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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旦宅
1931年生，2011年去世。原名浑，叉名小粟，后改名旦宅，别名海云生。浙江温州人，自幼喜好绘画。1941年便在温州举办“十龄童刘小粟画展”。1949年后，为上海市大中国图書局、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绘画插图、连环画。1985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任、教授、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擅长中国古典著作人物画。所绘《红楼梦十二金钗》邮票，曾获1981年全国邮票最佳奖。1985年获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体育美术展览”荣誉奖。作品有《刘旦宅聊斋百图》《石头记人物画册》等。
上海，中国现当代史上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在这里，孕育出引领时代风骚的海派文化。从绘画的角度而言，海派绘画对近现代的中国画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余势一直绵延至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派的某些时尚因素和严重西化受到抱守传统情结人士的诟病，脱离了传统文化精神和笔墨程式的绘画在绘画本体以及观念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传统海派的人对古人的亦步亦趋也陷入了发展的迷途，各种新生力量也是各有主张，海派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时，我们或许可以回过头来细捋海派绘画的发展历程，驻足于每—个大家的艺术的精彩，蓦然发现，这些大家在他们的时代人物都有着一颗文心。也许，正是这种深濡传统精华的艺心，滋养了他们在艺术革新道路上的灿然风格，并因此而著名画史。
清末民初，对中国人物画而言，是一个关键的转变时期，西方绘画开始渗透并影响沉寂了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物画，带来—股新风。而海派人物画适逢其时，得到蓬勃发展。民国期间成长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舌跃在上海人物画坛的程十发、戴敦邦、刘旦宅等，其画风已与传统中国人物画拉开了距离，创造出海派人物画的新面貌。他们的绘画，各有面貌，各有特色，为新中国人物画坛奉献出—道清丽的风景。但他们也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都曾以大量的插图、连环画而影响巨大。在他们中间，刘旦宅年龄最小，其由连环画、插图而到国画创作，显现出他的特色。
造物主造人，各赋其才，然而每个个体的才情大小，以及才情在成年后的展现却与个人的际遇有着很大的关系。放眼占今艺术大家，他们中的每个成功人士，在其勤奋之外，天生其才和生平际遇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
刘旦宅（1931-2011），浙江温州人。其幼年即显露出非凡的绘画天分。学画之初，在那个绘画资料非常少的时代，刘旦宅找到了古书册上的版画，并开始痴迷地描摹。艺术学习的第一口奶对于个人艺术的发展方向往往有着不可逆的影响。从这点看，早年沉溺于对古书中故事性文学版画描摹的经历，对以后刘旦宅艺术的绘画题材起了方向性的暗示引导。刘先生成年后为出版社画插图、连环画，乃至于他的国画人物类题材的创作，无不受到幼年临摹古版画的无形中的暗示。古版画诠释故事性的情节和对文学人物的塑造，成为刘先生绘画成熟后主要的艺术主题。如刘先生最负盛名的红楼梦人物系列、古代诗人系列、古代人物故事系列。这种对古代文学经典故事人物独特的情结，无形中让刘先生在塑造故事中人物形象时，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情、心理和瞬间神态，并成为其绘画艺术的—大特色。
正是基于对绘画的痴迷，刘旦宅幼年在家乡即得享大名。1941年，年仅10岁的他即在温州举办过“十龄童刘小粟画展”，并因此有“神童”之誉。然而命运对于“神童”有时也无能为力。
在战火、杀戮和饥饿泛滥的上世纪40年代，整个民族都在动荡和灭亡的边缘，作为个体而言，一切都显得无助而微不足道。刘先生由于种种原因，从初中辍学，开始了学徒生涯。如果条件能够允许，刘先生或许能读书直至考入大学，或许进入专业院校，若如此，其艺术肯定又是另一番模样，是沉寂于学院一派的面貌之中还是另成高格，不得而知。但人生毕竟不能假设，或许也正是这种际遇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经历，成就了刘旦宅的艺术，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早年对艺术的纯真和自我方向，没有受到太多学院专业训练的干扰和学院笔墨的引导，具有了自我的明显风格特征。
辍学后的刘旦宅是幸运的，因为他学徒的师傅是当时温州知名中医徐堇侯。世家出身的徐堇侯，修养全面，据称诗文书画曲均有博涉，唯不善经营。徐先生并没有世俗师傅的刻薄，反而较为善待这些学徒。其写字、画画时常让刘旦宅陪侍，这无形中也对喜爱绘画的刘旦宅形成了—种心理暗示。刘旦宅后来自称这段时间别的没学好，而对徐先生的画情有独钟，白天观摩徐先生作画，晚间自己凭记忆苗摹，后再请教。这段师承关系，应该让刘旦宅获益良多。至少，他以后走向艺术这条道路，这一段经历是—个重要的引子。或许，刘旦宅对绘画笔墨的早期理解，正是从这里启蒙。
年龄稍大，刘旦宅就利用晚间到当时的美术学习班去学西洋画的素描。这段为时不长的专业学习经历，对他之后的绘画之路影响颇大，最为重要的是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人物画造型基础，并为脱离古版画系统而确立自我的绘画风格埋下了伏笔，也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主题性创作准备了条件。
正是凭着对绘画的这种痴迷和勤奋，刘旦宅的绘画技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始以绘画为生。以画为生，不治他业，在没有其他稳定收入的刘旦宅而言是不易的。为了生存，他在绘画技艺的修炼上更加用心，只要是与绘制相关的业务他都能干，这就训练了他的一专多能。在技术上的全面，为他奔赴上海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刘旦宅凭着扎实的绘画底子来到上海。最初，他在大中国图书局工作，绘制插画。很幸运，刘先生在这里碰到了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当时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总经理。这位颇有文化责任心著名学者，为了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利用业余时间为员工授课，教学的内容是《古文观止>。虽然这段教学的时间不长，但对—个初中即辍学的刘旦宅而言，应该还是有着一定的隐性影响，并最终在其后来的绘画中展现出来。这从刘先生绘画题材的传统风雅人物来看，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驾驭这种题材是有难度的。
刘旦宅在上海的工作后来几经调换，但其工作一直是为出版社绘年画、插图、连环画。1953年，他出版首部连环画《马专员审案》；翌年，出版连环画《屈原》，并在1963年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得二等奖。其连环画精品还有《破釜沉舟》《杜甫》《李时珍》等。这段时期，刘旦宅还绘制了大量的年画、插图等，出版后影响颇大。其中有歌颂新中国民族团结的年画《友谊万年图》，有颂扬民族精神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有描绘传统经典人物形象的《西施》《王昭君》《杨贵妃》等。但是，刘老最爱表现的还是《红楼梦》题材，绘有《石头记人物画册》《金陵十二钗》邮票和《红楼梦》等。大量图稿的绘制，让他的绘画技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为后来其创作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和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贺友直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他发现刘旦宅在闲暇时常呆坐，右手伸指比画，双目随指移动。原来他是在默画构图、形象，痴迷如斯，才有了后来的得享大名。 “文革”之中，刘旦宅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国。其所遭受的磨难，据称是在上海的画家中少有的，后来又被作为“黑画”的代表性人物而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斗爭。即使这样，在这那段最黑暗的年代里，刘旦宅依然没有丢掉自己的画笔，坚持着自己对艺术的信念。于艺术而言，在艰难中方见个人的毅力和真情；同样，经过艰难困苦的淬炼，在艺术中才能反映出更多的人生感悟，从而使得作品更具思想性。这种饱经沧桑的内质，往往成为艺术作品中最为吸引观者的存在。这一系列的长时间的磨难，赋予了刘旦宅艺术升华的契机。其绘画艺术日见成熟，丢掉了一些余赘，在绘画中以简率、明净的风格识见着自我的感悟。其笔墨涵雍而雅净，过滤掉了苦涩和杂质，完成着自我的塑造。艺术作品中展露的情感，是艺术生命的来源，同时，艺术的情感是超越世俗情感之上的升华凝结，粗暴的世俗情感往往破坏艺术的品格。刘旦宅在反“右”、“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并没有简单地出现在作品中，反而其绘画中展现的风格更加明丽、雅净。这种类似悖反的风格呈现，更显示出其人生态度的豁达、洒脱，心灵不役于物，不拘于事。
这一时期，或许为了生存，更或许是为了能摸笔画画，刘旦宅顺应时代的政治需求，创作了—批红色题材的作品以及反映}土会主义建设新风貌的作品。在他的红色题材系列中，他更多的是选择红色经典中革命形象，如《江姐》《琼花>（琼花《红色娘子军》中的人物），更为经典的是京剧样板戏中的艺术形象，如《阿庆嫂》《李铁梅》等，这一系列人物形象，多是以女性为主；当然，他还有—批描绘毛主席诗词的作品，如<蝶恋花》；而其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新风貌的作品，也明显受到了时风的影响，如反映农业生产的《披着露珠迎朝阳》《田头歌声》，反映人物精神面貌的《快速扫盲有力法》等。
或许，这些受政治影响的作品并非刘旦宅真正的内心表达。于是，他在这段暗淡的日子里，以笔墨写意的方式绘制了—批古典故事人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红楼梦故事图> 20帧。明珠不蒙尘，同理，优秀艺术的生命自然散发着他的温度，这些作品在“文革”后出版，其影响力迅速波及全国，奠定了刘旦宅海上名家的地位和权威。其后，刘旦宅的画作不断被各种书刊发表，其作品广受民众的喜爱。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条件的优越，使得他能专注于创作，作品越画越好，潇洒、简率，在不羁的笔墨中泼洒着胸中块垒。
“85新潮”的到来，美术界熙熙攘攘，各类主义、画派林立，中国画“穷途末路”论甚嚣尘上。坚守传统绘画题材的刘旦宅不为所动，坚持着自己的笔墨道路，不逐潮流，不标新，不“创新”，坚信中国画之精神所在。这不是迂腐，也不是落后，因为他懂得艺术的本源所在，清净、率真。这时，他调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授，专注于教书育人。
痴迷绘画的刘旦宅是勤奋的，他的勤奋—方面反映在作品多，另一方面则反映在他在绘画技术和思想方面不断探索、学习的精神。看他的绘画，能工能写，能收能放，人物、花乌、山水、书法都涉及，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另外面目多样，显示出良好的绘画修养和技术能力。即使在其艺术生涯晚期，我们在其作品中依然可以读取他那不解的探索精神，因探索而积极进取，成为他艺术生命的原动力。当然，他对前贤、师辈乃至同侪的优秀的绘画因子也积极吸收。如他晚年绘画中树的画法，在笔法上得陆俨少的真髓，线质道劲而坚韧，大胆泼墨而处处见锋；在写意人物中，泼墨笔法中时流露出程十发的痕迹。当然，这种在画法上的借鉴并不泯灭刘旦宅绘画中的自我风格，相反，这些优秀元素的吸收反而丰富了他在画法上求新、求变的体验，显示出他在艺术上不断探索的艺术本真精神。
近20年来，艺术品市场迅速发展，刘旦宅画作的市场价值不断升高，且供不应求。但他似乎对此看得很淡，在他的晚年，当一个个老友相继离世，对于伴其一生的最为钟爱的绘画，他开始疏离，自我解嘲地说：“画的画没人欣赏，只是被买来卖去，没有意思。”市场的唯价值论，往往会泯灭画家真实的艺术价值。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面对着知音远去，此情寂寥，犹如伯牙断琴，只能将一腔衷肠付之阙如。可以想象，在老先生眼中，这是其绘画的艺术之殇。真正的艺术，是超越社会世俗功利的，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其生命深处灵魂的畅达。从这一点来看，在刘旦宅的意识中，其绘画只关乎自我灵魂的生命抒发，不关乎世俗价值的定位。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这种认识难能可贵。
2011年，随着刘旦宅的离世，传统的海派绘画也将告一段落。自清末兴起的海派绘画在走过辉煌的民国，并对传统绘画产生巨大影响之后，随着民国出生成长，接受过传统教育模式，并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辈的一一离世，海派绘画中的传统因子也在迅速削弱。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并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代画家，开始了绘画本体在艺术中的探求，据上海这中西艺术交流的前沿，在绘画中又展现出了新风尚，创作的追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地域特色在迅捷的通信与交通中也开始模糊了界限。回归和发展，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时尚的纷争似乎已经没有了意义。这一切，终归于艺术个体的思考和向尚。当然，艺术市场的导引也将成为—个重要的因素。
1931年生，2011年去世。原名浑，叉名小粟，后改名旦宅，别名海云生。浙江温州人，自幼喜好绘画。1941年便在温州举办“十龄童刘小粟画展”。1949年后，为上海市大中国图書局、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绘画插图、连环画。1985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任、教授、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擅长中国古典著作人物画。所绘《红楼梦十二金钗》邮票，曾获1981年全国邮票最佳奖。1985年获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体育美术展览”荣誉奖。作品有《刘旦宅聊斋百图》《石头记人物画册》等。
上海，中国现当代史上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在这里，孕育出引领时代风骚的海派文化。从绘画的角度而言，海派绘画对近现代的中国画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余势一直绵延至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派的某些时尚因素和严重西化受到抱守传统情结人士的诟病，脱离了传统文化精神和笔墨程式的绘画在绘画本体以及观念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传统海派的人对古人的亦步亦趋也陷入了发展的迷途，各种新生力量也是各有主张，海派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时，我们或许可以回过头来细捋海派绘画的发展历程，驻足于每—个大家的艺术的精彩，蓦然发现，这些大家在他们的时代人物都有着一颗文心。也许，正是这种深濡传统精华的艺心，滋养了他们在艺术革新道路上的灿然风格，并因此而著名画史。
清末民初，对中国人物画而言，是一个关键的转变时期，西方绘画开始渗透并影响沉寂了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物画，带来—股新风。而海派人物画适逢其时，得到蓬勃发展。民国期间成长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舌跃在上海人物画坛的程十发、戴敦邦、刘旦宅等，其画风已与传统中国人物画拉开了距离，创造出海派人物画的新面貌。他们的绘画，各有面貌，各有特色，为新中国人物画坛奉献出—道清丽的风景。但他们也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都曾以大量的插图、连环画而影响巨大。在他们中间，刘旦宅年龄最小，其由连环画、插图而到国画创作，显现出他的特色。
造物主造人，各赋其才，然而每个个体的才情大小，以及才情在成年后的展现却与个人的际遇有着很大的关系。放眼占今艺术大家，他们中的每个成功人士，在其勤奋之外，天生其才和生平际遇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
刘旦宅（1931-2011），浙江温州人。其幼年即显露出非凡的绘画天分。学画之初，在那个绘画资料非常少的时代，刘旦宅找到了古书册上的版画，并开始痴迷地描摹。艺术学习的第一口奶对于个人艺术的发展方向往往有着不可逆的影响。从这点看，早年沉溺于对古书中故事性文学版画描摹的经历，对以后刘旦宅艺术的绘画题材起了方向性的暗示引导。刘先生成年后为出版社画插图、连环画，乃至于他的国画人物类题材的创作，无不受到幼年临摹古版画的无形中的暗示。古版画诠释故事性的情节和对文学人物的塑造，成为刘先生绘画成熟后主要的艺术主题。如刘先生最负盛名的红楼梦人物系列、古代诗人系列、古代人物故事系列。这种对古代文学经典故事人物独特的情结，无形中让刘先生在塑造故事中人物形象时，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情、心理和瞬间神态，并成为其绘画艺术的—大特色。
正是基于对绘画的痴迷，刘旦宅幼年在家乡即得享大名。1941年，年仅10岁的他即在温州举办过“十龄童刘小粟画展”，并因此有“神童”之誉。然而命运对于“神童”有时也无能为力。
在战火、杀戮和饥饿泛滥的上世纪40年代，整个民族都在动荡和灭亡的边缘，作为个体而言，一切都显得无助而微不足道。刘先生由于种种原因，从初中辍学，开始了学徒生涯。如果条件能够允许，刘先生或许能读书直至考入大学，或许进入专业院校，若如此，其艺术肯定又是另一番模样，是沉寂于学院一派的面貌之中还是另成高格，不得而知。但人生毕竟不能假设，或许也正是这种际遇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经历，成就了刘旦宅的艺术，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早年对艺术的纯真和自我方向，没有受到太多学院专业训练的干扰和学院笔墨的引导，具有了自我的明显风格特征。
辍学后的刘旦宅是幸运的，因为他学徒的师傅是当时温州知名中医徐堇侯。世家出身的徐堇侯，修养全面，据称诗文书画曲均有博涉，唯不善经营。徐先生并没有世俗师傅的刻薄，反而较为善待这些学徒。其写字、画画时常让刘旦宅陪侍，这无形中也对喜爱绘画的刘旦宅形成了—种心理暗示。刘旦宅后来自称这段时间别的没学好，而对徐先生的画情有独钟，白天观摩徐先生作画，晚间自己凭记忆苗摹，后再请教。这段师承关系，应该让刘旦宅获益良多。至少，他以后走向艺术这条道路，这一段经历是—个重要的引子。或许，刘旦宅对绘画笔墨的早期理解，正是从这里启蒙。
年龄稍大，刘旦宅就利用晚间到当时的美术学习班去学西洋画的素描。这段为时不长的专业学习经历，对他之后的绘画之路影响颇大，最为重要的是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人物画造型基础，并为脱离古版画系统而确立自我的绘画风格埋下了伏笔，也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主题性创作准备了条件。
正是凭着对绘画的这种痴迷和勤奋，刘旦宅的绘画技艺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开始以绘画为生。以画为生，不治他业，在没有其他稳定收入的刘旦宅而言是不易的。为了生存，他在绘画技艺的修炼上更加用心，只要是与绘制相关的业务他都能干，这就训练了他的一专多能。在技术上的全面，为他奔赴上海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刘旦宅凭着扎实的绘画底子来到上海。最初，他在大中国图书局工作，绘制插画。很幸运，刘先生在这里碰到了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当时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总经理。这位颇有文化责任心著名学者，为了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利用业余时间为员工授课，教学的内容是《古文观止>。虽然这段教学的时间不长，但对—个初中即辍学的刘旦宅而言，应该还是有着一定的隐性影响，并最终在其后来的绘画中展现出来。这从刘先生绘画题材的传统风雅人物来看，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驾驭这种题材是有难度的。
刘旦宅在上海的工作后来几经调换，但其工作一直是为出版社绘年画、插图、连环画。1953年，他出版首部连环画《马专员审案》；翌年，出版连环画《屈原》，并在1963年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得二等奖。其连环画精品还有《破釜沉舟》《杜甫》《李时珍》等。这段时期，刘旦宅还绘制了大量的年画、插图等，出版后影响颇大。其中有歌颂新中国民族团结的年画《友谊万年图》，有颂扬民族精神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有描绘传统经典人物形象的《西施》《王昭君》《杨贵妃》等。但是，刘老最爱表现的还是《红楼梦》题材，绘有《石头记人物画册》《金陵十二钗》邮票和《红楼梦》等。大量图稿的绘制，让他的绘画技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为后来其创作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和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贺友直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他发现刘旦宅在闲暇时常呆坐，右手伸指比画，双目随指移动。原来他是在默画构图、形象，痴迷如斯，才有了后来的得享大名。 “文革”之中，刘旦宅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国。其所遭受的磨难，据称是在上海的画家中少有的，后来又被作为“黑画”的代表性人物而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斗爭。即使这样，在这那段最黑暗的年代里，刘旦宅依然没有丢掉自己的画笔，坚持着自己对艺术的信念。于艺术而言，在艰难中方见个人的毅力和真情；同样，经过艰难困苦的淬炼，在艺术中才能反映出更多的人生感悟，从而使得作品更具思想性。这种饱经沧桑的内质，往往成为艺术作品中最为吸引观者的存在。这一系列的长时间的磨难，赋予了刘旦宅艺术升华的契机。其绘画艺术日见成熟，丢掉了一些余赘，在绘画中以简率、明净的风格识见着自我的感悟。其笔墨涵雍而雅净，过滤掉了苦涩和杂质，完成着自我的塑造。艺术作品中展露的情感，是艺术生命的来源，同时，艺术的情感是超越世俗情感之上的升华凝结，粗暴的世俗情感往往破坏艺术的品格。刘旦宅在反“右”、“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并没有简单地出现在作品中，反而其绘画中展现的风格更加明丽、雅净。这种类似悖反的风格呈现，更显示出其人生态度的豁达、洒脱，心灵不役于物，不拘于事。
这一时期，或许为了生存，更或许是为了能摸笔画画，刘旦宅顺应时代的政治需求，创作了—批红色题材的作品以及反映}土会主义建设新风貌的作品。在他的红色题材系列中，他更多的是选择红色经典中革命形象，如《江姐》《琼花>（琼花《红色娘子军》中的人物），更为经典的是京剧样板戏中的艺术形象，如《阿庆嫂》《李铁梅》等，这一系列人物形象，多是以女性为主；当然，他还有—批描绘毛主席诗词的作品，如<蝶恋花》；而其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新风貌的作品，也明显受到了时风的影响，如反映农业生产的《披着露珠迎朝阳》《田头歌声》，反映人物精神面貌的《快速扫盲有力法》等。
或许，这些受政治影响的作品并非刘旦宅真正的内心表达。于是，他在这段暗淡的日子里，以笔墨写意的方式绘制了—批古典故事人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红楼梦故事图> 20帧。明珠不蒙尘，同理，优秀艺术的生命自然散发着他的温度，这些作品在“文革”后出版，其影响力迅速波及全国，奠定了刘旦宅海上名家的地位和权威。其后，刘旦宅的画作不断被各种书刊发表，其作品广受民众的喜爱。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条件的优越，使得他能专注于创作，作品越画越好，潇洒、简率，在不羁的笔墨中泼洒着胸中块垒。
“85新潮”的到来，美术界熙熙攘攘，各类主义、画派林立，中国画“穷途末路”论甚嚣尘上。坚守传统绘画题材的刘旦宅不为所动，坚持着自己的笔墨道路，不逐潮流，不标新，不“创新”，坚信中国画之精神所在。这不是迂腐，也不是落后，因为他懂得艺术的本源所在，清净、率真。这时，他调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授，专注于教书育人。
痴迷绘画的刘旦宅是勤奋的，他的勤奋—方面反映在作品多，另一方面则反映在他在绘画技术和思想方面不断探索、学习的精神。看他的绘画，能工能写，能收能放，人物、花乌、山水、书法都涉及，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另外面目多样，显示出良好的绘画修养和技术能力。即使在其艺术生涯晚期，我们在其作品中依然可以读取他那不解的探索精神，因探索而积极进取，成为他艺术生命的原动力。当然，他对前贤、师辈乃至同侪的优秀的绘画因子也积极吸收。如他晚年绘画中树的画法，在笔法上得陆俨少的真髓，线质道劲而坚韧，大胆泼墨而处处见锋；在写意人物中，泼墨笔法中时流露出程十发的痕迹。当然，这种在画法上的借鉴并不泯灭刘旦宅绘画中的自我风格，相反，这些优秀元素的吸收反而丰富了他在画法上求新、求变的体验，显示出他在艺术上不断探索的艺术本真精神。
近20年来，艺术品市场迅速发展，刘旦宅画作的市场价值不断升高，且供不应求。但他似乎对此看得很淡，在他的晚年，当一个个老友相继离世，对于伴其一生的最为钟爱的绘画，他开始疏离，自我解嘲地说：“画的画没人欣赏，只是被买来卖去，没有意思。”市场的唯价值论，往往会泯灭画家真实的艺术价值。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面对着知音远去，此情寂寥，犹如伯牙断琴，只能将一腔衷肠付之阙如。可以想象，在老先生眼中，这是其绘画的艺术之殇。真正的艺术，是超越社会世俗功利的，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其生命深处灵魂的畅达。从这一点来看，在刘旦宅的意识中，其绘画只关乎自我灵魂的生命抒发，不关乎世俗价值的定位。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这种认识难能可贵。
2011年，随着刘旦宅的离世，传统的海派绘画也将告一段落。自清末兴起的海派绘画在走过辉煌的民国，并对传统绘画产生巨大影响之后，随着民国出生成长，接受过传统教育模式，并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辈的一一离世，海派绘画中的传统因子也在迅速削弱。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并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代画家，开始了绘画本体在艺术中的探求，据上海这中西艺术交流的前沿，在绘画中又展现出了新风尚，创作的追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地域特色在迅捷的通信与交通中也开始模糊了界限。回归和发展，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时尚的纷争似乎已经没有了意义。这一切，终归于艺术个体的思考和向尚。当然，艺术市场的导引也将成为—个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