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5月，高考进入倒计时阶段。
高三女生叶晚每天的安排是：上网查收美国马里兰大学发来的邮件，自学高等数学和外语，为几个月后适应美国的学习生活作准备，剩下的时间就看看电影，学学开车，玩玩调酒……这是令所有高三学生都嫉妒的幸福生活。去年，叶晚得知美国接收国际学生的政策有所放开，便在10月考了托福，并赴香港参加了SAT考试（相当于美国学生的高考）。年底她填好了大学申请表格，撰写了英文自我简介，连同自己的高中成绩、托福成绩、SAT成绩一起寄往近20所美国大学。几个月前，多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纷至沓来，她从中选择了马里兰大学。叶晚说，像她这样考美国大学的中国高中生还有许多。
一个月前，18岁的袁亦采在经历几轮严格面试后，正式成为一名中国赴日本学习的交换学生。这意味着，他无需高考，便能在今后的四年中在日本读大学，并享受每月折合人民币1万元的奖学金。在得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他作出了一个令所有同学大跌眼镜的决定——先参加完国内的高考，再去日本留学。袁亦采说，现在这场考试对我不再有直接作用，却更有意义了。我要用豁然开朗的心境走向它，它会为我12年的青春画上最漂亮的句号。
高三男生俞樾波在周末最常做的事情是上网进入港大论坛，和那些从内地考到香港读大学的学长们交流。最近他最关注的是香港大学来内地招生的信息，他专门发了一个帖子询问该如何准备面试。
袁亦采的班主任老师是1977年考上大学的，他感慨道：“高考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更像是一种选择，选择考或是不考，选择这样考或是那样考。而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是我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
高考故事
恢复高考啦
卢平川 陈俊旺（湖北日报报业集团）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回忆30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作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到会议通知赶往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他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了，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了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及科学家吴文俊、王大珩等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
又可以考大学了吗？好像是真的！
上大学去
袁中庆（编审）
上大学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想好了要做的一件事，但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然后就没有了高考这回事，一直到1977年。
那年夏末，我从插队的村子回到县城去看望中学时的老师，老师告诉我：也许，可能，听说，要恢复高考了，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
在当时，这消息有点让人不敢相信。后来当这个消息传到我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时，村支书的女儿很困惑地问我：那样的话，红五类的子女和黑五类的子女不就没有区别了？我既兴奋又困惑地点点头：嗯，好像是这样的！
形势很快明朗起来，然后，高考真的开始了。
首先要确定报考文科还是理科。
对当时的我来说，大学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只要能上大学读书就是天大的好事，至于上什么样的大学，读什么样的专业，我没顾得上去想，也不在意。即使在意，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相关信息。更关键的问题是：谁也说不准，今年恢复了高考，明年会不会又取消了，所以，考上才是最重要的。
我一开始准备报理科。后来我看到很多以前成绩很好的同学都想报理科，而报考文科的人很少，我自认为数学比较好，可以在文科考生中占点便宜，所以在正式报名时，我临时改主意报了文科，以增加保险系数。那时，离高考大概还有一个月。
然后是填志愿。
记得志愿表很简单，三个空格，让填三个志愿，外加一项“是否服从分配”。当时我脑子里没有名校、重点学校之类的概念，填志愿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地点而不是学校。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叫嵊县的县城里，最远也就到过宁波和杭州两个地方，对于外面的世界概念模糊，所以挑学校的时候我主要是看校名中有没有“宁波”或“杭州”的字样。宁波因为有祖母、大伯和姑姑在，被我列为首选；杭州则因为有叔叔在，就成了我的第二选择。所以我填的志愿在今天看来很不规范：
第一志愿：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
第二志愿：杭州大学中文系
第三志愿：杭州大学英语系
然后在“是否服从分配”栏里打了个醒目的钩，没几分钟就搞定。
接下来便是参加考试，考完试回村子继续劳动，等待通知。
那时候也没有查分数一说，所以直到现在我和同学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我听到我小舅舅在叫门，打开门看见他浑身都是雪，头上冒着热气，笑呵呵地递过来一封信：“是浙江师范学院。”因为积雪太厚无法骑自行车，他天没亮就从县城出发走了两个多小时，把录取通知书给我。
我感到一阵从头顶直达脚底的放松。在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反复地体验这种彻底的喜悦和松弛，让自己相信：这事是真的。
通知上说我被录取在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地址是金华高村。我想当然地认为“浙江师范学院”坐落在省城杭州，去杭州的学校读书，为什么要先到金华去报到呢？那时候我觉得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可能的，也相信学校这样安排总是有道理的，再说，只要能上大学读书，到哪里去报到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我甚至连想也没多想一下，更没去哪里问一声。通知上还说去报到的时候要带一把锄头。虽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事后也证明这锄头带得有点多余，它在我宿舍的床底下安静地躺了整整4年，但当时我也觉得这没啥好多说的，带锄头就带锄头吧。那时候可能是被安排惯了，不问那么多为什么。
我带上铺盖，扛上锄头，乘长途汽车去金华高村报到了。
大学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工人、农民、教师、机关干部、兵团战士、演员、运动员……我们的班长嗓门大、样子狠，后来有同学透露：他原先是在监狱里管罪犯的。那真叫“五湖四海”，走在一起，就是一个小社会。
同学们的学历也参差不齐，有高中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竟然还有小学毕业的——数学不得分，但写作特好，靠语文和政治拉分。这就是考文科的妙处。
同学中年龄最小的17岁，高中应届毕业生；最大的35周岁，老三届。我们班一位男同学的儿子已经上中学了，另一位竟然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做了母亲的女生把孩子的照片放在皮夹里、贴在寝室墙上，一边做功课一边看宝宝，想得厉害的时候会泪流满面地大嚷：“痛苦啊！”
那时候有一个流行的词叫“百废待兴”。
我们匆匆忙忙地上了大学，可学校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教材也没来得及编印齐全。老师们就各尽所能，自己设置课程，刻蜡纸油印讲义，把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教授给我们。我们因此学了一些教学大纲中不曾包括的课程。
古文老师叶柏村先生平生喜欢喝酒、赏花、吟词，他为我们开了一门婉约词欣赏课。老先生年事已高却中气十足，唱“大江东去”回肠荡气，吟“寒蝉凄切”哀婉凄绝。他就在那个偌大的阶梯教室里给我们吟唱那些离情别绪旅愁乡思，把我们带进那些蒙深隐凄清婉丽、美得不再真实却又刻骨铭心的意境中，让我们这些从工厂部队广阔天地里聚集拢来、自以为曾经沧海的学生一个个出神落魄，陷入一种无法说清的感动与着迷状态中。这在那个年代，可算是比较异类的体验了。
另一位古文老师陈耀东先生则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给我们讲解《离骚》，还要求我们背出这首以难读著称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而我们也居然都把它背出来了。他的讲解让我们领略了这篇诗作的绚美奇丽、撼人心魄之处，使我们觉得背诵它绝不是一件乏味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们有的同学还能背出《离骚》全文。
老师们都很有热情，仿佛是在做一件憋了许久，终于能做了的事情。而我们学生虽然兴趣各异，悟性不同，用功程度不一，却也多多少少地受到老师们那份热情的熏染，对于那些承载着人性与智慧的文字怀有崇敬与珍爱之情。
等到我们读大四的时候，进来的新生基本上已是清一色的应届生了。看见他们一人搬一个凳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去大礼堂开会，一张张稚气的脸在阳光下很耀眼，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慨：真是小孩子啊！
我们以很洒脱很牛气的姿态朗声笑谈那些稚气的新生，心底泛起的，竟是一丝挥之不去的沧桑感。
前些日子，我弟弟（他是78级的）从电子邮箱里转发过来一篇文章，内容是当年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查全性教授回忆这项政策的出台经过。他和我看了都非常感慨，我们姐弟的命运，还有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一件似乎充满了偶然性与不确定因素的历史事件改变了。我们在为自己而庆幸、感激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我们搭上了末班车，而小时候和我们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包括成绩很好的，大多没能上大学。
【1977】
养兵千日，战场相逢，才发现杀鸡用了牛刀……
我应该直接考研究生
止 庵（作家、书评人）
照理我应该在1978年参加高考，可老师告诉我，高三没有毕业也可以报考，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我决定在1977年提前参加高考。
当时我已经念到高二，因为学习的时间不多，所以知识水平基本停留在高一的程度。但在我们班里，我的学习成绩算好的，老师经常说，咱们班里如果能出个大学生，那一定就是止庵。这让我感觉压力很大。
准备考大学了，要先填报志愿。我打电话给正在重庆工作的父亲，征求他的意见，他建议我报理科。其实我更喜欢文科，但也还是听话地选择了理科。当年的考试是在10月，一共要考理化、数学、政治、语文四科。我制定了一个复习计划，从5月开始准备，专攻数理化。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考试经验，我们复习时用到的油印考卷，上面的题都是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编的。尽管这样，老师给我们复习的内容还是太深奥了，实际考试时，题目比我们复习时简单多了。
当年的考题真的非常简单——语文就是一篇作文，政治基本都是时事，数学最复杂，可也就是考考因式分解。语文考试之前，我爸给我写了一篇作文，我背熟了，考试的题目和我爸写的这个作文差不多。因此，我自己只写了一个开头，其他就照着我爸写的默写下来。结果，我只用了30分钟就写完交卷了。走出考场，老师看见我就说，完了，完了，你交白卷了。我轻松地挥挥手说，我答完了啊！
那时，我们学校从来没学生考上过大学，我是第一个。我的体育一直不好，有很多项目不及格。学校得知我的分数上线后，把我的体育成绩从初一到高二，全改成了5分。
上了大学，班里同学年龄都比我大，甚至有比我大12岁的。他们读书都特别刻苦，常常到凌晨2点多还在学习，因为他们曾经浪费了10年的光阴。我便也来凑热闹，有一次跟着他们学到半夜，这可把我困坏了，第二天一直睡到第三节课上完都没醒来，受到了辅导员的严厉批评。那时候，不刻苦学习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不过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后来才知道，当年考研的试题和高考的试题是一样的。我应该直接考研啊！那可以节省多少时间呀！
【1982年】
终于能参加高考了，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看到高考试题，我号啕大哭
何铸（某杂志主编）
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的大学梦却被无情地粉碎了。因为，当年的高考报名条件中有一项把我剔除在外：中专技校生工作满3年后才能参加高考。而那一年，我正在一所技工学校念书，还有两年才能毕业。
高考过后，参加高考阅卷的妈妈回来告诉我，当年四川省的语文试卷里有这样的题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请解释“于”；数学中则有因式分解题。我看到这些题目后，不由号啕大哭：这些都是我会做的题目呀，如果我参加高考，一定可以考得很好。可是我却不能参加高考。
技校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国有企业，成了一名光荣的工人。我当时非常爱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梦想着将来也能当个年轻有为的厂长。我是厂里青年技工中的高手，若是能够到大学进修理论知识，一定能实现梦想。
然而当时厂里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工人看书。学习的道路被一条条堵死后，我沮丧得茶饭不思，半年中没开怀笑过一次。有一回，我在路上偶遇我的中学地理老师，他一眼就察觉出我的状态不对，明白我的苦闷后他拍着我的肩膀喊道：“你怎么不去参加高考呢？！”
是啊，我还可以高考，我只能去参加高考，我必须去参加高考！
接下来的几年，我就一直在为参加高考作准备。此时，我身边的人都认为我是傻子——我在工厂已经是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每月工资30多元，这在当时算很高的工资了。如果我去上大学，不仅没有了工资，还要有相应的开销，这一来一去，损失就大了。但是我不管，我就认准了死理要上大学。我白天上班，晚上则花3毛5分钱乘公交车去上补习班，风雨无阻，这在当时算是不菲的开销。
临近高考的那半年，我干脆向厂里请假在家复习。厂长说，不能请假，否则开除。我豁出去了，开除就开除。我在市里借了房子，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复习哪一科目，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吃饭，上午下午各规定一次上厕所的时间，每次均为2分钟。这半年，我把自己隔绝起来。
当年参加高考的人需要所在单位开证明，可是厂长不愿为我开高考证明，因为这意味着厂里会白白损失一名青年骨干。这就等于堵死了我的高考之路。当时，我们所在的街道还发生过这样的惨剧：一个年轻人瞒着单位到街道开证明参加了高考，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某大学，入学以后，原单位领导得知情况后大怒，非要考生回来，学校对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学生只能被退回原籍。这个年轻人一气之下，跳楼身亡。我母亲深怕我做出这样的傻事，所以提前到我单位找我的领导沟通。最后领导终于答应给我出具高考证明。拿着这张证明，我欣喜若狂，也深深明白，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
终于可以参加高考了，这一天我盼望了5年。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情，当时，我觉得参加高考是一件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我至今还记得，高考第二天，高烧不退的我在几乎起不了床的时候对自己说那句话：“明年再来？有明年吗？没有明年了！”
成绩揭晓，我的考分刚上了四川省重点批分数线。填志愿时，我理所应当地觉得应该照着自己的两大梦想去努力。我最想当厂长，最向往妈妈当年读的人民大学，就大笔一挥——第一志愿，人民大学工业经济与管理。我觉得做一个法官也挺威风的，于是，第二志愿，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
结果，人民大学的分数线太高我上不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分数线在我的考分之下。那几天，走在路上我都觉得自己已经越来越像一名法官了，就在我志得意满之时，却接到了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我懵了，连忙打电话向招生部门询问，得到的答案是：“你的志愿中显示了你有当教师的意愿。”我更糊涂了：“可我明明记得我没有在‘服从分配’栏里打钩呀！”工作人员解释：“可是你的资料里写着，你妈妈是中学语文老师，而你本人是在工厂里负责指导技术工作的老师。我们觉得将你调配至师范是合情合理的。”于是，那个曾经想当厂长或者法官的我只得拿着录取通知书去四川师范大学报到。
无论如何，我高考了，我上大学了！
【1986】
我想，考试就是考试，它确实是一条途径，而对于生活，途径总是很多的。
你说我有得读大学吗
鲁强（钱江晚报副总编）
1986年7月7日，在早晨起床的时候，我看见父亲在阳台上为我削铅笔。几缕阳光落到窗前的天竺葵上，那是酷热的一天。
我注意到爸爸用外科医生的手小心翼翼地给我削着一支支铅笔。我想，这么多笔，我考一场数学用得完吗？
那时候，姐姐从外地的大学溜回家来，她拿着毛巾站到我的床边，对我说快洗快洗，然后又悄声说，看看咱爸这样给你削笔，你这辈子都不能不记着爸爸啊。
我在忙手忙脚地洗脸刷牙的过程中，还多愁善感了一下。我咽下几口早饭就去了学校。天真是太热啦。为了凉快，我穿上了爸爸的绸衬衫，这衣服非常宽大，我一路摇摇摆摆地到了考场。
那时候，考场上挂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条幅。从小学一直考到大学的学生们都久经沙场了，却还是有点慌慌张张。
考试时，我倒忘记了紧张，一题题做下来，觉得高考和平时的考试也没多大区别。穿白大褂的人不停地在考场门口东张西望，因为他们的出现，我突然又觉得事情严重起来了。
这时候，我听到了同学王水在后面轻轻地哼着小曲的声音。这小子平时就有这样轻飘飘的恶习，他可能觉得自己可以读大学了……就在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中，我的高考结束了。
后来，我一边跑回家一边把手里的复习资料丢在马路上。我想，这下解放了。我跑回家便对爸爸说，政治怎么这么难啊，不过这下很可能有得读大学了。
爸爸说，都考过啦，还想这么多干吗？不过邻居陈毛豆刚才在门口说，完啦，完啦，我保证考不上的。我说，我也没准，爸爸，你说，我有得读大学吗？
你说我有得读大学吗？
那个夏天，我逢人便请他们帮我预测未来。那时候，除了大学，我们似乎没有未来；那时候，我们小小年纪已对自己失去了把握。我不停地算分数。开始的时候，算来算去就那么几分，而到后来，每算一次，就将近有一百分的起伏。
那年夏天，我对自己没有太远的想象，最远就是大学的校门。
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发生在那个夏天的那场高考，还是那么近，它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现在常常碰到在那场考试中出类拔萃的王水。初夏的傍晚，他常拖着拖鞋在楼下散步，过着平静而凡庸的生活，他说，这很好啊，我很满足的。不过有时候他也抱怨读了太多书后胆子小了，不敢闯了。他还说，很多东西算不准，比如热门专业，报考的时候还炙手可热，四年后一眨眼就不热门了，好位子早就满员了。
我知道他有点羡慕同单位的陈毛豆。毛豆没考上大学，早早地工作了，现在在单位里管理着一群大学生，而且因为工龄长，早些年福利分房时他分到的房子还比王水的大。
而我，因为那场考试去了异乡求学闯荡，二十年的时间换了不少地方。在我的箱子里至今还保留着高考准考证，上面的照片反映了我中学时代为考大学而忧心忡忡的模样，而现在整天忙碌，反而觉得没什么东西是特别严重的。二十年，我一天天地老去，至于生活，谁能说清和当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现在的我常常想念故乡，特别是已步入晚年的爸爸。
【1988】
大学是度过青春的地方，也是错过青春的地方。
高考，一次迁徙
史航
（著名编剧、策划人，现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从事编剧工作逾十年，主要作品有《雷雨》《射雕英雄传》《铁齿铜牙纪晓岚》《魔山》等。）
高中时期，我已经博览群书，文科非常强，而为了逃避讨厌的数学考试，我选择考中央戏剧学院，因为考那儿可以不算数学分。1988年，我先去北京考了专业课，拿到了文化课准考证，从此回避了我最讨厌的数学课。我最满意的是准考证的照片，照片里的我比现在瘦。
记得专业课的一场口试结束后，我觉得考题很简单，大步走出考场。走廊里别的考生问我都考了哪些题，我炫耀般地大声说出了所有的题目和答案。老师气愤得追出来，把我关进一个小屋子，让我在那里头准备下一科目。
高三的学习很紧张，许多同学都半年没看过电视了，可我的父母对我很宽容，高考前那个星期，我还可以看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
高考体检时，有个在家自修半年，一直没来学校的女同学来了。我很高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穿过马路去给她买了一杯热牛奶。几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体检之前是应该空腹的。
整个高考的过程是轻松愉快的，社会上对考生的照顾也没有像如今这样无微不至，考场周围的工地还在继续有条不紊地打着桩。天气极热，一出门就汗流浃背。但那时候的考生似乎都不太娇气，没听说过有谁为了高考而住进宾馆的，也没听说过谁为了高考而惊动了110的。
进大学后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活狐狸跑进了一家毛皮店，发现满墙都挂着狐狸皮，马上就不敢自命不凡了。我是那一届岁数最小的，但特爱显摆自己读书多，经常在寝室里一人挑战五人。他们说不过我，就集体扑过来，拆了我的蚊帐，把我按在床上一顿收拾，还说要烧我的书，我则得意地一边挣扎一边大吼：“书烧了，我肚子里还有！”
我还认识了导演系的孟京辉同学，因为他跟我们班同学打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见了无数次面以后，我们就成了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有过很多次合作。
高考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它让我从一个生活了17年的城市，迁徙到了一个至今生活了19年的城市。
【1997】
大环境里的小考生，何处安放我的青春？
我的1997
朱晖（南京83医院工作人员）
那一年，艾敬的《我的1997》异常流行，在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我们也进入了高考的倒计时。
那时，班里的黑板报只剩下醒目的六个大字——“考不上，怎么办？”
尽管从1996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可大家心里都清楚，无论学费多么高，这大学还是得考，考上了还是得念，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找到好工作的机会，付出才有回报。1997年高校还没开始扩招，那时大学生还算是“末代”天之骄子。
“刻苦”二字被我们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背书、做题，不分昼夜。据说一位女生做一道数学题，绞尽脑汁只能做出一半，睡着后居然在梦里解出了另一半，醒来对照答案果然正确。事情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我们当时学习的刻苦程度可见一斑。临近高考，一些家长开始不断递来诸如“脑黄金”之类的补品，广告语称“让一亿人先聪明起来”，大家定时服用，仿佛每喝一次智商便会提高一点。
熄灯后，宿舍楼里闪现点点烛光，那是勤奋的同学在“挑灯夜战”。而我们几个“自由散漫”的人喜欢溜到操场上，仰望漫天闪烁的星星，忽然间就觉得星星都变成了棋子，我们也变成了棋子，不知将被置于哪条人生旅途上。我们扯开嗓子唱小虎队的歌，从《青苹果乐园》到《蝴蝶飞呀》，一首一首地唱，释放一天紧张的情绪。当时小虎队早已解散，但他们印证了生于70年代末这些人的青春岁月，是我们心中的美丽情结。时至今日，偶尔听到小虎队的歌，我还会想起高三那年在操场上释放青春的场景。
在备考按部就班地进行之时，一个叫乔治·索罗斯的外国老头给我们增添了麻烦，他导演了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我们的复习内容的调整。政治老师紧急扩充了时事政治的复习范围，语文老师多次强调“有可能的话作文当中要举金融风暴的例子”，英语老师也不甘示弱，她搜集了报刊上关于金融危机的新闻，然后翻译成英文给我们作为阅读理解题。最有意思的是，一些有心报考金融专业的同学，眼见大势不妙，纷纷掉转枪头，决定改报其他专业。
在我们冲击高考的日子里，戚务生也带领中国足球队踏上冲击世界杯的征途。那时班里唯一的课外读物是《足球报》，唯一跟习题无关的讨论是关于足球赛的，唯一还剩的体育运动是踢足球，而这三样，我都不错过。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场对战越南，时间已经接近高考，我们趁晚自习溜出去看。尽管越南队十分弱小，但只要中国队进一球，我们就喝一瓶啤酒庆祝，结果进了四球，每个人喝了四瓶。回到教室，班主任已等候多时，看到我们喝得红红的脸，他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V”字的手势，全班哄堂大笑。那一天，正值仲夏，却是记忆中最凉爽的一天。
7月1日零点，校园外礼炮齐鸣，大街上人声鼎沸，香港回归。学校破例开放了小礼堂，几台电视同时播放。所有同学都停止了复习，聚集到电视机前，一起鼓掌欢呼，感受这神圣的时刻。有人提议，今天我们只看近代史，以此来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随即有人带头喊出“祖国万岁”，顿时应者如云。
那些天，电影院正在放映李连杰主演的《狮王争霸》，电影里李鸿章卖国求荣，黄飞鸿报国无门……斗转星移，随着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即将面临高考挑战的我们领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出生在一个国家强盛的时代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肩上的责任也更加重大。努力地学习，不应该只是应付高考，更是为了今后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大部分同学都悄无声息地走了，剩下的几个人默默无语，坐在台阶上各自沉思。想到白天还在一起说笑的同学今后不知何时何地再相逢，心中不免阵阵伤感。天蒙蒙亮，我没有和任何一个人告别，独自跨出校门。
我的高考，在这一刻画上句号；我的1997，在这一刻揭开新的篇章。
【1999】
原来你并不想难住我，而是和我一样，需要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慢慢成长。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蔡 茇（某杂志社编辑）
我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届高考生——这样讲似乎高考于我是很久远的事情，可真要算起来，1999年的高考距离今天也只不过八年而已。最近常常觉得许多事情都暗藏玄机，在新旧世纪更迭的时候，总有一些事件是具有某些“寓意”的吧？可惜当年的我并没有这样的先知先觉。
当我踌躇满志地打开高考语文试卷时，我就被彻底搞懵了。按平时的做题习惯，我总会首先翻到试卷最后看作文题——一向倚仗作文得分的我，在“顺眼”的试题鼓舞下总能够精神一振，从而奠定整场考试的胜利。然而这一次，我看到的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且作文体裁不限。
这应该能让今天的考生会心一笑，但当年，我的笑容是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凝固的。这里需要交代一些背景资料：在步入1999年高考考场之前，我们高中三年进行的作文训练无一例外都是给材料写议论文，因为这类题型在之前几年的高考中一直反复出现—— 1996年高考是要求根据一幅六个手指的漫画写议论文，1997年是根据一则“助人为乐”的故事写议论文，1998年则是论述“坚韧”的重要性。所以，当我在背熟了古今中外的名人事迹、伟人语录走入考场，准备洋洋洒洒、挥斥方遒的时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道题实在是当头一击，所有准备好的材料都不能用了，情急之下只能胡编乱造。我记得我杜撰了拙劣的煽情故事，意图去骗取阅卷老师的眼泪。当然，我的伎俩被识破，这次的作文分跌破我的历史最低分。可是，我们班一位平时成绩并不那么显山露水的同学那年竟然出人意料地考入了北京大学，后来辗转听说她曾经在考试前夕无比幸运地捡到过一本科幻杂志，而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竟与高考作文题不谋而合——“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回想起来，我更多地觉得这个试题的“寓意”也许在于某位命题老师想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宣告一个“旧世纪”的结束和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现在，我已参加工作多年，并且又非常“巧合”地在一家以研究高考作文为主的杂志社任编辑一职，也得以清楚地了解到1999年在中国近三十年高考作文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一年开始，话题作文正式登上了高考作文的舞台，并因其自由、开放的优点一直沿用至今。
【2003】
“非典”恐怖下的“典型”高考——有你的日子并没有太多的不同。
“非典”和我的“黑色六月”
张彦之（现就读于江苏盐城师范学院）
2003年爆发的“非典”也许早已成了人们脑中的一抹记忆，而我却清晰地记着那场灾难的点点滴滴，因为，2003年，“非典”来了，我要高考了。
那一年，当我们脱了厚重外套换上长袖T恤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突袭将我们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起初还只是从报纸和电视中得知关于“非典”的零星消息，可是后来，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口罩，各种传言更是让人神经紧张到极点。
因为我们学校的高三生在一个独立的校区，所以学校规定“非典”时期对高三生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我们那届有95%的学生住校，而寥寥可数的走读生每天进校前都要接受严格的身体检查。
住校的我们只能选择在学校的食堂就餐，但是食堂里只有馒头和蔬菜可以选择，肉类几乎见不到。那天，为了给我们送些水果，宿舍一个兄弟的父母在学校的铁围栏外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还带来几瓶陈醋，并且一再叮嘱我们要按时喝一些。见面的情形像是探监，我们宿舍8个人，有好几个负责望风，万一被老师发现家长来看我们可就糟了，因为学校规定“非典”期间不允许家长看望孩子。同学的爸妈带来的水果都被我们大快朵颐了，但是那些醋，最终因为太酸被我们倒进了下水道。后来才知道，那些醋是同学的爸爸花了好多钱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非典”的恐怖气氛日益浓重，高考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学校切断了宿舍里的电话线路，这让身处高三的我们近乎窒息。但苦中作乐是所有高三生的长项，为了制造轻松幽默的气氛，大家纷纷从四处搞来五花八门的口罩戴上，各种新奇的口罩争奇斗艳。还有许多人用普通的汽水瓶灌满开水，贴上“鲜果VC”“鲜橙多”等标签，因为据传，维生素C对抵抗“非典”有奇效。
有一天，一张由走读生带入校园的报纸在全班广为传阅，报道中说自考、成人高考等全国性的考试纷纷推迟。进而，大家开始揣测高考也要推迟了。本来我们这一届高三生就很不幸，高考第一次从往年的7月7日提前至6月7日进行，复习时间少了一个月。听到高考要延后的流言，大家欢呼雀跃。可是几天后，老师带来的教育部文件粉碎了我们的期盼——高考不推迟，如期举行！
直到这时，大家躁动的心才渐渐安稳下来。
教室里每隔几天就会有工作人员用喷雾器来喷洒消毒水，我们也经常会领到学校发放下来的药物。谁都不敢把“非典”当儿戏，因为一旦“中彩”，我们肯定会无缘高考了。在书堆里沉溺久了，大家总会抬起头来问一下彼此体温是否正常。那时的我们，面对的是“非典”和高考双重关。
高考终于如期到来，和以往的高考生不同，我们这一届高考生进入考场时，不但要持有准考证、身份证，还必须有一份体温测量记录表，那是身体“安然无恙”的证明啊！这三样东西，缺少任何一样都不准进入考场。
大家排队通过考点入口，医生两人一组轮流为我们测量体温，我18年来第一次看到那么先进的体温测量仪器，医生只要用测量表轻触我们的额头，几秒钟就读出了体温。这大大提高了“入关通行检验”的效率。
高考第一天下午，我们班一个同学的体温居然被测出是37.6℃。班主任老师立马赶来，同学紧张得满脸通红，她急急地解释说自己是牙龈发炎。这时，医生一边用消炎药给她消炎，一边和她闲聊，怕她紧张导致体温继续上升。半个小时后重测体温，这位同学的体温正常了，这时离开考时间只有20分钟了。
每个考点都安排了备用考场和专用考场，这些考场是专门为那些体温检测不合格的考生准备的。我的所有同学中，有一个进了专用考场，他考前感冒了，体温测试偏高，虽然属于正常的感冒发烧，但是学校还是为他准备了单独的考场，以防万一。不过同学对学校的做法也非常理解，考场里专设的监考老师陪他度过了高考的两天，中午和晚上就餐也是由专门的老师单独带着他。
考试开始前，监考老师就已经进入考场，打开窗子通风透气，替我们擦桌子。考试开始后，医生们还逐一检查各个教室通风情况。怕影响我们答题，他们进出考场都放轻了脚步。容我在答题时分心一下吧，因为这些细节让我感到温馨、放松，这场让我们觉得面目可憎的高考，在真正到来的时刻竟显得这么温文尔雅、心平气和。
【2007】
圈圈绕绕，还是回到了你的门前，只是这一次，我更淡定和虔诚。
让我们一起站在起跑线上吧
解小邪（青年作家，北京某报社记者）
没考上大学的人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有人曾经这么问我。这个时候，我会讲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孩，物理成绩不好，语文、英语和数学都不错，考高中肯定没问题，可她没去参加中考。原因是中考前那学期，有一次物理测验她没考及格，物理老师让她和所有不及格的同学一起拿着自己的试卷在班里走来走去。这个“游班”的过程其实不到一分钟，在她看来却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她的自尊在那一个世纪里被消磨得七零八落。
从那一刻起，她便坚决与考试划清界限。拿到初中的合影照，她收拾了自己的铺盖，对着照片上的同学发誓似的说：“十年以后，我一定要比你们强！”
初中毕业的第二年，在外打工的她回家过年。大年初一，初中同学聚在了一起，看到那些上高中的同学一个个很有前途的样子，她非常灰心——自己在一家餐馆打工，工资低得可怜，以后她和她的同学们会不会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可聊着聊着，一位正在读重点高中的同学悄悄告诉她，为高考而学习实在太累了，他不想读书了，可他的老师却告诉他，要想以后活得像个人样，高中三年就不能像人那样活着。
她一时语塞，不知道该不该为自己庆幸。她开始对高中生活萌生好奇，深入到校园了解高中生的生活，作为同龄人和旁观者，她更透彻地领略了其中的滋味，写出了反映高中生活的长篇小说《多梦季节》。终于，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看书，写作，默默积蓄力量……十年后，她真的实现了诺言，在初中同学面前露出自信又豪迈的笑容。
虽然绕过了高考她依然走出了精彩的人生，可没参加高考、没念过大学这件事总会给她惹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尤其遇到单位里评职称、竞聘，大学毕业证书还格外重要。这让她很郁闷！
她开始琢磨，要不要重新考大学。这样的想法在每年成考、自考、高考到来之际就尤其强烈。她经常从网上下载历年高考的试题来做，语文竟然能做到一百一十多分，英语和数学凭着记忆也能答个几十分。可是，她总越不过心中那道槛——初中时候就对校园说不了，现在还能进得了大学吗？她常常会梦见自己抱着一堆书去参加考试，试卷上被画满叉叉。她满头大汗地从睡梦中惊醒，清醒地告诉自己，考吧！去试一次！值得庆幸的是，现在高考对考生条件的要求放宽了，只要肯坚持学习，大学的校门就会向你敞开。
今天，她开始不断看书、复习，她报名参加了今年的高考，正自信满满地走在去大学的路上。
没错，这个人就是我。十年前放弃读书为了证明自己不上大学一样可以很出色，十年后再参加考试是想证明既然十年中那么多困难都扛过去了，考试又有何惧！复习真的很辛苦，如果在十年前，我或许会和我的同学一样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人样”了，但今天的我却很踏实、开心，因为我不怕考试了。
你大概不会像我一样，十年前逃避考试，十年后又重返高考战场吧。但我依然想告诉你，请一定要考大学，因为大学校园那么美丽，那里会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等着你。所以，今年六月，让我们一起站在起跑线上吧！
高考纪实
编者按：臧铁军，北京考试院副院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考试测量问题，国家督学，长期担任教育部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可以说，他亲历了恢复高考三十年来的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情你未必知道，却和你息息相关。
变迁背后的故事
讲述：臧铁军记录：王亚文
我是1977年考上吉林大学物理系的。这之前我已经做了三年农民三年翻砂工人。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关键词：精英选拔大众化
你问我见证恢复高考三十年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想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选拔到大众化甚至到普及教育的过程，是这三十年的主线。而这条主线，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系统为所有适龄青年提供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即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数与该国(当地)政府所规定或公众所公认的大学适龄青年人口的比值。在大家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个数据。可是，在这个数字背后，是多少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啊！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3％。也就是说，在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100个18-22岁的青年人里面只有2～3个能上大学，而到现在，每100个青年人里有20个大学生，在上海、北京地区，甚至达到了每100个青年人里有50多个大学生。这已经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接近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关键词：扩招
能够在三十年的时间内让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大幅提高，高校扩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记得1999年春天，教育部在向国务院申报当年的招生计划时，国务院批复的是申报计划的一倍。这是在当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由朱基总理宣布的。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199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9.8%，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低标准15％的水平。就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比例而言，我国也比印度低许多。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二是广大群众普遍渴望子女能受到高等教育，政府有责任尽量满足他们这种愿望。三是扩招也可以推迟学生就业，增加教育消费，是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四是由于过去招生比例低，录取人数少，考大学难，迫使基础教育集中力量应付高难度的考试，因此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开始扩招。经过1999－2001年三年的扩招， 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为719万，而10年前的1992年，这个数字为218万。
数据总是枯燥的，但是对于大家来说，最有现实意义的是：假如没有扩招，你和你的高三同学中，每100个人只有35个人能考上大学，而现在，有70多个人可以上大学。
关键词： 公平
假如你作为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和比你年长的人聊高考这个话题，你可能会发现，关于高考的细节——从考试的题目、形式、科目到填报志愿的时间和方式都在不停地变化。在老百姓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折腾，但是在决策者眼里，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平。
★标准化试题的由来
大家或许已经习惯了标准化的选择题和非标准化的主观题相结合的考试形式。这种形式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是几经变迁后才固定下来的。
1983年之前，各科的考试题型都不固定。经过几年的实践，大家慢慢注意到考试阅卷中的误差问题。当时，有关部门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抽取了北京地区5篇高考作文，复印后寄送到各省的高考阅卷组评阅。结果发现，各省阅卷组打的分数差异非常大，同一篇作文，最高分和最低分差20分。这次实验加快了标准化试题的发展进程，目的就是控制评分误差，力求公平。
标准化试题以选择题为代表，因此，标准化试题实施了一段时间以后，引来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僵硬的标准化试题不能很好地考查一个学生的真实水平，尤其是语文怎么能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呢？我们也在大量的研究中发现，主观题能够更好地考查复杂思维。因此又开始增加主观题的比重。考试的形式就逐步固定为现在的标准化试题和主观题相结合的模式了。
现在，标准化的含义包括了命题标准化、施测标准化、阅卷标准化、成绩公布标准化，也就是说整个程序的标准化。
★从“双轨制”到“并轨”
由于“文革”十年，人才断档，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大量人才。而那时高等教育的规模很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从1983年开始，出现了“定向生”这一特殊的种类。“定向生”是为了满足部分艰苦行业、边远地区的人才需要而特别列出的招生计划。这部分学生大学毕业后，要回到定向单位服务。鉴于这样的考虑，他们的录取分数会略低一些。在此基础上，到了1985年，又有了一部分“自费生”的计划。也就是说，同样的学校同样的专业 ，有一部分学生不需要缴学费，分数要求比较高；有一部分学生分数要求比较低，但是要缴一定的学费。
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这样的做法确实缓解了高校办学困难的状况，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这种招生制度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为“花钱买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公共资源，这样的分配方式有失公平。因此，经过长期的论证，到1997年，开始“并轨”。招生计划不再有区别，所有的学生都要缴费上学。
关键词：减负
★科目变化
高考带来的学业负担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如何利用高考这根指挥棒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一直是决策者关注的问题。其中考试科目的变化是最直观的反映。
最初，高考要考的科目为，文科6科，理科7科。很多人认为应该减少高考科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多省份开始高考科目改革。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果减少高考科目，很多中学就会把不考的科目削减，这将大大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
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都认为，加入高中会考制度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课业负担与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会考制度的目的：一是可以让学生通过会考，取得高中毕业证书，二是，会考制度保证了所有课程的有效开设。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3 2”，即只考5科的高考。本世纪开始，各省开始了目前普遍实行的“3＋X”考试。
★综合考试的由来
语文、数学、英语作为基础科目，是高考历来的必考科目。对于其他应该考的科目，各界的争议从来就没有断过。一方面，社会对高考的质疑焦点在于：高考只考知识而不考应用能力，培养出来的“高分低能”学生有什么用？另一方面，社会质疑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而减少高考科目会严重阻碍学生对这些领域的了解。在停考生物科目后，就有一些学界泰斗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认为这样做是非常短视的。
基于大家对高考目的的反省，教育部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 “高考依据教学大纲但不拘泥于教学大纲，高考将从侧重知识的考查转变为注重对运用知识的能力的考查。” 再后来就演变成“注重对综合能力的考查”。但是正式实施综合科目的考试源于一次小规模的考试。
1999年，鉴于社会各界对保送生制度的质疑，教育部决定对保送生进行一次入学测试。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决定采用综合卷来测试。测试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满分为100分的试卷，考生最高得分为71分，最低得分仅为十多分。这次测试的直接结果有两个：一是教育部缩减了保送生计划，各高校增加了对保送生的条件限制。二是经过这次考试，决策层一致认为实行综合能力考试非常有必要，由此拉开了综合测试的大幕。
关键词：高考发展趋势
在今年的“两会”上，高考依然是一个热点。有代表提出应该取消高考。我认为，在现阶段，高考不会取消，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要有效分配必须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程序。从近三十年的情况看，高考是一个相对合理和公平的制度，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
我觉得要变化的是，高等教育从精英选拔到大众化以后，高等教育将不再完全是择优录取，而是该更注重教育资源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匹配。高考的目的是：通过测试，在考生和学校之间建立一种有利于考生和学校长远发展的有效的配置形式。
也就是说，当各位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个性爱好和人生规划。
今年很多地方开始实施“平行志愿”的做法，这对于高分考生来说可能会增加进入热门专业的机会。但是我想说，明智的做法是：根据你自己的爱好选择合适的专业，不仅有利于个人发展，也有可能对国家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举例说明，实行平行志愿后，能够进入热门专业的全部都是高智商的人，想要脱颖而出就比较困难。相反，那些基础专业，因为容易受到人们的忽视而成为冷门，而这些冷门专业或许能让你更有作为。我们很难设想，如果袁隆平没有从事水稻研究，对他个人，对国家将是多大的损失。
三十年高考大事记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为570万，录取人数为27万，录取率4.7%。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并于当年首先在广东省展开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工作。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都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后续几年中，高校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至50％。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高三女生叶晚每天的安排是：上网查收美国马里兰大学发来的邮件，自学高等数学和外语，为几个月后适应美国的学习生活作准备，剩下的时间就看看电影，学学开车，玩玩调酒……这是令所有高三学生都嫉妒的幸福生活。去年，叶晚得知美国接收国际学生的政策有所放开，便在10月考了托福，并赴香港参加了SAT考试（相当于美国学生的高考）。年底她填好了大学申请表格，撰写了英文自我简介，连同自己的高中成绩、托福成绩、SAT成绩一起寄往近20所美国大学。几个月前，多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纷至沓来，她从中选择了马里兰大学。叶晚说，像她这样考美国大学的中国高中生还有许多。
一个月前，18岁的袁亦采在经历几轮严格面试后，正式成为一名中国赴日本学习的交换学生。这意味着，他无需高考，便能在今后的四年中在日本读大学，并享受每月折合人民币1万元的奖学金。在得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他作出了一个令所有同学大跌眼镜的决定——先参加完国内的高考，再去日本留学。袁亦采说，现在这场考试对我不再有直接作用，却更有意义了。我要用豁然开朗的心境走向它，它会为我12年的青春画上最漂亮的句号。
高三男生俞樾波在周末最常做的事情是上网进入港大论坛，和那些从内地考到香港读大学的学长们交流。最近他最关注的是香港大学来内地招生的信息，他专门发了一个帖子询问该如何准备面试。
袁亦采的班主任老师是1977年考上大学的，他感慨道：“高考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更像是一种选择，选择考或是不考，选择这样考或是那样考。而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是我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
高考故事
恢复高考啦
卢平川 陈俊旺（湖北日报报业集团）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回忆30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作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到会议通知赶往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他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了，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了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及科学家吴文俊、王大珩等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
又可以考大学了吗？好像是真的！
上大学去
袁中庆（编审）
上大学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想好了要做的一件事，但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然后就没有了高考这回事，一直到1977年。
那年夏末，我从插队的村子回到县城去看望中学时的老师，老师告诉我：也许，可能，听说，要恢复高考了，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
在当时，这消息有点让人不敢相信。后来当这个消息传到我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时，村支书的女儿很困惑地问我：那样的话，红五类的子女和黑五类的子女不就没有区别了？我既兴奋又困惑地点点头：嗯，好像是这样的！
形势很快明朗起来，然后，高考真的开始了。
首先要确定报考文科还是理科。
对当时的我来说，大学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只要能上大学读书就是天大的好事，至于上什么样的大学，读什么样的专业，我没顾得上去想，也不在意。即使在意，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相关信息。更关键的问题是：谁也说不准，今年恢复了高考，明年会不会又取消了，所以，考上才是最重要的。
我一开始准备报理科。后来我看到很多以前成绩很好的同学都想报理科，而报考文科的人很少，我自认为数学比较好，可以在文科考生中占点便宜，所以在正式报名时，我临时改主意报了文科，以增加保险系数。那时，离高考大概还有一个月。
然后是填志愿。
记得志愿表很简单，三个空格，让填三个志愿，外加一项“是否服从分配”。当时我脑子里没有名校、重点学校之类的概念，填志愿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地点而不是学校。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叫嵊县的县城里，最远也就到过宁波和杭州两个地方，对于外面的世界概念模糊，所以挑学校的时候我主要是看校名中有没有“宁波”或“杭州”的字样。宁波因为有祖母、大伯和姑姑在，被我列为首选；杭州则因为有叔叔在，就成了我的第二选择。所以我填的志愿在今天看来很不规范：
第一志愿：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
第二志愿：杭州大学中文系
第三志愿：杭州大学英语系
然后在“是否服从分配”栏里打了个醒目的钩，没几分钟就搞定。
接下来便是参加考试，考完试回村子继续劳动，等待通知。
那时候也没有查分数一说，所以直到现在我和同学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我听到我小舅舅在叫门，打开门看见他浑身都是雪，头上冒着热气，笑呵呵地递过来一封信：“是浙江师范学院。”因为积雪太厚无法骑自行车，他天没亮就从县城出发走了两个多小时，把录取通知书给我。
我感到一阵从头顶直达脚底的放松。在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反复地体验这种彻底的喜悦和松弛，让自己相信：这事是真的。
通知上说我被录取在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地址是金华高村。我想当然地认为“浙江师范学院”坐落在省城杭州，去杭州的学校读书，为什么要先到金华去报到呢？那时候我觉得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可能的，也相信学校这样安排总是有道理的，再说，只要能上大学读书，到哪里去报到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我甚至连想也没多想一下，更没去哪里问一声。通知上还说去报到的时候要带一把锄头。虽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事后也证明这锄头带得有点多余，它在我宿舍的床底下安静地躺了整整4年，但当时我也觉得这没啥好多说的，带锄头就带锄头吧。那时候可能是被安排惯了，不问那么多为什么。
我带上铺盖，扛上锄头，乘长途汽车去金华高村报到了。
大学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工人、农民、教师、机关干部、兵团战士、演员、运动员……我们的班长嗓门大、样子狠，后来有同学透露：他原先是在监狱里管罪犯的。那真叫“五湖四海”，走在一起，就是一个小社会。
同学们的学历也参差不齐，有高中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竟然还有小学毕业的——数学不得分，但写作特好，靠语文和政治拉分。这就是考文科的妙处。
同学中年龄最小的17岁，高中应届毕业生；最大的35周岁，老三届。我们班一位男同学的儿子已经上中学了，另一位竟然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做了母亲的女生把孩子的照片放在皮夹里、贴在寝室墙上，一边做功课一边看宝宝，想得厉害的时候会泪流满面地大嚷：“痛苦啊！”
那时候有一个流行的词叫“百废待兴”。
我们匆匆忙忙地上了大学，可学校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教材也没来得及编印齐全。老师们就各尽所能，自己设置课程，刻蜡纸油印讲义，把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教授给我们。我们因此学了一些教学大纲中不曾包括的课程。
古文老师叶柏村先生平生喜欢喝酒、赏花、吟词，他为我们开了一门婉约词欣赏课。老先生年事已高却中气十足，唱“大江东去”回肠荡气，吟“寒蝉凄切”哀婉凄绝。他就在那个偌大的阶梯教室里给我们吟唱那些离情别绪旅愁乡思，把我们带进那些蒙深隐凄清婉丽、美得不再真实却又刻骨铭心的意境中，让我们这些从工厂部队广阔天地里聚集拢来、自以为曾经沧海的学生一个个出神落魄，陷入一种无法说清的感动与着迷状态中。这在那个年代，可算是比较异类的体验了。
另一位古文老师陈耀东先生则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给我们讲解《离骚》，还要求我们背出这首以难读著称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而我们也居然都把它背出来了。他的讲解让我们领略了这篇诗作的绚美奇丽、撼人心魄之处，使我们觉得背诵它绝不是一件乏味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们有的同学还能背出《离骚》全文。
老师们都很有热情，仿佛是在做一件憋了许久，终于能做了的事情。而我们学生虽然兴趣各异，悟性不同，用功程度不一，却也多多少少地受到老师们那份热情的熏染，对于那些承载着人性与智慧的文字怀有崇敬与珍爱之情。
等到我们读大四的时候，进来的新生基本上已是清一色的应届生了。看见他们一人搬一个凳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去大礼堂开会，一张张稚气的脸在阳光下很耀眼，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慨：真是小孩子啊！
我们以很洒脱很牛气的姿态朗声笑谈那些稚气的新生，心底泛起的，竟是一丝挥之不去的沧桑感。
前些日子，我弟弟（他是78级的）从电子邮箱里转发过来一篇文章，内容是当年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查全性教授回忆这项政策的出台经过。他和我看了都非常感慨，我们姐弟的命运，还有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一件似乎充满了偶然性与不确定因素的历史事件改变了。我们在为自己而庆幸、感激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我们搭上了末班车，而小时候和我们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包括成绩很好的，大多没能上大学。
【1977】
养兵千日，战场相逢，才发现杀鸡用了牛刀……
我应该直接考研究生
止 庵（作家、书评人）
照理我应该在1978年参加高考，可老师告诉我，高三没有毕业也可以报考，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我决定在1977年提前参加高考。
当时我已经念到高二，因为学习的时间不多，所以知识水平基本停留在高一的程度。但在我们班里，我的学习成绩算好的，老师经常说，咱们班里如果能出个大学生，那一定就是止庵。这让我感觉压力很大。
准备考大学了，要先填报志愿。我打电话给正在重庆工作的父亲，征求他的意见，他建议我报理科。其实我更喜欢文科，但也还是听话地选择了理科。当年的考试是在10月，一共要考理化、数学、政治、语文四科。我制定了一个复习计划，从5月开始准备，专攻数理化。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考试经验，我们复习时用到的油印考卷，上面的题都是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编的。尽管这样，老师给我们复习的内容还是太深奥了，实际考试时，题目比我们复习时简单多了。
当年的考题真的非常简单——语文就是一篇作文，政治基本都是时事，数学最复杂，可也就是考考因式分解。语文考试之前，我爸给我写了一篇作文，我背熟了，考试的题目和我爸写的这个作文差不多。因此，我自己只写了一个开头，其他就照着我爸写的默写下来。结果，我只用了30分钟就写完交卷了。走出考场，老师看见我就说，完了，完了，你交白卷了。我轻松地挥挥手说，我答完了啊！
那时，我们学校从来没学生考上过大学，我是第一个。我的体育一直不好，有很多项目不及格。学校得知我的分数上线后，把我的体育成绩从初一到高二，全改成了5分。
上了大学，班里同学年龄都比我大，甚至有比我大12岁的。他们读书都特别刻苦，常常到凌晨2点多还在学习，因为他们曾经浪费了10年的光阴。我便也来凑热闹，有一次跟着他们学到半夜，这可把我困坏了，第二天一直睡到第三节课上完都没醒来，受到了辅导员的严厉批评。那时候，不刻苦学习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不过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后来才知道，当年考研的试题和高考的试题是一样的。我应该直接考研啊！那可以节省多少时间呀！
【1982年】
终于能参加高考了，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看到高考试题，我号啕大哭
何铸（某杂志主编）
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的大学梦却被无情地粉碎了。因为，当年的高考报名条件中有一项把我剔除在外：中专技校生工作满3年后才能参加高考。而那一年，我正在一所技工学校念书，还有两年才能毕业。
高考过后，参加高考阅卷的妈妈回来告诉我，当年四川省的语文试卷里有这样的题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请解释“于”；数学中则有因式分解题。我看到这些题目后，不由号啕大哭：这些都是我会做的题目呀，如果我参加高考，一定可以考得很好。可是我却不能参加高考。
技校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国有企业，成了一名光荣的工人。我当时非常爱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梦想着将来也能当个年轻有为的厂长。我是厂里青年技工中的高手，若是能够到大学进修理论知识，一定能实现梦想。
然而当时厂里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工人看书。学习的道路被一条条堵死后，我沮丧得茶饭不思，半年中没开怀笑过一次。有一回，我在路上偶遇我的中学地理老师，他一眼就察觉出我的状态不对，明白我的苦闷后他拍着我的肩膀喊道：“你怎么不去参加高考呢？！”
是啊，我还可以高考，我只能去参加高考，我必须去参加高考！
接下来的几年，我就一直在为参加高考作准备。此时，我身边的人都认为我是傻子——我在工厂已经是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每月工资30多元，这在当时算很高的工资了。如果我去上大学，不仅没有了工资，还要有相应的开销，这一来一去，损失就大了。但是我不管，我就认准了死理要上大学。我白天上班，晚上则花3毛5分钱乘公交车去上补习班，风雨无阻，这在当时算是不菲的开销。
临近高考的那半年，我干脆向厂里请假在家复习。厂长说，不能请假，否则开除。我豁出去了，开除就开除。我在市里借了房子，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复习哪一科目，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吃饭，上午下午各规定一次上厕所的时间，每次均为2分钟。这半年，我把自己隔绝起来。
当年参加高考的人需要所在单位开证明，可是厂长不愿为我开高考证明，因为这意味着厂里会白白损失一名青年骨干。这就等于堵死了我的高考之路。当时，我们所在的街道还发生过这样的惨剧：一个年轻人瞒着单位到街道开证明参加了高考，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某大学，入学以后，原单位领导得知情况后大怒，非要考生回来，学校对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学生只能被退回原籍。这个年轻人一气之下，跳楼身亡。我母亲深怕我做出这样的傻事，所以提前到我单位找我的领导沟通。最后领导终于答应给我出具高考证明。拿着这张证明，我欣喜若狂，也深深明白，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
终于可以参加高考了，这一天我盼望了5年。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情，当时，我觉得参加高考是一件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我至今还记得，高考第二天，高烧不退的我在几乎起不了床的时候对自己说那句话：“明年再来？有明年吗？没有明年了！”
成绩揭晓，我的考分刚上了四川省重点批分数线。填志愿时，我理所应当地觉得应该照着自己的两大梦想去努力。我最想当厂长，最向往妈妈当年读的人民大学，就大笔一挥——第一志愿，人民大学工业经济与管理。我觉得做一个法官也挺威风的，于是，第二志愿，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
结果，人民大学的分数线太高我上不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分数线在我的考分之下。那几天，走在路上我都觉得自己已经越来越像一名法官了，就在我志得意满之时，却接到了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我懵了，连忙打电话向招生部门询问，得到的答案是：“你的志愿中显示了你有当教师的意愿。”我更糊涂了：“可我明明记得我没有在‘服从分配’栏里打钩呀！”工作人员解释：“可是你的资料里写着，你妈妈是中学语文老师，而你本人是在工厂里负责指导技术工作的老师。我们觉得将你调配至师范是合情合理的。”于是，那个曾经想当厂长或者法官的我只得拿着录取通知书去四川师范大学报到。
无论如何，我高考了，我上大学了！
【1986】
我想，考试就是考试，它确实是一条途径，而对于生活，途径总是很多的。
你说我有得读大学吗
鲁强（钱江晚报副总编）
1986年7月7日，在早晨起床的时候，我看见父亲在阳台上为我削铅笔。几缕阳光落到窗前的天竺葵上，那是酷热的一天。
我注意到爸爸用外科医生的手小心翼翼地给我削着一支支铅笔。我想，这么多笔，我考一场数学用得完吗？
那时候，姐姐从外地的大学溜回家来，她拿着毛巾站到我的床边，对我说快洗快洗，然后又悄声说，看看咱爸这样给你削笔，你这辈子都不能不记着爸爸啊。
我在忙手忙脚地洗脸刷牙的过程中，还多愁善感了一下。我咽下几口早饭就去了学校。天真是太热啦。为了凉快，我穿上了爸爸的绸衬衫，这衣服非常宽大，我一路摇摇摆摆地到了考场。
那时候，考场上挂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条幅。从小学一直考到大学的学生们都久经沙场了，却还是有点慌慌张张。
考试时，我倒忘记了紧张，一题题做下来，觉得高考和平时的考试也没多大区别。穿白大褂的人不停地在考场门口东张西望，因为他们的出现，我突然又觉得事情严重起来了。
这时候，我听到了同学王水在后面轻轻地哼着小曲的声音。这小子平时就有这样轻飘飘的恶习，他可能觉得自己可以读大学了……就在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中，我的高考结束了。
后来，我一边跑回家一边把手里的复习资料丢在马路上。我想，这下解放了。我跑回家便对爸爸说，政治怎么这么难啊，不过这下很可能有得读大学了。
爸爸说，都考过啦，还想这么多干吗？不过邻居陈毛豆刚才在门口说，完啦，完啦，我保证考不上的。我说，我也没准，爸爸，你说，我有得读大学吗？
你说我有得读大学吗？
那个夏天，我逢人便请他们帮我预测未来。那时候，除了大学，我们似乎没有未来；那时候，我们小小年纪已对自己失去了把握。我不停地算分数。开始的时候，算来算去就那么几分，而到后来，每算一次，就将近有一百分的起伏。
那年夏天，我对自己没有太远的想象，最远就是大学的校门。
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发生在那个夏天的那场高考，还是那么近，它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现在常常碰到在那场考试中出类拔萃的王水。初夏的傍晚，他常拖着拖鞋在楼下散步，过着平静而凡庸的生活，他说，这很好啊，我很满足的。不过有时候他也抱怨读了太多书后胆子小了，不敢闯了。他还说，很多东西算不准，比如热门专业，报考的时候还炙手可热，四年后一眨眼就不热门了，好位子早就满员了。
我知道他有点羡慕同单位的陈毛豆。毛豆没考上大学，早早地工作了，现在在单位里管理着一群大学生，而且因为工龄长，早些年福利分房时他分到的房子还比王水的大。
而我，因为那场考试去了异乡求学闯荡，二十年的时间换了不少地方。在我的箱子里至今还保留着高考准考证，上面的照片反映了我中学时代为考大学而忧心忡忡的模样，而现在整天忙碌，反而觉得没什么东西是特别严重的。二十年，我一天天地老去，至于生活，谁能说清和当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现在的我常常想念故乡，特别是已步入晚年的爸爸。
【1988】
大学是度过青春的地方，也是错过青春的地方。
高考，一次迁徙
史航
（著名编剧、策划人，现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从事编剧工作逾十年，主要作品有《雷雨》《射雕英雄传》《铁齿铜牙纪晓岚》《魔山》等。）
高中时期，我已经博览群书，文科非常强，而为了逃避讨厌的数学考试，我选择考中央戏剧学院，因为考那儿可以不算数学分。1988年，我先去北京考了专业课，拿到了文化课准考证，从此回避了我最讨厌的数学课。我最满意的是准考证的照片，照片里的我比现在瘦。
记得专业课的一场口试结束后，我觉得考题很简单，大步走出考场。走廊里别的考生问我都考了哪些题，我炫耀般地大声说出了所有的题目和答案。老师气愤得追出来，把我关进一个小屋子，让我在那里头准备下一科目。
高三的学习很紧张，许多同学都半年没看过电视了，可我的父母对我很宽容，高考前那个星期，我还可以看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
高考体检时，有个在家自修半年，一直没来学校的女同学来了。我很高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穿过马路去给她买了一杯热牛奶。几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体检之前是应该空腹的。
整个高考的过程是轻松愉快的，社会上对考生的照顾也没有像如今这样无微不至，考场周围的工地还在继续有条不紊地打着桩。天气极热，一出门就汗流浃背。但那时候的考生似乎都不太娇气，没听说过有谁为了高考而住进宾馆的，也没听说过谁为了高考而惊动了110的。
进大学后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活狐狸跑进了一家毛皮店，发现满墙都挂着狐狸皮，马上就不敢自命不凡了。我是那一届岁数最小的，但特爱显摆自己读书多，经常在寝室里一人挑战五人。他们说不过我，就集体扑过来，拆了我的蚊帐，把我按在床上一顿收拾，还说要烧我的书，我则得意地一边挣扎一边大吼：“书烧了，我肚子里还有！”
我还认识了导演系的孟京辉同学，因为他跟我们班同学打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见了无数次面以后，我们就成了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有过很多次合作。
高考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它让我从一个生活了17年的城市，迁徙到了一个至今生活了19年的城市。
【1997】
大环境里的小考生，何处安放我的青春？
我的1997
朱晖（南京83医院工作人员）
那一年，艾敬的《我的1997》异常流行，在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我们也进入了高考的倒计时。
那时，班里的黑板报只剩下醒目的六个大字——“考不上，怎么办？”
尽管从1996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可大家心里都清楚，无论学费多么高，这大学还是得考，考上了还是得念，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找到好工作的机会，付出才有回报。1997年高校还没开始扩招，那时大学生还算是“末代”天之骄子。
“刻苦”二字被我们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背书、做题，不分昼夜。据说一位女生做一道数学题，绞尽脑汁只能做出一半，睡着后居然在梦里解出了另一半，醒来对照答案果然正确。事情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我们当时学习的刻苦程度可见一斑。临近高考，一些家长开始不断递来诸如“脑黄金”之类的补品，广告语称“让一亿人先聪明起来”，大家定时服用，仿佛每喝一次智商便会提高一点。
熄灯后，宿舍楼里闪现点点烛光，那是勤奋的同学在“挑灯夜战”。而我们几个“自由散漫”的人喜欢溜到操场上，仰望漫天闪烁的星星，忽然间就觉得星星都变成了棋子，我们也变成了棋子，不知将被置于哪条人生旅途上。我们扯开嗓子唱小虎队的歌，从《青苹果乐园》到《蝴蝶飞呀》，一首一首地唱，释放一天紧张的情绪。当时小虎队早已解散，但他们印证了生于70年代末这些人的青春岁月，是我们心中的美丽情结。时至今日，偶尔听到小虎队的歌，我还会想起高三那年在操场上释放青春的场景。
在备考按部就班地进行之时，一个叫乔治·索罗斯的外国老头给我们增添了麻烦，他导演了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我们的复习内容的调整。政治老师紧急扩充了时事政治的复习范围，语文老师多次强调“有可能的话作文当中要举金融风暴的例子”，英语老师也不甘示弱，她搜集了报刊上关于金融危机的新闻，然后翻译成英文给我们作为阅读理解题。最有意思的是，一些有心报考金融专业的同学，眼见大势不妙，纷纷掉转枪头，决定改报其他专业。
在我们冲击高考的日子里，戚务生也带领中国足球队踏上冲击世界杯的征途。那时班里唯一的课外读物是《足球报》，唯一跟习题无关的讨论是关于足球赛的，唯一还剩的体育运动是踢足球，而这三样，我都不错过。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场对战越南，时间已经接近高考，我们趁晚自习溜出去看。尽管越南队十分弱小，但只要中国队进一球，我们就喝一瓶啤酒庆祝，结果进了四球，每个人喝了四瓶。回到教室，班主任已等候多时，看到我们喝得红红的脸，他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V”字的手势，全班哄堂大笑。那一天，正值仲夏，却是记忆中最凉爽的一天。
7月1日零点，校园外礼炮齐鸣，大街上人声鼎沸，香港回归。学校破例开放了小礼堂，几台电视同时播放。所有同学都停止了复习，聚集到电视机前，一起鼓掌欢呼，感受这神圣的时刻。有人提议，今天我们只看近代史，以此来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随即有人带头喊出“祖国万岁”，顿时应者如云。
那些天，电影院正在放映李连杰主演的《狮王争霸》，电影里李鸿章卖国求荣，黄飞鸿报国无门……斗转星移，随着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即将面临高考挑战的我们领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出生在一个国家强盛的时代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肩上的责任也更加重大。努力地学习，不应该只是应付高考，更是为了今后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大部分同学都悄无声息地走了，剩下的几个人默默无语，坐在台阶上各自沉思。想到白天还在一起说笑的同学今后不知何时何地再相逢，心中不免阵阵伤感。天蒙蒙亮，我没有和任何一个人告别，独自跨出校门。
我的高考，在这一刻画上句号；我的1997，在这一刻揭开新的篇章。
【1999】
原来你并不想难住我，而是和我一样，需要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慢慢成长。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蔡 茇（某杂志社编辑）
我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届高考生——这样讲似乎高考于我是很久远的事情，可真要算起来，1999年的高考距离今天也只不过八年而已。最近常常觉得许多事情都暗藏玄机，在新旧世纪更迭的时候，总有一些事件是具有某些“寓意”的吧？可惜当年的我并没有这样的先知先觉。
当我踌躇满志地打开高考语文试卷时，我就被彻底搞懵了。按平时的做题习惯，我总会首先翻到试卷最后看作文题——一向倚仗作文得分的我，在“顺眼”的试题鼓舞下总能够精神一振，从而奠定整场考试的胜利。然而这一次，我看到的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且作文体裁不限。
这应该能让今天的考生会心一笑，但当年，我的笑容是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凝固的。这里需要交代一些背景资料：在步入1999年高考考场之前，我们高中三年进行的作文训练无一例外都是给材料写议论文，因为这类题型在之前几年的高考中一直反复出现—— 1996年高考是要求根据一幅六个手指的漫画写议论文，1997年是根据一则“助人为乐”的故事写议论文，1998年则是论述“坚韧”的重要性。所以，当我在背熟了古今中外的名人事迹、伟人语录走入考场，准备洋洋洒洒、挥斥方遒的时候，“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道题实在是当头一击，所有准备好的材料都不能用了，情急之下只能胡编乱造。我记得我杜撰了拙劣的煽情故事，意图去骗取阅卷老师的眼泪。当然，我的伎俩被识破，这次的作文分跌破我的历史最低分。可是，我们班一位平时成绩并不那么显山露水的同学那年竟然出人意料地考入了北京大学，后来辗转听说她曾经在考试前夕无比幸运地捡到过一本科幻杂志，而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竟与高考作文题不谋而合——“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回想起来，我更多地觉得这个试题的“寓意”也许在于某位命题老师想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宣告一个“旧世纪”的结束和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现在，我已参加工作多年，并且又非常“巧合”地在一家以研究高考作文为主的杂志社任编辑一职，也得以清楚地了解到1999年在中国近三十年高考作文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一年开始，话题作文正式登上了高考作文的舞台，并因其自由、开放的优点一直沿用至今。
【2003】
“非典”恐怖下的“典型”高考——有你的日子并没有太多的不同。
“非典”和我的“黑色六月”
张彦之（现就读于江苏盐城师范学院）
2003年爆发的“非典”也许早已成了人们脑中的一抹记忆，而我却清晰地记着那场灾难的点点滴滴，因为，2003年，“非典”来了，我要高考了。
那一年，当我们脱了厚重外套换上长袖T恤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突袭将我们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起初还只是从报纸和电视中得知关于“非典”的零星消息，可是后来，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口罩，各种传言更是让人神经紧张到极点。
因为我们学校的高三生在一个独立的校区，所以学校规定“非典”时期对高三生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我们那届有95%的学生住校，而寥寥可数的走读生每天进校前都要接受严格的身体检查。
住校的我们只能选择在学校的食堂就餐，但是食堂里只有馒头和蔬菜可以选择，肉类几乎见不到。那天，为了给我们送些水果，宿舍一个兄弟的父母在学校的铁围栏外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还带来几瓶陈醋，并且一再叮嘱我们要按时喝一些。见面的情形像是探监，我们宿舍8个人，有好几个负责望风，万一被老师发现家长来看我们可就糟了，因为学校规定“非典”期间不允许家长看望孩子。同学的爸妈带来的水果都被我们大快朵颐了，但是那些醋，最终因为太酸被我们倒进了下水道。后来才知道，那些醋是同学的爸爸花了好多钱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非典”的恐怖气氛日益浓重，高考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学校切断了宿舍里的电话线路，这让身处高三的我们近乎窒息。但苦中作乐是所有高三生的长项，为了制造轻松幽默的气氛，大家纷纷从四处搞来五花八门的口罩戴上，各种新奇的口罩争奇斗艳。还有许多人用普通的汽水瓶灌满开水，贴上“鲜果VC”“鲜橙多”等标签，因为据传，维生素C对抵抗“非典”有奇效。
有一天，一张由走读生带入校园的报纸在全班广为传阅，报道中说自考、成人高考等全国性的考试纷纷推迟。进而，大家开始揣测高考也要推迟了。本来我们这一届高三生就很不幸，高考第一次从往年的7月7日提前至6月7日进行，复习时间少了一个月。听到高考要延后的流言，大家欢呼雀跃。可是几天后，老师带来的教育部文件粉碎了我们的期盼——高考不推迟，如期举行！
直到这时，大家躁动的心才渐渐安稳下来。
教室里每隔几天就会有工作人员用喷雾器来喷洒消毒水，我们也经常会领到学校发放下来的药物。谁都不敢把“非典”当儿戏，因为一旦“中彩”，我们肯定会无缘高考了。在书堆里沉溺久了，大家总会抬起头来问一下彼此体温是否正常。那时的我们，面对的是“非典”和高考双重关。
高考终于如期到来，和以往的高考生不同，我们这一届高考生进入考场时，不但要持有准考证、身份证，还必须有一份体温测量记录表，那是身体“安然无恙”的证明啊！这三样东西，缺少任何一样都不准进入考场。
大家排队通过考点入口，医生两人一组轮流为我们测量体温，我18年来第一次看到那么先进的体温测量仪器，医生只要用测量表轻触我们的额头，几秒钟就读出了体温。这大大提高了“入关通行检验”的效率。
高考第一天下午，我们班一个同学的体温居然被测出是37.6℃。班主任老师立马赶来，同学紧张得满脸通红，她急急地解释说自己是牙龈发炎。这时，医生一边用消炎药给她消炎，一边和她闲聊，怕她紧张导致体温继续上升。半个小时后重测体温，这位同学的体温正常了，这时离开考时间只有20分钟了。
每个考点都安排了备用考场和专用考场，这些考场是专门为那些体温检测不合格的考生准备的。我的所有同学中，有一个进了专用考场，他考前感冒了，体温测试偏高，虽然属于正常的感冒发烧，但是学校还是为他准备了单独的考场，以防万一。不过同学对学校的做法也非常理解，考场里专设的监考老师陪他度过了高考的两天，中午和晚上就餐也是由专门的老师单独带着他。
考试开始前，监考老师就已经进入考场，打开窗子通风透气，替我们擦桌子。考试开始后，医生们还逐一检查各个教室通风情况。怕影响我们答题，他们进出考场都放轻了脚步。容我在答题时分心一下吧，因为这些细节让我感到温馨、放松，这场让我们觉得面目可憎的高考，在真正到来的时刻竟显得这么温文尔雅、心平气和。
【2007】
圈圈绕绕，还是回到了你的门前，只是这一次，我更淡定和虔诚。
让我们一起站在起跑线上吧
解小邪（青年作家，北京某报社记者）
没考上大学的人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有人曾经这么问我。这个时候，我会讲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孩，物理成绩不好，语文、英语和数学都不错，考高中肯定没问题，可她没去参加中考。原因是中考前那学期，有一次物理测验她没考及格，物理老师让她和所有不及格的同学一起拿着自己的试卷在班里走来走去。这个“游班”的过程其实不到一分钟，在她看来却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她的自尊在那一个世纪里被消磨得七零八落。
从那一刻起，她便坚决与考试划清界限。拿到初中的合影照，她收拾了自己的铺盖，对着照片上的同学发誓似的说：“十年以后，我一定要比你们强！”
初中毕业的第二年，在外打工的她回家过年。大年初一，初中同学聚在了一起，看到那些上高中的同学一个个很有前途的样子，她非常灰心——自己在一家餐馆打工，工资低得可怜，以后她和她的同学们会不会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可聊着聊着，一位正在读重点高中的同学悄悄告诉她，为高考而学习实在太累了，他不想读书了，可他的老师却告诉他，要想以后活得像个人样，高中三年就不能像人那样活着。
她一时语塞，不知道该不该为自己庆幸。她开始对高中生活萌生好奇，深入到校园了解高中生的生活，作为同龄人和旁观者，她更透彻地领略了其中的滋味，写出了反映高中生活的长篇小说《多梦季节》。终于，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看书，写作，默默积蓄力量……十年后，她真的实现了诺言，在初中同学面前露出自信又豪迈的笑容。
虽然绕过了高考她依然走出了精彩的人生，可没参加高考、没念过大学这件事总会给她惹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尤其遇到单位里评职称、竞聘，大学毕业证书还格外重要。这让她很郁闷！
她开始琢磨，要不要重新考大学。这样的想法在每年成考、自考、高考到来之际就尤其强烈。她经常从网上下载历年高考的试题来做，语文竟然能做到一百一十多分，英语和数学凭着记忆也能答个几十分。可是，她总越不过心中那道槛——初中时候就对校园说不了，现在还能进得了大学吗？她常常会梦见自己抱着一堆书去参加考试，试卷上被画满叉叉。她满头大汗地从睡梦中惊醒，清醒地告诉自己，考吧！去试一次！值得庆幸的是，现在高考对考生条件的要求放宽了，只要肯坚持学习，大学的校门就会向你敞开。
今天，她开始不断看书、复习，她报名参加了今年的高考，正自信满满地走在去大学的路上。
没错，这个人就是我。十年前放弃读书为了证明自己不上大学一样可以很出色，十年后再参加考试是想证明既然十年中那么多困难都扛过去了，考试又有何惧！复习真的很辛苦，如果在十年前，我或许会和我的同学一样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人样”了，但今天的我却很踏实、开心，因为我不怕考试了。
你大概不会像我一样，十年前逃避考试，十年后又重返高考战场吧。但我依然想告诉你，请一定要考大学，因为大学校园那么美丽，那里会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等着你。所以，今年六月，让我们一起站在起跑线上吧！
高考纪实
编者按：臧铁军，北京考试院副院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考试测量问题，国家督学，长期担任教育部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可以说，他亲历了恢复高考三十年来的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情你未必知道，却和你息息相关。
变迁背后的故事
讲述：臧铁军记录：王亚文
我是1977年考上吉林大学物理系的。这之前我已经做了三年农民三年翻砂工人。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关键词：精英选拔大众化
你问我见证恢复高考三十年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想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选拔到大众化甚至到普及教育的过程，是这三十年的主线。而这条主线，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系统为所有适龄青年提供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即高等教育在校大学生数与该国(当地)政府所规定或公众所公认的大学适龄青年人口的比值。在大家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个数据。可是，在这个数字背后，是多少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啊！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3％。也就是说，在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100个18-22岁的青年人里面只有2～3个能上大学，而到现在，每100个青年人里有20个大学生，在上海、北京地区，甚至达到了每100个青年人里有50多个大学生。这已经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接近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关键词：扩招
能够在三十年的时间内让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大幅提高，高校扩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记得1999年春天，教育部在向国务院申报当年的招生计划时，国务院批复的是申报计划的一倍。这是在当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由朱基总理宣布的。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199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9.8%，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低标准15％的水平。就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比例而言，我国也比印度低许多。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二是广大群众普遍渴望子女能受到高等教育，政府有责任尽量满足他们这种愿望。三是扩招也可以推迟学生就业，增加教育消费，是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四是由于过去招生比例低，录取人数少，考大学难，迫使基础教育集中力量应付高难度的考试，因此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开始扩招。经过1999－2001年三年的扩招， 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为719万，而10年前的1992年，这个数字为218万。
数据总是枯燥的，但是对于大家来说，最有现实意义的是：假如没有扩招，你和你的高三同学中，每100个人只有35个人能考上大学，而现在，有70多个人可以上大学。
关键词： 公平
假如你作为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和比你年长的人聊高考这个话题，你可能会发现，关于高考的细节——从考试的题目、形式、科目到填报志愿的时间和方式都在不停地变化。在老百姓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折腾，但是在决策者眼里，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平。
★标准化试题的由来
大家或许已经习惯了标准化的选择题和非标准化的主观题相结合的考试形式。这种形式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是几经变迁后才固定下来的。
1983年之前，各科的考试题型都不固定。经过几年的实践，大家慢慢注意到考试阅卷中的误差问题。当时，有关部门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抽取了北京地区5篇高考作文，复印后寄送到各省的高考阅卷组评阅。结果发现，各省阅卷组打的分数差异非常大，同一篇作文，最高分和最低分差20分。这次实验加快了标准化试题的发展进程，目的就是控制评分误差，力求公平。
标准化试题以选择题为代表，因此，标准化试题实施了一段时间以后，引来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僵硬的标准化试题不能很好地考查一个学生的真实水平，尤其是语文怎么能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呢？我们也在大量的研究中发现，主观题能够更好地考查复杂思维。因此又开始增加主观题的比重。考试的形式就逐步固定为现在的标准化试题和主观题相结合的模式了。
现在，标准化的含义包括了命题标准化、施测标准化、阅卷标准化、成绩公布标准化，也就是说整个程序的标准化。
★从“双轨制”到“并轨”
由于“文革”十年，人才断档，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大量人才。而那时高等教育的规模很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从1983年开始，出现了“定向生”这一特殊的种类。“定向生”是为了满足部分艰苦行业、边远地区的人才需要而特别列出的招生计划。这部分学生大学毕业后，要回到定向单位服务。鉴于这样的考虑，他们的录取分数会略低一些。在此基础上，到了1985年，又有了一部分“自费生”的计划。也就是说，同样的学校同样的专业 ，有一部分学生不需要缴学费，分数要求比较高；有一部分学生分数要求比较低，但是要缴一定的学费。
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这样的做法确实缓解了高校办学困难的状况，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这种招生制度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为“花钱买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公共资源，这样的分配方式有失公平。因此，经过长期的论证，到1997年，开始“并轨”。招生计划不再有区别，所有的学生都要缴费上学。
关键词：减负
★科目变化
高考带来的学业负担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如何利用高考这根指挥棒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一直是决策者关注的问题。其中考试科目的变化是最直观的反映。
最初，高考要考的科目为，文科6科，理科7科。很多人认为应该减少高考科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多省份开始高考科目改革。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果减少高考科目，很多中学就会把不考的科目削减，这将大大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
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都认为，加入高中会考制度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课业负担与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会考制度的目的：一是可以让学生通过会考，取得高中毕业证书，二是，会考制度保证了所有课程的有效开设。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3 2”，即只考5科的高考。本世纪开始，各省开始了目前普遍实行的“3＋X”考试。
★综合考试的由来
语文、数学、英语作为基础科目，是高考历来的必考科目。对于其他应该考的科目，各界的争议从来就没有断过。一方面，社会对高考的质疑焦点在于：高考只考知识而不考应用能力，培养出来的“高分低能”学生有什么用？另一方面，社会质疑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而减少高考科目会严重阻碍学生对这些领域的了解。在停考生物科目后，就有一些学界泰斗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认为这样做是非常短视的。
基于大家对高考目的的反省，教育部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 “高考依据教学大纲但不拘泥于教学大纲，高考将从侧重知识的考查转变为注重对运用知识的能力的考查。” 再后来就演变成“注重对综合能力的考查”。但是正式实施综合科目的考试源于一次小规模的考试。
1999年，鉴于社会各界对保送生制度的质疑，教育部决定对保送生进行一次入学测试。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决定采用综合卷来测试。测试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满分为100分的试卷，考生最高得分为71分，最低得分仅为十多分。这次测试的直接结果有两个：一是教育部缩减了保送生计划，各高校增加了对保送生的条件限制。二是经过这次考试，决策层一致认为实行综合能力考试非常有必要，由此拉开了综合测试的大幕。
关键词：高考发展趋势
在今年的“两会”上，高考依然是一个热点。有代表提出应该取消高考。我认为，在现阶段，高考不会取消，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要有效分配必须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程序。从近三十年的情况看，高考是一个相对合理和公平的制度，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
我觉得要变化的是，高等教育从精英选拔到大众化以后，高等教育将不再完全是择优录取，而是该更注重教育资源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匹配。高考的目的是：通过测试，在考生和学校之间建立一种有利于考生和学校长远发展的有效的配置形式。
也就是说，当各位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个性爱好和人生规划。
今年很多地方开始实施“平行志愿”的做法，这对于高分考生来说可能会增加进入热门专业的机会。但是我想说，明智的做法是：根据你自己的爱好选择合适的专业，不仅有利于个人发展，也有可能对国家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举例说明，实行平行志愿后，能够进入热门专业的全部都是高智商的人，想要脱颖而出就比较困难。相反，那些基础专业，因为容易受到人们的忽视而成为冷门，而这些冷门专业或许能让你更有作为。我们很难设想，如果袁隆平没有从事水稻研究，对他个人，对国家将是多大的损失。
三十年高考大事记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为570万，录取人数为27万，录取率4.7%。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并于当年首先在广东省展开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工作。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都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后续几年中，高校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至50％。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