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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2012年1月4日，20世纪最重要的女摄影记者之一伊芙·阿诺德在伦敦逝世。1979年，阿诺德在中国旅行拍摄长达半年之久，是最早以人文主义眼光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西方重要摄影家。本刊谨以此文纪念阿诺德1979年的中国之行！
1979年，等了10年的那张签证来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毛之后的中国，是延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转向新的方向，成为留给世界的巨大悬念，无数西方记者想尽办法试图进入中国探寻真相。时在巴黎的马克·吕布向中国驻法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要求前往北京拍摄中国人民悼念毛主席的活动和毛主席的葬礼，他的申请被拒绝。“我们知道你是中国的朋友”，使馆官员告诉他，“但现在我们家里乱套了。”
家里乱糟糟的，自然没有心情待客。好在这种局面在1976年10月嘎然而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中国以一个外交上的华丽转身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而在国内，批判两个“凡是”、 “右派”平反、“地富反坏右”摘帽、全面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试点、在珠海和深圳试办特区、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建立、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设“小康社会”……此后3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很多事情都在这一年开了头。1979年，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1979年1月31日，玛格南图片社的美国籍摄影师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1912-2012），在伦敦登上前往北京的飞机。在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第一步的时候来到北京，可谓是在“正确的时间”到达了“正确的地方”。为这一天，阿诺德等了10年。
阿诺德是20世纪最出色的女摄影记者之一，1957年加入玛格南，1960年代初定居伦敦，1960年代末开始长期担任《泰晤士报》杂志摄影记者。她对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和好莱坞明星新闻的的报道—特别是其拍摄的玛丽莲·梦露，具有广泛影响。阿诺德自言从她成为摄影师起，“到中国去”就在日程表上占据前列位置。从1969年开始，她每年都向中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1979年初，她如同往年一样递交了签证申请，很快就接到使馆电话：签证申请通过，经延长她在中国的居留时间可达6个月，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旅游者的身份，经国家旅游局安排，在中国境内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一年，阿诺德67岁。
阿诺德的行李是两个大箱子：一个装满了胶卷，另一个装满了包装精致的牛排和奶酪，是她为在中国拍摄准备的“公关”礼品。
“1979年，中国还没有光闪闪的摩天大楼和高速磁悬浮列车，岳敏君的一幅油画也卖不到200万英镑。在西方的想象中，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一大群穿蓝制服骑自行车的人。”2007年11月，英国《独立报》资深评论员苏西 · 拉什顿（Susie Rushton）为阿诺德拍摄的中国照片写评论，在提到1979年的中国时如此写道。“穿蓝制服骑自行车”是西方对毛时代中国人的基本印象，而当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体上也仅限于此。
24个小时的旅行之后，阿诺德抵达北京。此时正值一场大雪飘落京城，北京的确如马克·吕布所说就像一座巨大的村庄，没有几座高层建筑，白雪覆盖着高度几乎相等的平房房顶，城市被道路和胡同切成一个个的方格子。街上，人们穿着蓝灰色衣服蹬着自行车匆匆来往。看上去，北京或者说中国，没有什么变化。
长城上的时装表演与南京路的知青游行
国家旅游局为阿诺德配了一名翻译，并帮她制定了一份十分紧张的拍摄日程。每天早上阿诺德会在5点钟醒来，从床边的暖瓶里倒出热水泡一杯茶，从6点开始一直工作到午饭，饭后午睡一小时，再一直工作到晚餐，晚上拍摄人们的娱乐活动。“那种化妆和演出都很复杂的戏剧，以及天真的孩子们欢乐的游戏，在很多工厂和公社里都有。”阿诺德说。①
五个月内，阿诺德以北京为中心做了两次长途旅行，行程达40000英里（约64000公里），北到内蒙南至西双版纳，西北走丝绸之路到新疆，西南到了西藏拉萨—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所允许的外国人在华旅行的极致。除了法院审判罪犯和海军舰艇没能安排拍摄之外，这两次旅行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传统落后的中国，也是一个把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作为目标的中国；一个美丽淳朴的中国，也是一个在贫穷中知足常乐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1979年的中国还处于“后文革时代”，“文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处处可见，“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也还远没有解决。在北京，阿诺德拍摄了既带有“文革”余韵，又被当作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象征的某些地方；在上海，阿诺德记录了与“文革”缠绕在一起的另一件大事：知青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底，当时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到1975年年底，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1200万人。1979年初国务院同意知青回城，但回城后很多知青找不到工作，于是在一些城市—包括上海—知青们举行了要求安排工作的游行。南京路上，知青们拿着写有“全市知青联合起来”等字样的标语，喊着“要工作”的口号，年轻而苍老的面容，眼睛里满是迷惘。阿诺德看得出来，在这些人激烈的情绪背后，是被压抑的痛苦和对生活的最基本的爱。她认真地询问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和这些人的命运遭际，并为这些青年人的蹉跎青春扼腕叹息：“让我始终难忘的是中国人的精神。1979年，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中浮出水面，那是清洗与反清洗、摧毁过去也打碎未来的十年，整整一代青年人成为这场动乱的受害者。” ② 1979年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保存着农业社会落后的劳动力形式、传统的生活习惯以及淳朴的人情。阿诺德镜头中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城市上海，也如同北京一样没有高层建筑，远远看去，整个城市的房顶线平得像没有风的湖面。黄浦江上，一艘双桅帆船缓缓驶过；医院里，医生先用传统的中医针灸为产妇做麻醉，然后做剖腹产手术（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中人们也看到过同样的镜头）。苏州郊外的大运河上，船在行驶，孩子们吊在船尾嬉戏；河边有一个粮所，农民正赤膊将船上的粮食搬到岸上交公粮。四川万县县城的十字路口，交通民警手里拿着喇叭指挥着并不拥挤的地排车和挑担人通行；重庆市的一块空地上上演着“山羊走单杠”的乡村马戏。云南西双版纳，一边是手工插秧，一边是手工割稻，一个女孩用手将稻子撸下来，装进书包；赤脚医生挑着担子在田间地头行医，两只桶里一只装着简单的医疗器械，一只装着药品。在西藏，哲蚌寺的喇嘛摇着法鼓念经，妇女放牧着牦牛；人们用地排车运土修路，藏族妇女的铁锨上拴着一根绳子，当一名妇女铲土的时候，另一名妇女就向上拉这根绳子帮助她—多么古老，就像回到了中世纪……中国这种普遍存在的落后的体力劳动给阿诺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摄影集《中国之行》（1980年出版）中特别写到：“中国所见，两点让我铭记在心：在过去30年（1949-1979）中他们已经走了多远；为了摆脱令人吃惊的落后的体力劳动—中国有千百万人还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们还要走多远。” ③
但正如玛格南图片社的编辑碧姬·拉蒂诺瓦（Brigitte Lardinois）所说，阿诺德到中国不是为了嘲笑中国的落后，她是要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她没有刻意回避或突出这种“阴暗面”，她理解这个国家处在一个艰难的转折时刻，她是站在一个让对方和自己都带有尊严的距离上拍摄下这些场面。因此，在阿诺德的照片中，指挥着地排车的万县交警、铁锨上栓根绳修路的藏族妇女和西双版纳插秧的农民，其劳作方式可能很落后，但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却令人肃然起敬：“在西双版纳，一群农民对我说，是的，我们还在用祖宗的方式干活，水牛平地，手工插秧，但解放以来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稻田里不再杂草丛生，有医疗服务，有退休金，老人能得到照顾，孩子上学不要钱。是的，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孩子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老人对我说，为了我们的儿子，为了我们的儿子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祖孙万代。”④因此，他们的形象有一种真实质朴之美，绝不滑稽。
当然，1979年的中国，阿诺德更多地看到的是变化。“文革”结束了，国门打开了，洋人洋货又回到了生活中，国家和老百姓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想挣钱的去挣钱，信仰上帝的就去做祷告，社会生活初步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出现在阿诺德眼前的中国社会生活，与她此前的想象居然如此不同：“在我看来，中国有其同一性，但绝不是我在苏联见到的那种单一灰色的千篇一律，中国的同一性中有令人惊奇的多样性。我曾设想我看到的每一个公社都是一样的，每一座工厂都是按照中央的指导、根据统一计划建起来的。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个单位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它们都在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框架之内。”⑤《中国之行》中，她如此写到。在北京，饭店服务员拿出瓶装的可口可乐待客；“文革”中关了十年的天主教堂重新开门，周日里教徒们公开来做礼拜。画家黄永玉不再画革命宣传画，而是叼着烟斗开心地涂抹着怪模怪样的猫头鹰。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演员陈冲正在拍电影《小花》，这部戏把原来的革命斗争故事大胆地简化为兄妹情深的情感戏，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的一朵“报春花”。春天的长城上，阿诺德居然看到来自巴黎的美女模特穿着时装拿捏着身姿游走，游客和当地百姓纷纷来看“西洋景”—阿诺德见证了影响中国当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时刻：时尚开始的时刻。这个时刻是由一位名叫皮尔·卡丹的法国裁缝带来的。1976年1月，天津地毯厂到法国参展，卡丹非常喜欢一块织有长城图案的挂毯，中国代表团说这是展览用的，不能卖，想买就得去中国。为了买这块长城挂毯，1978年，卡丹以游客身份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位时装设计师惊讶地发现发现共产主义中国没有时尚！从北京到上海，从城市到农村，几乎一律的灰绿蓝，从衣服的样式上看，连男女都分不出来。 1979年4月，卡丹应邀再次访华，有关部门批准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新中国的第一场时装设计表演，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 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扭胯摆臀，伴着流行音乐走起了猫步，台下屏住呼吸凝神观看的均是中国服装外贸业的专业人士。当时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描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冲击波之后，中国的时尚时代开始了。表演结束的次日，卡丹带着那些兴犹未尽的时装模特们参观长城，阿诺德与他们不期而遇，就此把中国时尚迈出的第一步留在了镜头中。
在上海，街道两边药品和化妆品的广告牌代替了原来的工农兵宣传画。中国最早的一批百万富翁已经出现，阿诺德看到他们的生活与一般人还没有明显区别，只是一般人家里待客的水果糖在他们家里换成了金纸包装的巧克力，桌上的塑料花换成了鲜花，墙上挂的毛主席像换成了西洋铜版画……1979年的中国，“新富”们还没有积累成一个阶层，当时的富翁与一般市民都是邻居，与后来的富豪相比资产规模也很小，连“小资”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小贫”。20年后，富豪们已经有了左右政策的能量，终于招摇起来，渐渐得了恶名。
在山东胜利油田，“文革”中被打倒在地的“臭老九”—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东山再起，成为国家依靠的“人才”。他们带着大红花，住在比一般工人宽敞的房子里，家里有电视，中国人称之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1年，马克·吕布访问中国时说中国没有街头生活，而现在，阿诺德看到北京的街头和公园里，青年人弹着吉他，唱着流行歌曲自娱自乐。重庆朝天门码头上，市民跳起了国标交谊舞；内蒙草原上，牧民不仅有传统的那达慕，还有来自西洋的马球；政府也开始公开更多的信息，让老百姓了解社会的发展情况……共产主义的中国不是只有革命没有生活，只有管制没有娱乐，只有政府没有百姓（尽管还不太多），因为现在是1979年。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拍摄，阿诺德充分享受到了观察、拍摄、体验带来的好心情：
“在中国，1979年是一个标志：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转向西方。在保密了整整一代人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向老百姓（包括外部世界）公开更多的东西。这一年，官方的新华社公布了就业、国民收入、预算、粮食收成、工业指数、消费品情况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基本资料和统计信息—而以前，这些都被视为机密。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方面，经济刺激代替了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嘉奖。中国人在赌一个大局：到2000年，让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正是这个开放的时刻使我的工作成为一种快乐。” ⑥
阿诺德所谓的“中国人在赌一个大局”，实际上来自于当时被人们挂在嘴边上的几句话，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结束语：“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内蒙草原的女民兵与苏州的退休工人：女性老了依然美丽，就是一件艺术品！
1979年7月，阿诺德回到伦敦，她的照片首先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随后在其他著名媒体发表，率先向西方真实报道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变化。1979年11月15日，阿诺德的第一个个人摄影展《阿诺德：中国之行》（In China： Photographs by Eve Arnold，展期两个月）在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举行；1980年，摄影集《中国之行》（In China）率先由美国Alfred A. Knopf 公司出版，并获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以表彰她在特殊时期对西方与中国的交流所做的贡献。
摄影集中，阿诺德将照片分为风景、人物、工作与生活几大类，封面是一位面容慈祥、皱纹满面的老太太的肖像，她是一位退休老人。由于老人穿着黑衣服，碰巧背景也是黑色的，所以她那苍白的面容似乎要从画面里飘出来，极有雕塑感。如同很多名作的诞生完全出于偶然一样，阿诺德拍到这张照片也是偶然。她于1979年2月到达苏州（一说桂林），江南的冬天湿冷湿冷的，她的感冒加重成了肺炎，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星期。一天，阿诺德感到身体状况好转，就到街上去看看。“当时老太太正在街道拐角处张望，在我按下快门时她也发现了我。”阿诺德说。当时老太太看着这个头发花白、个头矮小的白人摄影师，对翻译说了一句：“这个女人长得真够怪的！”阿诺德后来看着老人的照片，评价也是一句话：“女性年轻的时候美丽是一种快乐，老了依然美丽，就是一件艺术品。” ⑦ 也许正是因为这位老人是一件“艺术品”，《中国之行》的编辑鲍勃·哥特列布（Bob Gottlieb）才将它选为封面，他的理由是：“100年之后，让人们看到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
与退休老人的肖像同样列为阿诺德中国之行的标志性照片的，还有内蒙古草原上的女民兵和女军人。1979年，中国虽然与美国建交，但与另一个对手苏联的关系并未缓和，官方媒体对苏联的指称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因此，虽然中国南方已经开始建立经济特区，但北方边境地区仍然“深挖洞、广积粮”，全民皆兵。阿诺德在内蒙草原上不仅看到了蒙古民族久负盛名的骑术、赛马、摔跤、马头琴与那达慕，更看到了绿军装、红领章、持枪站岗的女军医，看到了匍匐在草地上驯马的女民兵，她粉红色的长袍与白马点缀在绿色的草原上，胜过一幅美丽的油画。同样美丽的，还有那位著名的女民兵报靶员：她身穿与草原一样颜色的蒙古长袍，束着子弹带，斜背自动步枪，脸上是太阳晒出来的红润；她笔直地站在草原上，庄严地举起报靶的小红旗，身边是一个绿色的人形靶标。看到这幅照片，毛泽东那首著名的《七律·为女民兵题照》已在口边：“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幅女民兵报靶的照片也是阿诺德中国之行最著名的照片之一，阳光之下，草原之上，她青春而庄严的面容溢着一层神圣的光韵，与摄影师的镜头一起见证了“文革”结束之后、市场经济风起云涌之前的那段短暂时间里，中国曾经有过天真美丽的素颜时刻。
无论是那位退休老人还是报靶女民兵的肖像，都传递出了阿诺德在人物摄影方面的不凡功力—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她在长期拍摄玛丽莲·梦露的过程中所赋予照片的特殊韵味，因为这样的韵味也弥漫于她在中国拍摄的那些人物身上：画面看似漫不经心，却传递出摄影师对拍摄对象不同一般的理解。
在1950-1960 年代报道好莱坞新闻期间，阿诺德报道过40多部电影的拍摄，并与梦露成为好友。“刚认识的时候，我们都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梦露是一颗新星，我当摄影师的时间也不长，对自己的未来都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所以容易成为朋友。”阿诺德说，“但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相互利用的心思，她没有利用过我，我也没有利用过她。”由此，阿诺德成为梦露最信任的摄影师，这使她有机会如同家人一般与梦露相处，拍摄梦露的时间长达10年。虽然在她面前，梦露没有任何的避讳—梦露有时当着阿诺德的面修阴毛，而阿诺德也有机会随时举起相机，但她却从来没有借暴露梦露的隐私来为自己挣好处，即使在梦露去世多年之后。阿诺德曾应邀拍摄好莱坞的另一位女明星乔安·克劳馥（Joan Crawford），克劳馥走进更衣间的时候刚喝完酒，颇有醉意，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对阿诺德说：“拍啊，拍啊。”克劳馥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来，直到全裸……阿诺德离开时，将拍摄的两个胶卷交给了克劳馥，说：“这是你的。”这就是阿诺德作为一名摄影师的操守，玛格南的著名摄影师埃利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 评价阿诺德“有坚强的意志、令人尊敬的人品和毫不含糊的工作道德”。⑧
阿诺德对梦露的理解就是在这样的一天天、一件件事中磨出来的。这样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靠的是天长日久。这样的拍摄不是为了留下照片或“瞬间”，倒更像两位陈年老友的见面，没有特殊因由，只是为了喝壶茶。虽然阿诺德在中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与很多人只是一面之交，她的中国印象也确实有点散，但她长期人物摄影积淀的涵养却渗透在照片中：她不刻意追求“瞬间”或构图，照片也并不总是抓拍，有时会提醒被摄者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站好，但从来不指挥被摄者如何表演。她的视点是平等的，不仰视国家领导人，也没有俯视老百姓，她的镜头中宋庆龄如同一位退休女工，廖承志挂着眼镜像小镇的退休教师。67岁的阿诺德已经见了足够的世面，所以即使初次相逢，她也能做到让画面如心一般，沉静如水。“单就摄影风格而言，不会有很多人认出这就是阿诺德的照片。她总是给拍摄对象留下让对方感觉到受尊重的距离；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给拍摄对象留有尊严，同时也让自己保持着尊严（某些场合下一些急红了眼的摄影师为了拍到照片就顾不得这些了），有时这会让她的照片显得缺少活力—不过，良好的修养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正是以此来唤起人们同情心的人。”2007年11月16日，弗朗西斯·霍奇逊（Francis Hodgson）在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阿诺德拍摄的中国照片时如此写到。其实阿诺德是在以人文主义的方式，充满爱意地记录中国和这个世界，这是玛格南的传统。
1979年，等了10年的那张签证来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毛之后的中国，是延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转向新的方向，成为留给世界的巨大悬念，无数西方记者想尽办法试图进入中国探寻真相。时在巴黎的马克·吕布向中国驻法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要求前往北京拍摄中国人民悼念毛主席的活动和毛主席的葬礼，他的申请被拒绝。“我们知道你是中国的朋友”，使馆官员告诉他，“但现在我们家里乱套了。”
家里乱糟糟的，自然没有心情待客。好在这种局面在1976年10月嘎然而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中国以一个外交上的华丽转身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而在国内，批判两个“凡是”、 “右派”平反、“地富反坏右”摘帽、全面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试点、在珠海和深圳试办特区、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建立、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设“小康社会”……此后3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很多事情都在这一年开了头。1979年，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1979年1月31日，玛格南图片社的美国籍摄影师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1912-2012），在伦敦登上前往北京的飞机。在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第一步的时候来到北京，可谓是在“正确的时间”到达了“正确的地方”。为这一天，阿诺德等了10年。
阿诺德是20世纪最出色的女摄影记者之一，1957年加入玛格南，1960年代初定居伦敦，1960年代末开始长期担任《泰晤士报》杂志摄影记者。她对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和好莱坞明星新闻的的报道—特别是其拍摄的玛丽莲·梦露，具有广泛影响。阿诺德自言从她成为摄影师起，“到中国去”就在日程表上占据前列位置。从1969年开始，她每年都向中国使馆递交签证申请。1979年初，她如同往年一样递交了签证申请，很快就接到使馆电话：签证申请通过，经延长她在中国的居留时间可达6个月，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旅游者的身份，经国家旅游局安排，在中国境内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
这一年，阿诺德67岁。
阿诺德的行李是两个大箱子：一个装满了胶卷，另一个装满了包装精致的牛排和奶酪，是她为在中国拍摄准备的“公关”礼品。
“1979年，中国还没有光闪闪的摩天大楼和高速磁悬浮列车，岳敏君的一幅油画也卖不到200万英镑。在西方的想象中，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一大群穿蓝制服骑自行车的人。”2007年11月，英国《独立报》资深评论员苏西 · 拉什顿（Susie Rushton）为阿诺德拍摄的中国照片写评论，在提到1979年的中国时如此写道。“穿蓝制服骑自行车”是西方对毛时代中国人的基本印象，而当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体上也仅限于此。
24个小时的旅行之后，阿诺德抵达北京。此时正值一场大雪飘落京城，北京的确如马克·吕布所说就像一座巨大的村庄，没有几座高层建筑，白雪覆盖着高度几乎相等的平房房顶，城市被道路和胡同切成一个个的方格子。街上，人们穿着蓝灰色衣服蹬着自行车匆匆来往。看上去，北京或者说中国，没有什么变化。
长城上的时装表演与南京路的知青游行
国家旅游局为阿诺德配了一名翻译，并帮她制定了一份十分紧张的拍摄日程。每天早上阿诺德会在5点钟醒来，从床边的暖瓶里倒出热水泡一杯茶，从6点开始一直工作到午饭，饭后午睡一小时，再一直工作到晚餐，晚上拍摄人们的娱乐活动。“那种化妆和演出都很复杂的戏剧，以及天真的孩子们欢乐的游戏，在很多工厂和公社里都有。”阿诺德说。①
五个月内，阿诺德以北京为中心做了两次长途旅行，行程达40000英里（约64000公里），北到内蒙南至西双版纳，西北走丝绸之路到新疆，西南到了西藏拉萨—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所允许的外国人在华旅行的极致。除了法院审判罪犯和海军舰艇没能安排拍摄之外，这两次旅行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传统落后的中国，也是一个把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作为目标的中国；一个美丽淳朴的中国，也是一个在贫穷中知足常乐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1979年的中国还处于“后文革时代”，“文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处处可见，“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也还远没有解决。在北京，阿诺德拍摄了既带有“文革”余韵，又被当作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象征的某些地方；在上海，阿诺德记录了与“文革”缠绕在一起的另一件大事：知青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底，当时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到1975年年底，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1200万人。1979年初国务院同意知青回城，但回城后很多知青找不到工作，于是在一些城市—包括上海—知青们举行了要求安排工作的游行。南京路上，知青们拿着写有“全市知青联合起来”等字样的标语，喊着“要工作”的口号，年轻而苍老的面容，眼睛里满是迷惘。阿诺德看得出来，在这些人激烈的情绪背后，是被压抑的痛苦和对生活的最基本的爱。她认真地询问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和这些人的命运遭际，并为这些青年人的蹉跎青春扼腕叹息：“让我始终难忘的是中国人的精神。1979年，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中浮出水面，那是清洗与反清洗、摧毁过去也打碎未来的十年，整整一代青年人成为这场动乱的受害者。” ② 1979年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保存着农业社会落后的劳动力形式、传统的生活习惯以及淳朴的人情。阿诺德镜头中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城市上海，也如同北京一样没有高层建筑，远远看去，整个城市的房顶线平得像没有风的湖面。黄浦江上，一艘双桅帆船缓缓驶过；医院里，医生先用传统的中医针灸为产妇做麻醉，然后做剖腹产手术（在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中人们也看到过同样的镜头）。苏州郊外的大运河上，船在行驶，孩子们吊在船尾嬉戏；河边有一个粮所，农民正赤膊将船上的粮食搬到岸上交公粮。四川万县县城的十字路口，交通民警手里拿着喇叭指挥着并不拥挤的地排车和挑担人通行；重庆市的一块空地上上演着“山羊走单杠”的乡村马戏。云南西双版纳，一边是手工插秧，一边是手工割稻，一个女孩用手将稻子撸下来，装进书包；赤脚医生挑着担子在田间地头行医，两只桶里一只装着简单的医疗器械，一只装着药品。在西藏，哲蚌寺的喇嘛摇着法鼓念经，妇女放牧着牦牛；人们用地排车运土修路，藏族妇女的铁锨上拴着一根绳子，当一名妇女铲土的时候，另一名妇女就向上拉这根绳子帮助她—多么古老，就像回到了中世纪……中国这种普遍存在的落后的体力劳动给阿诺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摄影集《中国之行》（1980年出版）中特别写到：“中国所见，两点让我铭记在心：在过去30年（1949-1979）中他们已经走了多远；为了摆脱令人吃惊的落后的体力劳动—中国有千百万人还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们还要走多远。” ③
但正如玛格南图片社的编辑碧姬·拉蒂诺瓦（Brigitte Lardinois）所说，阿诺德到中国不是为了嘲笑中国的落后，她是要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她没有刻意回避或突出这种“阴暗面”，她理解这个国家处在一个艰难的转折时刻，她是站在一个让对方和自己都带有尊严的距离上拍摄下这些场面。因此，在阿诺德的照片中，指挥着地排车的万县交警、铁锨上栓根绳修路的藏族妇女和西双版纳插秧的农民，其劳作方式可能很落后，但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却令人肃然起敬：“在西双版纳，一群农民对我说，是的，我们还在用祖宗的方式干活，水牛平地，手工插秧，但解放以来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稻田里不再杂草丛生，有医疗服务，有退休金，老人能得到照顾，孩子上学不要钱。是的，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孩子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老人对我说，为了我们的儿子，为了我们的儿子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祖孙万代。”④因此，他们的形象有一种真实质朴之美，绝不滑稽。
当然，1979年的中国，阿诺德更多地看到的是变化。“文革”结束了，国门打开了，洋人洋货又回到了生活中，国家和老百姓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想挣钱的去挣钱，信仰上帝的就去做祷告，社会生活初步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出现在阿诺德眼前的中国社会生活，与她此前的想象居然如此不同：“在我看来，中国有其同一性，但绝不是我在苏联见到的那种单一灰色的千篇一律，中国的同一性中有令人惊奇的多样性。我曾设想我看到的每一个公社都是一样的，每一座工厂都是按照中央的指导、根据统一计划建起来的。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个单位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它们都在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框架之内。”⑤《中国之行》中，她如此写到。在北京，饭店服务员拿出瓶装的可口可乐待客；“文革”中关了十年的天主教堂重新开门，周日里教徒们公开来做礼拜。画家黄永玉不再画革命宣传画，而是叼着烟斗开心地涂抹着怪模怪样的猫头鹰。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演员陈冲正在拍电影《小花》，这部戏把原来的革命斗争故事大胆地简化为兄妹情深的情感戏，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的一朵“报春花”。春天的长城上，阿诺德居然看到来自巴黎的美女模特穿着时装拿捏着身姿游走，游客和当地百姓纷纷来看“西洋景”—阿诺德见证了影响中国当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时刻：时尚开始的时刻。这个时刻是由一位名叫皮尔·卡丹的法国裁缝带来的。1976年1月，天津地毯厂到法国参展，卡丹非常喜欢一块织有长城图案的挂毯，中国代表团说这是展览用的，不能卖，想买就得去中国。为了买这块长城挂毯，1978年，卡丹以游客身份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位时装设计师惊讶地发现发现共产主义中国没有时尚！从北京到上海，从城市到农村，几乎一律的灰绿蓝，从衣服的样式上看，连男女都分不出来。 1979年4月，卡丹应邀再次访华，有关部门批准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新中国的第一场时装设计表演，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 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扭胯摆臀，伴着流行音乐走起了猫步，台下屏住呼吸凝神观看的均是中国服装外贸业的专业人士。当时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描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冲击波之后，中国的时尚时代开始了。表演结束的次日，卡丹带着那些兴犹未尽的时装模特们参观长城，阿诺德与他们不期而遇，就此把中国时尚迈出的第一步留在了镜头中。
在上海，街道两边药品和化妆品的广告牌代替了原来的工农兵宣传画。中国最早的一批百万富翁已经出现，阿诺德看到他们的生活与一般人还没有明显区别，只是一般人家里待客的水果糖在他们家里换成了金纸包装的巧克力，桌上的塑料花换成了鲜花，墙上挂的毛主席像换成了西洋铜版画……1979年的中国，“新富”们还没有积累成一个阶层，当时的富翁与一般市民都是邻居，与后来的富豪相比资产规模也很小，连“小资”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小贫”。20年后，富豪们已经有了左右政策的能量，终于招摇起来，渐渐得了恶名。
在山东胜利油田，“文革”中被打倒在地的“臭老九”—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东山再起，成为国家依靠的“人才”。他们带着大红花，住在比一般工人宽敞的房子里，家里有电视，中国人称之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1年，马克·吕布访问中国时说中国没有街头生活，而现在，阿诺德看到北京的街头和公园里，青年人弹着吉他，唱着流行歌曲自娱自乐。重庆朝天门码头上，市民跳起了国标交谊舞；内蒙草原上，牧民不仅有传统的那达慕，还有来自西洋的马球；政府也开始公开更多的信息，让老百姓了解社会的发展情况……共产主义的中国不是只有革命没有生活，只有管制没有娱乐，只有政府没有百姓（尽管还不太多），因为现在是1979年。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拍摄，阿诺德充分享受到了观察、拍摄、体验带来的好心情：
“在中国，1979年是一个标志：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转向西方。在保密了整整一代人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向老百姓（包括外部世界）公开更多的东西。这一年，官方的新华社公布了就业、国民收入、预算、粮食收成、工业指数、消费品情况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基本资料和统计信息—而以前，这些都被视为机密。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方面，经济刺激代替了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嘉奖。中国人在赌一个大局：到2000年，让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正是这个开放的时刻使我的工作成为一种快乐。” ⑥
阿诺德所谓的“中国人在赌一个大局”，实际上来自于当时被人们挂在嘴边上的几句话，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结束语：“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内蒙草原的女民兵与苏州的退休工人：女性老了依然美丽，就是一件艺术品！
1979年7月，阿诺德回到伦敦，她的照片首先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随后在其他著名媒体发表，率先向西方真实报道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变化。1979年11月15日，阿诺德的第一个个人摄影展《阿诺德：中国之行》（In China： Photographs by Eve Arnold，展期两个月）在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举行；1980年，摄影集《中国之行》（In China）率先由美国Alfred A. Knopf 公司出版，并获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以表彰她在特殊时期对西方与中国的交流所做的贡献。
摄影集中，阿诺德将照片分为风景、人物、工作与生活几大类，封面是一位面容慈祥、皱纹满面的老太太的肖像，她是一位退休老人。由于老人穿着黑衣服，碰巧背景也是黑色的，所以她那苍白的面容似乎要从画面里飘出来，极有雕塑感。如同很多名作的诞生完全出于偶然一样，阿诺德拍到这张照片也是偶然。她于1979年2月到达苏州（一说桂林），江南的冬天湿冷湿冷的，她的感冒加重成了肺炎，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星期。一天，阿诺德感到身体状况好转，就到街上去看看。“当时老太太正在街道拐角处张望，在我按下快门时她也发现了我。”阿诺德说。当时老太太看着这个头发花白、个头矮小的白人摄影师，对翻译说了一句：“这个女人长得真够怪的！”阿诺德后来看着老人的照片，评价也是一句话：“女性年轻的时候美丽是一种快乐，老了依然美丽，就是一件艺术品。” ⑦ 也许正是因为这位老人是一件“艺术品”，《中国之行》的编辑鲍勃·哥特列布（Bob Gottlieb）才将它选为封面，他的理由是：“100年之后，让人们看到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
与退休老人的肖像同样列为阿诺德中国之行的标志性照片的，还有内蒙古草原上的女民兵和女军人。1979年，中国虽然与美国建交，但与另一个对手苏联的关系并未缓和，官方媒体对苏联的指称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因此，虽然中国南方已经开始建立经济特区，但北方边境地区仍然“深挖洞、广积粮”，全民皆兵。阿诺德在内蒙草原上不仅看到了蒙古民族久负盛名的骑术、赛马、摔跤、马头琴与那达慕，更看到了绿军装、红领章、持枪站岗的女军医，看到了匍匐在草地上驯马的女民兵，她粉红色的长袍与白马点缀在绿色的草原上，胜过一幅美丽的油画。同样美丽的，还有那位著名的女民兵报靶员：她身穿与草原一样颜色的蒙古长袍，束着子弹带，斜背自动步枪，脸上是太阳晒出来的红润；她笔直地站在草原上，庄严地举起报靶的小红旗，身边是一个绿色的人形靶标。看到这幅照片，毛泽东那首著名的《七律·为女民兵题照》已在口边：“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幅女民兵报靶的照片也是阿诺德中国之行最著名的照片之一，阳光之下，草原之上，她青春而庄严的面容溢着一层神圣的光韵，与摄影师的镜头一起见证了“文革”结束之后、市场经济风起云涌之前的那段短暂时间里，中国曾经有过天真美丽的素颜时刻。
无论是那位退休老人还是报靶女民兵的肖像，都传递出了阿诺德在人物摄影方面的不凡功力—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她在长期拍摄玛丽莲·梦露的过程中所赋予照片的特殊韵味，因为这样的韵味也弥漫于她在中国拍摄的那些人物身上：画面看似漫不经心，却传递出摄影师对拍摄对象不同一般的理解。
在1950-1960 年代报道好莱坞新闻期间，阿诺德报道过40多部电影的拍摄，并与梦露成为好友。“刚认识的时候，我们都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梦露是一颗新星，我当摄影师的时间也不长，对自己的未来都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所以容易成为朋友。”阿诺德说，“但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相互利用的心思，她没有利用过我，我也没有利用过她。”由此，阿诺德成为梦露最信任的摄影师，这使她有机会如同家人一般与梦露相处，拍摄梦露的时间长达10年。虽然在她面前，梦露没有任何的避讳—梦露有时当着阿诺德的面修阴毛，而阿诺德也有机会随时举起相机，但她却从来没有借暴露梦露的隐私来为自己挣好处，即使在梦露去世多年之后。阿诺德曾应邀拍摄好莱坞的另一位女明星乔安·克劳馥（Joan Crawford），克劳馥走进更衣间的时候刚喝完酒，颇有醉意，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对阿诺德说：“拍啊，拍啊。”克劳馥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来，直到全裸……阿诺德离开时，将拍摄的两个胶卷交给了克劳馥，说：“这是你的。”这就是阿诺德作为一名摄影师的操守，玛格南的著名摄影师埃利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 评价阿诺德“有坚强的意志、令人尊敬的人品和毫不含糊的工作道德”。⑧
阿诺德对梦露的理解就是在这样的一天天、一件件事中磨出来的。这样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靠的是天长日久。这样的拍摄不是为了留下照片或“瞬间”，倒更像两位陈年老友的见面，没有特殊因由，只是为了喝壶茶。虽然阿诺德在中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与很多人只是一面之交，她的中国印象也确实有点散，但她长期人物摄影积淀的涵养却渗透在照片中：她不刻意追求“瞬间”或构图，照片也并不总是抓拍，有时会提醒被摄者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站好，但从来不指挥被摄者如何表演。她的视点是平等的，不仰视国家领导人，也没有俯视老百姓，她的镜头中宋庆龄如同一位退休女工，廖承志挂着眼镜像小镇的退休教师。67岁的阿诺德已经见了足够的世面，所以即使初次相逢，她也能做到让画面如心一般，沉静如水。“单就摄影风格而言，不会有很多人认出这就是阿诺德的照片。她总是给拍摄对象留下让对方感觉到受尊重的距离；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给拍摄对象留有尊严，同时也让自己保持着尊严（某些场合下一些急红了眼的摄影师为了拍到照片就顾不得这些了），有时这会让她的照片显得缺少活力—不过，良好的修养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正是以此来唤起人们同情心的人。”2007年11月16日，弗朗西斯·霍奇逊（Francis Hodgson）在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阿诺德拍摄的中国照片时如此写到。其实阿诺德是在以人文主义的方式，充满爱意地记录中国和这个世界，这是玛格南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