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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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常规领域,不过,时至今日,也并非什么热门领域.这倒不是说抗战时期的文学缺乏关注,如果单以时间来划定研究范围,不管是8年还是14年,对仅仅30来年的现代文学而言都已不短,在拥挤的现代文学学界,自然早已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成果.但奇怪的是,我们似乎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许多涉及这一时间范围内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并不能被认为是抗战文学研究.虽然当我们写综述、开会时,常常会采用宽泛的抗战时期来划定,但综述写完、会议散场,那些研究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总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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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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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研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常规领域,不过,时至今日,也并非什么热门领域.这倒不是说抗战时期的文学缺乏关注,如果单以时间来划定研究范围,不管是8年还是14年,对仅仅30来年的现代文学而言都已不短,在拥挤的现代文学学界,自然早已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成果.但奇怪的是,我们似乎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许多涉及这一时间范围内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并不能被认为是抗战文学研究.虽然当我们写综述、开会时,常常会采用宽泛的抗战时期来划定,但综述写完、会议散场,那些研究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总之,抗战文学研究似乎并不等同于对抗战时期的文学的研究.
其他文献
一、引言rn1956年,就在“社会主义改造”宣称已经完成的时间节点前后,上海美学家蒋孔阳在《文学的基本知识》中提出了一个后来聚讼不已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暂时搁置,而在“新时期”被重新出土,受到关注.这个问题是: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山水诗,是否具有阶级性.社会的阶级性早已不成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地富反坏右”之类的成分划分,正是其极端体现.而文学的阶级性,19世纪20年代已由左翼文人倡导;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是出力较勤者,茅盾当时写了《论无产阶级文学》;但其集大成者,是毛泽东1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就曾在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到了《女娲11象》、《黑陶罐》等被笼统而含混地描述为“东方诗风”的著名组诗;也曾在震惊与困惑中,留意到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惊叹叫绝的“任洪渊宣言”——rn非常好,我13岁才有父亲,40岁才有母亲.大概没有什么情结或者恨结束缚着我的童年.我不必害怕,因为我没有母亲可恋,也没有父亲可弑.那么长久地,我连找都找不到他们,又有什么罪恶的恐惧需要逃避?既无须像那个王,离乡背井地逃往;也无须像另一个王子,在智慧和行动、复仇的意识与自谴的潜意识之间痛苦地犹豫.孤独的童年
文本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多种不同层面的社会结构力量制约着文学版本的主体面貌,历史时期的变迁、文学环境的差异、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者认知的变化、语言规范化的要求等都会影响到文本的修改.由于社会精神气候的变迁,许多作家会在不同时期删削或修订以往的文学文本,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几乎都经历了一个不断修订的过程.频繁的版本变迁造成许多面貌各异的版本,同一文学作品往往形成初刊本、初版本、修改本、定本、盗印本、文集本、选集本等形式不同的版本.这些衍生版本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而且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借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党中央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战略部署.“U-G-S”三位一体的教师教育联动培养模式,具有合作主体广泛性、合作理念融合性、合作取向实践性、合作利益共享性等特征,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搭建了平台.基于“U-G-S”教师教育模式的视角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对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一体化课程目标的价值引领、一体化课程内容的有效衔接以及思政课教师一体化交流平台的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U-G-S”教师教育模式下深化大中小学思
抗战时期在昆明跑警报,是许多作家的共同体验,在当时的记录和后来的追忆中都留下了大量的叙述,构成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学术界对这段作家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却较少关注.现有的研究多是将跑警报作为西南联大生活史料来收集,比如闻黎明的《“跑警报”: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生活研究之一》(《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陈海儒的《“跑警报”背景下的西南联大教授》(《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等;也有对单篇的跑警报作品进行解读的,但解读最多的是汪曾祺的散文《跑警报》,较有深度的解读比如孙绍
一、引言rn“淞沪抗战”后,我国的出版业正处于百废待兴时期,此时在上海创刊的《现代》杂志(Les Contemporains,1932-1935)是当时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非同人”文学期刊.在主编施蛰存、杜衡为主导的编译群体的努力下,《现代》组织并开展了一系列对20世纪初尤其是战后世界文学的翻译活动.在左翼思潮于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20世纪30年代,《现代》无论是在翻译动机、翻译选材还是翻译策略的制定中都呈现出一种“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主流思潮的主张和立场”②.
引言rn“纯粹性”(purity)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围绕戏剧改良与革新的众多言说都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由此也形成了两套关于何为“纯粹戏剧”(pure theatre)的话语系统.在第一套话语体系中,戏剧被框定在文学体裁之一种这一范畴内.也就是说,文学文本(剧本)的形态对于戏剧来说是第一义的,而对这种文本进行舞台性呈现的诸种要素则是第二义,它们的存在价值必须依附于文本的文学性之上,其本身并不具有本体属性①;这种认识在20世纪早期催生了关于中国戏剧的第一种“提纯”(purification)观念,即站在文学中心
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要将民国政治中“多党竞革”的复杂历史场景还给现代文学的研究①,力图从党派和流派的胶合关系中对作家、作品进行相应的考察②.20世纪20年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党林立以及各个政党之间交织的竞争和耦合关系③.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下,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复杂.
广告,作为副文本的一种②,往往言简意赅,在有限的媒介空间内,既依托于正文本,归纳、提炼核心内容,以最精炼的文字传递最核心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引起读者关注;同时,又远离正文本,在时间、空间上早于正文本出现,在内容上也有游离于正文本之外的其他文事信息溢出.它不仅能推动报刊图书的传播接受,同时也能较为真实地反映报刊图书的出版发行情况,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接受状况.在整个出版发行过程中,广告的出现和使用,在客观上也助力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塑造和形成.亚东版《胡适文存》的广告就是可资研究的范例.
作为在中国将humour翻译为“幽默”的第一人,林语堂因曾大力倡导“幽默”并成功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一阵不小的旋风而获得了“幽默大师”的称号.可以说,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林语堂研究始终与“幽默”相伴.如此长时段和大批量的研究似乎已让这一论题显得有些乏善可陈,但若细心观察学界对于其“幽默”的讨论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虽然许多学者都非常自然地把林语堂称之为“幽默大师”,但他们却或多或少地都曾在文章中表达过林语堂并“不幽默”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