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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妙的新世界》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描写了在一个物质至上的集权制消费社会中，统治阶级利用克隆术批量生产不同阶级的人类，并依靠科技控制情感、刺激消费，以达到“社会、本分、稳定”的乌托邦理想。然而，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克隆人正在瓦解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克隆人的伦理选择也标志着科技对人类的异化。本文试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方法，分析新世界乌托邦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揭示小说对消费社会及其政治的讽喻性。论文指出小说不仅是对未来科技走向做出了提前一个世纪的预见，更是对现实的写照与警告：即使人类的伦理道德会随着时间有所变化，但任何科技发展仍不可逾越人类认知与道德的底线，理性异化与技术控制之下的人类社会终将走向毁滅。
关键词：《美妙的新世界》；克隆人；乌托邦；消费社会；讽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4-0000-00
从克隆叙事来看，第一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克隆人题材出自阿道司· 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它比动物克隆设想早出现了六年、比DNA分子结构的发现早了三年，可谓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实验。赫胥黎在小说中融入了许多新思想，诸如达尔文进化论、优生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及潜意识理论、存在主义、消费理论等，这可能也归因于他的博物学家族背景。赫胥黎作为著名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之孙，生长于对生物学与进化论研究卓越的赫胥黎家族，对生物学有超前的预见能力也不足为奇。国内外众多学者已从科技伦理、《圣经》、乌托邦等视角对小说加以研究，也有学者对赫胥黎的构想不以为然，黑尔德认为“因为有了后来的科研发展和发现，像《美妙的新世界》这样的书都要被废弃了”（Heard， 1965： 57）。里奇也认为“赫胥黎预言的结论是建立在社会基础的视角，而非科学视角”（Leach， 1970： 151）。然而，赫胥黎的主题绝非仅仅聚焦于未来生物学和基因工程，而是科技对人类灵魂与肉体进行革命的写照。赫胥黎将自己的科学意识置于未来语境下，以科技伦理、文化沙漠和精神危机等异化状态展望了人类未来潜在的问题。
1. 科学选择的结果：克隆人乌托邦与消费社会
赫胥黎在小说的前言中写道：“《美妙的新世界》并不是一本为科学而提倡科学的书，它是把科学作为能够影响到人类个体的东西而提倡的……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这场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赫胥黎，2010： 4）①。赫胥黎将自己的学识结合陌生化的写作，对人类日常生活进行大幅变形加工，打破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熟悉的认知方式，创造了一个乌托邦的伦理环境。“乌托邦”（utopia）一词的词根本身就包含两个希腊词语，一个是“没有”（ou），另一个是“地方”（topos），在拉丁文中就有“乌有之乡”或“不存在的地方”之意。乌托邦的作品着眼于人的集体存在模式，表达了人类解决矛盾、建立稳定统一的理想国愿望。围绕“建设美好社会”这根叙事主线，小说中的乌托邦进行了五个方面的革命，包括“取消胎生、人工繁殖克隆人”、“睡眠教育和条件反射刺激的潜意识教育”、“观看感官电影、听色唆风音乐等泄欲方式”、“关闭博物馆、查封书籍等割断历史的做法”以及“服用唆麻以控制情绪”。这五方面便是科学对人类灵魂和肉体上的革命。
首先，“取消胎生”是一大革命，通过“科学选择”来创造克隆人。所谓“科学选择”是在人类完成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后，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选择。聂珍钊教授指出，人类已经完成了两次选择，即第一次的“自然选择”（“生物性选择”）和第二次的“伦理选择”，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选择即“科学选择”。科学选择主要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它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科学对人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三是人应该如何处理同科学之间的关系”（聂珍钊，2014： 239）。正如赫胥黎在前言中强调，本书“是把科学作为能够影响到人类个体的东西而提倡的”。生物学和优生学使基因密码大众化，人类成为大众产品运输带上另一种永无止境的生产商品：“这些都由同一标准的伽马们、一模一样的德尔塔们、一成不变的伊普西龙们解决了……大规模生产的原则终于在生物学里使用了”（5）。在赫胥黎幻想的乌托邦中，技术消解了生命本身的存在形式和特征，克隆人的批量生产使人成为大规模复制之下的类像，人与物的界限也被打破。
为了保证社会稳定本分，统治阶级制造出ɑ、β、γ、δ、ε五大“种姓”的克隆人分别代表五个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工作。科学选择实现了“预定人的命运，设置人的条件”（10），然而，“预定”和“设置”的动词后面往往跟着某种对象，而这些对象基本都是无生命的物体或事物；如今，“人的命运”和“人的条件”可以被技术操纵，人不再是主动的施动者。生物技术 “导致个人与人种面临危机，不再呈现人性或非人性，而是生命的基因仿真”（Baudrillard， 2000： 23），人类自身沦为消费品。
如果说出生前的阶级划分通过科学技术已成为既定事实，那么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后天教育对他们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新世界里，“任何情况下道德教育都是不能够诉诸理智的”（21），换言之，伦理道德属于意识层面上的，只有从潜意识进行控制才可控制大部分行为。统治阶级控制了语言，也就控制了思想，于是，克隆人需要从小接受“睡眠教育”，包括阶级偏见课、卫生基础课、社交课、幼儿爱情生活课、消费观形成课，通过睡眠时间将强制灌输的内容和谎言进行机械式地重复，让孩子在潜意识中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与职责。比如衣服坏了不提倡缝补，而提倡买新衣，以此刺激消费。赫胥黎还将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Watson）最有名的“新巴普洛夫实验” （neo-Pavlovian）运用于条件反射训练中②，当婴儿接近色彩缤纷的花朵与书籍，统治者立刻用噪音吓唬他们，孩子的惊吓与哭喊代表花朵与书籍是令人不悦的事物，这样，他们“本能地”排斥花朵和书籍，从而形成心理与思维定势，以便今后避免将时间浪费在那些无关紧要、不可产生利益的事物上。 赫胥黎的祖父T.H.赫胥黎在其著作《进化学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通过人类文明进化过程得出何为伦理的概念，他说“伦理这门科学能为我们提供理性的生活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和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T. H.赫胥黎，1971： 37）伦理主要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它体现的是更为抽象的思维体系，并对人类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政治虽然也处理各种关系，但更倾向于解决利益冲突的现实行为。在构思政治与伦理相悖时，赫胥黎对话语权力进行了陌生化地书写，通过话语控制社会就要控制语言本身，重点在于话语再生产的形式，比如“睡眠教育”和“福帝命令”等，再将它们施与没有话语权的婴儿、妇女和低种姓克隆人身上。这便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手段，他们将科技与集权结合，抹杀了传统的伦理，构建了“美妙的新世界”。要想控制国家这个“大家庭”，必须解决“小家庭”的问题，自从取消胎生的政策实施以来，任何提及到“母亲”、“父亲”、“家”等字眼都会被认为羞耻肮脏。生物技术颠覆了传统的核心家庭，“家却是个不但物质上肮脏而且心理上也肮脏的地方”（32）。传统家庭挤在狭小的空间内，一个男人，一个随时准备受孕的女人，几个小孩，没有空间，令人窒息。一个家庭一夫一妻，如果出现情人，必然经历各种苦痛，而乌托邦及时拯救了这个局面，人们可以随便性交。由于诱惑、寂寞、悔恨、病痛、衰老等问题也会让人心理痛苦，从而导致社会不安，乌托邦也解决了这些问题。
赫胥黎还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手法和视角，在第三章中，他将几个事件同时发生，采用了如同电影空间的闪回变化的手法，在看似随意的场景描写中透露了乌托邦对人类的专制以及人性因子的消亡。三组人分别在不同的场地活动：第一个地方总统蒙德在发表演讲；第二个地方列宁娜和范尼在聊天；第三个地方技术员亨利·福斯特和条件预定室主任谈话，并且被伯纳偷听到内容，通过他的嘲笑让读者领略到荒谬的新世界。尽管在看似混乱的叙述中有时只出现两句话，但是读者还是能够看到技术操控下的政治与伦理背离。在三组各自穿插式的对话中，读者了解到为了控制世界、使社会稳定，统治者们曾经采取大规模的屠杀，但是“总统们意识到使用武力并不是办法，于是采取了缓慢但是绝对可靠的人工生殖法、新巴甫洛夫条件设置法和睡眠教育法”（45）。对化学毒气、战争以及经济崩溃等描写可能是赫胥黎对一战的概述，他的反战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人的设置”的科学选择等“优生学”思想却又在后来的二战中有所体现。赫胥黎预见到了独裁者的种族肃清政策，只不过在科幻小说中的克隆技术并未在当时二战中实现，却也足以让每一个读者心惊胆战。如果人类依赖科技真正进入理想的乌托邦时，那么人类将受到科技控制而丧失自主选择的能力，到那个时候，乌托邦就是恶托邦，因为它销毁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
实际上，乌托邦科技控制的背后仍然是人类对人类自身的奴役，因为人类自己就是始作俑者。小说最后章节描写了总统蒙德对 “科学选择”利弊所发表的言论，一方面向野蛮人介绍了对科技控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道德辩护，尽显其政治家本色。他提到自己“弃科学从政治”之路，他说：“我对真理感兴趣，我喜欢科学。但是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危害社会……我主福帝就曾经做过极大的努力，要把强调真与美转轨为强调舒适和幸福。大规模生产需要这种转轨。众人的幸福能让轮子稳定地运转；而真与美不行……炭疽杆菌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真呀美呀知识呀对你还有什么意思？”（203-204）这种功利主义的“众人幸福论”与传统“真善美”的道德观完全背离，以科技掌握话语权成为新的统治手段，可是结果却像赫胥黎在前言中对作品不足之处的感叹，他说如果重新写这部小说，那么“经济是亨利·乔治式的分散经济，政治是克鲁泡特金的合作式政治”（2），即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的自由发展以及人类之间的合作模式。这也体现了作品对科技、政治与人类自由之间关系的思考。
小说中对战争杀戮、国家高压政策、安全稳定、奴隶等主题实则都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问题，而总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他的言行举止挑战了伯纳、赫姆霍尔兹等具有伦理意识、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也挑战了现实中诸如赫胥黎等具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在多个主题并行不悖的叙事过程中，赫胥黎讽刺了对国家与社会稳定充满激情的宣扬，揭露了科学选择时代政治伦理和国家道德的扭曲和变形，并预告了未来世界的权威者可能利用科技对文化、社会及价值观进行非人道的操纵。因此，小说政治色彩鲜明，正如科幻专家苏恩文所言“乌托邦属于科幻小说的社会政治子类”（Suvin， 1979： 61），那么，反乌托邦自然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寓言。《美妙的新世界》长久以来一直被当作一部政治小说，因为赫胥黎讲述的是一个强大的集权政治利用国家权力与科学技术对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操纵。政治的基础应该是伦理，而伦理是一种思维形式与精神层面上的体现，技术服务于集权、改变了伦理、控制了精神世界。政府依赖于技术来操控人们的思想、社会历史与个人行为，并且调节着人类的理智与情感。政治脱离了向善的伦理规则，精神不再操纵技术，而是技术操纵精神与伦理。
在以构建乌托邦为理想目标的国度里，美与丑、善与恶、主体与客体相互之间不再拥有清晰的界限，高新科技吞噬了一切理性的批判。伴随着约翰的死亡，小说也在一片欲望、喧哗和骚动中落幕，读者不禁思考：物质满足之后是否就是真的幸福和自由？正如尼古拉斯·贝加耶夫在《美妙的新世界》题记中这样写道：“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终于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卻更自由”（9）。在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不可能退回到坐马车、点油灯“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的时代，那么，如何较为完美地利用科技，又不违背人性？诚然，科技进步使人越发崇尚科技，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在面对“科学选择”时，人类不可将它与“伦理选择”相对立，不可失去理性意志，因为任何科学选择必须要靠伦理维度才可以维持发展，使社会在政治与伦理的张力平衡与互动中稳定发展。 參 考 文 献
Arnold， M. 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A]. In Super， R. H （ed.）， 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C]. Vol.5， Ann Arbor. MI， 1965： 90-96.
Baudrillard， J. The final solution： Cloning beyond the human and inhuman [A]. In Witwer， J （ed.）， The Vital Illusion [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0.
Suvin， D.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Firchow， P. Science and conscience in Huxley’s‘Brave New World’[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75： 301-316.
Heard， G. The poignant prophet [J]. The Kenyon Review， 1965（1）： 49-70.
Huxley， A. Letters of Aldous Husley [C]. Edited by Grover Smith. London： Chatto， 1969.
Leach， G. The Biocrats [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0.
阿道司·伦纳德·赫胥黎 著.孙法理 译.美妙的新世界[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鲍德里亚 著.刘成富、全志钢 译.消费社会[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王逢振 编.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莎士比亚 著.朱生豪 译.莎士比亚全集一[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莎士比亚.阮珅 主编.朱生豪 译.麦克白[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 译. 进化论与伦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
徐 敏.赵一凡 等 主编.快感[A]. 西方文论关键词[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Scientific Choice and Ethical Choice：
Narration and Allegory in Brave New World
GUO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best dystopian novels， Brave New World depicts a materialistic consumer society with centralized power. By cloning technique， the Controller produces people of different classes to create a utopia with“community， identity and stability”， control people’s emotions and stimulate mass consumption. However， the assembly line for human cloning is decomposing conventional morality， and the clones’ethical choice symbolizes the alienation by technolog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the utopian culture in the new world subverts traditional ethics and morality， exploring its allegory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its politics. It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is novel foresees the tendenc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head of a century， revealing the reality and warning that even though ethics and morality change as times goes by， any technology should never violate the cognitive and moral bottom line； otherwise， human society will end up with alienation of logos and technical control.
Key words： Brave New World； human cloning； utopia； consumer society； allegory
关键词：《美妙的新世界》；克隆人；乌托邦；消费社会；讽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4-0000-00
从克隆叙事来看，第一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克隆人题材出自阿道司· 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它比动物克隆设想早出现了六年、比DNA分子结构的发现早了三年，可谓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实验。赫胥黎在小说中融入了许多新思想，诸如达尔文进化论、优生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及潜意识理论、存在主义、消费理论等，这可能也归因于他的博物学家族背景。赫胥黎作为著名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之孙，生长于对生物学与进化论研究卓越的赫胥黎家族，对生物学有超前的预见能力也不足为奇。国内外众多学者已从科技伦理、《圣经》、乌托邦等视角对小说加以研究，也有学者对赫胥黎的构想不以为然，黑尔德认为“因为有了后来的科研发展和发现，像《美妙的新世界》这样的书都要被废弃了”（Heard， 1965： 57）。里奇也认为“赫胥黎预言的结论是建立在社会基础的视角，而非科学视角”（Leach， 1970： 151）。然而，赫胥黎的主题绝非仅仅聚焦于未来生物学和基因工程，而是科技对人类灵魂与肉体进行革命的写照。赫胥黎将自己的科学意识置于未来语境下，以科技伦理、文化沙漠和精神危机等异化状态展望了人类未来潜在的问题。
1. 科学选择的结果：克隆人乌托邦与消费社会
赫胥黎在小说的前言中写道：“《美妙的新世界》并不是一本为科学而提倡科学的书，它是把科学作为能够影响到人类个体的东西而提倡的……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这场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赫胥黎，2010： 4）①。赫胥黎将自己的学识结合陌生化的写作，对人类日常生活进行大幅变形加工，打破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熟悉的认知方式，创造了一个乌托邦的伦理环境。“乌托邦”（utopia）一词的词根本身就包含两个希腊词语，一个是“没有”（ou），另一个是“地方”（topos），在拉丁文中就有“乌有之乡”或“不存在的地方”之意。乌托邦的作品着眼于人的集体存在模式，表达了人类解决矛盾、建立稳定统一的理想国愿望。围绕“建设美好社会”这根叙事主线，小说中的乌托邦进行了五个方面的革命，包括“取消胎生、人工繁殖克隆人”、“睡眠教育和条件反射刺激的潜意识教育”、“观看感官电影、听色唆风音乐等泄欲方式”、“关闭博物馆、查封书籍等割断历史的做法”以及“服用唆麻以控制情绪”。这五方面便是科学对人类灵魂和肉体上的革命。
首先，“取消胎生”是一大革命，通过“科学选择”来创造克隆人。所谓“科学选择”是在人类完成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后，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选择。聂珍钊教授指出，人类已经完成了两次选择，即第一次的“自然选择”（“生物性选择”）和第二次的“伦理选择”，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选择即“科学选择”。科学选择主要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它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科学对人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三是人应该如何处理同科学之间的关系”（聂珍钊，2014： 239）。正如赫胥黎在前言中强调，本书“是把科学作为能够影响到人类个体的东西而提倡的”。生物学和优生学使基因密码大众化，人类成为大众产品运输带上另一种永无止境的生产商品：“这些都由同一标准的伽马们、一模一样的德尔塔们、一成不变的伊普西龙们解决了……大规模生产的原则终于在生物学里使用了”（5）。在赫胥黎幻想的乌托邦中，技术消解了生命本身的存在形式和特征，克隆人的批量生产使人成为大规模复制之下的类像，人与物的界限也被打破。
为了保证社会稳定本分，统治阶级制造出ɑ、β、γ、δ、ε五大“种姓”的克隆人分别代表五个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工作。科学选择实现了“预定人的命运，设置人的条件”（10），然而，“预定”和“设置”的动词后面往往跟着某种对象，而这些对象基本都是无生命的物体或事物；如今，“人的命运”和“人的条件”可以被技术操纵，人不再是主动的施动者。生物技术 “导致个人与人种面临危机，不再呈现人性或非人性，而是生命的基因仿真”（Baudrillard， 2000： 23），人类自身沦为消费品。
如果说出生前的阶级划分通过科学技术已成为既定事实，那么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后天教育对他们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新世界里，“任何情况下道德教育都是不能够诉诸理智的”（21），换言之，伦理道德属于意识层面上的，只有从潜意识进行控制才可控制大部分行为。统治阶级控制了语言，也就控制了思想，于是，克隆人需要从小接受“睡眠教育”，包括阶级偏见课、卫生基础课、社交课、幼儿爱情生活课、消费观形成课，通过睡眠时间将强制灌输的内容和谎言进行机械式地重复，让孩子在潜意识中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与职责。比如衣服坏了不提倡缝补，而提倡买新衣，以此刺激消费。赫胥黎还将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Watson）最有名的“新巴普洛夫实验” （neo-Pavlovian）运用于条件反射训练中②，当婴儿接近色彩缤纷的花朵与书籍，统治者立刻用噪音吓唬他们，孩子的惊吓与哭喊代表花朵与书籍是令人不悦的事物，这样，他们“本能地”排斥花朵和书籍，从而形成心理与思维定势，以便今后避免将时间浪费在那些无关紧要、不可产生利益的事物上。 赫胥黎的祖父T.H.赫胥黎在其著作《进化学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通过人类文明进化过程得出何为伦理的概念，他说“伦理这门科学能为我们提供理性的生活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和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T. H.赫胥黎，1971： 37）伦理主要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它体现的是更为抽象的思维体系，并对人类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政治虽然也处理各种关系，但更倾向于解决利益冲突的现实行为。在构思政治与伦理相悖时，赫胥黎对话语权力进行了陌生化地书写，通过话语控制社会就要控制语言本身，重点在于话语再生产的形式，比如“睡眠教育”和“福帝命令”等，再将它们施与没有话语权的婴儿、妇女和低种姓克隆人身上。这便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手段，他们将科技与集权结合，抹杀了传统的伦理，构建了“美妙的新世界”。要想控制国家这个“大家庭”，必须解决“小家庭”的问题，自从取消胎生的政策实施以来，任何提及到“母亲”、“父亲”、“家”等字眼都会被认为羞耻肮脏。生物技术颠覆了传统的核心家庭，“家却是个不但物质上肮脏而且心理上也肮脏的地方”（32）。传统家庭挤在狭小的空间内，一个男人，一个随时准备受孕的女人，几个小孩，没有空间，令人窒息。一个家庭一夫一妻，如果出现情人，必然经历各种苦痛，而乌托邦及时拯救了这个局面，人们可以随便性交。由于诱惑、寂寞、悔恨、病痛、衰老等问题也会让人心理痛苦，从而导致社会不安，乌托邦也解决了这些问题。
赫胥黎还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手法和视角，在第三章中，他将几个事件同时发生，采用了如同电影空间的闪回变化的手法，在看似随意的场景描写中透露了乌托邦对人类的专制以及人性因子的消亡。三组人分别在不同的场地活动：第一个地方总统蒙德在发表演讲；第二个地方列宁娜和范尼在聊天；第三个地方技术员亨利·福斯特和条件预定室主任谈话，并且被伯纳偷听到内容，通过他的嘲笑让读者领略到荒谬的新世界。尽管在看似混乱的叙述中有时只出现两句话，但是读者还是能够看到技术操控下的政治与伦理背离。在三组各自穿插式的对话中，读者了解到为了控制世界、使社会稳定，统治者们曾经采取大规模的屠杀，但是“总统们意识到使用武力并不是办法，于是采取了缓慢但是绝对可靠的人工生殖法、新巴甫洛夫条件设置法和睡眠教育法”（45）。对化学毒气、战争以及经济崩溃等描写可能是赫胥黎对一战的概述，他的反战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人的设置”的科学选择等“优生学”思想却又在后来的二战中有所体现。赫胥黎预见到了独裁者的种族肃清政策，只不过在科幻小说中的克隆技术并未在当时二战中实现，却也足以让每一个读者心惊胆战。如果人类依赖科技真正进入理想的乌托邦时，那么人类将受到科技控制而丧失自主选择的能力，到那个时候，乌托邦就是恶托邦，因为它销毁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
实际上，乌托邦科技控制的背后仍然是人类对人类自身的奴役，因为人类自己就是始作俑者。小说最后章节描写了总统蒙德对 “科学选择”利弊所发表的言论，一方面向野蛮人介绍了对科技控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道德辩护，尽显其政治家本色。他提到自己“弃科学从政治”之路，他说：“我对真理感兴趣，我喜欢科学。但是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危害社会……我主福帝就曾经做过极大的努力，要把强调真与美转轨为强调舒适和幸福。大规模生产需要这种转轨。众人的幸福能让轮子稳定地运转；而真与美不行……炭疽杆菌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真呀美呀知识呀对你还有什么意思？”（203-204）这种功利主义的“众人幸福论”与传统“真善美”的道德观完全背离，以科技掌握话语权成为新的统治手段，可是结果却像赫胥黎在前言中对作品不足之处的感叹，他说如果重新写这部小说，那么“经济是亨利·乔治式的分散经济，政治是克鲁泡特金的合作式政治”（2），即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的自由发展以及人类之间的合作模式。这也体现了作品对科技、政治与人类自由之间关系的思考。
小说中对战争杀戮、国家高压政策、安全稳定、奴隶等主题实则都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问题，而总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他的言行举止挑战了伯纳、赫姆霍尔兹等具有伦理意识、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也挑战了现实中诸如赫胥黎等具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在多个主题并行不悖的叙事过程中，赫胥黎讽刺了对国家与社会稳定充满激情的宣扬，揭露了科学选择时代政治伦理和国家道德的扭曲和变形，并预告了未来世界的权威者可能利用科技对文化、社会及价值观进行非人道的操纵。因此，小说政治色彩鲜明，正如科幻专家苏恩文所言“乌托邦属于科幻小说的社会政治子类”（Suvin， 1979： 61），那么，反乌托邦自然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寓言。《美妙的新世界》长久以来一直被当作一部政治小说，因为赫胥黎讲述的是一个强大的集权政治利用国家权力与科学技术对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操纵。政治的基础应该是伦理，而伦理是一种思维形式与精神层面上的体现，技术服务于集权、改变了伦理、控制了精神世界。政府依赖于技术来操控人们的思想、社会历史与个人行为，并且调节着人类的理智与情感。政治脱离了向善的伦理规则，精神不再操纵技术，而是技术操纵精神与伦理。
在以构建乌托邦为理想目标的国度里，美与丑、善与恶、主体与客体相互之间不再拥有清晰的界限，高新科技吞噬了一切理性的批判。伴随着约翰的死亡，小说也在一片欲望、喧哗和骚动中落幕，读者不禁思考：物质满足之后是否就是真的幸福和自由？正如尼古拉斯·贝加耶夫在《美妙的新世界》题记中这样写道：“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终于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卻更自由”（9）。在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不可能退回到坐马车、点油灯“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的时代，那么，如何较为完美地利用科技，又不违背人性？诚然，科技进步使人越发崇尚科技，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在面对“科学选择”时，人类不可将它与“伦理选择”相对立，不可失去理性意志，因为任何科学选择必须要靠伦理维度才可以维持发展，使社会在政治与伦理的张力平衡与互动中稳定发展。 參 考 文 献
Arnold， M. 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A]. In Super， R. H （ed.）， 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C]. Vol.5， Ann Arbor. MI， 1965： 90-96.
Baudrillard， J. The final solution： Cloning beyond the human and inhuman [A]. In Witwer， J （ed.）， The Vital Illusion [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0.
Suvin， D.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Firchow， P. Science and conscience in Huxley’s‘Brave New World’[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75： 301-316.
Heard， G. The poignant prophet [J]. The Kenyon Review， 1965（1）： 49-70.
Huxley， A. Letters of Aldous Husley [C]. Edited by Grover Smith. London： Chatto， 1969.
Leach， G. The Biocrats [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0.
阿道司·伦纳德·赫胥黎 著.孙法理 译.美妙的新世界[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鲍德里亚 著.刘成富、全志钢 译.消费社会[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王逢振 编.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莎士比亚 著.朱生豪 译.莎士比亚全集一[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莎士比亚.阮珅 主编.朱生豪 译.麦克白[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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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敏.赵一凡 等 主编.快感[A]. 西方文论关键词[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Scientific Choice and Ethical Choice：
Narration and Allegory in Brave New World
GUO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best dystopian novels， Brave New World depicts a materialistic consumer society with centralized power. By cloning technique， the Controller produces people of different classes to create a utopia with“community， identity and stability”， control people’s emotions and stimulate mass consumption. However， the assembly line for human cloning is decomposing conventional morality， and the clones’ethical choice symbolizes the alienation by technolog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the utopian culture in the new world subverts traditional ethics and morality， exploring its allegory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its politics. It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is novel foresees the tendenc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head of a century， revealing the reality and warning that even though ethics and morality change as times goes by， any technology should never violate the cognitive and moral bottom line； otherwise， human society will end up with alienation of logos and technical control.
Key words： Brave New World； human cloning； utopia； consumer society； alleg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