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功，曾从事出版十五年，现任教于南昌大学中文系，著有《纸醉书迷》《长沟流月去无声——重说民国人与事》等。
　　亚马逊， Nook公司，包括我们熟悉的盛大……不断有各方神圣推动自助出版的消息传来。都说好日子终于要来了：作者借助自主编辑软件、巨型服务器等现代科技，挑战一向自以为是的出版人，颠覆编辑居于核心地位的传统出版模式。说到底，自助出版的兴起，是话语权力博弈的产物。凭什么作者与读者要把选择权让度给编辑？编辑的合法性何在？不就是因为在出版权被垄断的时代，作者没有选择的权利。一旦技术带来解放的力量，写作者不满自己经常被倨傲的出版人无理拒绝、狠心盘剥的处境，当然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把编辑、著作经纪人、出版社等“中间势力”丢一边！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自助出版也如此——至多只是多了些网络的科技因素而已。远的不说，在现代史上，类似的“自助出版”就曾经显示出它的影响力。
　　1920年2月，被批到八大胡同嫖妓、“私德太坏”的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愤而离开北大南下上海，自然，也带走了以他为核心的名刊《新青年》。恰好在这时，编辑群体与杂志的发行商群益书社在定价、登广告等问题上发生越来越剧烈的冲突。5月7日，陈独秀给同道胡适与李大钊写信，提出独立自办杂志，理由是：“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11号，他又致信胡适：“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胡适担心经费问题，回信力劝陈独秀不要独立办刊。陈独秀复信说：“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再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完。”加上北京同人因为对杂志前途看法不一，消极怠工，杂志发生稿荒。一来二去，已经由文化救亡趋向政治救亡、由民主主义者转为马列主义者的陈独秀，干脆借势将刊物改造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经费，则由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支付。后来的史家，多把《新青年》由五四思想启蒙刊物转变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视作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新文化运动结束而左翼思潮兴起的关键。如果设想群益书社厚待陈独秀，这位似“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的人物不走上“自助出版”的道路，中国现代史会不会有另一种写法？
　　无独有偶。与此类似的还有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1921年4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文学愤青成仿吾与郭沫若，被正在招人的上海小书局泰东图书局收留。一个月后，他们组建了创造社。社局合作出版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社丛书》等给书局带来巨额利润。但因为老板赵南公办事风格的“马虎”或书商气，郭沫若一直感觉寄居的屈辱。既无合同与聘书明确身份，工作报酬又少，按同事张静庐的回忆，一点钱还要三元两元地去柜台上领取，受尽冷眼。自己编的书，根本就没有版税。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由泰东发行，很快成为畅销书。但印制的粗糙与初译的误植，让他觉得不堪忍受，却无可奈何。书局为了省钱，一直拖着不肯修订，“改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体，我们一向是为饥寒所迫的人，哪有余钱来消赎这项罪过呢”。后来郭沫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愤恨地回忆这种“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泰东老板对于我们采取的便是‘一碗饭，五羊皮’的主义，他知道我们都穷，自然有一碗饭给我们吃，时而也把零用钱给我们用，这些饭和这些钱是主人的恩惠，我们受着他的买活，便不能不尽我们奴隶的劳力……他以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来羁縻着我们。我们所受的恩惠虽是有限，而所尽的义务却没有可言满足的一天。因为这儿的尺度是精神上的尺度。我们的自由无形中是受着束缚的……”受够了书局剥削的创造社青年，终于走上了“自助出版”的道路，在1926年3月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自己的书自行出版发行。感觉出了一口气的郭沫若说：“创造社决计和泰东脱离，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是奴隶对于奴隶主的革命。”
　　跃跃欲试的自助出版看上去像一种草根爆发出的革命力量。但目前，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成熟的赢利模式，写作者获利有限；猖獗的盗版与过低门槛导致的信息泛滥，大大影响了自助出版的发展。还有，据报道，在自助出版发展迅猛的美国，其业务被几家巨头垄断。这真应了福柯的理论说法，有关系与结构的地方就会产生权力。在出版的链条中，“自助”永远只是种相对的梦想。今天的写作者不必过早地狂欢，传统出版人也不必哀叹。两方之间的对抗与张力，带给文化以活力，也带来时代的新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