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先生发表在本刊上的《笑谈》已经写到第十篇，《造像的悲喜》回忆了“文革”中有关伟大领袖“造像”的一系列悲喜剧，读来感到寓庄于谐，发人深省。
　　正如陈文所说：当时“上海、北京各大学都建造毛泽东的塑像以表尊崇”，但据我了解，这种“尊崇”已畸形发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就以如今仍矗立在复旦校园中的这座塑像为例吧，它的高度就有大大的文章——底座5.16米，像高7.1米，总体高为12.26米。请注意，这三个数字大有深意：“7.1”是党的生日，“5.16”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即“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日，而“12.26”则是伟大领袖诞生的日子。毛泽东这一生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作为“继续革命”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真正了不起！一座塑像就概括了伟大领袖一生的丰功伟绩，这岂是单单靠“尊崇”两字就搞得出来的？这要动多少脑筋啊？而且还必须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乃至数字的，各色头脑，缺一不可。到底是高等学府，人才荟萃，但精英们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这上面，不也可悲吗？“文革”中个人崇拜的历史闹剧由此可见一斑了。
　　陈文提到的另一实例是，“文革”结束，人们感到“举国塑像林立”不免“意味着愚昧”，于是“纷纷拆除”。但因“余悸尚存，多于夜间施工”。我这里又有一个有关的细节：某学院的“拆除”工程是严格限制在党委委员这个圈子里的，每人一根绳子，一头拴住塑像，一手捏在手里，趁着夜深人静，一声令下，大家一齐动手，也就大功告成，倘要追究责任，张三李四，无法分辨。但据说党委书记后来表示：要抓还是抓得出的，那声“拉”的号令是我发的，“罪魁祸首”还是逃不掉的。
　　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了。但历史，就是由这些事件、事例、细节构成的。尤其是一些细节，生动、真实，还常具有典型性，于是就成了一些史籍不可或缺的材料。就拿《史记》来说吧，《项羽本纪》中如没有项羽少时“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的豪言与见到秦始皇后“彼可取而代也！”的壮语，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会如此鲜明吗？同样，《孙子吴起列传》中写孙武，上来就写他为吴王操练宫中美女，并因她们不服约束而当场杀掉身为队长的吴王的两个宠姬。吴王虽“大骇”，但也由此真正领教了“将军能用兵矣”，何等精彩的史书文字。
　　如今，文史类的报刊日益增多，出版物中的史籍、史论与回忆录也影响日益扩大。这当中，有些作品就由于敢于暴露细节并实事求是地进行描述而提升了价值。《炎黄春秋》今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的文章，作者胡治安是中央统战部干部局的原副局长，与林希翎的“改正”工作有一些关系。文章不仅记述了自己在参与此项工作中的经历、处置与责任，而且负责地提示了一些细节的真相，如当时对林的定罪文字是怎样“断章取义”的，找出原文一对照，真相立即大白，很有说服力。不仅如此，他还对与此有关的其他责任人作了介绍与分析，尤其是一位“一锤定音”的干部，不仅指名道姓地写了出来，还指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一些要求“改正”的呼声“触犯了他的尊严”，“他叫劲要与有关部门比试权威。”能这样揭露问题并深入分析是不容易的，没有坦正的心胸和高度的责任感是办不到的。可见，有时重要的细节确实很有力量，但也正因为如此，写来更要格外谨慎小心，恰到好处，不能像有些小报“娱记”那样捕风捉影、杜撰夸张地进行“恶炒”，也不能掺杂个人恩怨把严肃的历史回顾卷入到无聊的个人或小集团的纠纷中去。当然，所写的内容最好的是“三亲”的，亲历、亲见、亲闻，真实性就比较可靠，有价值的细节也就容易捕捉到了。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