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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节省的外汇都留给国家
1945年、1954年和1958年，董必武（1886-1975，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后两次分别代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参加东欧国家的国庆典礼和党的代表大会。
在国外，董必武也像在国内一样，厉行节约，克己奉公。现在还保存的他在赴美期间亲笔记的一份收支账目，上面写着：“董捐生活费美金壹仟贰佰陆拾圆整”“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圆整”和“董交治装费美金壹仟壹佰捌拾伍圆整”。这三笔共计2600多美元的捐款就是他在生活上节省下来的，都用来贴补《新华日报》购买印刷机，以及印刷他和章汉夫合作编译的《中国解放区实录》英文小册子的费用。他还为国内同志买了打字机、留声机和英语唱片等，以满足大家在工作、学习上的需要。
在这份账目中，还有一笔数目不大的医药费和两笔邮电费，几元几角几分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对每一分钱的珍惜。
1954年那次出国，发生过一件事：东道国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为数可观的生活费，让客人买些日用品或纪念品。个别团员要求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点洋货，作为团长的董必武却没有同意。经代表团工作会议商议，最后，全体团员一致同意把这笔钱都交给中国大使馆。
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
董必武要求一家人布衣蔬食，不讲吃穿。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供给制时，公家发的一套灰布制服和另一套自己做的黄咔叽布制服，是他最爱穿的，领子、袖口都已磨破，补上补钉再穿。汗衫穿久了，背上破得像蜘蛛网，他便要夫人何连芝把两件补作一件穿。1945年出国时，公家给他买的一双皮鞋，外出回来，马上脱下，一直到60年代，这双皮鞋仍很完好。毛巾中间磨薄了，就把两边缝成一个圆筒转着使用。牙刷把折断了，用丝线缠牢继续用，夫人给他换了一把，还挨了他的批评。
董必武爱写字，每天坚持写。毛笔的笔头掉了，便用院子里桃树分泌的桃胶粘上，用线缠牢。他练字常用旧报纸，写满正反两面。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他更是想出一个节约的办法：用一块有机玻璃板写字，写满后可擦掉重写。他平时著文、写信、吟诗的稿纸，用的都是些旧日历、节目单反面、半截废纸等。
晚年工作少了，他便自觉请求精减身边工作人员，不要专职的秘书、警卫和专车。
1972年冬，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当时，他还住在医院里，大家担心他坐火车长途旅行身体受不住，再三劝他坐专机。没想到这惹得他老大不痛快。一架专机飞趟广州要用多少油！坚持不坐飞机。
当官不谋私
1954年临出国前，董必武15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人员说，他想要一架照相机，这位工作人员出国后和使馆同志聊天时随便提到这件事，使馆同志当真给买了一架。回国后，董必武看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了这件事。董必武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并要秘书立即带上相机和相当于这架相机市价的一笔款，到外交部去做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相机还是留款。外交部同志听说董必武发了脾气，也知道董必武一贯公私分明，只好留下了照相机。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在农村的一些亲友看他当了政务院副总理，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等要求。董必武一律回信婉言拒绝。
这里抄录一段他写给外甥的回信：“……你如果是青年团员，想调动工作，应向团请求，不应向我个人请求。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后来，他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亲人和亲友，对他们事先进行教育。
在他的教导下，他的侄儿、外甥、侄孙、侄孙女、侄外孙等，都一直扎根农村，安于自己的岗位。
为农民谋利
董必武十分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一次，他看到农村不少地方烧柴非常困难，而靠烧煤或烧油是办不到的，便想到用沼气解决燃料问题。他向农业部的有关专家请教生产和使用沼气的技术，又买了各种介绍沼气的书籍来阅读，还亲自到办沼气有成绩的地方去参观。最后，他确信办沼气“一举多得，其利无穷”，于是便在一些地方大力提倡推广农村沼气。
董必武视察农村时，发现不少地方不重视林业生产，甚至有毁坏森林资源的严重现象。他预见到缺少木材将是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早日抓紧植树造林。除了重视林区造林以外，也要重视社员的房前屋后、渠道和铁路、公路两侧植树。于是他建议发动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以及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每年坚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他到各地视察时，都不断宣传自己的这些想法，并多次和一些地方上主管林业工作的同志座谈，对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1964年他还向中央写过报告，提出自己关于植树造林的几点设想。同年他给湖北当阳县河溶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复信，表扬他们培育树苗的工作搞得好。他说：全国学生有8000万人，小学生占多数，如果只算五、六年级，加上大、中学生，估计有2000万人。折半计算，至少有1000万人以上可以参加植树。每人每年种20棵树，就有2亿棵以上。30年累计，可以达到60亿棵以上的成材树。30年以后，每年伐2亿棵，每年可得木材1000万立方米。
为了宣传和推动人们重视植树造林工作，他写诗呼吁：“君如岁植十株树，廿载将成一片林。”希望之殷切由此可见。
1945年、1954年和1958年，董必武（1886-1975，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后两次分别代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参加东欧国家的国庆典礼和党的代表大会。
在国外，董必武也像在国内一样，厉行节约，克己奉公。现在还保存的他在赴美期间亲笔记的一份收支账目，上面写着：“董捐生活费美金壹仟贰佰陆拾圆整”“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圆整”和“董交治装费美金壹仟壹佰捌拾伍圆整”。这三笔共计2600多美元的捐款就是他在生活上节省下来的，都用来贴补《新华日报》购买印刷机，以及印刷他和章汉夫合作编译的《中国解放区实录》英文小册子的费用。他还为国内同志买了打字机、留声机和英语唱片等，以满足大家在工作、学习上的需要。
在这份账目中，还有一笔数目不大的医药费和两笔邮电费，几元几角几分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对每一分钱的珍惜。
1954年那次出国，发生过一件事：东道国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为数可观的生活费，让客人买些日用品或纪念品。个别团员要求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点洋货，作为团长的董必武却没有同意。经代表团工作会议商议，最后，全体团员一致同意把这笔钱都交给中国大使馆。
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
董必武要求一家人布衣蔬食，不讲吃穿。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供给制时，公家发的一套灰布制服和另一套自己做的黄咔叽布制服，是他最爱穿的，领子、袖口都已磨破，补上补钉再穿。汗衫穿久了，背上破得像蜘蛛网，他便要夫人何连芝把两件补作一件穿。1945年出国时，公家给他买的一双皮鞋，外出回来，马上脱下，一直到60年代，这双皮鞋仍很完好。毛巾中间磨薄了，就把两边缝成一个圆筒转着使用。牙刷把折断了，用丝线缠牢继续用，夫人给他换了一把，还挨了他的批评。
董必武爱写字，每天坚持写。毛笔的笔头掉了，便用院子里桃树分泌的桃胶粘上，用线缠牢。他练字常用旧报纸，写满正反两面。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他更是想出一个节约的办法：用一块有机玻璃板写字，写满后可擦掉重写。他平时著文、写信、吟诗的稿纸，用的都是些旧日历、节目单反面、半截废纸等。
晚年工作少了，他便自觉请求精减身边工作人员，不要专职的秘书、警卫和专车。
1972年冬，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当时，他还住在医院里，大家担心他坐火车长途旅行身体受不住，再三劝他坐专机。没想到这惹得他老大不痛快。一架专机飞趟广州要用多少油！坚持不坐飞机。
当官不谋私
1954年临出国前，董必武15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人员说，他想要一架照相机，这位工作人员出国后和使馆同志聊天时随便提到这件事，使馆同志当真给买了一架。回国后，董必武看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了这件事。董必武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并要秘书立即带上相机和相当于这架相机市价的一笔款，到外交部去做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相机还是留款。外交部同志听说董必武发了脾气，也知道董必武一贯公私分明，只好留下了照相机。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在农村的一些亲友看他当了政务院副总理，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等要求。董必武一律回信婉言拒绝。
这里抄录一段他写给外甥的回信：“……你如果是青年团员，想调动工作，应向团请求，不应向我个人请求。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后来，他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亲人和亲友，对他们事先进行教育。
在他的教导下，他的侄儿、外甥、侄孙、侄孙女、侄外孙等，都一直扎根农村，安于自己的岗位。
为农民谋利
董必武十分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一次，他看到农村不少地方烧柴非常困难，而靠烧煤或烧油是办不到的，便想到用沼气解决燃料问题。他向农业部的有关专家请教生产和使用沼气的技术，又买了各种介绍沼气的书籍来阅读，还亲自到办沼气有成绩的地方去参观。最后，他确信办沼气“一举多得，其利无穷”，于是便在一些地方大力提倡推广农村沼气。
董必武视察农村时，发现不少地方不重视林业生产，甚至有毁坏森林资源的严重现象。他预见到缺少木材将是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早日抓紧植树造林。除了重视林区造林以外，也要重视社员的房前屋后、渠道和铁路、公路两侧植树。于是他建议发动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以及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每年坚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他到各地视察时，都不断宣传自己的这些想法，并多次和一些地方上主管林业工作的同志座谈，对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1964年他还向中央写过报告，提出自己关于植树造林的几点设想。同年他给湖北当阳县河溶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复信，表扬他们培育树苗的工作搞得好。他说：全国学生有8000万人，小学生占多数，如果只算五、六年级，加上大、中学生，估计有2000万人。折半计算，至少有1000万人以上可以参加植树。每人每年种20棵树，就有2亿棵以上。30年累计，可以达到60亿棵以上的成材树。30年以后，每年伐2亿棵，每年可得木材1000万立方米。
为了宣传和推动人们重视植树造林工作，他写诗呼吁：“君如岁植十株树，廿载将成一片林。”希望之殷切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