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为官可以通过科举、门荫、军功等多种方式，但是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科举逐渐成为文人为官的主要方式，并且愈来愈受到社会的重视。唐代科举无论是对上层人还是对下层人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科举决定着他们是否能出人头地。唐代科举分为贡举和制举。制举，“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贡举即“常贡之科”，是常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它们的掌管机构也有很大的不同。
　　（一）制举
　　制举也称制科。《新唐书·选举志》中说：“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制举是由皇帝颁布举行的，目的是为了选拔有杰出才能的人，考试地点一般在皇宫内，有时也设在皇帝的巡幸之处。
　　制举考试最初为口试，后改为笔试，一般情况下皇帝会亲临现场。制举是皇帝為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置的特科。制举的科目繁多，主要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辞等科。制举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最为兴盛，后来逐渐衰落。制举是为了选拔有杰出才能的人，所以重在考查应试者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唐代制举及第者多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制举及第后的待遇要比贡举高。制举及第且成绩优秀者当即授予官职，成绩差的人也可以获得出身，即所谓的官资。
　　（二）贡举
　　贡举，又称常科。唐代贡举考试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州县举送的贡生。乡贡是考生自己到所在州县报名，通过州县举行的考试后，再由州县举荐到礼部，参加贡举考试。唐政府对这类考生的品德有一定的要求。凡迹涉轻狂，兼亏礼教，或曾受到官府处罚，虽薄有词艺，均不得参加考试。只有那些通晓礼教、品学兼优、未受过刑事处分的读书人，才允许参加县、州两级考试，然后参加礼部考试。另一类是学馆的生徒（主要是“六学二馆”的生徒），他们经学校考试后，成绩优异者被选送参加礼部考试。每年这两类考生的人数都由政府确定，其中各考试科目的人数、各府州县赴考人数也有具体规定。每隔一段时间，政府会根据各地人口的消长情况和官吏队伍的状况以及考生的素质进行相应的调整。
　　明经是唐代贡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关于明经考试的内容，《新唐书·选举志》中说：“凡明经，先贴文，然后口试经文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由此可知，明经考试的内容包括帖经、经义问答及时务策。唐初明经考试主要考时务策。由于参加明经考试的人不研读经书，只是熟读、背诵一些对策文章，缺乏对经书大义的了解，没有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因此，唐高宗下诏规定明经考试需加试帖经，帖经通过后才可以考时务策。后来帖经多考查孤僻字句，失去了选拔人才的作用，于是明经考试中又加上了经义问答。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明经考试主要考查应试者熟读、背诵儒家经典原文及注释的能力，而进士科考诗赋，重视应试者的文学才华。因此，唐代文人普遍重视进士科而轻视明经科。在唐代科举史上，明经科的地位不断下降，而进士科的地位不断上升。
　　科举考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士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体现了庶族地主的参政要求，为庶族地方知识分子和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较宽广的为官道路，对官僚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也有弊端，如舞弊现象的增加，一些举子甚至堂而皇之地在公开场合用重金贿赂考官，甚至请枪手冒名顶替，混入考场应试。权贵操纵科举考试的录取在唐代也十分典型，在科举考试中，经常有考生或结朋党，通过集体行贿作弊的形式来达到目的，或与主考官勾结，一旦被录取在朝中互为援手。当然，这与封建社会本身的弊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一个朝代处于向上的时期，科举考试中的弊端就相对少些，反之则舞弊之风盛行，中晚唐以后科场的状况说明了这一点。总之，科举考试在当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