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亚洲著名政治家李光耀,最近完成了他的回忆录下册《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并于9月15日在新加坡正式发行,市场立即掀起了购买热潮。日本发行了该书日文版,台湾发行了繁体中文版,销量非常好。
　　在回忆录下册中,李光耀谈到了自己接掌政府的经过、新马危机的来龙去脉、如何肃贪建立廉洁的政府、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分析、对台海问题的关注,也谈到了自己的家庭。
　　李光耀作为亚洲著名的政治家,其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受到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热切关注。
　　《李光耀回忆录》下册简体中文版很快也将登陆中国内地,本刊特此连载《李光耀回忆录》下册的部分内容,让读者先睹为快。
　　新加坡一直被视为数一数二的清廉国家,而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执政时,就誓言要肃清贪污,建立廉洁的政府,并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执行任务。李光耀严厉肃贪,成了香港效仿的典范,1974年,香港参考了新加坡的有关法律和经验,成立了赫赫有名的廉政公署。
　　李光耀在回忆录下册第12章中,忆述了他在过去30年如何打击“大老虎”,特别是侦破几位部长大贪污案的经过。他们都曾与李光耀共过事,但李光耀铁面无私,坚决将之绳之以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李光耀的铁腕护廉洁,对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惩治贪污腐败,都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
　　
　　誓言建立廉洁政府
　　
　　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我们誓言要建立廉洁的政治。长久以来,许多亚洲领袖的贪婪、腐化和堕落,叫我们深恶痛绝。原是为受压迫的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变成了人民财产的掠夺者。他们的社会因而滑坡倒退。我们受到亚洲革命浪潮的冲击,决心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却对那些不能实践自己理想的亚洲民族主义领袖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和不齿。他们使我们大失所望。
　　战后我在英国见过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满腔热情要铲除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恶性通货膨胀和巧取豪夺,使国民党声誉扫地,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他们以权谋私、贪得无厌和道德败坏,使许多新加坡华校生对他们产生厌恶感转而投向共产党。这些年轻学生把共产党人看成具有献身精神,随时准备杀身成仁的大公无私的楷模,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正是这种革命情操的体现。这是当年人们的普遍看法。
　　在1959年5月新加坡大选(换届选举)之前,林有福的政府(1956-1959年)已经开始贪污腐化。对于要不要争取选举胜利,当时我们(人民行动党)有很大的保留,因为我们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可是,让这群恶棍再执政5年,公务员就会腐化,而总的来说,当时公务员还是诚实的。公务员一旦腐化,这个(公务员)制度将无法运作。于是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非争取胜利不可。并突出我们(人民行动党)反对贪污的立场。
　　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第一届新加坡民选政府宣誓就职,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人民期待着我们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决心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先打“大老虎”
　　
　　我们决定集中力量对付职位比较高的大鱼,于是向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发出指示。当检控一个人使之罪名成立遇到困难时,我们分阶段把法律修订得更严密,赋予调查人员更大的权力。在总理公署工作的贪污调查局局长由于嗅觉灵敏,又有权调查所有官员和部长,逐渐建立了令人闻之丧胆的名声,能把贪污渎职的政府工作人员揪出来。
　　1971年,贪污调查局侦破一个由250名交警巡逻队员组成的犯罪集团,他们向过往车辆的车主收取“孝敬费”,不给钱的车主就会麻烦不断。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政府部长涉及贪污。60年代,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部长,后来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因为贪污,我解除了他的董事和其他职务。
　　1975年,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4年半。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部长。1986年,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的盘问下,承认曾于1981年和1982年分别向郑章远行贿40万元,帮助发展商取得土地。郑章远否认拿了钱,并企图要求贪污调查局不要再查下去,还说要见我,我说必须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见他。一个星期后,郑章远服药自尽。
　　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气氛: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的公敌。
　　
　　高薪养廉
　　
　　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行事权中饱私囊的领域,强化了能防止、发现或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手段。
　　建国的一代领袖而言,诚实已经成了习惯,任何收买我的同僚的企图,都会被拒绝。接我们班的领袖之所以会进入政坛成为部长,是职业的选择,而且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对于具备部长素质的人,所给的工资不高,只等于他们在外面可以赚到的一小部分,而又期待他们长期留在政府中,那是不切实际的。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新加坡私人企业界的收入提高,部长的薪水必须跟得上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收入。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搞垮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使政治领袖和高级官员维持廉正自守的高水平,给他们足够的薪酬,是极其重要的。
　　
　　严于律己
　　
　　正因为我们严于律己,促使吴作栋总理在1995年下令调查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一处是由我的妻子代表我买下的,另一处则是我儿子李显龙副总理购买的。两处房产在购买时价格都打了折扣。人们谣传我和我的儿子购买这两处房产不公平地占了便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行了调查,向总理报告我们获得折扣并没什么不妥。
　　对于有人指我们不当地获得折扣,芝(李光耀的夫人)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一名具有40年承办产权转让业务经验的律师,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指责,因为发展商在售卖房地产时给予折扣早已是惯例。我也同样气恼。为了消除市场上的流言蜚语,我决定公开宣布我们买下房产的价格和对方主动给予的折扣。我们把价值100万元的折扣交给财政部长(也就是政府)。总理认定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政府无权接受这笔钱,因此下令把100万元还给我们。显龙和我不想让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我的弟弟担任(房地产)公司董事而受惠,于是把这100万元捐为慈善用途。
　　我也要求总理把这件事情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辩论过程中,反对党议员表示根据他们的经验,给这样的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购买房产过程没什么不妥。这些反对党议员包括两名执业律师,其一还是反对党领袖。我们把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地占了便宜的经过,完全公开披露,结果第二年大选,它并未成为竞选课题。诚如我对国会所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并针对我的行为提出报告,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和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枉法。(未完待续) 《海外星云》(2000年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