。首先，正如我前面已经强调的一样，低水平且可预测的通货膨胀率在方便长期就业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第二，尽管经济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的冲击，多数情况之下为稳定通货膨胀的恰当的货币政策反应，同样有益于在最大可持续水平上稳定就业和产出波动。或者说，双重使命的两个方面，常常是互补的关系。
为了看清楚价格稳定的承诺如何产生出对于就业稳定与产出波动的合适政策行动，我们需要理解明白一个前提，即决定通货膨胀有两个关键因素：通货膨胀预期与经济资源闲置的数量。维持名义锚有助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通货膨胀上升或者下降可能与经济萧条高度相关。所以，稳定通货膨胀也就有助于在可持续的水平附近稳定经济活动。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过程如何发挥作用，我们考虑一个对总需求的负面冲击。例如消费者信心的下降，从而导致居民削减开支。反过来，支出的减少，会促使实际产出低于其潜在生产水平，而潜在产出意味着经济能够在其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之上所实现的产出，结果是，未来通货膨胀降到与保持价格稳定相一致的水平之下。此时，中央银行价格能放松银根，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以阻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下降。扩张政策的后果则是社会总需求的上升，进而产出回复到潜在产出水平，最终达到通货膨胀率回到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水平。
例如在最近的一次衰退中(指2000至2001年——译者注)，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总共下调5.5个百分点，这个政策不但实现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而且也避免了难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下降。在其他情况之下，货币政策的紧缩目的是预防经济的“过热”，从而避免繁荣萧条的周期出现。这样的周期表现在，就业水平以及并不令人满意的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
坚定的价格稳定承诺，还通过其他渠道促进就业与产出波动的降低。第一，一旦通货膨胀成功锚定，中央银行不用再担心抵消逆向需求冲击的扩张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迅即上升。否则，这种通货膨胀恐慌会抬升未来实际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坚定的名义锚承诺让中央银行面对逆向冲击时能够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从而起到预防就业或者产出快速下滑的作用。
此外，有了坚定的名义锚，对于影响通货膨胀的供给冲击，譬如相对于能源价格，其对通货膨胀很可能只有临时的影响。这种结果正如美国目前所面对的情形。由于公众有信心相信美联储不会对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坐视不管，最近数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持续上升。结果是，虽然通货膨胀曾经上升过，但仅是短暂的现象，现在再次降回到其稳定的长期水平。如果我们锚定了通货膨胀预期，那么逆向总供给冲击的发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大幅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如是这样，价格稳定的承诺就能避免经济与工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害，要知道工人对经济不景气最为敏感也最易因其受伤。
为何不存在最大就业水平名义锚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维持名义锚承诺的好处，你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确立类似的一个最大就业水平锚同样能让我们的经济受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简单类推并不正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联储能够决定并实现与价格稳定使命相吻合的长期平均通货膨胀率，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并不是美联储能够加以选择的变量。因为从长期而言，没有任何一家中央银行能够控制经济活动的状况或者就业水平。正如我早已指出的一样，通过维持低水平且可预测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确实能够有助于改善最大可持续就业。然而任何利用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把就业维持在其长期可持续水平之上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最终，它会破坏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并对家庭收入与就业造成严重的影响。
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主要由经济基本结构决定，例如人口特性、居民偏好、劳动市场效率、税法特征等等因素。许许多多政策超出美联储的控制，并对经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
执行双重使命的又一个关键挑战是，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不能被公众直接观察到，且存在严重的不确定。事实上，经济学家甚至对何种经济理论或计量經济方法应该被用来度量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都还没有取得一致看法。如果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经济维持不变，那么这个挑战将不怎么严重。果真如此，对于自然失业率——与最大可持续就业相适应相对合理的良好估计，可以从长期平均的实际失业率得到。通过拟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我们同样可以估计出潜在产出。然而实际上，那样的估计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出现。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高度变化，并且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持续演化着。
尤其是过去的数十年，自然失业率与潜在产出增长的路径都已经明显地发生了重大迁移。假如我们不对这种变化有个清晰的认识，那么它们就会使货币政策陷入严重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即使得益于事后的优势，我们还是难以精确地度量这些结构变化的程度。如果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要对其进行识别，那么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例如，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如下观点，即60年代后期自然失业率已经开始向上变动，以及1970年以后潜在产出增长开始向下变化。然而，或许因为这些变动直至很晚也没有为大家所普遍认可，现在看来，70年代的货币政策错误地把产出与就业水平定在了难以持续下去的水平，从而政策制定者不知不觉中促成了一轮又一轮的繁荣与萧条经济周期，并在70年代末造成了通货膨胀双位数的记录。虽然随后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使其回到价格稳定的水平之上，但是经济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那就是1981至1982年的严重经济衰退，这次衰退使得失业率达到10%左右。
与上述相反的情况发生于90年代后半期。那时经济学家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自然失业率在6%附近。当美国实际失业率降到4%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有的经济增长率难以为继，于是呼吁美联储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加速。然而，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拒绝了这种呼吁，理由是没有看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发展，并质疑关于自然失业率的估计是否准确。最后美联储没有收紧银根，美国经济从新经济中大获裨益：极低的失业率与温和的通货膨胀率。
总之，试图在长时期内锚定一个特定的产出增长和就业率只会导致严重的错误政策。我早已指出，美联储任何实现高于潜在增长率——与生产能力适应的经济增长的企图都会导致就业与通货膨胀不必要的波动。同时，任何把经济压低于经济真实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企图，也会产生不必要的失业率与通货紧缩。
货币政策如何迎接双重使命的现实挑战
既然锚定产出与就业的企图可能伴随着陷阱出现，那么中央银行要保持使就业率偏离其最大可持续水平的程度最小化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诚然，对于经济基于可持续基础之上的生产潜力，中央银行心中应该有底。正如我多次提到，毕竟经济资源闲置的总量是决定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与集中于固定的潜在产出或者自然失业率估计不同，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折中的方法去估算相对于生产能力的全面的经济活动水平。换言之，在实现双重使命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应该认识到，来自劳动、产出以及金融市场的一组广泛各异的指标体系，可以提供全面的经济供需状况的信息。另外，中央银行还可以利用不同的价格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去评估经济是否过热或者低于生产潜力。
有些情形之下，需要暂时权衡一下双重使命的两个目标。举个例子来说，没有预见到的逆向供给冲击，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暂时超出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水平，而同时就业率低于其最大可持续水平，此时，如果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把通货膨胀迅速推回到价格稳定的水平上，那么只会给不景气经济雪上加霜。相反，尽管恢复价格稳定还是关键目标，但是中央银行却可以采取另类政策行为，使其不进一步损害经济。
最后，当经济远远低于潜在产出任何合理的衡量水平时——这种情况现实中并不多见，中央银行完全有必要采取激进的政策，以应对产出与就业的波动。假定出现了这种情况，任何潜在产出或者自然失业率的错误度量，都会因大规模资源缺口而消失殆尽，所以显然放松银根恰如其分。此外，采取那样的政策不会威胁到中央银行追求价格稳定使命的可信度。
显而易见，虽然作为美联储的官员，我有法律责任履行双重使命，但是实际上我更是双重使命的一名热心支持者。实现双重使命的最佳路径是，美联储坚定地承诺名义锚以实现价格稳定，同时把政策重心放在使就业率尽可能地维持在最大可持续水平上。
编者按：作者是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本文是他于2007年4月10日在弗吉尼亚州布里奇瓦特学院(Bridgewater College)的演讲。文中小标题系译者所加。
双重使命：最大就业与价格稳定
像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中央银行的终极目标就是提供一件公共产品，即通过货币政策的管理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福利。美国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中央银行承担着政府规定的一系列特别任务。美联储的任务最初由《1913年联邦储备法》规定，而最近一次对其详细规定则是《1977年联邦储备法修正案》。
依據上述法律，美联储的任务是：“有效促进最大就业、稳定的价格以及适度的长期利率的目标。”因长期利率只能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才能维持，所以上述目标常常被归纳为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换言之，美联储追求两个平行的政策目标：最大就业与价格稳定。
为何需要双重使命？
第一使命——最大就业的理由再充分不过。与最大就业对应的另外一种情况——严重的失业总是与人类的诸多不幸相联，这包括更低的生活水准与不断上升的贫困，以及诸如自尊心丧失、高离婚率、日益严重的犯罪率甚至自杀等社会问题。此外，如果存在严重的失业率，还会出现闲置的工人以及生产率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降低。同时，如果生产要素闲置不用，通常情况下企业会放弃新增工厂设备的投资，而这会妨碍日后的劳动生产率及经济的增长。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人们见证了所有这些高失业率的后果。虽然此次大萧条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我这里要指出的是，即使不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一样会给众多工人及其家庭带来种种痛苦。
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使命，即价格稳定。现在不论是货币政策制定者、学院经济学家，抑或是广大公众都取得了空前广泛的一致，即都赞成这样一个原则：维持低水平及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能够带来长期的经济好处。特别地，通过极大地方便家庭作出储蓄与退休规划以及企业生产与投资决策、低水平及可预见的通货膨胀，促进社会福利的持续增长，进而通过减少相对价格的变动以及把税收体系由于不完全依照通货膨胀指数化而产生的扭曲降到最小，以全面的价格稳定极大地提升经济的运行效率。
价格稳定对于公平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的上升。因为社会最贫穷的成员不拥有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而这样的工具才有可能帮助人们抵御通货膨胀对其财富的侵蚀。这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分析，70年代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经历，业已证明了高水平而且不稳定的通货膨胀总是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准、阻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在一些国家甚至导致政治与社会动荡。这些经历同时也表明，要想从严重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得到全面恢复，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
执行双重使命的挑战：价格稳定与最大就业名义锚（nominal anchor）
低水平且可预测之价格稳定名义锚的重要作用
为实现双重使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管理面临重大挑战。
成功货币政策的一个中心要素是强烈地承诺一个名义锚，即利用货币政策操作及其公告去维持一个低水平且稳定的通货膨胀。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美联储成功地把双位数的通货膨胀降到2%的水平，这个水平已经维持了十多年。此外，2003年曾经出现以某些指标定义的通货膨胀率接近于1%水平的情形。当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立即作出反应，在其官方公告中特别强调指出，通货膨胀率的进一步持续下降不受美联储欢迎。主要原因是，不断下降的价格水平潜伏着一个风险，即会导致经济活动与就业遭受严重的破坏。
最近几年，联邦储备体系相当成功地维持了名义锚。表现在，通货膨胀率不但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狭小范围之内，而且无论是以通货膨胀指数化与非指数化的财政部债券利差衡量，还是通过专业预测人员及一般公众的调查显示，通货膨胀预期都被很好地锚定住了。
维持价格稳定也是实现双重使命的必备条件。首先，正如我前面已经强调的一样，低水平且可预测的通货膨胀率在方便长期就业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第二，尽管经济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的冲击，多数情况之下为稳定通货膨胀的恰当的货币政策反应，同样有益于在最大可持续水平上稳定就业和产出波动。或者说，双重使命的两个方面，常常是互补的关系。
为了看清楚价格稳定的承诺如何产生出对于就业稳定与产出波动的合适政策行动，我们需要理解明白一个前提，即决定通货膨胀有两个关键因素：通货膨胀预期与经济资源闲置的数量。维持名义锚有助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通货膨胀上升或者下降可能与经济萧条高度相关。所以，稳定通货膨胀也就有助于在可持续的水平附近稳定经济活动。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过程如何发挥作用，我们考虑一个对总需求的负面冲击。例如消费者信心的下降，从而导致居民削减开支。反过来，支出的减少，会促使实际产出低于其潜在生产水平，而潜在产出意味着经济能够在其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之上所实现的产出，结果是，未来通货膨胀降到与保持价格稳定相一致的水平之下。此时，中央银行价格能放松银根，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以阻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下降。扩张政策的后果则是社会总需求的上升，进而产出回复到潜在产出水平，最终达到通货膨胀率回到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水平。
例如在最近的一次衰退中(指2000至2001年——译者注)，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总共下调5.5个百分点，这个政策不但实现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而且也避免了难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下降。在其他情况之下，货币政策的紧缩目的是预防经济的“过热”，从而避免繁荣萧条的周期出现。这样的周期表现在，就业水平以及并不令人满意的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
坚定的价格稳定承诺，还通过其他渠道促进就业与产出波动的降低。第一，一旦通货膨胀成功锚定，中央银行不用再担心抵消逆向需求冲击的扩张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迅即上升。否则，这种通货膨胀恐慌会抬升未来实际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坚定的名义锚承诺让中央银行面对逆向冲击时能够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从而起到预防就业或者产出快速下滑的作用。
此外，有了坚定的名义锚，对于影响通货膨胀的供给冲击，譬如相对于能源价格，其对通货膨胀很可能只有临时的影响。这种结果正如美国目前所面对的情形。由于公众有信心相信美联储不会对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坐视不管，最近数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持续上升。结果是，虽然通货膨胀曾经上升过，但仅是短暂的现象，现在再次降回到其稳定的长期水平。如果我们锚定了通货膨胀预期，那么逆向总供给冲击的发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大幅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如是这样，价格稳定的承诺就能避免经济与工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害，要知道工人对经济不景气最为敏感也最易因其受伤。
为何不存在最大就业水平名义锚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维持名义锚承诺的好处，你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确立类似的一个最大就业水平锚同样能让我们的经济受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简单类推并不正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联储能够决定并实现与价格稳定使命相吻合的长期平均通货膨胀率，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并不是美联储能够加以选择的变量。因为从长期而言，没有任何一家中央银行能够控制经济活动的状况或者就业水平。正如我早已指出的一样，通过维持低水平且可预测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确实能够有助于改善最大可持续就业。然而任何利用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把就业维持在其长期可持续水平之上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最终，它会破坏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并对家庭收入与就业造成严重的影响。
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主要由经济基本结构决定，例如人口特性、居民偏好、劳动市场效率、税法特征等等因素。许许多多政策超出美联储的控制，并对经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
执行双重使命的又一个关键挑战是，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不能被公众直接观察到，且存在严重的不确定。事实上，经济学家甚至对何种经济理论或计量經济方法应该被用来度量最大可持续就业水平都还没有取得一致看法。如果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经济维持不变，那么这个挑战将不怎么严重。果真如此，对于自然失业率——与最大可持续就业相适应相对合理的良好估计，可以从长期平均的实际失业率得到。通过拟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我们同样可以估计出潜在产出。然而实际上，那样的估计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出现。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高度变化，并且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持续演化着。
尤其是过去的数十年，自然失业率与潜在产出增长的路径都已经明显地发生了重大迁移。假如我们不对这种变化有个清晰的认识，那么它们就会使货币政策陷入严重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即使得益于事后的优势，我们还是难以精确地度量这些结构变化的程度。如果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要对其进行识别，那么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例如，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如下观点，即60年代后期自然失业率已经开始向上变动，以及1970年以后潜在产出增长开始向下变化。然而，或许因为这些变动直至很晚也没有为大家所普遍认可，现在看来，70年代的货币政策错误地把产出与就业水平定在了难以持续下去的水平，从而政策制定者不知不觉中促成了一轮又一轮的繁荣与萧条经济周期，并在70年代末造成了通货膨胀双位数的记录。虽然随后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使其回到价格稳定的水平之上，但是经济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那就是1981至1982年的严重经济衰退，这次衰退使得失业率达到10%左右。
与上述相反的情况发生于90年代后半期。那时经济学家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自然失业率在6%附近。当美国实际失业率降到4%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有的经济增长率难以为继，于是呼吁美联储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加速。然而，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拒绝了这种呼吁，理由是没有看到通货膨胀压力的发展，并质疑关于自然失业率的估计是否准确。最后美联储没有收紧银根，美国经济从新经济中大获裨益：极低的失业率与温和的通货膨胀率。
总之，试图在长时期内锚定一个特定的产出增长和就业率只会导致严重的错误政策。我早已指出，美联储任何实现高于潜在增长率——与生产能力适应的经济增长的企图都会导致就业与通货膨胀不必要的波动。同时，任何把经济压低于经济真实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企图，也会产生不必要的失业率与通货紧缩。
货币政策如何迎接双重使命的现实挑战
既然锚定产出与就业的企图可能伴随着陷阱出现，那么中央银行要保持使就业率偏离其最大可持续水平的程度最小化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诚然，对于经济基于可持续基础之上的生产潜力，中央银行心中应该有底。正如我多次提到，毕竟经济资源闲置的总量是决定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与集中于固定的潜在产出或者自然失业率估计不同，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折中的方法去估算相对于生产能力的全面的经济活动水平。换言之，在实现双重使命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应该认识到，来自劳动、产出以及金融市场的一组广泛各异的指标体系，可以提供全面的经济供需状况的信息。另外，中央银行还可以利用不同的价格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去评估经济是否过热或者低于生产潜力。
有些情形之下，需要暂时权衡一下双重使命的两个目标。举个例子来说，没有预见到的逆向供给冲击，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暂时超出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水平，而同时就业率低于其最大可持续水平，此时，如果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把通货膨胀迅速推回到价格稳定的水平上，那么只会给不景气经济雪上加霜。相反，尽管恢复价格稳定还是关键目标，但是中央银行却可以采取另类政策行为，使其不进一步损害经济。
最后，当经济远远低于潜在产出任何合理的衡量水平时——这种情况现实中并不多见，中央银行完全有必要采取激进的政策，以应对产出与就业的波动。假定出现了这种情况，任何潜在产出或者自然失业率的错误度量，都会因大规模资源缺口而消失殆尽，所以显然放松银根恰如其分。此外，采取那样的政策不会威胁到中央银行追求价格稳定使命的可信度。
显而易见，虽然作为美联储的官员，我有法律责任履行双重使命，但是实际上我更是双重使命的一名热心支持者。实现双重使命的最佳路径是，美联储坚定地承诺名义锚以实现价格稳定，同时把政策重心放在使就业率尽可能地维持在最大可持续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