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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女，为何冠以“李香兰”这个名字，她演绎的又是怎样一个戏剧人生。以中国人名字“李香兰”闻名于世，这种掩耳盗铃偷梁换柱的形象包装，其背后讲述的又是怎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令我们深刻反思。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不惜摧残和扼杀纯真少女的天性和良知，导演了一部历史闹剧。本文通过揭示其扑朔迷离的身世，很想进一步了解“李香兰”这个有争议的谜团一般的风云人物。
【关键词】李香兰 山口淑子 影后 歌星
谈起“李香兰”，大家或许并不陌生，中国社会较为常见的女孩名字，如果不是联想当时那个特定的年代，谁又会去理会“李香兰”这个名字背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故事。日本为扩张需要，打着日满亲善的口号，精心打造了一个会操一口流利汉语的“中国女孩”，她的艺名就叫“李香兰”，那么，这个生不逢时的一代艺人山口淑子，是如何从影踏进这个演艺道路，成为名噪一时的影坛新秀的呢？纯正地道的北京话，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终其一生的演艺生涯，曾经让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很多人误认为她就是中国人，日本也有报刊报道她是会讲日语的中国女孩，称赞她日语讲的流利。历史上褒贬不一有争议的这个风云人物，其扑朔迷离的身世，的确困惑了不少中国人。
这位原名山口淑子，婚后叫大鹰淑子的“李香兰”，曾担任日本参议院议员，内阁环境厅次官，一个重男轻女等级观念极为严重的日本社会，怎会容忍一个艺人插足社会政治，立足日本政坛，并牢牢掌控众议院重要席位，可见其影响和活动能力绝非一般的等闲之辈。她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时代的一个历史产物，日本侵略者时刻觊觎中国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胁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中国的东北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为了制造一种汉、满、蒙、朝，日五个民族所谓“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的假象，日本关东军绞尽脑汁，于1938（昭和13）年，创建“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硬是把能讲一口纯正地道流利汉语的日本女孩假扮成一个中国人，成为“日满亲善”形象大使为其军国黑暗的政治需要服务。公正地讲，山口淑子拥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也并非一个偶然，这与其父亲的政治投机行为不无关系，所以“李香兰”名字本身注定了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各种利害关系，带有急功近利的日本人丑陋的政治功利色彩。山口淑子，起名“李香兰”，如果最初只是连接中日两个不同家庭的纽带，那么，后来为其国家政治所利用，逐渐演变成蛊惑民众的一种道具，被迫登上了历史的社会舞台。“李香兰”是山口淑子的艺名，我认为“李香兰”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偶然现象，如果没有这个山口淑子，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其扩张需要，也会不断制造第二个、第三个“李香兰”。
“李香兰”，天生丽质，仿佛是一股清新的空气给窒息压抑的时代注入了一丝生命活力，清澈明亮的大眼、端庄秀丽的容姿、加上悦耳动听的浑厚美声以及超凡的语言驾驭能力，令人耳目一新，她完全是一个语言天才，因各种机缘，她熟练掌握了日语，汉语、俄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曾从师一位世界闻名的俄罗斯女歌唱家学习声乐，所以自然通过歌剧的演唱，掌握了俄语，在北京留学期间，因为喜欢风度翩翩的英语老师上课，对英语学习也明显发生了浓厚兴趣，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及对音乐深厚的感知能力，可以说进一步奠定了其后来的人生轨迹，本文很想通过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来探知这个风云变化的人物。
一、童年时代与汉语的结缘的“李香兰”
“李香兰”，1920年2月12日，出生在中国东北奉天现今的沈阳近郊北烟台，直到18岁，她未曾踏入日本领土，其人生的前半部分大多是在中国度过的，据说其祖父是日本氏族出身的汉学家，其父亲也是一位汉语爱好者，在日本自修汉文书籍，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906年因向往中国大陆不远万里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北京学习汉语，后就职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按照日本学制，她的父亲属于自学成才，其母亲则是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的所谓知识女性，俩人在中国相识结婚。由于家庭关系，“李香兰”从小也开始学习汉语，掌握了一口纯正地道的北京官话。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接受欧洲思想洗礼，英语、德语、法语等西方的外语教育受到重视，汉语纳入正规语言教育的学校极少，很多人学习汉语的途径通常是在汉学私塾学习汉诗、汉文，然后到北京的同学会或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地学习汉语，“李香兰”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没有像以往日本的家庭那样着重培养孩子学习插花、茶道、烹饪及缝纫等手艺，而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找一份使用汉语的职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李香兰”从小学习小提琴、钢琴、古筝等乐器，同时从幼年时期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升入小学后还参加其父亲亲自担任讲师的满铁研修所晚间汉语讲座学习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当年日本学习汉语的教材普遍使用宫岛大八编撰的《急就篇》。宫岛大八在明治初期，曾与以川岛芳子养父闻名的川岛浪速，及发表日本最早口语体小说《浮云》的日本著名小说家、翻译家二叶亭四迷等人一起，在明治初期的外语学校学习汉语，他反对政府轻视汉语的政策，始终坚持在野精神，开办了“善邻学院”，“李香兰”从初级到高级学习汉语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这部《急救篇》。据说，为方便占领和侵略所需，日本当年规定，如果没有获得汉语水平认定资格，就不会被录用为满铁公司的正式职员，共分五个级别，四等、三等、二等、一等、特等，不同级别薪金也各有不同，“特等”可获得当总理大臣的首席翻译官的资格，“一等”则可以获得各大官厅的翻译官资格，“李香兰”小学低年级时，听的是初级讲座，四年级时取得四级认定资格，上高年级后听中级讲座，六年级时，取得三级资格证书，后来举家搬迁，由抚顺来沈阳，临时借读在奉天女子商业学校的时候，参加汉语等级考试，获得全校最优秀的“二等”合格者，这样进一步坚定了其父亲要把长女培养成为一个政治家秘书的决心。
曾是山东一带很有势力的亲日派军阀头子，曾协助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积极参与伪满洲国建设和关东军的华北工作，因对日合作有功，被任命为奉天沈阳银行总裁的李际春，早年与“李香兰”的父亲在北京相识，正是这位名誉上掌握东北经济命脉的中国军阀头子，把辞去抚顺县顾问一职，在家待业郁闷的山口文雄一家接到奉天，安顿在奉天市小西边门外商埠地三经路声宣里111号，据说这是一幢有宽大宅院的三层楼房子，里面居住着李际春的二姨太，房子供山口一家免费使用，但是要求照顾自己二姨太的起居生活。或许是为了各自政治上的需要，李际春收山口淑子为养女，山口淑子则认李际春为义父，至此，家喻户晓的“李香兰”便悄然诞生，姓李，名“香兰”。“香兰”是其父亲山口文雄在中国的笔名，这是由中日两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家族各尽所需所缔结的联盟，因为“李香兰”的命运，就是应于这种与政治联姻的社会诉求而产生的历史产物，所以其命运注定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反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宣传利用的工具。
这种以过继形式，试图要改变命运的伎俩，其实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新鲜事，早在“李香兰”之前中日两国之间就已经存在通过这种继孩子密切关系的现象，“川岛芳子”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同为过继，不同的是其国籍身份正好相反，“川岛芳子”不同于“李香兰”，出身显赫，其父亲据说是满清显赫一时的肃亲王善耆。肃亲王是清王朝八大世袭家族中的“泰山北斗”，曾祖父是武肃亲王豪格，豪格乃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一个王子，是开创清王朝的元勋。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肃亲王为了实现“匡复清室”的夙愿，将自己的几个孩子分别送到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伺机而动，为满洲独立“殚其力，尽其心”，正是基于此目的，他不惜将自己最心爱的显叇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以图日后“有所作为”，于是1912年显叇跟随养父前往日本，开始了她的“光宗耀祖”、“复兴大清”的悲剧人生旅程，历史上我们不得不慨叹人生的戏剧舞台上演绎出一个多么令人扼腕心痛的悲剧人物，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人生哲学，支撑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走过一个为人唾弃的间谍生涯，借助海外的势力，妄图实现所谓复辟的远大抱负简直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身份国籍不断重叠相映的过程中，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形象跃然纸上，“川岛芳子”可悲可叹的人生路程，我们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与过继给日本人的“川岛芳子”相比，过继给中国人的“李香兰”，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虽然是过继给了中国人，拥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但是直到14被送往北京潘毓桂家里留学，山口淑子一直是与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李香兰”取得汉语考试二级等级证书后，其父山口文雄为了实现让长女成为政治家秘书的道路，与李际春商议把山口淑子送到北京潘毓桂身边去学习，这时，“李香兰”以潘毓桂的义女潘淑华的身份转学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翊教女中。“潘淑华”一方面取自“山口淑子”中的“淑”字和潘家女儿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华”，潘毓桂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蒙藏院副总裁，国务院参议等职，后由平津卫戍司令任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天津特别市市长一职，“李香兰”作为潘淑华，从1935年至1938期间在潘毓桂家里生活了三年，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她便结束了在北京的生活。
二、青年时代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的“李香兰”
“李香兰”原本是纯朴善良的日本小姑娘，没有任何政治偏见和狭隘的民族心理，开始始于父亲的教诲学习汉语，后来逐渐在语言和音乐方面崭露头角，引起日本军国主义关注。身在中国人中间，学习和生活十多年的“李香兰”，与中国人不断接触的过程当中，逐渐适应了一些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例如，日本人见面打招呼，鞠躬行礼是常事，“李香兰”也学会了“点头致意”，路上遇到熟人也不再停下脚步低头行礼，原本接受日本人的家教，认为微笑是女人气质的表现，女孩子说话应该面带微笑，但是在潘家，被潘夫人教育修理，告诉她没有意义的冲人发笑，会被认为是谄笑媚笑低俗，所以“李香兰”也不再强作笑颜与人讲话，所以在她回奉天，现今的沈阳探望其父母的时候，其母亲感叹孩子没有规矩，在大城市生活变得傲慢无礼，这就是两国文化上的冲撞，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开始变身，学会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说起来着实不易，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才华横溢的“李香兰”，是如何为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走上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的一面旗帜的呢？这期间，“李香兰”又是走过了怎样一个不为人所知人生旅程？
日语中有一句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谚语「可愛い子に旅させよ」，意思是越是疼爱的孩子，就越要让孩子出门历练，据说山口淑子的父亲，为了成就孩子的远大志向和抱负，决定把孩子送到北京学习和生活，我们无法证实其父亲的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是否一开始就如同中国的“川岛芳子”的父亲，清朝宗室第十代肃亲王善耆，把自己第十四个女儿爱新觉罗显叇送上了不归之路，处心积虑培养孩子学习和掌握一口流利的汉语，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将来在日本的官厅等地方为其女谋一个翻译官的职位。“李香兰”去北京之前，身体羸弱，因为身患浸润性肺结核曾经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所以休学半年在家静养期间，医生建议山口淑子试用呼吸器恢复健康，因为其父了解她原本就不喜欢运动，所以就开始教她吟诵日本的古典剧目“能乐”的歌唱，以帮助尽快康复，但是山口淑子无论如何也不喜欢唱日本的谣曲，这时她的一个好朋友，俄罗斯少女柳芭﹒莫诺索娃﹒克利纳茨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出身意大利米兰音乐世家，嫁给俄国贵族波德列索夫的女歌唱家，在其门下开始学习腹部练声方法，学唱西洋古典乐曲。这位世界闻名的歌剧女高音，据说每年秋季都要在奉天的大和宾馆，现今的沈阳辽宁宾馆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这年她要求山口淑子来担任助演，于是安排她要穿日本和服，第一首唱日本歌曲《荒城之月》，不言而喻，此次初次登台表演，山口淑子进入1932年与伪满洲国一道成立的奉天广播电台的眼帘，他们找到山口淑子，要她参加电台策划的以“满洲新歌曲”为名的“国民歌曲节目”，拉开了山口淑子参与日本军国主义组织策反的文化活动的序幕。
如果说山口淑子开始学唱西洋古典曲目是为了尽快恢复身体健康是其初衷的话，到后来她登台亮相，从而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开始，一切开始变得身不由己自食其果，因为音乐会赞助者奉天广播电台，正巧物色这样一位既懂汉语又能讲日语的专业歌手，于是山口淑子走上了演唱生涯，这本是与其父亲立志把姑娘培养成为一个翻译官乃至秘书官的梦想大相径庭，但是一方面迫于日本政府施加的压力，虽面呈难色，但还是在当时限定只录制声音，不登台表演的前提下，同意灌制唱片。1931年日本公然挑起“九一八”事变，转年胁迫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为了大力渲染这个粉墨登场的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组建电台推出一系列“满洲新歌曲”节目，歌手选定山口淑子。日本一手炮制中国女孩“李香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蛊惑中国民众的民心，因名义上需要推出中国歌手，于是，处心积虑张冠李戴把一个日本人山口淑子硬是包装成中国人，“李香兰”就是这种形势下悄然诞生在中国东北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舞台上。
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女，姓名潘淑华，艺名“李香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想必其本人也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困惑和苦恼吧。日本方面为了继续隐瞒“李香兰”日本人身份，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李香兰”在北京寄居的时候，先后有很多日本军政方面的人士来访，请她吃饭，给她零花钱，时常关注这个女孩的一切动静，就在她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日本继续策划山口淑子，动员她参加由满洲国和满铁各投资一半，在新京，现今长春成立的“满洲电影协会”拍摄电影。开始是以给电影配唱的名义邀请她前往长春试镜，后来发现上当受骗时，已经上了贼船为时已晚。山口淑子身不由己的命运，其实作为她的父母，也并不能够完全掌控其工作和生活，披着“为国家着想”的漂亮外衣，说服其双亲签署对李香兰的专属合同，她似乎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历史产物，“李香兰”辗转长春，为推进所谓“五族协和”，“日满亲善”的文化侵略政策，一部接一部积极投入电影戏剧的拍摄工作。那美妙动听的歌喉，那一口标准流利的汉语，以及卓越的表演天赋，赢得了大家一致认可和赞誉。
山口淑子作为“李香兰”协助日本军国主义宣传“五族协和”国策，虽然对自己一直用中国人名字，与中国演员一起演出本身没有什么想法和抵触情绪，但是当问及她的国籍的时候，却总是在公众媒体面前，有意搪塞和回避谈及出身，隐瞒身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作为两栖人，“李香兰”遭遇的尴尬应该是第一次回日本参加满洲建国博览会时，进入海关接受检查，受到日本警官的责难，因为她的护照上写着“山口淑子，艺名李香兰”，一个日本人，取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身穿中国服，还讲中国话，视为丢人现眼不可理喻，所以，有生以来第一次踏入自己梦寐以求的故土，遭遇这种礼遇，是山口淑子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的。来到日本东京参加满洲建国博览会，并在日本剧场演出精彩节目的时候，山口淑子也是被扮成是一个会说日语的中国姑娘演唱日本歌曲，演出获得成功，掌声雷动，日本观众沉浸在一个“中国人”会讲日语，能唱日本歌曲的优越感洋洋得意时，山口淑子内心又该是处于何等尴尬的境地。当年，日本政府为了建设所谓民族共荣的理想王国需要向中国大量输送人口，所以不惜血本，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在日本掀起了“李香兰”热，开拓移民让更多的日本人趋之若鹜向往中国大陆，也是缘于这个理由。据说山口淑子也习惯把自己定位是一个在大陆生活的日本人，所以每次前往日本参加演出，就随口说是“去”日本，从日本回到中国时，总是愿意说“回”这个字，日本方面似乎对这个日本的“李香兰”也不十分放心，因此借口以照顾其起居生活名义，在山口淑子身边安插了一个密探眼线。
“李香兰”现象愈演愈烈，日本各大媒体争先恐后进行报道宣传，“李香兰”扑朔迷离的身世也越来越蒙上了神秘面纱，很多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也被政府愚弄了，搞不清到底这个“李香兰”究竟是何许人也，有关她的身世掀起了人们热衷追捧，引起了不小的骚乱，10万群众蜂拥而至为一睹“李香兰”芳姿造成“日剧”七圈半踩踏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当年，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朝日新闻》社，针对这一事件有详细报道。日本相关部门为了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其丑陋的政治野心，继续欺骗和愚弄日本百姓，以痴情的中国姑娘爱慕日本英俊青年为主线，还拍摄多部电影，其宗旨就是大张旗鼓为自己的文化侵略行径套上美丽的爱情神话色彩。当年，日本不断掀起“李香兰”热潮，以致很多日本人也更加坚信“李香兰”就是中国人的谎言，让日本青年心仪的中国姑娘竟然是一个日本人，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一部历史讽刺闹剧。
日本东宝电影公司和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共同打造“李香兰”的神话，继续编撰日本人山口淑子的故事，以满足社会各类人士对“李香兰”的狂热追崇，继《白兰之歌》之后，“李香兰”在《支那之夜》剧中，扮演被日本船员所搭救的在战争中成为孤儿的中国姑娘。“李香兰”是以出生在北京的中国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人，越来越开始忐忑不安，陷于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一种欺骗了中国民众的罪恶感深深吞噬着她的良知，被日本政府操纵的舆论宣传工具中充当旗手的“李香兰”，几次想站出来澄清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解除与满影签署的合同，但是多次被日方强行制止，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当有记者质疑“李香兰”，为何身为中国人，参加《白兰之歌》、《支那之歌》等有辱中国人形象的影片拍摄工作，是否舍弃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尊严时，身为日本人的山口淑子，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会场出现了僵持的局面，大脑一片空白，混沌之中，不知是否是其内心真实的写照，她向大家表示忏悔，悔恨自己年少不懂事理，糊里糊涂参加了那些影片的拍摄，真心希望得到大家谅解，反映了一个任人摆布玩偶一般的少女，感慨万千，内心无限彷徨苦闷，觉醒的善良本性，应该是其内心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吧。
在日本“大陆国策”的感召之下，怀着一攫千金的梦想纷至沓来的日本人，很难从战败的悲惨命运中逃脱出来，因战时积极参与拍摄大量有关美化其侵略行为的影片，“李香兰”最后只有通过恢复其山口淑子身份，证明自己真正出身是日本人，才洗脱了汉奸叛国罪名，终结了一个历史的悲剧继续上演，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单方面处心积虑自编自导的一个历史闹剧，深深愚弄和伤害了中日两国无辜的平民百姓质朴纯真的感情。山口淑子其特殊身份，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悲剧色彩，日本战败后，山口淑子终于从“李香兰”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纠结在其心头的自责和忏悔，在“李香兰”的自述回忆录中，得到释然，谈及由于自己的无知给热爱自己的歌迷影迷们所造成的不安和伤痛，我认为也一定伴随其一生度过余生的。
参考文献
【1】日本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她是国际间谍吗？-日本歌星影星李香兰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0月 出版
【2】友子.男装女谍-一个真实的川岛芳子.中国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 出版
【关键词】李香兰 山口淑子 影后 歌星
谈起“李香兰”，大家或许并不陌生，中国社会较为常见的女孩名字，如果不是联想当时那个特定的年代，谁又会去理会“李香兰”这个名字背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故事。日本为扩张需要，打着日满亲善的口号，精心打造了一个会操一口流利汉语的“中国女孩”，她的艺名就叫“李香兰”，那么，这个生不逢时的一代艺人山口淑子，是如何从影踏进这个演艺道路，成为名噪一时的影坛新秀的呢？纯正地道的北京话，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终其一生的演艺生涯，曾经让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很多人误认为她就是中国人，日本也有报刊报道她是会讲日语的中国女孩，称赞她日语讲的流利。历史上褒贬不一有争议的这个风云人物，其扑朔迷离的身世，的确困惑了不少中国人。
这位原名山口淑子，婚后叫大鹰淑子的“李香兰”，曾担任日本参议院议员，内阁环境厅次官，一个重男轻女等级观念极为严重的日本社会，怎会容忍一个艺人插足社会政治，立足日本政坛，并牢牢掌控众议院重要席位，可见其影响和活动能力绝非一般的等闲之辈。她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时代的一个历史产物，日本侵略者时刻觊觎中国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胁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中国的东北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为了制造一种汉、满、蒙、朝，日五个民族所谓“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的假象，日本关东军绞尽脑汁，于1938（昭和13）年，创建“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硬是把能讲一口纯正地道流利汉语的日本女孩假扮成一个中国人，成为“日满亲善”形象大使为其军国黑暗的政治需要服务。公正地讲，山口淑子拥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也并非一个偶然，这与其父亲的政治投机行为不无关系，所以“李香兰”名字本身注定了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各种利害关系，带有急功近利的日本人丑陋的政治功利色彩。山口淑子，起名“李香兰”，如果最初只是连接中日两个不同家庭的纽带，那么，后来为其国家政治所利用，逐渐演变成蛊惑民众的一种道具，被迫登上了历史的社会舞台。“李香兰”是山口淑子的艺名，我认为“李香兰”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偶然现象，如果没有这个山口淑子，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其扩张需要，也会不断制造第二个、第三个“李香兰”。
“李香兰”，天生丽质，仿佛是一股清新的空气给窒息压抑的时代注入了一丝生命活力，清澈明亮的大眼、端庄秀丽的容姿、加上悦耳动听的浑厚美声以及超凡的语言驾驭能力，令人耳目一新，她完全是一个语言天才，因各种机缘，她熟练掌握了日语，汉语、俄语、英语等多种语言，曾从师一位世界闻名的俄罗斯女歌唱家学习声乐，所以自然通过歌剧的演唱，掌握了俄语，在北京留学期间，因为喜欢风度翩翩的英语老师上课，对英语学习也明显发生了浓厚兴趣，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及对音乐深厚的感知能力，可以说进一步奠定了其后来的人生轨迹，本文很想通过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来探知这个风云变化的人物。
一、童年时代与汉语的结缘的“李香兰”
“李香兰”，1920年2月12日，出生在中国东北奉天现今的沈阳近郊北烟台，直到18岁，她未曾踏入日本领土，其人生的前半部分大多是在中国度过的，据说其祖父是日本氏族出身的汉学家，其父亲也是一位汉语爱好者，在日本自修汉文书籍，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906年因向往中国大陆不远万里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北京学习汉语，后就职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按照日本学制，她的父亲属于自学成才，其母亲则是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的所谓知识女性，俩人在中国相识结婚。由于家庭关系，“李香兰”从小也开始学习汉语，掌握了一口纯正地道的北京官话。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接受欧洲思想洗礼，英语、德语、法语等西方的外语教育受到重视，汉语纳入正规语言教育的学校极少，很多人学习汉语的途径通常是在汉学私塾学习汉诗、汉文，然后到北京的同学会或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地学习汉语，“李香兰”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没有像以往日本的家庭那样着重培养孩子学习插花、茶道、烹饪及缝纫等手艺，而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找一份使用汉语的职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李香兰”从小学习小提琴、钢琴、古筝等乐器，同时从幼年时期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升入小学后还参加其父亲亲自担任讲师的满铁研修所晚间汉语讲座学习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当年日本学习汉语的教材普遍使用宫岛大八编撰的《急就篇》。宫岛大八在明治初期，曾与以川岛芳子养父闻名的川岛浪速，及发表日本最早口语体小说《浮云》的日本著名小说家、翻译家二叶亭四迷等人一起，在明治初期的外语学校学习汉语，他反对政府轻视汉语的政策，始终坚持在野精神，开办了“善邻学院”，“李香兰”从初级到高级学习汉语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这部《急救篇》。据说，为方便占领和侵略所需，日本当年规定，如果没有获得汉语水平认定资格，就不会被录用为满铁公司的正式职员，共分五个级别，四等、三等、二等、一等、特等，不同级别薪金也各有不同，“特等”可获得当总理大臣的首席翻译官的资格，“一等”则可以获得各大官厅的翻译官资格，“李香兰”小学低年级时，听的是初级讲座，四年级时取得四级认定资格，上高年级后听中级讲座，六年级时，取得三级资格证书，后来举家搬迁，由抚顺来沈阳，临时借读在奉天女子商业学校的时候，参加汉语等级考试，获得全校最优秀的“二等”合格者，这样进一步坚定了其父亲要把长女培养成为一个政治家秘书的决心。
曾是山东一带很有势力的亲日派军阀头子，曾协助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积极参与伪满洲国建设和关东军的华北工作，因对日合作有功，被任命为奉天沈阳银行总裁的李际春，早年与“李香兰”的父亲在北京相识，正是这位名誉上掌握东北经济命脉的中国军阀头子，把辞去抚顺县顾问一职，在家待业郁闷的山口文雄一家接到奉天，安顿在奉天市小西边门外商埠地三经路声宣里111号，据说这是一幢有宽大宅院的三层楼房子，里面居住着李际春的二姨太，房子供山口一家免费使用，但是要求照顾自己二姨太的起居生活。或许是为了各自政治上的需要，李际春收山口淑子为养女，山口淑子则认李际春为义父，至此，家喻户晓的“李香兰”便悄然诞生，姓李，名“香兰”。“香兰”是其父亲山口文雄在中国的笔名，这是由中日两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家族各尽所需所缔结的联盟，因为“李香兰”的命运，就是应于这种与政治联姻的社会诉求而产生的历史产物，所以其命运注定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反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宣传利用的工具。
这种以过继形式，试图要改变命运的伎俩，其实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新鲜事，早在“李香兰”之前中日两国之间就已经存在通过这种继孩子密切关系的现象，“川岛芳子”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同为过继，不同的是其国籍身份正好相反，“川岛芳子”不同于“李香兰”，出身显赫，其父亲据说是满清显赫一时的肃亲王善耆。肃亲王是清王朝八大世袭家族中的“泰山北斗”，曾祖父是武肃亲王豪格，豪格乃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一个王子，是开创清王朝的元勋。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肃亲王为了实现“匡复清室”的夙愿，将自己的几个孩子分别送到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伺机而动，为满洲独立“殚其力，尽其心”，正是基于此目的，他不惜将自己最心爱的显叇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以图日后“有所作为”，于是1912年显叇跟随养父前往日本，开始了她的“光宗耀祖”、“复兴大清”的悲剧人生旅程，历史上我们不得不慨叹人生的戏剧舞台上演绎出一个多么令人扼腕心痛的悲剧人物，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人生哲学，支撑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走过一个为人唾弃的间谍生涯，借助海外的势力，妄图实现所谓复辟的远大抱负简直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身份国籍不断重叠相映的过程中，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形象跃然纸上，“川岛芳子”可悲可叹的人生路程，我们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与过继给日本人的“川岛芳子”相比，过继给中国人的“李香兰”，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虽然是过继给了中国人，拥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但是直到14被送往北京潘毓桂家里留学，山口淑子一直是与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李香兰”取得汉语考试二级等级证书后，其父山口文雄为了实现让长女成为政治家秘书的道路，与李际春商议把山口淑子送到北京潘毓桂身边去学习，这时，“李香兰”以潘毓桂的义女潘淑华的身份转学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翊教女中。“潘淑华”一方面取自“山口淑子”中的“淑”字和潘家女儿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华”，潘毓桂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蒙藏院副总裁，国务院参议等职，后由平津卫戍司令任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天津特别市市长一职，“李香兰”作为潘淑华，从1935年至1938期间在潘毓桂家里生活了三年，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她便结束了在北京的生活。
二、青年时代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的“李香兰”
“李香兰”原本是纯朴善良的日本小姑娘，没有任何政治偏见和狭隘的民族心理，开始始于父亲的教诲学习汉语，后来逐渐在语言和音乐方面崭露头角，引起日本军国主义关注。身在中国人中间，学习和生活十多年的“李香兰”，与中国人不断接触的过程当中，逐渐适应了一些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例如，日本人见面打招呼，鞠躬行礼是常事，“李香兰”也学会了“点头致意”，路上遇到熟人也不再停下脚步低头行礼，原本接受日本人的家教，认为微笑是女人气质的表现，女孩子说话应该面带微笑，但是在潘家，被潘夫人教育修理，告诉她没有意义的冲人发笑，会被认为是谄笑媚笑低俗，所以“李香兰”也不再强作笑颜与人讲话，所以在她回奉天，现今的沈阳探望其父母的时候，其母亲感叹孩子没有规矩，在大城市生活变得傲慢无礼，这就是两国文化上的冲撞，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开始变身，学会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说起来着实不易，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才华横溢的“李香兰”，是如何为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走上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的一面旗帜的呢？这期间，“李香兰”又是走过了怎样一个不为人所知人生旅程？
日语中有一句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谚语「可愛い子に旅させよ」，意思是越是疼爱的孩子，就越要让孩子出门历练，据说山口淑子的父亲，为了成就孩子的远大志向和抱负，决定把孩子送到北京学习和生活，我们无法证实其父亲的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是否一开始就如同中国的“川岛芳子”的父亲，清朝宗室第十代肃亲王善耆，把自己第十四个女儿爱新觉罗显叇送上了不归之路，处心积虑培养孩子学习和掌握一口流利的汉语，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将来在日本的官厅等地方为其女谋一个翻译官的职位。“李香兰”去北京之前，身体羸弱，因为身患浸润性肺结核曾经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所以休学半年在家静养期间，医生建议山口淑子试用呼吸器恢复健康，因为其父了解她原本就不喜欢运动，所以就开始教她吟诵日本的古典剧目“能乐”的歌唱，以帮助尽快康复，但是山口淑子无论如何也不喜欢唱日本的谣曲，这时她的一个好朋友，俄罗斯少女柳芭﹒莫诺索娃﹒克利纳茨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出身意大利米兰音乐世家，嫁给俄国贵族波德列索夫的女歌唱家，在其门下开始学习腹部练声方法，学唱西洋古典乐曲。这位世界闻名的歌剧女高音，据说每年秋季都要在奉天的大和宾馆，现今的沈阳辽宁宾馆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这年她要求山口淑子来担任助演，于是安排她要穿日本和服，第一首唱日本歌曲《荒城之月》，不言而喻，此次初次登台表演，山口淑子进入1932年与伪满洲国一道成立的奉天广播电台的眼帘，他们找到山口淑子，要她参加电台策划的以“满洲新歌曲”为名的“国民歌曲节目”，拉开了山口淑子参与日本军国主义组织策反的文化活动的序幕。
如果说山口淑子开始学唱西洋古典曲目是为了尽快恢复身体健康是其初衷的话，到后来她登台亮相，从而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开始，一切开始变得身不由己自食其果，因为音乐会赞助者奉天广播电台，正巧物色这样一位既懂汉语又能讲日语的专业歌手，于是山口淑子走上了演唱生涯，这本是与其父亲立志把姑娘培养成为一个翻译官乃至秘书官的梦想大相径庭，但是一方面迫于日本政府施加的压力，虽面呈难色，但还是在当时限定只录制声音，不登台表演的前提下，同意灌制唱片。1931年日本公然挑起“九一八”事变，转年胁迫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为了大力渲染这个粉墨登场的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组建电台推出一系列“满洲新歌曲”节目，歌手选定山口淑子。日本一手炮制中国女孩“李香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蛊惑中国民众的民心，因名义上需要推出中国歌手，于是，处心积虑张冠李戴把一个日本人山口淑子硬是包装成中国人，“李香兰”就是这种形势下悄然诞生在中国东北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舞台上。
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女，姓名潘淑华，艺名“李香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想必其本人也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困惑和苦恼吧。日本方面为了继续隐瞒“李香兰”日本人身份，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李香兰”在北京寄居的时候，先后有很多日本军政方面的人士来访，请她吃饭，给她零花钱，时常关注这个女孩的一切动静，就在她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日本继续策划山口淑子，动员她参加由满洲国和满铁各投资一半，在新京，现今长春成立的“满洲电影协会”拍摄电影。开始是以给电影配唱的名义邀请她前往长春试镜，后来发现上当受骗时，已经上了贼船为时已晚。山口淑子身不由己的命运，其实作为她的父母，也并不能够完全掌控其工作和生活，披着“为国家着想”的漂亮外衣，说服其双亲签署对李香兰的专属合同，她似乎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历史产物，“李香兰”辗转长春，为推进所谓“五族协和”，“日满亲善”的文化侵略政策，一部接一部积极投入电影戏剧的拍摄工作。那美妙动听的歌喉，那一口标准流利的汉语，以及卓越的表演天赋，赢得了大家一致认可和赞誉。
山口淑子作为“李香兰”协助日本军国主义宣传“五族协和”国策，虽然对自己一直用中国人名字，与中国演员一起演出本身没有什么想法和抵触情绪，但是当问及她的国籍的时候，却总是在公众媒体面前，有意搪塞和回避谈及出身，隐瞒身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作为两栖人，“李香兰”遭遇的尴尬应该是第一次回日本参加满洲建国博览会时，进入海关接受检查，受到日本警官的责难，因为她的护照上写着“山口淑子，艺名李香兰”，一个日本人，取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身穿中国服，还讲中国话，视为丢人现眼不可理喻，所以，有生以来第一次踏入自己梦寐以求的故土，遭遇这种礼遇，是山口淑子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的。来到日本东京参加满洲建国博览会，并在日本剧场演出精彩节目的时候，山口淑子也是被扮成是一个会说日语的中国姑娘演唱日本歌曲，演出获得成功，掌声雷动，日本观众沉浸在一个“中国人”会讲日语，能唱日本歌曲的优越感洋洋得意时，山口淑子内心又该是处于何等尴尬的境地。当年，日本政府为了建设所谓民族共荣的理想王国需要向中国大量输送人口，所以不惜血本，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在日本掀起了“李香兰”热，开拓移民让更多的日本人趋之若鹜向往中国大陆，也是缘于这个理由。据说山口淑子也习惯把自己定位是一个在大陆生活的日本人，所以每次前往日本参加演出，就随口说是“去”日本，从日本回到中国时，总是愿意说“回”这个字，日本方面似乎对这个日本的“李香兰”也不十分放心，因此借口以照顾其起居生活名义，在山口淑子身边安插了一个密探眼线。
“李香兰”现象愈演愈烈，日本各大媒体争先恐后进行报道宣传，“李香兰”扑朔迷离的身世也越来越蒙上了神秘面纱，很多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也被政府愚弄了，搞不清到底这个“李香兰”究竟是何许人也，有关她的身世掀起了人们热衷追捧，引起了不小的骚乱，10万群众蜂拥而至为一睹“李香兰”芳姿造成“日剧”七圈半踩踏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当年，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朝日新闻》社，针对这一事件有详细报道。日本相关部门为了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其丑陋的政治野心，继续欺骗和愚弄日本百姓，以痴情的中国姑娘爱慕日本英俊青年为主线，还拍摄多部电影，其宗旨就是大张旗鼓为自己的文化侵略行径套上美丽的爱情神话色彩。当年，日本不断掀起“李香兰”热潮，以致很多日本人也更加坚信“李香兰”就是中国人的谎言，让日本青年心仪的中国姑娘竟然是一个日本人，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一部历史讽刺闹剧。
日本东宝电影公司和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共同打造“李香兰”的神话，继续编撰日本人山口淑子的故事，以满足社会各类人士对“李香兰”的狂热追崇，继《白兰之歌》之后，“李香兰”在《支那之夜》剧中，扮演被日本船员所搭救的在战争中成为孤儿的中国姑娘。“李香兰”是以出生在北京的中国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人，越来越开始忐忑不安，陷于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一种欺骗了中国民众的罪恶感深深吞噬着她的良知，被日本政府操纵的舆论宣传工具中充当旗手的“李香兰”，几次想站出来澄清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解除与满影签署的合同，但是多次被日方强行制止，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当有记者质疑“李香兰”，为何身为中国人，参加《白兰之歌》、《支那之歌》等有辱中国人形象的影片拍摄工作，是否舍弃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尊严时，身为日本人的山口淑子，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会场出现了僵持的局面，大脑一片空白，混沌之中，不知是否是其内心真实的写照，她向大家表示忏悔，悔恨自己年少不懂事理，糊里糊涂参加了那些影片的拍摄，真心希望得到大家谅解，反映了一个任人摆布玩偶一般的少女，感慨万千，内心无限彷徨苦闷，觉醒的善良本性，应该是其内心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吧。
在日本“大陆国策”的感召之下，怀着一攫千金的梦想纷至沓来的日本人，很难从战败的悲惨命运中逃脱出来，因战时积极参与拍摄大量有关美化其侵略行为的影片，“李香兰”最后只有通过恢复其山口淑子身份，证明自己真正出身是日本人，才洗脱了汉奸叛国罪名，终结了一个历史的悲剧继续上演，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单方面处心积虑自编自导的一个历史闹剧，深深愚弄和伤害了中日两国无辜的平民百姓质朴纯真的感情。山口淑子其特殊身份，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悲剧色彩，日本战败后，山口淑子终于从“李香兰”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纠结在其心头的自责和忏悔，在“李香兰”的自述回忆录中，得到释然，谈及由于自己的无知给热爱自己的歌迷影迷们所造成的不安和伤痛，我认为也一定伴随其一生度过余生的。
参考文献
【1】日本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她是国际间谍吗？-日本歌星影星李香兰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10月 出版
【2】友子.男装女谍-一个真实的川岛芳子.中国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