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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笔名阿尼苏，蒙古族，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通辽市作家协会秘书处秘书。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蒙汉双语创作。作品见于《散文选刊》《散文百家》《长江文艺》《作品》《牡丹》《哲里木文艺》等。出版散文集《寻根草》。
一
那天晚上，我带领《西日嘎》编辑部的三个同事去印刷厂重印会序册，完事已是凌晨，再过八个小时就是作协换届的会议，按理应该回家休息，但是我们因为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避免了严重问题的发生而异常兴奋。从印刷厂出来后，我自作主张地说：“走！吃烧烤去。”锡勒和阿塔尔欢呼起来。
错误是阿塔尔发现的，夜里他打电话给我说：“阿主编，印出来的会序册上，两位被选举人的名字没有了。”我“嗖”一声坐起来，脑袋嗡嗡直响。躺在一旁的妻子被我吵醒，说：“三更半夜还让不让人休息了？自从你当上这个破主编，成天神经兮兮的，没日没夜地看那些破稿子不说，钱也没多挣……”我一边安抚妻子，一边匆忙穿衣出屋。
我开车先去接了四十多岁的老编辑锡勒，再去接刚考进来的阿塔尔。锡勒有些无精打采，不住地打哈欠，他对我这个刚上任不久的主编，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我了解锡勒复杂的内心想法，他干了十多年的编辑，五六年的副主编，理应当上主编，只怪上任主编因为刊发一篇不该刊发的文章，与主管领导和责编一同被处分，他也受到牵连，降级为普通编辑，外加记过处分，自然是满肚子的委屈。阿塔尔是我招聘进来的小伙子，文学院的“高材生”。当然，是我心目中的高材生，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对文学充满一颗赤子之心。阿塔尔从中学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大学毕业前，在省级以上纯文学刊物已经发表作品二十多篇，并在大学期间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在大学生中引起过一阵波动。我从他身上不仅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更看到了一个追梦人的无限潜力。
快到印刷厂的时候，锡勒强打起精神。一路上，我把问题的严重性重复了无数遍。作协换届，意味着有些人上去，有些人下来，下来的人早已嗅出端倪，想方设法阻止将要上去的人。两位人品好，作品好的壮年作家莫名其妙地被从选举人栏里抹掉，这意味着一些小人暗箱操作，试图去做最后的挣扎。阿塔尔听得怒不可遏，甚至开始频频爆粗口。
开始，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不给弄，说问题出在我们给出的电子版文件上，与印刷厂无关。阿塔尔非常气愤，说自己反复核对了无数遍才发的邮箱。双方争执不休，后来索性打开邮箱一看，果然是阿塔尔的邮件出了问题。没时间了，我只想解决，暂不追究。最后谈好给印刷厂一些额外的补偿后，他们才愿意深夜给我们重印。
我请吃烧烤，多半是想安慰阿塔尔，谁不会犯错呢？更何况是年轻人。同时，我也想提醒他做事一定要认真仔细，尤其这种非常重要的事上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夜风吹拂着白日的余热，星空格外灿烂。几瓶冰镇啤酒下肚，我们三人都有了微微的醉意。锡勒拿出手机，手指翻飞，笑着说要给老婆大人汇报情况。一看时间，快到两点，我结完账，并嘱咐大家打车回家。阿塔尔的家远，他坐了第一个车。我和锡勒在夜风里等了很久都没有打上车。锡勒说：“几个小时后会就要开了，我们就去那里按按腳，休息一会儿吧，别来回折腾了。”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马路对面的一家足疗店。足疗店灯火通明，透过玻璃门能看到几个穿正装的迎宾立在门口。他看我窘迫的表情笑着说：“放心吧，正规得不能再正规。”
走进足疗店，空调的凉风吹来。我和锡勒被工作人员领进有两张床的包间内。很快，来了两名年轻的女服务员，坐在小板凳上开始给我们足疗。不一会儿，困意袭来，我便沉沉睡去，耳边响起印刷厂的键盘声。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早上锡勒把我拽醒说：“快到点了。”
二
第二天的会议举行得还算顺利，西日嘎市有二百多名作家和写作者参与。神秘抹掉的两位被选举人，一位当选为主席，一位当选为秘书长，我被当选为副主席，锡勒是副秘书长，阿塔尔是理事。这是预料中的事情。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小小的波动，但并不影响全局。有几个自认为有资历的作家带领十几个写作者愤然离场，他们认为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是谁是真正为大家做事的，谁是真正写作的，大家心里都有数。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证明了一切。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两个多月的努力没有白费。
虽然我很少参加文学活动，但是对于文学圈里发生的一些事还是比较熟知的。我跟刚当选为主席的作家敖包没有太多交往，但我读过他创作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考据详实，文采斐然，其中一部曾经提名重要文学奖。两年前，我应邀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我们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他为人谦逊，不是装出来的谦逊，是骨子里的谦逊，聊到文学，眼睛放光。这是对文学掩饰不住的爱。那时他担任西日嘎市作协副主席，听说上面有扶持、推荐等项目上，他总是被当时的主席压制，后来演变为，一些重要的会议都不再让他参加了。可写作毕竟是文字上见功夫，他扎下心埋头写，力所能及地推荐新人，从而在读者和作者群里有异常好的口碑。绝大多数写作者都希望由他来主持大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次换届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对西日嘎市的广大写作者来说更至关重要。
我跟刚上任的作协秘书长评论家那顺是君子之交。他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在市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常来借书，隔几天就能在报纸上读到他精彩的文学评论。他的文学评论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锋犀利，即使谈到作家的短板，作家也被他详实的理论折服。有好几位不知名却写得不错的作者，也是因为他的评论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通过几次接触发现，那顺的为人不像他的评论那么犀利，恰恰相反，是一位烟火气十足的男人。现实生活中，他很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
作协在写作者以外的人眼里可能是无用的团体，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作协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人调侃，作协是做鞋的，作家是坐在家里的。而对写作者来说，名与利，沉与浮，轻与重，苦与甜，万般滋味皆在其中。我一直相信作协的基础就是有良心的写作者和有良心的作品。作协是人类的良知。至于作家们的命运如何，那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金子总会发光。 会议结束后，大家在楼前的台阶上合影留念。我没看到锡勒，他可能太累，投完票就走了。阿塔尔从拥挤的人群中慢慢凑到我耳边悄悄对我说：“电子版的会序册没有错，我本来就有点疑惑，早上很早就去办公室打开电脑一看，桌面上的会序册里有被抹掉的两位被选举人，而发送的电子版里却没有。”
我的脑袋再一次嗡嗡作响。《西日嘎》编辑部总共六个人，我跟锡勒一个办公室，阿塔尔与没几年就要退休的专栏编辑萨茹拉姐、去年才结婚的美编格日勒和沉默寡言的散文编辑佳木一个办公室。我在脑子里把所有人过了一遍。看样子阿塔尔没有撒谎，那么谁会动他的电脑呢？我嘱咐阿塔尔先将电脑设置密码，接着在群里通知编辑部的所有人下午开会。
三
中午我在办公室眯了一会儿，但睡不踏实。我想把《西日嘎》杂志办好，不想在稿子上出现任何问题，送到我手里终审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加上单位的事和一些繁杂的社会活动，还有每天两个小时的例行写作，我有些神经衰弱。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站在窗前俯瞰楼下整齐排列的柳树。夏风浩荡，柳条依依，过往的岁月晃荡在我的脑海。
我出生在西日嘎河边的牧民家里，从小体弱多病，不愿参加男孩子们的游戏，当男孩子们比赛博克或相互打架时，我站在一旁凑凑热闹，或躲得远远的。我的性格比较孤僻，感到无聊时总喜欢翻阅课外读物，找有兴趣的文章。额吉看我喜欢读书，给我订了一些杂志。我常常看着那些文字发呆，有时把自己当作书中人物。有些人可能命中注定跟文字有缘分。大学，我读了文学专业，毕业后顺利考进旗文化站，结婚生子，干了几年，因成绩突出被调到市图书馆工作，又干了几年，被提拔为副馆长。工作之余，我依然保持写作爱好，出版了两部散文集，两部小说集，一部评论集。最近正着手《西日嘎文化史》的搜集工作。这时，新上任的市文联主席找我谈话，告诉我文联主办文学杂志《西日嘎》因刊发了一篇不该刊发的文章，原文联主席、主编、责编被处分，杂志被吊销刊号，现在以内刊形式出版的消息。我一头雾水。主席接着说：“我观察你很久了，你是最合适当主编的人选。”回到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她是一名外科医生，从旗医院到市医院，一路跟我，是最能了解我内心想法的人。她说：“你去吧，既然你问我了，说明你想去。”一句话，把我心头的疑虑一扫而空。
原本，十年的奋斗与磨砺之后，我的心态已经放平。以后没有太大的抱负，只想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看看书，写写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淡淡中了却一生。可文联主席的一席话，让我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少年时的英雄梦逐渐在心头苏醒。
这几年市图书馆正在重建，规模之弘大，技术之先进令人叹为观止。馆长比我大不了几岁，才华横溢，且不让我这个排名末尾的副馆长参与重大任务。我的一些想法，也都被他一一否决，最后落得一身空闲。后来，工作之余我着手搜集《西日嘎文化史》方面的资料，准备花五年时间写出一部厚重的文化史。西日嘎市是一座地级市，人口只有百万。
周末我骑上自行车，跨上相机，穿街走巷，拜访在市里生活五十年以上的老人，充实我的素材。我准备用新旧比较的方法，通过文字和图片展现西日嘎市近一百年的人文变化。我已经完成了服饰篇，下一步着手音乐篇。突如其来的选择，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同时也让我兴奋。人总是要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此事不关名与利。我给文联主席打电话说：“我去！”
四
下午開会时，我没说电子邮件的事，只是强调纪律，部署下一步工作。锡勒双手抱在胸前，偶尔点点头，萨茹拉、格日勒和佳木都低头弄着手机，只有阿塔尔在做笔记。我的目光从他们身上一个一个地扫过去。我来单位已经有大半年了，对于手下的这几位同事，一直很包容，他们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我很担心这样的包容演变成纵容。我刻意清清嗓子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西日嘎》杂志办好，不仅办好，还要恢复刊号，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的声音向上提了一个调门，大家很快挺起腰板，用认真的目光看着我。我接着说：“散会！”
下班后，我没有着急回家。妻子晚上有手术，孩子一直在爷爷奶奶家住，意识到家里空无一人，我竟然不想回去。我关掉空调，打开窗子，坐在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夜色完全黑下来。
到底是谁动了阿塔尔的电脑呢？这个问题成了我最大的心病。经过大半年的相处，我对同事们胡情况大概有了初步的了解。
萨茹拉姐还有三年就退休了。她是小说编辑，同时配合文联的会计临时兼杂志的财会工作。她为人善良，丝毫没有坏心眼儿，有时遇到经济上困难的作者自己掏腰包多给些稿费。但她最近也变得有些懒散，不按时按点上下班，稿子里我还能经常挑出错别字。对于我的旁敲侧击，她满口应承，一回头却视若罔闻，有时还会神神叨叨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有人说她这是得了更年期综合征，也有人说她不会拐弯，一根筋。年轻时，工作上可丁可卯，老了不承认能力下降。
美编格日勒的工作最轻松，每年换个封面，每期封二放一张头条作者的照片，封三放些有关本市文学活动的信息和图片，或者放些美术作品就算交差。我上任没几天，几乎天天看到她吃着零食，玩着手机。因为我比她大十岁，批评的话没有绕弯。她赌气请假不上班好几天，后来我给她增加了新任务，每期我终审过的稿子，她重新校对一遍，主要找错别字。开始她很抵触。我郑重其事地说：“这些文字很不简单，是作者的灵与肉，血与汗。读这些文字不仅能提高校对的本领，更重要的是能提高文化素养。”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一番激昂的鼓励之后，整个市文化系统最年轻，最漂亮的格日勒，不仅接受了这份工作，还逐渐爱上了校对，常常跟我讨论文章的内容，有时还会发一通很有见地的评说。为了鼓励她，我联系那顺老师给她指导，在杂志上刊发了她的一篇千字小评论。从此，她不再喊我主编，而叫我师父。我说那顺老师才是你的师父，她就伸长舌头做个鬼脸。
佳木这个人除了开会的时候玩手机，我还真挑不出毛病。三十出头，年轻力壮，上下班喜欢戴耳机骑自行车，爱打网球。我每次去体育馆，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按理，很难把这样的男生跟文学联系在一起，可他偏偏就是同龄人中散文写作的佼佼者。他的叙事散文很有嚼头，我还专门为他开过一次研讨会。不仅如此，他每一次送上来的稿子，基本不会有任何问题，无论文笔，还是内容上都可圈可点。只是有一点，他太沉默了，关于他的一切，别说是我这个刚来的人，即便是共事好几年的同事都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还单身，一个人住。 阿塔尔就不用说，我一手招来的孩子，品学兼优，一表人才。我让他负责诗歌和办公室的杂活。他都干得尽心尽力，无可挑剔。电子邮件的事，他解释之后，我相信他的邮件没有问题，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那么这个人是谁？
锡勒？……锡勒。
五
锡勒是我投给《西日嘎》杂志的第一篇文化散文的编辑。他是专栏编辑，每年特约一位作家，每期提供一篇文化散文。他看到我的散文后，特意邀请我吃了顿饭，并跟我约了一年的稿子。那时，我和锡勒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也因为他的推荐，我的文章从《西日嘎》被推荐到一些选刊上再次发表，在圈里有过那么一点影响。
我调来杂志社任主编时，锡勒表现得很热情，紧紧抱着我，在我的后背上拍了又拍。可是这种热情消失得也快，没几个月，他的热情变成了客套，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做作。他因为从副主编位置下来，处境有些尴尬。男人的面子很重要。这个我懂。我为了给他挽回一点面子，让他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没有拒绝。我准备一年后重新推荐他当副主编。他是一个有眼光，有远见的作家，平时很少发表作品，但一经发表，必定是有分量的厚重的文章，可能他比较谨慎，文章华光溢彩，为人处事难免有些木讷与高傲。所以接触过他的人，对他没有特别好的印象。他能与我相处，不光我们是同事，他对我的文化散文兴趣很高。
夜色降下来，夜空布满星辰。我竟然抽掉了一盒烟。我还是想不明白，是谁动了阿塔尔的电脑。种种迹象表明，嫌疑最大的人就是锡勒，可是锡勒一是没有阿塔尔办公室的钥匙;二是他从来没有把作协换届的事放在心上;三是他跟我也无冤无仇，没理由这么做。
接着，我又把问题逆向考虑了一遍。锡勒也许早就有阿塔尔办公室的钥匙，毕竟我和阿塔尔都是后来的;锡勒也许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他对作协表现出来的不在乎，多半是因为工作上的受挫，外加一些无可名状的因素，或者是故意装出来给人看的;锡勒虽说跟我无冤无仇。但是我现在毕竟是他的上级领导，而且又很受文联领导的重视。男人对权力的敏感，我是知道的。这次作协换届，会序册由我们杂志社来做，是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没有做好，我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对以后的工作極为不利。锡勒是不是想让我出丑？
月光照着窗台，发出蓝幽幽而冷冰冰的光芒。妻子来电话说，手术已做完，累瘫了，让我快点过去接她。我在人民医院大门口看到了妻子单薄的身影。她上车后一边不停地打哈欠，一边捶揉着胳膊。很快，斜靠在我的胳膊上睡着了。
六
作协换届后，一个月内开了好几次会议。我的工作主要是多发现本市的新作者，通过《西日嘎》杂志进行培养与推广。锡勒和阿塔尔协助我的工作共同完成。
除此而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正在悄然进行。每五年一届的省级文学大奖进入到推送阶段，每个地级市推送二十篇作品，分别为小说类、散文类、诗歌类、评论类，各类五篇。我很早就报了一篇文化散文。为了避嫌，海选和推送环节作者不能参加。阿塔尔是借调过去的工作人员。他在微信上偷偷用语音跟我说：“这次上面的领导发话，如果水准相当，这次奖项优先考虑西日嘎市，以弥补连续三届西日嘎市重要文学奖项的空缺。”他接着说：“散文类里有您、锡勒、佳木，还有……”“停！”我打断阿塔尔的话，并严厉地批评了他，告诉他工作人员不能泄露这么绝密的事情。结束聊天，我再一次进入迷茫中。阿塔尔真是个鲁莽的小伙子，但我知道他不会对别人说这些。这么说来，无疑是锡勒想搞我了。西日嘎市写散文比较突出的只有我和他，佳木的文章毕竟还需要用时光这把刀去磨砺。
正当我陷入沉思之际，接到了文联主席的电话，他让我下午跟他一同去金市长办公室。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决，没给我询问的余地。
下午，我们去了金市长的办公室。金市长给我们沏了茶，还问我要不要抽烟，我有些措手不及。墙上的秒针转了好几圈。金市长打破沉默说：“阿主编，有人匿名举报你工作期间饮酒。”我差点吐出刚刚送进嘴里的茶水。我的脑子快速转动，饮酒？来杂志社大半年，饮酒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一次是格日勒的婚礼，一次是萨茹拉姐母亲的葬礼，还有一次是……印刷厂。对！问题肯定出在去印刷厂那一次。那天晚上，锡勒正对着我坐，手里的手机好几次都举到眼前了。一定是他。
文联主席在我大腿上轻轻拍了几下。金市长走过来，递过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也能清楚地分辨出照片里的人是谁。我和锡勒对坐，中间摆满了空啤酒瓶，时间是上个月某一天的凌晨两点，那时阿塔尔已经打车走了，我和锡勒等不来出租车就在外面的烧烤摊原来的座位上接着等。这么说来，不是锡勒在搞我，那是谁呢？
金市长说：“上面规定，周一至周五，任何时间不能饮酒，现在有群众举报你和锡勒在上班时间饮酒，已经造成不良影响。你的主编一职不能再继续了，我们商量决定，撤销你的主编职位，撤销锡勒的办公室主任职位，你们俩都降级为普通编辑，文联主席暂时兼杂志社主编。”
从金市长办公室出来后，文联主席苦笑着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以后的一言一行要谨慎啊！”
柏油路折射出来的阳光让我头晕目眩。
七
每个月终审的稿子我让阿塔尔送到文联主席那里，自己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工作。除了阿塔尔和格日勒，其他人不再叫我主编，我的处境变得很尴尬，没有实质性的工作，端不起架子，又下不来台，心中刚刚燃起的小火苗似乎也快要熄灭。
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面色冷漠地坐在沙发上等我。我想上去搂她，却被她一把推开。我这才发现玻璃茶几上躺着一个打开封口的信封，露出几张照片的角。我抽出来一看，倒吸一口凉气。只见照片上的我闭着眼睛，张着嘴仰躺在床上，有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女人站在我的脑后，身子前倾，鼓起的乳房快要掉进我的嘴里。女人撑起的衣领处，若隐若现白皙的乳房。
“这是锡勒干的，那天我们去了足疗店，后来我睡着了，至于她们怎么按摩的我全然不知，这个角度只有锡勒能拍出来，他想陷害我……”我不停地解释，却只换来妻子的一声吼：“滚！” 妻子在生活与精神上都有洁癖。她摔门出去时只留下两个字——离婚！
星空灿烂，我却感受不到温暖，也抓不住遥远的火光。“自从当上这个破主编，真是诸事不顺啊！“我也吼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关掉办公室的门，一把把锡勒从椅子上拽起来厉声问道：“你到底什么意思？”锡勒冷笑一声，推开我的手说：“我也想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撕扯中我口袋里的信封掉在地上，我捡起来拿出里面的照片“啪”一声打在锡勒的桌面上。锡勒看了一眼，也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照片。照片是他妻子发给他的，与我的情况半斤八两。
我和锡勒相视一苦笑。冷静下来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已经戒烟的他没有拒绝我递过去的香烟。到底谁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烟雾把推门进来送散文稿子的佳木呛出眼泪。从来不苟言笑的佳木，竟然抿嘴笑了。等他一出去，我和锡勒好像同时被一道闪电击中。我说：“可是……佳木也没有参与印刷厂的事。”锡勒说：“但是他看肯定看到了你在编辑部群里发的消息，然后尾随我们。”我说：“你侦探小说看多了吧？”他说：“佳木跟阿塔尔同一个办公室，更重要的是，这次省级文学大奖的推送名单里，我想，不仅会有我们俩的名字，肯定也有他的名字。”
我突然感觉办公室像冰窖一样冷。
八
诸事纷繁复杂，搞得一团乱麻。工作不比从前，甚至变得异常清闲。但一旦细想，有一股莫名的恐惧。妻子很长时间不回家，偶尔在孩子的爷爷奶奶家碰面，也不给我好脸色看，无论我怎么解释，她嘴上只挂“离婚”二字。
我想暂时解脱出来，让自己冷静冷静。我向文联主席请了半个月的年假，主席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末了说：“希望你休假回来后重整起鼓。我勉强地挤出了笑容。
今年原本打算趁孩子暑假期间一家人去旅行。但妻子已经带领孩子去了苏州，我被妻子屏蔽，消息是老人告诉我的。我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地图，漫无目的地看起来。突然，一阵风吹来，窗子挣脱滑道的束缚“啪”一声打在墙上。我跟着声音也打了个寒战。我起身用窗台上的石头重新固定好窗扇。最近总是有一阵阵突如其来的邪风，把桌子上的稿件吹落一地，我整理完桌面，发现手上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白色粉末状颜料，手指同时被一根刺扎中，用力一捏，诸色的血像一块宝石一样冒出来，晶莹剔透，又异常诡异。我想可能被桌面上的某个印刷品弄脏，扎破了。
等我洗完手回来，锡勒问我：“请假准备去哪里？”我说：“还不太确定。”锡勒说：“要不去西藏吧，两个月前，萨茹拉姐说心里好像有块石头一样堵，心烦意乱的，就请假去了西藏。你还别说，她一回来真就比以前心平气和多了。”
我把地图重新拿起来看，目光慢慢向西移动，最终定格在神圣的西藏。
九
我是报团去西藏旅游的。原本我找的那家口碑不错的旅游团人数已满，但有一名顾客因故临时退订，导游迅速给我买好了票订好了酒店，没几天就出發了。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独自旅行，也是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
我在西藏游玩了一个星期，有过一点高原反应，但并不严重。我的心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正如锡勒所说，愈来愈平静。平静之后，开始尽情欣赏纯净的山水，跪拜神灵。除此而外，我看到了很多美丽的玛尼堆——堆砌的石头。藏族人称为“朵帮”，样子很像蒙古族的敖包。每看到一个玛尼堆，导游就大声强调：“请大家不要动玛尼堆上的石头，更不要带走，藏族人心中，石头是有灵性的，尤其玛尼堆上的石头，那都是刻了经文，画了佛像，许了心愿的石头，如果哪位好奇拿走，就会遭到报应的。”
高原的风吹在我的脸上，这个世间最纯净的地方，让我变得异常慈悲。我不知道世上到底有没有神，但我相信肯定有，不然人们为什么会有慈悲之心呢？而且这种慈悲之心在愈神圣的地方显现得愈彻底。西藏之行让我暂时从纷纷扰扰中解脱出来，使我用更加宽容的心态去看待现实中的纠缠。
十
我休假回来后不久，市作协公布推送省级文学大奖的名单。我和锡勒不在其中，散文类里除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和佳木外，还有两个陌生的名字。当我的眼睛扫到第二个陌生的名字时，心被微微刺了一下。
苏尼——这个名字熟悉又陌生。当我把这个名字再一次跟文学奖连在一起的时候才恍然记起来。我是五年前的省级文学奖在本市的海选和推送时的工作人员，扮演的角色跟现在的阿塔尔一样。那时，散文类推送环节，评委们对作者苏尼和阿如娜的作品之间犹豫不决。突然，一位德艺双馨的作家，也是一位领导，把站在角落里为大家服务的我叫过去问：“年轻人，你认为这两篇作品哪个更好些？”我直言不讳地说：“阿茹娜的更好些，无论从文笔，还是从思想内涵，阿茹娜的作品更胜一筹。”我的话刚说完，另一位领导笑着反驳：“苏尼的更好些，文字更细腻，感情更饱满。”霎时，讨论进入了僵局，我尴尬地站在一旁。过了几分钟，叫我的领导清清嗓子说：“文学奖应该本着公平、公正，本着良心去评。哪个作品更好，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刚才这位年轻人的选择也是我的选择。”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恍如昨日。
正当我沉浸在回忆里，锡勒关掉办公室的门，走过来在我耳边轻声说：“这个苏尼就是萨茹拉姐。”“这怎么可能？我没见过萨茹拉姐写文章啊！”我愣在椅子里。锡勒接着说：“萨茹拉姐出过好几本散文集，她真的很热爱文学，但快写到退休也没能写出成绩，加上这几年她家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前年孩子刚考上一所野鸡大学，去年父亲又走了，紧接着开货车的丈夫病倒，今年母亲又走了。她以前那么活泼开朗的人，这两年变得郁郁寡欢，所有的热情里都带着一股无可名状的辛酸。”我心里五味杂陈，一阵沉默过后，我问：“如果是萨茹拉姐，那照片该怎么解释呢？”锡勒说：“我听说那天晚上，我们俩呼呼大睡时，有一个自称是我妻子的女人以找钥匙为借口进过我们的房间。”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萨茹拉姐拿着小说稿子进来。她的眼神一会儿落在我身上，一会儿落在锡勒身上，闪闪烁烁，恍惚不定。最近她总说掉头发，不是几根几根地掉，而是一撮一撮地掉，她把头发盘起来，搭上她宽松的黑衣服，像一个修行的人。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霉运，我却从内心里没有了憎恨。我突然开始很可怜萨茹拉姐。
我休假回来后，文联主席再次找我谈话，让我先担任副主编，稿子的终审由我来做。还说，金市长开会决定，对我和锡勒的问题应该适当放宽处罚，毕竟是深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工作。我并不激动，也没有觉得自己多委屈。平静地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有时，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心放平，才能变得更加善良。
十一
第二天，我做了两件事：
一是趁阿塔尔的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把我窗台上的那块用来固定窗扇的石头放在了萨茹拉姐的桌角，并在底下垫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把心放平。我以前没有在意过那块石头，有一天，当我拿起来一看，底部画着一只白色的慧眼。这么一块沉甸甸的玛尼石，萨茹拉姐是如何从那么遥远的西藏带过来的呢？她的心里该有多么沉重的负担？
萨茹拉姐的散文，只是把生活的琐碎写了一遍又一遍，缺乏散文应有的文化底蕴。我能读出她文章里的力不从心。我在她的桌子上放了厚厚一摞复印资料，那是我为《西日嘎文化史》搜集的资料。我希望她能走出封闭的自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二是我给妻子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详细告诉了她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表示，以后一到周末就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下，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结尾还来了一段深情告白。过了半天，妻子发来信息说：你要是骗我，我给你做外科手术。
当晚，我与妻子复合，彼此之间更加包容，更加体贴。为了照顾萨茹拉姐的感受，我请了一周假，让阿塔尔把稿子传到我邮箱，在家办公。过了三天，锡勒打来电话说：“萨茹拉姐要请假去西藏，说是去了就回来，不会耽误工作。她还说，推送的散文已经弃权，让我传给你一句话，谢谢你救了她！”
我望着天空发呆，脑子里浮现海子的一句诗：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责任编辑 婧 婷
一
那天晚上，我带领《西日嘎》编辑部的三个同事去印刷厂重印会序册，完事已是凌晨，再过八个小时就是作协换届的会议，按理应该回家休息，但是我们因为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避免了严重问题的发生而异常兴奋。从印刷厂出来后，我自作主张地说：“走！吃烧烤去。”锡勒和阿塔尔欢呼起来。
错误是阿塔尔发现的，夜里他打电话给我说：“阿主编，印出来的会序册上，两位被选举人的名字没有了。”我“嗖”一声坐起来，脑袋嗡嗡直响。躺在一旁的妻子被我吵醒，说：“三更半夜还让不让人休息了？自从你当上这个破主编，成天神经兮兮的，没日没夜地看那些破稿子不说，钱也没多挣……”我一边安抚妻子，一边匆忙穿衣出屋。
我开车先去接了四十多岁的老编辑锡勒，再去接刚考进来的阿塔尔。锡勒有些无精打采，不住地打哈欠，他对我这个刚上任不久的主编，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我了解锡勒复杂的内心想法，他干了十多年的编辑，五六年的副主编，理应当上主编，只怪上任主编因为刊发一篇不该刊发的文章，与主管领导和责编一同被处分，他也受到牵连，降级为普通编辑，外加记过处分，自然是满肚子的委屈。阿塔尔是我招聘进来的小伙子，文学院的“高材生”。当然，是我心目中的高材生，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对文学充满一颗赤子之心。阿塔尔从中学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大学毕业前，在省级以上纯文学刊物已经发表作品二十多篇，并在大学期间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在大学生中引起过一阵波动。我从他身上不仅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更看到了一个追梦人的无限潜力。
快到印刷厂的时候，锡勒强打起精神。一路上，我把问题的严重性重复了无数遍。作协换届，意味着有些人上去，有些人下来，下来的人早已嗅出端倪，想方设法阻止将要上去的人。两位人品好，作品好的壮年作家莫名其妙地被从选举人栏里抹掉，这意味着一些小人暗箱操作，试图去做最后的挣扎。阿塔尔听得怒不可遏，甚至开始频频爆粗口。
开始，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不给弄，说问题出在我们给出的电子版文件上，与印刷厂无关。阿塔尔非常气愤，说自己反复核对了无数遍才发的邮箱。双方争执不休，后来索性打开邮箱一看，果然是阿塔尔的邮件出了问题。没时间了，我只想解决，暂不追究。最后谈好给印刷厂一些额外的补偿后，他们才愿意深夜给我们重印。
我请吃烧烤，多半是想安慰阿塔尔，谁不会犯错呢？更何况是年轻人。同时，我也想提醒他做事一定要认真仔细，尤其这种非常重要的事上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夜风吹拂着白日的余热，星空格外灿烂。几瓶冰镇啤酒下肚，我们三人都有了微微的醉意。锡勒拿出手机，手指翻飞，笑着说要给老婆大人汇报情况。一看时间，快到两点，我结完账，并嘱咐大家打车回家。阿塔尔的家远，他坐了第一个车。我和锡勒在夜风里等了很久都没有打上车。锡勒说：“几个小时后会就要开了，我们就去那里按按腳，休息一会儿吧，别来回折腾了。”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马路对面的一家足疗店。足疗店灯火通明，透过玻璃门能看到几个穿正装的迎宾立在门口。他看我窘迫的表情笑着说：“放心吧，正规得不能再正规。”
走进足疗店，空调的凉风吹来。我和锡勒被工作人员领进有两张床的包间内。很快，来了两名年轻的女服务员，坐在小板凳上开始给我们足疗。不一会儿，困意袭来，我便沉沉睡去，耳边响起印刷厂的键盘声。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早上锡勒把我拽醒说：“快到点了。”
二
第二天的会议举行得还算顺利，西日嘎市有二百多名作家和写作者参与。神秘抹掉的两位被选举人，一位当选为主席，一位当选为秘书长，我被当选为副主席，锡勒是副秘书长，阿塔尔是理事。这是预料中的事情。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小小的波动，但并不影响全局。有几个自认为有资历的作家带领十几个写作者愤然离场，他们认为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是谁是真正为大家做事的，谁是真正写作的，大家心里都有数。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证明了一切。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两个多月的努力没有白费。
虽然我很少参加文学活动，但是对于文学圈里发生的一些事还是比较熟知的。我跟刚当选为主席的作家敖包没有太多交往，但我读过他创作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考据详实，文采斐然，其中一部曾经提名重要文学奖。两年前，我应邀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我们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他为人谦逊，不是装出来的谦逊，是骨子里的谦逊，聊到文学，眼睛放光。这是对文学掩饰不住的爱。那时他担任西日嘎市作协副主席，听说上面有扶持、推荐等项目上，他总是被当时的主席压制，后来演变为，一些重要的会议都不再让他参加了。可写作毕竟是文字上见功夫，他扎下心埋头写，力所能及地推荐新人，从而在读者和作者群里有异常好的口碑。绝大多数写作者都希望由他来主持大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次换届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对西日嘎市的广大写作者来说更至关重要。
我跟刚上任的作协秘书长评论家那顺是君子之交。他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在市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常来借书，隔几天就能在报纸上读到他精彩的文学评论。他的文学评论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锋犀利，即使谈到作家的短板，作家也被他详实的理论折服。有好几位不知名却写得不错的作者，也是因为他的评论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通过几次接触发现，那顺的为人不像他的评论那么犀利，恰恰相反，是一位烟火气十足的男人。现实生活中，他很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
作协在写作者以外的人眼里可能是无用的团体，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作协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人调侃，作协是做鞋的，作家是坐在家里的。而对写作者来说，名与利，沉与浮，轻与重，苦与甜，万般滋味皆在其中。我一直相信作协的基础就是有良心的写作者和有良心的作品。作协是人类的良知。至于作家们的命运如何，那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金子总会发光。 会议结束后，大家在楼前的台阶上合影留念。我没看到锡勒，他可能太累，投完票就走了。阿塔尔从拥挤的人群中慢慢凑到我耳边悄悄对我说：“电子版的会序册没有错，我本来就有点疑惑，早上很早就去办公室打开电脑一看，桌面上的会序册里有被抹掉的两位被选举人，而发送的电子版里却没有。”
我的脑袋再一次嗡嗡作响。《西日嘎》编辑部总共六个人，我跟锡勒一个办公室，阿塔尔与没几年就要退休的专栏编辑萨茹拉姐、去年才结婚的美编格日勒和沉默寡言的散文编辑佳木一个办公室。我在脑子里把所有人过了一遍。看样子阿塔尔没有撒谎，那么谁会动他的电脑呢？我嘱咐阿塔尔先将电脑设置密码，接着在群里通知编辑部的所有人下午开会。
三
中午我在办公室眯了一会儿，但睡不踏实。我想把《西日嘎》杂志办好，不想在稿子上出现任何问题，送到我手里终审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加上单位的事和一些繁杂的社会活动，还有每天两个小时的例行写作，我有些神经衰弱。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站在窗前俯瞰楼下整齐排列的柳树。夏风浩荡，柳条依依，过往的岁月晃荡在我的脑海。
我出生在西日嘎河边的牧民家里，从小体弱多病，不愿参加男孩子们的游戏，当男孩子们比赛博克或相互打架时，我站在一旁凑凑热闹，或躲得远远的。我的性格比较孤僻，感到无聊时总喜欢翻阅课外读物，找有兴趣的文章。额吉看我喜欢读书，给我订了一些杂志。我常常看着那些文字发呆，有时把自己当作书中人物。有些人可能命中注定跟文字有缘分。大学，我读了文学专业，毕业后顺利考进旗文化站，结婚生子，干了几年，因成绩突出被调到市图书馆工作，又干了几年，被提拔为副馆长。工作之余，我依然保持写作爱好，出版了两部散文集，两部小说集，一部评论集。最近正着手《西日嘎文化史》的搜集工作。这时，新上任的市文联主席找我谈话，告诉我文联主办文学杂志《西日嘎》因刊发了一篇不该刊发的文章，原文联主席、主编、责编被处分，杂志被吊销刊号，现在以内刊形式出版的消息。我一头雾水。主席接着说：“我观察你很久了，你是最合适当主编的人选。”回到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她是一名外科医生，从旗医院到市医院，一路跟我，是最能了解我内心想法的人。她说：“你去吧，既然你问我了，说明你想去。”一句话，把我心头的疑虑一扫而空。
原本，十年的奋斗与磨砺之后，我的心态已经放平。以后没有太大的抱负，只想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看看书，写写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淡淡中了却一生。可文联主席的一席话，让我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少年时的英雄梦逐渐在心头苏醒。
这几年市图书馆正在重建，规模之弘大，技术之先进令人叹为观止。馆长比我大不了几岁，才华横溢，且不让我这个排名末尾的副馆长参与重大任务。我的一些想法，也都被他一一否决，最后落得一身空闲。后来，工作之余我着手搜集《西日嘎文化史》方面的资料，准备花五年时间写出一部厚重的文化史。西日嘎市是一座地级市，人口只有百万。
周末我骑上自行车，跨上相机，穿街走巷，拜访在市里生活五十年以上的老人，充实我的素材。我准备用新旧比较的方法，通过文字和图片展现西日嘎市近一百年的人文变化。我已经完成了服饰篇，下一步着手音乐篇。突如其来的选择，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同时也让我兴奋。人总是要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此事不关名与利。我给文联主席打电话说：“我去！”
四
下午開会时，我没说电子邮件的事，只是强调纪律，部署下一步工作。锡勒双手抱在胸前，偶尔点点头，萨茹拉、格日勒和佳木都低头弄着手机，只有阿塔尔在做笔记。我的目光从他们身上一个一个地扫过去。我来单位已经有大半年了，对于手下的这几位同事，一直很包容，他们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我很担心这样的包容演变成纵容。我刻意清清嗓子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西日嘎》杂志办好，不仅办好，还要恢复刊号，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的声音向上提了一个调门，大家很快挺起腰板，用认真的目光看着我。我接着说：“散会！”
下班后，我没有着急回家。妻子晚上有手术，孩子一直在爷爷奶奶家住，意识到家里空无一人，我竟然不想回去。我关掉空调，打开窗子，坐在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夜色完全黑下来。
到底是谁动了阿塔尔的电脑呢？这个问题成了我最大的心病。经过大半年的相处，我对同事们胡情况大概有了初步的了解。
萨茹拉姐还有三年就退休了。她是小说编辑，同时配合文联的会计临时兼杂志的财会工作。她为人善良，丝毫没有坏心眼儿，有时遇到经济上困难的作者自己掏腰包多给些稿费。但她最近也变得有些懒散，不按时按点上下班，稿子里我还能经常挑出错别字。对于我的旁敲侧击，她满口应承，一回头却视若罔闻，有时还会神神叨叨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有人说她这是得了更年期综合征，也有人说她不会拐弯，一根筋。年轻时，工作上可丁可卯，老了不承认能力下降。
美编格日勒的工作最轻松，每年换个封面，每期封二放一张头条作者的照片，封三放些有关本市文学活动的信息和图片，或者放些美术作品就算交差。我上任没几天，几乎天天看到她吃着零食，玩着手机。因为我比她大十岁，批评的话没有绕弯。她赌气请假不上班好几天，后来我给她增加了新任务，每期我终审过的稿子，她重新校对一遍，主要找错别字。开始她很抵触。我郑重其事地说：“这些文字很不简单，是作者的灵与肉，血与汗。读这些文字不仅能提高校对的本领，更重要的是能提高文化素养。”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一番激昂的鼓励之后，整个市文化系统最年轻，最漂亮的格日勒，不仅接受了这份工作，还逐渐爱上了校对，常常跟我讨论文章的内容，有时还会发一通很有见地的评说。为了鼓励她，我联系那顺老师给她指导，在杂志上刊发了她的一篇千字小评论。从此，她不再喊我主编，而叫我师父。我说那顺老师才是你的师父，她就伸长舌头做个鬼脸。
佳木这个人除了开会的时候玩手机，我还真挑不出毛病。三十出头，年轻力壮，上下班喜欢戴耳机骑自行车，爱打网球。我每次去体育馆，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按理，很难把这样的男生跟文学联系在一起，可他偏偏就是同龄人中散文写作的佼佼者。他的叙事散文很有嚼头，我还专门为他开过一次研讨会。不仅如此，他每一次送上来的稿子，基本不会有任何问题，无论文笔，还是内容上都可圈可点。只是有一点，他太沉默了，关于他的一切，别说是我这个刚来的人，即便是共事好几年的同事都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还单身，一个人住。 阿塔尔就不用说，我一手招来的孩子，品学兼优，一表人才。我让他负责诗歌和办公室的杂活。他都干得尽心尽力，无可挑剔。电子邮件的事，他解释之后，我相信他的邮件没有问题，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那么这个人是谁？
锡勒？……锡勒。
五
锡勒是我投给《西日嘎》杂志的第一篇文化散文的编辑。他是专栏编辑，每年特约一位作家，每期提供一篇文化散文。他看到我的散文后，特意邀请我吃了顿饭，并跟我约了一年的稿子。那时，我和锡勒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也因为他的推荐，我的文章从《西日嘎》被推荐到一些选刊上再次发表，在圈里有过那么一点影响。
我调来杂志社任主编时，锡勒表现得很热情，紧紧抱着我，在我的后背上拍了又拍。可是这种热情消失得也快，没几个月，他的热情变成了客套，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做作。他因为从副主编位置下来，处境有些尴尬。男人的面子很重要。这个我懂。我为了给他挽回一点面子，让他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没有拒绝。我准备一年后重新推荐他当副主编。他是一个有眼光，有远见的作家，平时很少发表作品，但一经发表，必定是有分量的厚重的文章，可能他比较谨慎，文章华光溢彩，为人处事难免有些木讷与高傲。所以接触过他的人，对他没有特别好的印象。他能与我相处，不光我们是同事，他对我的文化散文兴趣很高。
夜色降下来，夜空布满星辰。我竟然抽掉了一盒烟。我还是想不明白，是谁动了阿塔尔的电脑。种种迹象表明，嫌疑最大的人就是锡勒，可是锡勒一是没有阿塔尔办公室的钥匙;二是他从来没有把作协换届的事放在心上;三是他跟我也无冤无仇，没理由这么做。
接着，我又把问题逆向考虑了一遍。锡勒也许早就有阿塔尔办公室的钥匙，毕竟我和阿塔尔都是后来的;锡勒也许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他对作协表现出来的不在乎，多半是因为工作上的受挫，外加一些无可名状的因素，或者是故意装出来给人看的;锡勒虽说跟我无冤无仇。但是我现在毕竟是他的上级领导，而且又很受文联领导的重视。男人对权力的敏感，我是知道的。这次作协换届，会序册由我们杂志社来做，是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没有做好，我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对以后的工作極为不利。锡勒是不是想让我出丑？
月光照着窗台，发出蓝幽幽而冷冰冰的光芒。妻子来电话说，手术已做完，累瘫了，让我快点过去接她。我在人民医院大门口看到了妻子单薄的身影。她上车后一边不停地打哈欠，一边捶揉着胳膊。很快，斜靠在我的胳膊上睡着了。
六
作协换届后，一个月内开了好几次会议。我的工作主要是多发现本市的新作者，通过《西日嘎》杂志进行培养与推广。锡勒和阿塔尔协助我的工作共同完成。
除此而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正在悄然进行。每五年一届的省级文学大奖进入到推送阶段，每个地级市推送二十篇作品，分别为小说类、散文类、诗歌类、评论类，各类五篇。我很早就报了一篇文化散文。为了避嫌，海选和推送环节作者不能参加。阿塔尔是借调过去的工作人员。他在微信上偷偷用语音跟我说：“这次上面的领导发话，如果水准相当，这次奖项优先考虑西日嘎市，以弥补连续三届西日嘎市重要文学奖项的空缺。”他接着说：“散文类里有您、锡勒、佳木，还有……”“停！”我打断阿塔尔的话，并严厉地批评了他，告诉他工作人员不能泄露这么绝密的事情。结束聊天，我再一次进入迷茫中。阿塔尔真是个鲁莽的小伙子，但我知道他不会对别人说这些。这么说来，无疑是锡勒想搞我了。西日嘎市写散文比较突出的只有我和他，佳木的文章毕竟还需要用时光这把刀去磨砺。
正当我陷入沉思之际，接到了文联主席的电话，他让我下午跟他一同去金市长办公室。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决，没给我询问的余地。
下午，我们去了金市长的办公室。金市长给我们沏了茶，还问我要不要抽烟，我有些措手不及。墙上的秒针转了好几圈。金市长打破沉默说：“阿主编，有人匿名举报你工作期间饮酒。”我差点吐出刚刚送进嘴里的茶水。我的脑子快速转动，饮酒？来杂志社大半年，饮酒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一次是格日勒的婚礼，一次是萨茹拉姐母亲的葬礼，还有一次是……印刷厂。对！问题肯定出在去印刷厂那一次。那天晚上，锡勒正对着我坐，手里的手机好几次都举到眼前了。一定是他。
文联主席在我大腿上轻轻拍了几下。金市长走过来，递过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也能清楚地分辨出照片里的人是谁。我和锡勒对坐，中间摆满了空啤酒瓶，时间是上个月某一天的凌晨两点，那时阿塔尔已经打车走了，我和锡勒等不来出租车就在外面的烧烤摊原来的座位上接着等。这么说来，不是锡勒在搞我，那是谁呢？
金市长说：“上面规定，周一至周五，任何时间不能饮酒，现在有群众举报你和锡勒在上班时间饮酒，已经造成不良影响。你的主编一职不能再继续了，我们商量决定，撤销你的主编职位，撤销锡勒的办公室主任职位，你们俩都降级为普通编辑，文联主席暂时兼杂志社主编。”
从金市长办公室出来后，文联主席苦笑着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以后的一言一行要谨慎啊！”
柏油路折射出来的阳光让我头晕目眩。
七
每个月终审的稿子我让阿塔尔送到文联主席那里，自己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工作。除了阿塔尔和格日勒，其他人不再叫我主编，我的处境变得很尴尬，没有实质性的工作，端不起架子，又下不来台，心中刚刚燃起的小火苗似乎也快要熄灭。
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面色冷漠地坐在沙发上等我。我想上去搂她，却被她一把推开。我这才发现玻璃茶几上躺着一个打开封口的信封，露出几张照片的角。我抽出来一看，倒吸一口凉气。只见照片上的我闭着眼睛，张着嘴仰躺在床上，有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女人站在我的脑后，身子前倾，鼓起的乳房快要掉进我的嘴里。女人撑起的衣领处，若隐若现白皙的乳房。
“这是锡勒干的，那天我们去了足疗店，后来我睡着了，至于她们怎么按摩的我全然不知，这个角度只有锡勒能拍出来，他想陷害我……”我不停地解释，却只换来妻子的一声吼：“滚！” 妻子在生活与精神上都有洁癖。她摔门出去时只留下两个字——离婚！
星空灿烂，我却感受不到温暖，也抓不住遥远的火光。“自从当上这个破主编，真是诸事不顺啊！“我也吼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关掉办公室的门，一把把锡勒从椅子上拽起来厉声问道：“你到底什么意思？”锡勒冷笑一声，推开我的手说：“我也想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撕扯中我口袋里的信封掉在地上，我捡起来拿出里面的照片“啪”一声打在锡勒的桌面上。锡勒看了一眼，也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照片。照片是他妻子发给他的，与我的情况半斤八两。
我和锡勒相视一苦笑。冷静下来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已经戒烟的他没有拒绝我递过去的香烟。到底谁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烟雾把推门进来送散文稿子的佳木呛出眼泪。从来不苟言笑的佳木，竟然抿嘴笑了。等他一出去，我和锡勒好像同时被一道闪电击中。我说：“可是……佳木也没有参与印刷厂的事。”锡勒说：“但是他看肯定看到了你在编辑部群里发的消息，然后尾随我们。”我说：“你侦探小说看多了吧？”他说：“佳木跟阿塔尔同一个办公室，更重要的是，这次省级文学大奖的推送名单里，我想，不仅会有我们俩的名字，肯定也有他的名字。”
我突然感觉办公室像冰窖一样冷。
八
诸事纷繁复杂，搞得一团乱麻。工作不比从前，甚至变得异常清闲。但一旦细想，有一股莫名的恐惧。妻子很长时间不回家，偶尔在孩子的爷爷奶奶家碰面，也不给我好脸色看，无论我怎么解释，她嘴上只挂“离婚”二字。
我想暂时解脱出来，让自己冷静冷静。我向文联主席请了半个月的年假，主席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末了说：“希望你休假回来后重整起鼓。我勉强地挤出了笑容。
今年原本打算趁孩子暑假期间一家人去旅行。但妻子已经带领孩子去了苏州，我被妻子屏蔽，消息是老人告诉我的。我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地图，漫无目的地看起来。突然，一阵风吹来，窗子挣脱滑道的束缚“啪”一声打在墙上。我跟着声音也打了个寒战。我起身用窗台上的石头重新固定好窗扇。最近总是有一阵阵突如其来的邪风，把桌子上的稿件吹落一地，我整理完桌面，发现手上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白色粉末状颜料，手指同时被一根刺扎中，用力一捏，诸色的血像一块宝石一样冒出来，晶莹剔透，又异常诡异。我想可能被桌面上的某个印刷品弄脏，扎破了。
等我洗完手回来，锡勒问我：“请假准备去哪里？”我说：“还不太确定。”锡勒说：“要不去西藏吧，两个月前，萨茹拉姐说心里好像有块石头一样堵，心烦意乱的，就请假去了西藏。你还别说，她一回来真就比以前心平气和多了。”
我把地图重新拿起来看，目光慢慢向西移动，最终定格在神圣的西藏。
九
我是报团去西藏旅游的。原本我找的那家口碑不错的旅游团人数已满，但有一名顾客因故临时退订，导游迅速给我买好了票订好了酒店，没几天就出發了。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独自旅行，也是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
我在西藏游玩了一个星期，有过一点高原反应，但并不严重。我的心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正如锡勒所说，愈来愈平静。平静之后，开始尽情欣赏纯净的山水，跪拜神灵。除此而外，我看到了很多美丽的玛尼堆——堆砌的石头。藏族人称为“朵帮”，样子很像蒙古族的敖包。每看到一个玛尼堆，导游就大声强调：“请大家不要动玛尼堆上的石头，更不要带走，藏族人心中，石头是有灵性的，尤其玛尼堆上的石头，那都是刻了经文，画了佛像，许了心愿的石头，如果哪位好奇拿走，就会遭到报应的。”
高原的风吹在我的脸上，这个世间最纯净的地方，让我变得异常慈悲。我不知道世上到底有没有神，但我相信肯定有，不然人们为什么会有慈悲之心呢？而且这种慈悲之心在愈神圣的地方显现得愈彻底。西藏之行让我暂时从纷纷扰扰中解脱出来，使我用更加宽容的心态去看待现实中的纠缠。
十
我休假回来后不久，市作协公布推送省级文学大奖的名单。我和锡勒不在其中，散文类里除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和佳木外，还有两个陌生的名字。当我的眼睛扫到第二个陌生的名字时，心被微微刺了一下。
苏尼——这个名字熟悉又陌生。当我把这个名字再一次跟文学奖连在一起的时候才恍然记起来。我是五年前的省级文学奖在本市的海选和推送时的工作人员，扮演的角色跟现在的阿塔尔一样。那时，散文类推送环节，评委们对作者苏尼和阿如娜的作品之间犹豫不决。突然，一位德艺双馨的作家，也是一位领导，把站在角落里为大家服务的我叫过去问：“年轻人，你认为这两篇作品哪个更好些？”我直言不讳地说：“阿茹娜的更好些，无论从文笔，还是从思想内涵，阿茹娜的作品更胜一筹。”我的话刚说完，另一位领导笑着反驳：“苏尼的更好些，文字更细腻，感情更饱满。”霎时，讨论进入了僵局，我尴尬地站在一旁。过了几分钟，叫我的领导清清嗓子说：“文学奖应该本着公平、公正，本着良心去评。哪个作品更好，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刚才这位年轻人的选择也是我的选择。”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恍如昨日。
正当我沉浸在回忆里，锡勒关掉办公室的门，走过来在我耳边轻声说：“这个苏尼就是萨茹拉姐。”“这怎么可能？我没见过萨茹拉姐写文章啊！”我愣在椅子里。锡勒接着说：“萨茹拉姐出过好几本散文集，她真的很热爱文学，但快写到退休也没能写出成绩，加上这几年她家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前年孩子刚考上一所野鸡大学，去年父亲又走了，紧接着开货车的丈夫病倒，今年母亲又走了。她以前那么活泼开朗的人，这两年变得郁郁寡欢，所有的热情里都带着一股无可名状的辛酸。”我心里五味杂陈，一阵沉默过后，我问：“如果是萨茹拉姐，那照片该怎么解释呢？”锡勒说：“我听说那天晚上，我们俩呼呼大睡时，有一个自称是我妻子的女人以找钥匙为借口进过我们的房间。”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萨茹拉姐拿着小说稿子进来。她的眼神一会儿落在我身上，一会儿落在锡勒身上，闪闪烁烁，恍惚不定。最近她总说掉头发，不是几根几根地掉，而是一撮一撮地掉，她把头发盘起来，搭上她宽松的黑衣服，像一个修行的人。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霉运，我却从内心里没有了憎恨。我突然开始很可怜萨茹拉姐。
我休假回来后，文联主席再次找我谈话，让我先担任副主编，稿子的终审由我来做。还说，金市长开会决定，对我和锡勒的问题应该适当放宽处罚，毕竟是深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工作。我并不激动，也没有觉得自己多委屈。平静地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有时，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心放平，才能变得更加善良。
十一
第二天，我做了两件事：
一是趁阿塔尔的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把我窗台上的那块用来固定窗扇的石头放在了萨茹拉姐的桌角，并在底下垫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把心放平。我以前没有在意过那块石头，有一天，当我拿起来一看，底部画着一只白色的慧眼。这么一块沉甸甸的玛尼石，萨茹拉姐是如何从那么遥远的西藏带过来的呢？她的心里该有多么沉重的负担？
萨茹拉姐的散文，只是把生活的琐碎写了一遍又一遍，缺乏散文应有的文化底蕴。我能读出她文章里的力不从心。我在她的桌子上放了厚厚一摞复印资料，那是我为《西日嘎文化史》搜集的资料。我希望她能走出封闭的自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二是我给妻子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详细告诉了她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表示，以后一到周末就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下，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结尾还来了一段深情告白。过了半天，妻子发来信息说：你要是骗我，我给你做外科手术。
当晚，我与妻子复合，彼此之间更加包容，更加体贴。为了照顾萨茹拉姐的感受，我请了一周假，让阿塔尔把稿子传到我邮箱，在家办公。过了三天，锡勒打来电话说：“萨茹拉姐要请假去西藏，说是去了就回来，不会耽误工作。她还说，推送的散文已经弃权，让我传给你一句话，谢谢你救了她！”
我望着天空发呆，脑子里浮现海子的一句诗：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责任编辑 婧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