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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首要核心任务是正确决策，任何目标的实现都是制定决策和落实决策的过程。而决策的正确与否、科学与否、英明与否，取决于决策者是否具有良好的战略思维。所谓战略，是指对重大、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决定全局的问题的谋划和策略。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战略与全局思想，置局部于整体之中，从全局看局部。战略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战略思维就是研究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认识规律的思维方式，是人们分析和解决宏观性、前瞻性、政策性等重大战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战略思维的成熟与否，决定着领导者把握组织使命的能力与成效。“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察古今之变，历代王朝兴衰存废，无不表现为战略思维、战略定位的抉择。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决定其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往往取决于战略决策是否正确。所以，银行家作为金融企业的当家人，其战略思维能力如何也成为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银行发展战略包括投资战略、经营战略、产品战略、营销战略等，凡是对银行发展具有重大的、带全局性影响的决策，都属于战略决策。银行高层领导者必须具有很强的战略思维能力，才能把握好银行发展的正确方向。
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呢？
敏锐洞察事物本质的战略眼光
领导者由于所处位置特殊，敏锐地捕捉信息，往往对战略思想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敏锐洞察事物本质就是在接收外部信息时，进行深入分析、判断，从战略角度观察事物对整体形势、整个世界、整个未来的影响。只有对客观现实看得清、看得实、看得透，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作出正确的选择。战略思维来自对每一个现实事件的本质分析和深入思考。中国制造原子弹，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者，尤其是毛泽东主席的战略眼光。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一种新的战争武器已经诞生,然而,他始终认为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不可能作为常规武器,主要是以震慑为主。于是几天以后，他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并于次年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时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这些都印证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但为什么在原子弹诞生后不久，一个经济十分贫困，物资十分匮乏，人才十分稀缺，科技十分落后的中国会先于许多发达国家制造出原子弹呢，这完全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原子弹的本质认识。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既然是用来吓唬人的，你没有，别人就不怕你，所以，必须尽快搞出来。毛泽东还认为，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新中国成立，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需要投入建设的领域太多了，但是，共产党人首先从国防建设入手，建国第二年就开始着手发展原子科学，切入点便从延揽人才、寻找矿源开始。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一个在国内、国外各个渠道延揽人才的行动迅速展开。首先是将散居在国内各地的物理学家如王淦昌、朱光亚等调到北京。1950年5月19日，中国核科学技术的摇篮——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旅居欧美各国的中国科学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下，从美国、法国、英国、丹麦向祖国的首都北京进发，向中国的核领域进发。毛泽东机敏地察觉到，自己动手研制原子弹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开始实现这一计划。敏锐的洞察力引导着重大战略决策的形成，这是在真实看清原子弹的本质、彻底摸清自己家底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
作为银行从业人员，尤其是银行高层决策者，必须从对银行的本质认识入手思考问题，如我们为什么要办银行，办银行究竟为了谁，制约银行发展的瓶颈在哪里，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最适合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等，把本质问题认识清楚了，工作思路自然也就清晰了。
超前谋划迎难而上的战略胆魄
当一个战略性想法形成以后，如何将想法变成现实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通常来说，越是宏伟的目标，实现的难度越大，越需要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战略思维一方面体现在对战略目标实现的超前谋划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战略目标实现的不懈努力之中。
研制原子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外)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曼哈顿计划称得上是史上最完美的战略计划。我国制造原子弹，比起美国困难要多得多，由于有领袖们独特的战略思想作指导，一个个困难才得以被克服，而这些困难的克服都与超前谋划、统筹安排、迎难而上的战略选择分不开。中国制造原子弹主要困难体现在“内困”、“友扰”、“外压”三个方面。
“内困”，即经济贫困、技术落后、人才奇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举全国之力。于是，中央成立了一个由周恩来总理挂帅，7位副总理、7位部长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整个工程的组织指挥。为了全力以赴支持原子弹工程，一方面提出“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原则，对其他一些尖端武器发展项目，除保留一定的骨干力量继续攻关外，暂缓进行，以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另一方面选调技术骨干充实原子弹研制队伍。周恩来对原子弹研制的龙头部门二机部格外重视，要求从国家部委到各省市必须克服困难，对二机部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二机部选调优秀人才500名，调配1100台设备，集中一代精英，组建攻关队伍。周恩来提出了二机部工作的“三高”要求，即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周恩来领导下，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全国大协作，解决了研制原子弹中遇到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原子弹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產品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大大加快了原子弹研制的步伐。核武器试验场地和校验场地建设同样是前无古人的艰巨工程，在无任何历史资料、无任何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由两位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将军”陈士榘、张蕴钰分别担任试验基地和校验基地的总指挥，分别率领由军人、科研人员、地方建筑公司组成的15万大军，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奋战在风烟滚滚的戈壁沙漠中。整个工程完全靠一股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支撑着。 “友扰”，即苏联的背信弃义。苏联自称为是中国同志加兄弟的盟友，但为了限制我国核武器研制，对中国进行百般阻扰。
一是不支持。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希望苏联在原子弹技术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此很不积极，强调有苏联的核保护就行了。但中国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靠别人“打伞”，终有“漏雨”之时(毛泽东已看出了苏联想利用核武器控制我们的企图)。在中国的一再坚持下，苏联表示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可以提供帮助。经过艰苦的谈判后，于1956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苏联为中国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
二是假合作。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文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就在我们每天等着、盘算着的时候，情况发展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关键技术从不向中国交底。
三是高回报。苏联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支持，是要图回报的，除了要中国有价支付外，还要按照苏联的“步点”行事，要在中国建立苏联海军基地。对苏方的这些无理的、强权的、霸道的要求，毛泽东逐一地断然拒绝。于是，苏联对华关系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回全部援华的1292名苏联专家，包括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100余名专家，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和技术资料，所有订购的设备一律停止供应。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所有技术难关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攻，由于我们的基点是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苏联的撤出没有阻断我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
“外压”，即外部破坏。当时，与美国关系敌对、与苏联关系恶化，与印度又进行了一场战争，台湾蒋介石集团亦不断骚扰，蠢蠢欲動，派特务到内陆捣乱破坏。美国更是以“动态的”，如间谍卫星、高空侦察机等；“静态的”，如在我国周边设立监听站、观测站等多种手段搜集我国核试验情况，并不断发出打击我国核工厂、核基地的威胁。上述四方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是极其敏感、格外关注的，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会是一种潜在的破坏因素，因此，核试验是在极其保密、高度戒备的状态下进行的。核试验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程序，每一个关键设备，都有多种方案、多种备份、多种应急措施准备，要确保万无一失，没有超前谋划，没有对困难的充分估计，核试验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银行业的发展同样面临许多困难，新情况、新问题每天都在发生，领导是干什么的？主要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作为银行的管理者，要善于超前谋划，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胆魄。
立足当时着眼长远的战略胸怀
任何战略目标的实现，都不是为了眼前利益的，解决眼前问题就不是战略。为了长远利益，有时要牺牲眼前利益，有时要经受多方压力，有时还可能被人讥讽、嘲笑甚至谩骂。由于战略决策是超越一般人思维的重大决定，因此,不能指望每一个人都理解、认同，决策者需要有很大的承担责任、承受压力的胸怀。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依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争准备问题上，着眼于既准备打常规战争，又准备应付可能爆发的原子战争。毛泽东指出：要反对核战争，打破核垄断，就要拥有核武器。但是，中国发展核武器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关系到核武器能否顺利研制成功的重大问题。中央认识到，拥有几百万军队的中国，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完全依靠别国的援助来实现国防现代化、发展核事业，必然受制于人，这是国家根本利益所不允许的。因此，中央在制定发展核武器的方针时，强调坚持“自力更生”。
中国要在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度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在很多国家、很多人看来是异想天开。尤其是在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合作发展核武器的协定，同时，我国正面临3年经济困难时期，几亿人连饭都吃不饱，苏联又卡我们的脖子，耗资巨大的尖端武器研制还搞不搞？国际上有人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在我们内部，也有人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花钱太多，主张应集中力量发展飞机和其他常规武器。1963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美、英、苏三方举行了核裁军首脑会谈，主要议题就是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8月，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阻止中国的核试验，并且污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战争贩子”。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立即召见了周恩来总理，并对周总理说：“原子弹一百年也要造出来！”
顶着重重压力，经历千难万险，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一时间，中国成了世界的焦点，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电台都报道了中国成功进行核试验的消息。这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而这五个国家正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由此可知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升天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接下来，1967年6月17日，在距首次原子弹试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就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走了7年，苏联走了4年，英国走了将近5年，法国走了8年多，而中国只走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标志着中国的原子能科学家的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原子弹的试验成功,还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导弹事业和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从今天分析看，中国制造出原子弹，对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向来弱国无外交，中国的强大迫使所有敌对国家不得不改变态度，尤其是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不得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之所以能争取几十年的和平环境，与我国国防的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更加敬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胆识。没有当时的英明决策，就没有现在的和平环境。
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一个担负着重要使命的领导者，都必须具有超常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将助你成就更大的事业，成为卓越的领导，而战略思维来自敏锐的洞察力、超前的谋划力和果敢的决断力，是智慧、勇气和胆略的结晶。
（作者单位：中国银监会培训中心）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决定其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往往取决于战略决策是否正确。所以，银行家作为金融企业的当家人，其战略思维能力如何也成为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银行发展战略包括投资战略、经营战略、产品战略、营销战略等，凡是对银行发展具有重大的、带全局性影响的决策，都属于战略决策。银行高层领导者必须具有很强的战略思维能力，才能把握好银行发展的正确方向。
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呢？
敏锐洞察事物本质的战略眼光
领导者由于所处位置特殊，敏锐地捕捉信息，往往对战略思想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敏锐洞察事物本质就是在接收外部信息时，进行深入分析、判断，从战略角度观察事物对整体形势、整个世界、整个未来的影响。只有对客观现实看得清、看得实、看得透，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作出正确的选择。战略思维来自对每一个现实事件的本质分析和深入思考。中国制造原子弹，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者，尤其是毛泽东主席的战略眼光。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一种新的战争武器已经诞生,然而,他始终认为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不可能作为常规武器,主要是以震慑为主。于是几天以后，他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并于次年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时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这些都印证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但为什么在原子弹诞生后不久，一个经济十分贫困，物资十分匮乏，人才十分稀缺，科技十分落后的中国会先于许多发达国家制造出原子弹呢，这完全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原子弹的本质认识。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既然是用来吓唬人的，你没有，别人就不怕你，所以，必须尽快搞出来。毛泽东还认为，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新中国成立，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需要投入建设的领域太多了，但是，共产党人首先从国防建设入手，建国第二年就开始着手发展原子科学，切入点便从延揽人才、寻找矿源开始。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一个在国内、国外各个渠道延揽人才的行动迅速展开。首先是将散居在国内各地的物理学家如王淦昌、朱光亚等调到北京。1950年5月19日，中国核科学技术的摇篮——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旅居欧美各国的中国科学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下，从美国、法国、英国、丹麦向祖国的首都北京进发，向中国的核领域进发。毛泽东机敏地察觉到，自己动手研制原子弹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开始实现这一计划。敏锐的洞察力引导着重大战略决策的形成，这是在真实看清原子弹的本质、彻底摸清自己家底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
作为银行从业人员，尤其是银行高层决策者，必须从对银行的本质认识入手思考问题，如我们为什么要办银行，办银行究竟为了谁，制约银行发展的瓶颈在哪里，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最适合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等，把本质问题认识清楚了，工作思路自然也就清晰了。
超前谋划迎难而上的战略胆魄
当一个战略性想法形成以后，如何将想法变成现实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通常来说，越是宏伟的目标，实现的难度越大，越需要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战略思维一方面体现在对战略目标实现的超前谋划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战略目标实现的不懈努力之中。
研制原子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外)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曼哈顿计划称得上是史上最完美的战略计划。我国制造原子弹，比起美国困难要多得多，由于有领袖们独特的战略思想作指导，一个个困难才得以被克服，而这些困难的克服都与超前谋划、统筹安排、迎难而上的战略选择分不开。中国制造原子弹主要困难体现在“内困”、“友扰”、“外压”三个方面。
“内困”，即经济贫困、技术落后、人才奇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举全国之力。于是，中央成立了一个由周恩来总理挂帅，7位副总理、7位部长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整个工程的组织指挥。为了全力以赴支持原子弹工程，一方面提出“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原则，对其他一些尖端武器发展项目，除保留一定的骨干力量继续攻关外，暂缓进行，以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另一方面选调技术骨干充实原子弹研制队伍。周恩来对原子弹研制的龙头部门二机部格外重视，要求从国家部委到各省市必须克服困难，对二机部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二机部选调优秀人才500名，调配1100台设备，集中一代精英，组建攻关队伍。周恩来提出了二机部工作的“三高”要求，即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周恩来领导下，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全国大协作，解决了研制原子弹中遇到的100多个重大问题，安排了原子弹所需的特殊材料、部件和配套產品2万余项的研制生产，大大加快了原子弹研制的步伐。核武器试验场地和校验场地建设同样是前无古人的艰巨工程，在无任何历史资料、无任何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由两位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将军”陈士榘、张蕴钰分别担任试验基地和校验基地的总指挥，分别率领由军人、科研人员、地方建筑公司组成的15万大军，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奋战在风烟滚滚的戈壁沙漠中。整个工程完全靠一股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支撑着。 “友扰”，即苏联的背信弃义。苏联自称为是中国同志加兄弟的盟友，但为了限制我国核武器研制，对中国进行百般阻扰。
一是不支持。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希望苏联在原子弹技术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此很不积极，强调有苏联的核保护就行了。但中国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靠别人“打伞”，终有“漏雨”之时(毛泽东已看出了苏联想利用核武器控制我们的企图)。在中国的一再坚持下，苏联表示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可以提供帮助。经过艰苦的谈判后，于1956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苏联为中国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
二是假合作。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文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就在我们每天等着、盘算着的时候，情况发展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关键技术从不向中国交底。
三是高回报。苏联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支持，是要图回报的，除了要中国有价支付外，还要按照苏联的“步点”行事，要在中国建立苏联海军基地。对苏方的这些无理的、强权的、霸道的要求，毛泽东逐一地断然拒绝。于是，苏联对华关系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回全部援华的1292名苏联专家，包括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100余名专家，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和技术资料，所有订购的设备一律停止供应。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所有技术难关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攻，由于我们的基点是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苏联的撤出没有阻断我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
“外压”，即外部破坏。当时，与美国关系敌对、与苏联关系恶化，与印度又进行了一场战争，台湾蒋介石集团亦不断骚扰，蠢蠢欲動，派特务到内陆捣乱破坏。美国更是以“动态的”，如间谍卫星、高空侦察机等；“静态的”，如在我国周边设立监听站、观测站等多种手段搜集我国核试验情况，并不断发出打击我国核工厂、核基地的威胁。上述四方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是极其敏感、格外关注的，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会是一种潜在的破坏因素，因此，核试验是在极其保密、高度戒备的状态下进行的。核试验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程序，每一个关键设备，都有多种方案、多种备份、多种应急措施准备，要确保万无一失，没有超前谋划，没有对困难的充分估计，核试验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银行业的发展同样面临许多困难，新情况、新问题每天都在发生，领导是干什么的？主要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作为银行的管理者，要善于超前谋划，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胆魄。
立足当时着眼长远的战略胸怀
任何战略目标的实现，都不是为了眼前利益的，解决眼前问题就不是战略。为了长远利益，有时要牺牲眼前利益，有时要经受多方压力，有时还可能被人讥讽、嘲笑甚至谩骂。由于战略决策是超越一般人思维的重大决定，因此,不能指望每一个人都理解、认同，决策者需要有很大的承担责任、承受压力的胸怀。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依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争准备问题上，着眼于既准备打常规战争，又准备应付可能爆发的原子战争。毛泽东指出：要反对核战争，打破核垄断，就要拥有核武器。但是，中国发展核武器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关系到核武器能否顺利研制成功的重大问题。中央认识到，拥有几百万军队的中国，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完全依靠别国的援助来实现国防现代化、发展核事业，必然受制于人，这是国家根本利益所不允许的。因此，中央在制定发展核武器的方针时，强调坚持“自力更生”。
中国要在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度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在很多国家、很多人看来是异想天开。尤其是在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合作发展核武器的协定，同时，我国正面临3年经济困难时期，几亿人连饭都吃不饱，苏联又卡我们的脖子，耗资巨大的尖端武器研制还搞不搞？国际上有人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在我们内部，也有人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花钱太多，主张应集中力量发展飞机和其他常规武器。1963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美、英、苏三方举行了核裁军首脑会谈，主要议题就是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8月，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阻止中国的核试验，并且污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战争贩子”。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立即召见了周恩来总理，并对周总理说：“原子弹一百年也要造出来！”
顶着重重压力，经历千难万险，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一时间，中国成了世界的焦点，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电台都报道了中国成功进行核试验的消息。这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而这五个国家正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由此可知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升天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接下来，1967年6月17日，在距首次原子弹试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就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走了7年，苏联走了4年，英国走了将近5年，法国走了8年多，而中国只走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标志着中国的原子能科学家的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原子弹的试验成功,还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导弹事业和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从今天分析看，中国制造出原子弹，对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向来弱国无外交，中国的强大迫使所有敌对国家不得不改变态度，尤其是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不得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之所以能争取几十年的和平环境，与我国国防的强大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更加敬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胆识。没有当时的英明决策，就没有现在的和平环境。
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一个担负着重要使命的领导者，都必须具有超常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将助你成就更大的事业，成为卓越的领导，而战略思维来自敏锐的洞察力、超前的谋划力和果敢的决断力，是智慧、勇气和胆略的结晶。
（作者单位：中国银监会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