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1949年9月19日，他率领6.5万名官兵举行了绥远起义，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23兵团司令员、69军军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忠勇爱国、坚持真理、自强不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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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勇爱国，大公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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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后，董其武积极参加运动，主动把过去的经济问题仔细写了一份明细材料，并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宣读。
　　在材料中，董其武把在起义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拨给绥远部队和地方的款项，以及使用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起义后，这笔款项剩余黄金2900多两，部队东进（从内蒙古开拔到河北龙华，进行入朝前的民主整军）时，安置部队干部眷属的生活和就业，留给孙兰峰920两;到河北龙华后给兵团后勤部1100两，作为兵团开办资金;响应政府号召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7亿元（折合人民币新币17万元），用去黄金500多两，由财务部门保管债券，作为兵团的家底费，留待以后使用;民主运动后，又把剩余的400两全部交给了华北军区后勤部。为安置入朝参战干部的子女入学，在北京西郊盖绥光小学，因款项不足，他又把自己多年积存的黄金300多两拿出来，为教师盖了宿舍，修建了学校的部分设施。
　　除上述款项外，绥远起义后，经董其武批准向绥远省军区移交粮、油、布等各种物资，折合人民币新币约50万元，还将剩余的面粉1085袋、高粱9000公斤、小米7650公斤、煤炭425吨分配给东归干部支用。原驻绥部队指挥所起义前的办公经费仅存银圆3780元;由华北军区报领东归干部经费结余2万余元（人民币新币）;在起义准备过程中，曾动用奋斗基金社小麦100吨、银圆23万元，起义后已归还给奋斗基金社。
　　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情况，董其武也在大会上作了具体的说明：抗日战争前共有积蓄银圆1万元。当时，为了全身心投入抗战，对后事作了安排，写了一张清单，留给母亲2000元作为养老费，留给妻子2000元作为生活费，留给3个孩子每人各2000元作为生活费和教育费。董其武把写好的遗嘱和现金，一并交给亲信阎复堂保管，自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后来，阎复堂为了使这1万元银圆保值、升值，以此为资本开办了小买卖（商店和公司），到董其武1951年入朝时，已经发展到7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困难，董其武曾提出把这7处小买卖交给华北军区或交给国家。后经军区党委研究并请示总政治部，认为与党和国家政策不符，没有批准董其武的要求。直到全国进行公私合营运动时，董其武多次申报，有关部门批准将这7处小买卖上交国家。这才使董其武甩掉了思想上的包袱。
　　会后不久，董其武见到周恩来，也谈了起义部队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并要求上交个人的全部财产。周恩来说：“你的财产都是合法的，与‘三反’无关，为什么要上交呢？那样不符合党的政策。”
　　23兵团党委也把董其武的经济情况和要求，上报给华北军区和中央军委，周恩来作了批示。兵团政委裴周玉在一次团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批示，说：“周总理批示，对于董其武在会议上所谈的经济情况，不许再过问和议论，更不许追究、清查。部队中帮助他做过买卖的人，也不许追究，不许清查。这纯属董其武个人的私事，与贪污无涉，根据党的现行政策，也不属于上交的范围，只能留待以后再说。”裴周玉的这次讲话，在起义干部中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董其武坚决拥护“三反”运动，并能触及自己的思想，不仅把部队的经济情况，也把个人的家底向党组织、向部队作了说明。
　　后来，在董其武的再三要求下，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又把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开列的财产清单，当面交给毛泽东。在信中，董其武请求毛泽东批准，将全部财产上交国家。毛泽东没有批准董其武的请求。毛泽东说：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画一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要以教育改造、治病救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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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字当头，知恩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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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其武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父亲给地主扛长工，母亲给人奶孩子。有一年过春节前，家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全家人都为过不了年而发愁。就在这个时候，董其武小学同班同学——河津县城北村的杨长茂，赶着一头骡子，给他家送来三斗麦子，这才让董其武一家度过年关。从此，董其武便不忘杨长茂的救济之恩，到了青年时代又和杨长茂结为拜把兄弟。
　　后来，因为连年战争，杨长茂家境破落。董其武知道后，便派人把杨长茂接到绥远当兵，使他每月都有军饷进账，生活状况逐渐好转起来。
　　绥远起义后不久，杨长茂因年龄大，职务低，不好安排，被复员回家。回到农村后，杨长茂生活困难，董其武每年都几次寄钱接济他。丧失劳动能力后，杨长茂和妻子从河津城北村到石家莊，与儿孙住在一起。从这时起，董其武每月给他寄30或50元钱。这点钱现在听起来数目不大，但在七八十年代，相当于地方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除此以外，董其武有时还给杨长茂寄一些棉衣、绒衣等衣物。后来，董其武又给杨长茂落实了起义人员政策。
　　有一次，警卫员应福良对董其武说：“这几个月家里的零用钱比较紧，杨长茂那里就不要寄了吧？”
　　董其武听后说：“我们省一点也要给他寄，他比我们要困难得多。”接着，就给小应讲了三斗麦子的故事，并说：“做人应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
　　1989年，当董其武报病危后，警卫员小应又给杨长茂寄去50元钱，并写信通报了董其武的病情，并告诉杨长茂：“这也许是以董其武名义最后一次给你寄钱了。”杨长茂看信后悲痛欲绝，长哭不止，大病一场。

　　董其武青年时，去太原考学兵团，因家贫没路费，童年好友董盼银等人就给他资助了10块银圆。董其武在绥远当官之后，就将资助数量最多（5块银圆）的董盼银专程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奉为上宾，酒宴款待，并陪其游玩;回乡时，用一军用皮挎包装满银圆，并赠将军呢大衣一件，让警卫员护送1500公里，陪董盼银骑马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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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身自好，一尘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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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其武出生在旧社会，效力于旧军阀，并不断地升职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但他严于律己，始终洁身自好，丝毫不染一点恶习。为此，有人称他为“董土包子”。他丝毫不在意，依然奉行着自己的生活原则。
　　董其武一生反对吸毒。1983年笔者在固镇村采访时，董其武的同学和村友就给笔者讲“董其武恨死抽白面的”，并说：董其武的三弟玉堂子，曾经一度抽鸦片，董其武知道后，不给他安排工作。那时，玉堂子已经从北平一大学毕业。董其武那时任绥远省主席。有一天，董其武的母亲对董其武说：你给玉堂子安排个事做吧。
　　董其武说：“要啥事？他要当银行行长、税务局长，我能给他吗？给了他，我要丢死人哩。”
　　为啥董其武说“要丢死人”？这是因为这个三弟那时不学好，董其武平时给母亲一些钱，都让他弄走乱花了。
　　有一段时间，董其武的夫人由于战乱，自己孩子又多，加上一个人操持家务，太过劳累，为了提神，有时也抽几口鸦片。董其武回家发现后，拿出手枪要杀她。搞清原因后，又原谅了夫人。
　　因此，董其武当了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后，禁烟、禁毒力度特别大。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期间，董其武多次在小组发言，呼吁各地重视打击贩毒、吸毒现象，坚决遏制这一祸国殃民的腐朽东西在我国蔓延。董其武的警卫员应福良多次给笔者讲过，有一次，董其武在休息室遇见彭真委员长，直截了当谈起此事，希望党中央高度重视。
　　关于打击吸毒、贩毒的建议，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董其武前前后后呼吁了数十次，可以说是逢会必提。应福良说，连他都听得有点烦了。他曾劝董其武：“别提了，中央已经知道了。”董其武却说：“毒害一日不除，我就要每会必提！”
　　旧社会，国民党的高官要员逛妓院是家常便饭，娶小老婆也很普遍。董其武却不这样。他一生中只娶了一个妻子姚勤修，两人相敬如宾，非常恩爱。董其武的子女参加工作后，有人问他们是哪一个夫人的孩子，董其武的子女都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奇怪。当提问者知道董其武就一个夫人时，都赞不绝口，佩服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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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名利，自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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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其武一生信奉这样一句格言：“寡欲精神爽，思多气血衰。”他的一生“不为金钱所收买，不为美色所诱惑”，是清心寡欲、不贪图安逸和享乐的一生。
　　旧社会，董其武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多次受到嘉奖，并不断升迁。对于这些，他从来都是淡然处之，更不曾刻意追求。1931年，董其武作为436团团长驻守绥远期间，捕获惯匪白六子后，其亲戚几次以巨款贿赂，都被他严词拒绝。
　　1945年3月16日，董其武到张灵甫家做客，看到蒋介石嫡系将领贪污腐化、骄奢淫逸、养尊处优的生活，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走进他的豪华别墅我目瞪口呆。这么富丽堂皇的公馆我还从没见过。沙发虽软，但我的屁股坐不住;茶虽香浓，但我喝不下去，在那里我透不过气，满脑子都是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少顷，我称有事告辞了。我为党国的前途担忧，更为民族的存亡担忧，恨不能赶快回到塞外前线，回到吃土豆睡土炕的土包子官兵中去。”
　　全国工商界实行公私合营时，董其武上交了自己家的7处买卖。经周恩来批准，给他留下一处。这处房产就是北京光明胡同47号。房子面积不大，比较破旧，没有暖气，夏天还漏雨。北京军区多次要给他维修，他每次都拒绝。后来，趁他出差不在家，北京军区派人给他安装了暖气，小修了一次。再后来，由于孩子们长大了，北京军区要给他分配一套面積较大的住宅，他坚持不同意。直到1983年，在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情况下，他才搬到一处较大的院子里居住。
　　1955年，中央军委、毛泽东决定授董其武上将军衔。董其武几次要求改授中将，毛泽东都不同意。
　　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度、重新评定行政级别后，按军委规定，上将、行政5级的工资，由414元减为360元，但起义人员的不变。董其武收到当月的工资414元后，立即在6月5日给69军政委曹中南并军党委写信，要求自己“与党员干部一样减薪”。他认为，自己的“一切待遇应当与同志们一样”。他在信中写道：“日前发工资时，我的工资却丝毫未减。骤听之下，一则十分感激，一则内心确实万分不安。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党和毛主席的干部，应当和同志们一样，不应当再有特殊。我坚决把应减的工资退还，请查收转交。”
　　以后，每月发了工资，董其武都让警卫员把多出的54元交给财务部门。但财务不收，只负责保管。时间长了，军党委只好决定把董其武的那一笔钱转给幼儿园，用到孩子们身上。

　　董其武到生命的最后，留给子女们的只有67本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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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好学，锲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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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其武出身贫寒，无钱上学，但他志存高远，酷爱读书，而且从小学到老，直到去世前两年，还坚持写日记。他在小学时就成绩优异，在去太原考学兵团（斌业学校）时，在75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这种好学上进的习惯，贯穿了将军的一生，67本日记就是最好的佐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虽然冒着枪林弹雨，但他一直坚持写日记。战斗激烈时，没时间写，他就事后“补记”。而且，每一场战斗结束，他都会及时总结，分析失败的原因和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平建设时期，他更是以一个小学生般虔诚和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时时对照检查和完善自己。这一时期，他的好多日记无异于一篇篇学习笔记。
　　董其武一生笔耕不辍。1985年，已是85岁高龄的他，还在日记中自勉：“自老伴姚勤修逝世以来，心情不畅，意志衰退。从今天起要加以改正。”“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董其武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
　　董其武一生坚持学习，素质和能力一直被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肯定，因此他直到晚年一直担负着国家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