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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安徽肃反运动
回顾历史，一个甲子，犹如昨天。
解放初期，由于安徽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留用了旧社会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掩盖反动面目，伪装向党靠拢，有的钻进党内和各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窃取领导职位，占据要害部门。虽经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清理“中层”，但仍有一部分漏网。遇有时机，他们就从事破坏活动。据1955年6月统计，在一年内，全省发生各种破坏事故近400起，其中，发生在省直机关的有47起。潜伏的特务间谍也蠢蠢欲动，发展特务组织，破坏社会秩序。
从1955年5月起，安徽省开展肃反斗争。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市、县及省直各部、委、厅、局都成立了5人小组，分别领导肃反运动。经过4年半的肃反斗争，全省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14635名，占全省参加肃反运动总人数的1.22%；弄清20余万人的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破获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集团案件65起。
1955年，安徽省文化厅成立了肃反运动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一个专案调查组，我从安徽省电影公司被抽调出来担任组长，陆续参与调查了几起案件。其中，1957年发生的一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其侦破过程可谓惊心动魄，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展现了敌我斗争的残酷性。
这年3月，安徽省某文化单位职工许树（化名）在肃反交心会上坦白：“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有十几个人参加了‘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赵如江（化名）被蒋介石特务机关派任司令，我们的任务是长期潜伏，伺机行动……”
此案事关重大，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由我以公安厅工作人员的身份，与时任省厅四处处长的周爱义（后担任安徽省武警总队总队长）负责此案侦查工作，还给我发放了警服、搜查证、逮捕证、持枪证、边防通行证（证件我至今保存）。
赴上海深圳查找线索
1957年4月初，我与周爱义到上海市公安局，查阅了解放前至1957年3月期间与“赵如江”同名的所有户籍，筛选大量信息，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很可疑，这人曾3次搬家迁址并更换姓名，然后下落不明。当时我怀疑他已经出境了，便前往出入境口岸深圳探寻线索。4月19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深圳。在深圳边防局的大力支持下，我组织几个专业人员，花费了几天时间，翻阅了1949年至1957年4月的出境人员记录卡片，却依然一无所获。
我旋即回到广州，广州市公安局领导对我说：“敌情有了变化，你立即去某路某巷某号，有人等候你。”我到达某巷后，因人生地不熟，找不到门牌号。正在为难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我身边问：“你是外地来的吧？”我说：“是的，找亲友忘了问清门牌号。”她抬头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说：“快下雨了，改天再来吧，你住在什么地方啊？”“长堤。”“哎呀，正巧我也去长堤，一同打伞走吧。”这样，她一直陪我乘坐公交车到达长堤，送我到西壕饭店门前。
第二天，我又按照广州市公安局提供的线索，在某巷内二道门右侧，找到了联系人，他告诉我：“经过与在台湾的同志联系，确实有一个‘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潜伏在大陆，台湾方面已经知道了我们在找寻他们，已经派来一男一女，后天到上海，你赶快回上海，与上海市局研究对策，一定要监视住台湾来人和你们的案件相关人。台湾来人完成任务出境时，由我们广东公安逮捕。据了解，台湾来人的任务是找到特遣支队，分派任务，如若执行得好，就给予保留；倘若拒绝执行任务，就把他们处理掉。”
与台湾女特务在上海重逢
一席话令我感觉事态非常严重，便火速返回了上海，刚与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领导谈完情况，广州公安部门的密电就到了：“台湾来人，男的40多岁，黄皮鞋，戴眼镜，一件旅行包，一件小牛皮箱，箱内夹层里有一张出境证；女的30岁，在上海的落脚点是陕南路，今天下午4时半，有一老人一小女孩在火车站出站口迎接。”我们立即着手安排工作，保护所有相关人士安全的工作由上海市公安局具体负责。
下午，我赶赴上海火车站外，从远处观察出站口，这时我吃惊地发现前来的女人竟然就是在广州陪我去长堤西壕饭店的人。我立刻察觉到自己上次被台湾来人跟踪了。
我和周爱义心急如焚，改从外围直接查访，周爱义去陕南路，我则去宝山路，因为许树曾提到有熟人住宝山路，姓邵。当我来到宝山路时，一下傻了眼：马路正在拓宽，两边的房子都被拆了。我突然发现临街有一户住宅，被拆了一半，又搭建一半，像个不愿搬迁的“钉子户”。于是，我走上前，想打听派出所的新地址。没想到这一家住户正是邵广（化名），而这所房子正是“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联络站。邵广是铁路局的技术工人，十分精明老练，一开始就猜到我是从安徽来的。我自称自己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进修学习，老许很久没有见你了，他让我有空打听一下。我准备去上影技术供应厂，今天正巧路过这里……邵广热心询问老许有几个孩子、妻子在哪工作？我谎称他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妻子在话剧团（后来才知道我的这些随意回答当时就被对方识破了），邵广热情留我吃午饭，我借口在上影技供厂有人等我而谢绝了。
我暗自得意，以为找到了线索。下午2时，我心情轻松地去了上海铁路公安处。门卫一听我是安徽来的，急忙领我去见处长。处长一见我就说：“哎呀，我的同志啊，你怎么去找老邵本人呢？你一走，他就来自首了。我也没吃饭，一直坐在这里等你。走！我们一同去外滩——华东工程公司（化名），‘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 司令赵如江就是那里的总工程师，我已与他们领导通过电话了……”
在华东工程公司，公司领导等保卫处干事、市铁路公安处多位同志及我都到齐后，立即把赵如江喊来，等大家坐定后，公司领导严肃地对赵如江说：“你隐瞒了重大问题没坦白交代。”赵如江思虑片刻后，镇静地说：“周恩来总理了解我。”在座的人一听皆愣住了。我走到公司领导跟前低声说：“根据市公安局掌握的敌情，台湾特务机关已经派俩人到了上海，专程找赵如江。”公司领导思考片刻，对赵如江说：“目前你可能有点危险，暂时留在这里不要离开，你的家属安全我们负责，只要几天时间。”
几天后，我又去华东工程公司，公司领导介绍了刚从北京中南海外调的情况：“周恩来总理说，国共重庆谈判时，赵如江是国民党顾问团成员，对我们很不错，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部长，没去台湾就很好嘛，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呐！”
政治历史问题真相大白
这个案件结束后，有关部门在安徽省委小礼堂召开全省专案会议，让我作大会发言。于是，我介绍了办理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及经验教训。原来，在蒋介石撤退大陆前夕，曾动员一批国民党骨干分子到台湾，赵如江身为国民党高官，却不愿跟随蒋介石去台湾，寻找各种理由留在了大陆。国民党特务机关阴险毒辣，想借刀杀人，把不愿赴台的众多国民党高官、知识分子，都冠以反共政治身份，欲借共产党之手除掉他们。赵如江被委任为“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司令后，找了十几位志同道合、且对新中国有好感的朋友，名义上以“特遣支队”活动，作为应付国民党的手段。但他们没有做过反共坏事，反而积极为新中国建设奉献力量，尤其是赵如江作为公司总工程师，为华东地区工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与周爱义通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多地走访，查清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挖出来的并不是所谓国民党“特务”，其实他们都是好同志。专案组弄清了许树、赵如江等十几名涉案者的政治历史问题后，解除了他们沉重的思想负担，没有造成冤假错案。
（责任编辑：徐 嘉）
回顾历史，一个甲子，犹如昨天。
解放初期，由于安徽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留用了旧社会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掩盖反动面目，伪装向党靠拢，有的钻进党内和各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窃取领导职位，占据要害部门。虽经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清理“中层”，但仍有一部分漏网。遇有时机，他们就从事破坏活动。据1955年6月统计，在一年内，全省发生各种破坏事故近400起，其中，发生在省直机关的有47起。潜伏的特务间谍也蠢蠢欲动，发展特务组织，破坏社会秩序。
从1955年5月起，安徽省开展肃反斗争。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市、县及省直各部、委、厅、局都成立了5人小组，分别领导肃反运动。经过4年半的肃反斗争，全省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14635名，占全省参加肃反运动总人数的1.22%；弄清20余万人的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破获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集团案件65起。
1955年，安徽省文化厅成立了肃反运动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一个专案调查组，我从安徽省电影公司被抽调出来担任组长，陆续参与调查了几起案件。其中，1957年发生的一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其侦破过程可谓惊心动魄，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展现了敌我斗争的残酷性。
这年3月，安徽省某文化单位职工许树（化名）在肃反交心会上坦白：“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有十几个人参加了‘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赵如江（化名）被蒋介石特务机关派任司令，我们的任务是长期潜伏，伺机行动……”
此案事关重大，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由我以公安厅工作人员的身份，与时任省厅四处处长的周爱义（后担任安徽省武警总队总队长）负责此案侦查工作，还给我发放了警服、搜查证、逮捕证、持枪证、边防通行证（证件我至今保存）。
赴上海深圳查找线索
1957年4月初，我与周爱义到上海市公安局，查阅了解放前至1957年3月期间与“赵如江”同名的所有户籍，筛选大量信息，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很可疑，这人曾3次搬家迁址并更换姓名，然后下落不明。当时我怀疑他已经出境了，便前往出入境口岸深圳探寻线索。4月19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深圳。在深圳边防局的大力支持下，我组织几个专业人员，花费了几天时间，翻阅了1949年至1957年4月的出境人员记录卡片，却依然一无所获。
我旋即回到广州，广州市公安局领导对我说：“敌情有了变化，你立即去某路某巷某号，有人等候你。”我到达某巷后，因人生地不熟，找不到门牌号。正在为难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我身边问：“你是外地来的吧？”我说：“是的，找亲友忘了问清门牌号。”她抬头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说：“快下雨了，改天再来吧，你住在什么地方啊？”“长堤。”“哎呀，正巧我也去长堤，一同打伞走吧。”这样，她一直陪我乘坐公交车到达长堤，送我到西壕饭店门前。
第二天，我又按照广州市公安局提供的线索，在某巷内二道门右侧，找到了联系人，他告诉我：“经过与在台湾的同志联系，确实有一个‘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潜伏在大陆，台湾方面已经知道了我们在找寻他们，已经派来一男一女，后天到上海，你赶快回上海，与上海市局研究对策，一定要监视住台湾来人和你们的案件相关人。台湾来人完成任务出境时，由我们广东公安逮捕。据了解，台湾来人的任务是找到特遣支队，分派任务，如若执行得好，就给予保留；倘若拒绝执行任务，就把他们处理掉。”
与台湾女特务在上海重逢
一席话令我感觉事态非常严重，便火速返回了上海，刚与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领导谈完情况，广州公安部门的密电就到了：“台湾来人，男的40多岁，黄皮鞋，戴眼镜，一件旅行包，一件小牛皮箱，箱内夹层里有一张出境证；女的30岁，在上海的落脚点是陕南路，今天下午4时半，有一老人一小女孩在火车站出站口迎接。”我们立即着手安排工作，保护所有相关人士安全的工作由上海市公安局具体负责。
下午，我赶赴上海火车站外，从远处观察出站口，这时我吃惊地发现前来的女人竟然就是在广州陪我去长堤西壕饭店的人。我立刻察觉到自己上次被台湾来人跟踪了。
我和周爱义心急如焚，改从外围直接查访，周爱义去陕南路，我则去宝山路，因为许树曾提到有熟人住宝山路，姓邵。当我来到宝山路时，一下傻了眼：马路正在拓宽，两边的房子都被拆了。我突然发现临街有一户住宅，被拆了一半，又搭建一半，像个不愿搬迁的“钉子户”。于是，我走上前，想打听派出所的新地址。没想到这一家住户正是邵广（化名），而这所房子正是“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联络站。邵广是铁路局的技术工人，十分精明老练，一开始就猜到我是从安徽来的。我自称自己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进修学习，老许很久没有见你了，他让我有空打听一下。我准备去上影技术供应厂，今天正巧路过这里……邵广热心询问老许有几个孩子、妻子在哪工作？我谎称他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妻子在话剧团（后来才知道我的这些随意回答当时就被对方识破了），邵广热情留我吃午饭，我借口在上影技供厂有人等我而谢绝了。
我暗自得意，以为找到了线索。下午2时，我心情轻松地去了上海铁路公安处。门卫一听我是安徽来的，急忙领我去见处长。处长一见我就说：“哎呀，我的同志啊，你怎么去找老邵本人呢？你一走，他就来自首了。我也没吃饭，一直坐在这里等你。走！我们一同去外滩——华东工程公司（化名），‘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 司令赵如江就是那里的总工程师，我已与他们领导通过电话了……”
在华东工程公司，公司领导等保卫处干事、市铁路公安处多位同志及我都到齐后，立即把赵如江喊来，等大家坐定后，公司领导严肃地对赵如江说：“你隐瞒了重大问题没坦白交代。”赵如江思虑片刻后，镇静地说：“周恩来总理了解我。”在座的人一听皆愣住了。我走到公司领导跟前低声说：“根据市公安局掌握的敌情，台湾特务机关已经派俩人到了上海，专程找赵如江。”公司领导思考片刻，对赵如江说：“目前你可能有点危险，暂时留在这里不要离开，你的家属安全我们负责，只要几天时间。”
几天后，我又去华东工程公司，公司领导介绍了刚从北京中南海外调的情况：“周恩来总理说，国共重庆谈判时，赵如江是国民党顾问团成员，对我们很不错，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部长，没去台湾就很好嘛，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呐！”
政治历史问题真相大白
这个案件结束后，有关部门在安徽省委小礼堂召开全省专案会议，让我作大会发言。于是，我介绍了办理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及经验教训。原来，在蒋介石撤退大陆前夕，曾动员一批国民党骨干分子到台湾，赵如江身为国民党高官，却不愿跟随蒋介石去台湾，寻找各种理由留在了大陆。国民党特务机关阴险毒辣，想借刀杀人，把不愿赴台的众多国民党高官、知识分子，都冠以反共政治身份，欲借共产党之手除掉他们。赵如江被委任为“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司令后，找了十几位志同道合、且对新中国有好感的朋友，名义上以“特遣支队”活动，作为应付国民党的手段。但他们没有做过反共坏事，反而积极为新中国建设奉献力量，尤其是赵如江作为公司总工程师，为华东地区工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与周爱义通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多地走访，查清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挖出来的并不是所谓国民党“特务”，其实他们都是好同志。专案组弄清了许树、赵如江等十几名涉案者的政治历史问题后，解除了他们沉重的思想负担，没有造成冤假错案。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