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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个组织乃至某个阶层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搅在一起时，将没有正义可言。
1970年9月14日，基辛格博士召集40人委员会成员(包括CIA局长赫尔姆斯、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参联会主席等军政要员)在白宫开会，调度干预智利的资金分配。
委员会决定从CIA的经费里拨出100万美元，再由ITT和阿纳康达各出资25万美元，归委员会统一调度。全部资金中的一半由CIA支配，负责在智利军人中招募反共人士，于必要时以直接行动推翻现任政府、实施保守主义独裁。为保密起见，这一方案称为“FUBELT计划”。
10月15日，基辛格与CIA行动副局长卡拉迈辛斯、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再度举行会议，决定于当年11月3日在智利策动代号“轨道2”的军事政变，并将部分计划透露给了即将离任的智利总统弗雷，要求他提供援助。
CIA找到的代理人是在智利陆军中颇有声望的维约将军，但拥有签字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勒内·施耐德拒绝插手，要求维约严守军人不得干政的原则。为了排除施耐德的影响，10月22日，维约指派的枪手在圣地亚哥陆军总司令部大门外对施耐德连开数枪，这位将军身受重伤，4天后死在了医院里。
出乎基辛格和赫尔姆斯意料的是，刺杀勒内行动远未获得预想的成果。为维护民主传统，弗雷总统决定与阿连德和解，支持后者继任总统。
在10月24日的大选结果裁定中，阿连德众望所归当选总统，并在11月3日正式就职。参与“轨道2”行动的维约将军被智利政府逮捕，预定的军事政变也未及准备妥当。“轨道2”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经济狙击战
阿连德的当选意味着一场经济战争的爆发。战争的一方是“人民联盟”领导的智利政府、工会组织以及支持政府的左翼军人。另一方则是ITT、阿纳康达、伯利恒钢铁、通用汽车、第一花旗银行以及它们背后的“智利特别委员会”，核心战场则是铜矿收益。
考虑到智利国内税收的80％和外汇收入的3／4以上都来自铜的出口，阿连德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将其收归国有。1970年12月22日，即当选总统后不过一个月，阿连德向国会提出了铜矿国有化法案，次年7月获得国会批准。
该法案规定，美国在智利的三大铜业公司(阿纳康达、肯奈科特、塞罗)在1964年“智利化”之后剩余的49％股份将由智利政府全部赎买，以为期30年、年息不低于3％的政府债券支付，但须扣除1955～1970年间出口项目中的超额利润——阿纳康达智利分公司在1955～1970年间的年平均利润为21.5％，而同期其他地区的分公司年平均利润仅3.6％，智利政府要求阿纳康达把多余收入“吐”出来。
按照这一计算方法，智利政府为三大公司付出的赔偿金额约3.3亿美元，但扣除的超额利润却高达7.74亿美元，三大矿业巨头非但没有进账，还须向智利政府支付巨额赔款。
1971年9月，阿连德政府又决定将ITT在该国的最重要资产——智利电话电报公司及其新建的整个电话网络收归国有，ITT在此项目上的各项连带损失总值高达15亿美元!
美国政府的回应是：“用经济崩溃对付他。”1971年10月，美国国务院公开指责智利在铜业公司国有化过程中扣除超额利润的做法“严重背离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同月底，罗杰斯国务卿召集“智利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在华盛顿开会，ITT代表“义愤填膺”地表示，美国政府的职能是保护实业，如果不能采取有力的报复行动，智利的先例可能在整个拉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委员会随后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阻拦美国私人银行对智利的贷款，将美国对智利的政府援助项目转入“重新审核”状态，以及仍在地下状态运作的“轨道2”计划——军事政变。
经济方面的对策很快得到尼克松政府的认可。到1971年底为止，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进出口银行都停止了对智利的新贷款，私人信贷额缩水了2／3强。与此同时，“人民联盟”的社会改革却造成了财政开支的直线上升，这使得智利的政府债务从1970年时的26亿美元增加到1973年初的34亿美元。加上国际铜价波动和农村土地改革失败，1972年10月，智利爆发了第一波大规模罢工浪潮，执政联盟中的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也发生了分裂。
政变密谋
1973年6月29日，圣地亚哥莫内达宫广场。索帕上校(Roberto Souper)指挥的智利陆军第2装甲团在黎明前包围了总统府，要求阿连德引咎辞职。
索帕的行动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的背后站着过去三年里智利政治斗争中所有的失意者
ITT和CIA代理人“全国制造商协会”、《水星报》、芝加哥派经济学家及其大本营天主教大学，接受CIA资金援助的新兴政治团体“祖国与自由运动”，以及以总参谋长卡瓦哈尔上将和陆军参谋长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官团。
反对者们的分工相当明确：ITT和CIA为整个计划提供启动资金，其1970～1973年之间的总额达到650万～800万美元，主要用于政治宣传和拉拢工会。
全国制造商协会在圣地亚哥成立了一个影子政府，由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家负责制订推翻阿连德之后的经济改革计划，从思想上消灭“人民联盟”。军方则负责从组织和肉体上消灭阿连德及其追随者，以平息罢工作为要挟，他们成功地获得了在军区范围内独立调动部队的权力。经济学家、军人和商人之间的联系人是《水星报》合伙人凯利，从1971年9月起，他从CIA获得总额超过150万美元的援助。
6月29日的军事行动，是CIA及其代理人实施“轨道2”计划的一个“低成本”策划，希望以较少的兵力配合声势浩大的宣传，逼迫阿连德主动下台。但“人民联盟”破釜沉舟，发动左翼工会以罢工相对抗，使政变草草收场，幕后主使“祖国与自由运动”也被宣布为非法。但这也是阿连德最后一次占据主动。他的国家事实上已经被夺取。阿连德政权的寿命，似乎只能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了。
1973年9月11日，依旧是莫内达宫广场，超过10000人的陆海空三军和警察对阿连德等36个人发起了进攻。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和海空军、警察领导人坐着坦克抵达广场，对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
阿连德的结局孤独而悲壮——这位文人出身的总统连身边的卫队也不敢完全信任了。他拒绝发动市民中的支持者抵挡军队，也拒绝流亡国外，而是遣散总统府卫队，亲自戴上钢盔，与30余名侍卫、医生和司机并肩战斗到最后一刻。
颠覆一个国家的“游戏”结束了。这个游戏始于一家跨国公司与一家超级情报机构的亲密“情谊”，在整个游戏中，经济学家、政客、商人、军人和记者相继出场，扮演着令人惊讶的角色。
类似的故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还曾发生在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东南亚许多国家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在麦克莱恩市那间巨大的“超级公司”里，戴着面具的人们依然在为他们眼中的“国家利益”制定形形色色的行动计划。(全文完)
1970年9月14日，基辛格博士召集40人委员会成员(包括CIA局长赫尔姆斯、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参联会主席等军政要员)在白宫开会，调度干预智利的资金分配。
委员会决定从CIA的经费里拨出100万美元，再由ITT和阿纳康达各出资25万美元，归委员会统一调度。全部资金中的一半由CIA支配，负责在智利军人中招募反共人士，于必要时以直接行动推翻现任政府、实施保守主义独裁。为保密起见，这一方案称为“FUBELT计划”。
10月15日，基辛格与CIA行动副局长卡拉迈辛斯、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再度举行会议，决定于当年11月3日在智利策动代号“轨道2”的军事政变，并将部分计划透露给了即将离任的智利总统弗雷，要求他提供援助。
CIA找到的代理人是在智利陆军中颇有声望的维约将军，但拥有签字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勒内·施耐德拒绝插手，要求维约严守军人不得干政的原则。为了排除施耐德的影响，10月22日，维约指派的枪手在圣地亚哥陆军总司令部大门外对施耐德连开数枪，这位将军身受重伤，4天后死在了医院里。
出乎基辛格和赫尔姆斯意料的是，刺杀勒内行动远未获得预想的成果。为维护民主传统，弗雷总统决定与阿连德和解，支持后者继任总统。
在10月24日的大选结果裁定中，阿连德众望所归当选总统，并在11月3日正式就职。参与“轨道2”行动的维约将军被智利政府逮捕，预定的军事政变也未及准备妥当。“轨道2”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经济狙击战
阿连德的当选意味着一场经济战争的爆发。战争的一方是“人民联盟”领导的智利政府、工会组织以及支持政府的左翼军人。另一方则是ITT、阿纳康达、伯利恒钢铁、通用汽车、第一花旗银行以及它们背后的“智利特别委员会”，核心战场则是铜矿收益。
考虑到智利国内税收的80％和外汇收入的3／4以上都来自铜的出口，阿连德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将其收归国有。1970年12月22日，即当选总统后不过一个月，阿连德向国会提出了铜矿国有化法案，次年7月获得国会批准。
该法案规定，美国在智利的三大铜业公司(阿纳康达、肯奈科特、塞罗)在1964年“智利化”之后剩余的49％股份将由智利政府全部赎买，以为期30年、年息不低于3％的政府债券支付，但须扣除1955～1970年间出口项目中的超额利润——阿纳康达智利分公司在1955～1970年间的年平均利润为21.5％，而同期其他地区的分公司年平均利润仅3.6％，智利政府要求阿纳康达把多余收入“吐”出来。
按照这一计算方法，智利政府为三大公司付出的赔偿金额约3.3亿美元，但扣除的超额利润却高达7.74亿美元，三大矿业巨头非但没有进账，还须向智利政府支付巨额赔款。
1971年9月，阿连德政府又决定将ITT在该国的最重要资产——智利电话电报公司及其新建的整个电话网络收归国有，ITT在此项目上的各项连带损失总值高达15亿美元!
美国政府的回应是：“用经济崩溃对付他。”1971年10月，美国国务院公开指责智利在铜业公司国有化过程中扣除超额利润的做法“严重背离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同月底，罗杰斯国务卿召集“智利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在华盛顿开会，ITT代表“义愤填膺”地表示，美国政府的职能是保护实业，如果不能采取有力的报复行动，智利的先例可能在整个拉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委员会随后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阻拦美国私人银行对智利的贷款，将美国对智利的政府援助项目转入“重新审核”状态，以及仍在地下状态运作的“轨道2”计划——军事政变。
经济方面的对策很快得到尼克松政府的认可。到1971年底为止，泛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进出口银行都停止了对智利的新贷款，私人信贷额缩水了2／3强。与此同时，“人民联盟”的社会改革却造成了财政开支的直线上升，这使得智利的政府债务从1970年时的26亿美元增加到1973年初的34亿美元。加上国际铜价波动和农村土地改革失败，1972年10月，智利爆发了第一波大规模罢工浪潮，执政联盟中的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也发生了分裂。
政变密谋
1973年6月29日，圣地亚哥莫内达宫广场。索帕上校(Roberto Souper)指挥的智利陆军第2装甲团在黎明前包围了总统府，要求阿连德引咎辞职。
索帕的行动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的背后站着过去三年里智利政治斗争中所有的失意者
ITT和CIA代理人“全国制造商协会”、《水星报》、芝加哥派经济学家及其大本营天主教大学，接受CIA资金援助的新兴政治团体“祖国与自由运动”，以及以总参谋长卡瓦哈尔上将和陆军参谋长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官团。
反对者们的分工相当明确：ITT和CIA为整个计划提供启动资金，其1970～1973年之间的总额达到650万～800万美元，主要用于政治宣传和拉拢工会。
全国制造商协会在圣地亚哥成立了一个影子政府，由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家负责制订推翻阿连德之后的经济改革计划，从思想上消灭“人民联盟”。军方则负责从组织和肉体上消灭阿连德及其追随者，以平息罢工作为要挟，他们成功地获得了在军区范围内独立调动部队的权力。经济学家、军人和商人之间的联系人是《水星报》合伙人凯利，从1971年9月起，他从CIA获得总额超过150万美元的援助。
6月29日的军事行动，是CIA及其代理人实施“轨道2”计划的一个“低成本”策划，希望以较少的兵力配合声势浩大的宣传，逼迫阿连德主动下台。但“人民联盟”破釜沉舟，发动左翼工会以罢工相对抗，使政变草草收场，幕后主使“祖国与自由运动”也被宣布为非法。但这也是阿连德最后一次占据主动。他的国家事实上已经被夺取。阿连德政权的寿命，似乎只能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了。
1973年9月11日，依旧是莫内达宫广场，超过10000人的陆海空三军和警察对阿连德等36个人发起了进攻。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和海空军、警察领导人坐着坦克抵达广场，对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
阿连德的结局孤独而悲壮——这位文人出身的总统连身边的卫队也不敢完全信任了。他拒绝发动市民中的支持者抵挡军队，也拒绝流亡国外，而是遣散总统府卫队，亲自戴上钢盔，与30余名侍卫、医生和司机并肩战斗到最后一刻。
颠覆一个国家的“游戏”结束了。这个游戏始于一家跨国公司与一家超级情报机构的亲密“情谊”，在整个游戏中，经济学家、政客、商人、军人和记者相继出场，扮演着令人惊讶的角色。
类似的故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还曾发生在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东南亚许多国家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在麦克莱恩市那间巨大的“超级公司”里，戴着面具的人们依然在为他们眼中的“国家利益”制定形形色色的行动计划。(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