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共开辟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局部执政。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为确立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探索和把握中央苏区时期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中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感召力，从而确保新时期我国意識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中央苏区；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7-0035-04
作者简介：王永华（1973-），男，湖南冷水江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于一个国家而言，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安全，是系于国家利益的重大关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学术界掀起了研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热潮，许多颇有影响的论著相继问世，主要涉及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和构成，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等互动关系，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环境问题、意识形态安全路径与机制建构的思考等。学者们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认识，大大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的领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依据。然而，对此问题从政治学、经济学视域切入的较多，而从历史学角度切入的较少。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共开辟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遥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局部执政，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由此成为苏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央苏区时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政权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笼罩下，中共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探索和把握中央苏区时期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经验，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贯彻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讲话精神，而且对于中共“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无产阶级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使自己的意识形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指导地位。中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2]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共才能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质就是放弃中共的领导，中共就会瓦解垮台。因此，毛泽东提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3]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高度重视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穿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项工作，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宣传中共的革命纲领、政策和路线等，旗帜鲜明地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
1929年12月，中共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古田会议召开，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案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中共党内要进行思想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比如，对于主观主义，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对于中央苏区以及其他苏区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的影响下，中共在苏区建立了一套宣传审查制度，确保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例如，对剧本的创作就规定：“剧本的政治内容的审查归当地同级教育部负责，有争论时，可以经过上级工农剧社呈报上级教育部决定。”[4]对艺术组织也有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其政治宣传的导向。
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在教育的指导思想上，苏区学校确立了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对于提高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等领域的任务作出了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必须注意有系统地进行，特别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干部，更加需要。”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苏“二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建设决议草案》也强调，“要尽量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和理论，……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苏区学校遵循了苏维埃政府的规定，除系统讲授专业知识外，也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宣传教育，共产主义思想被苏区群众广泛接受，从而确立了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新闻媒体既是传播各种信息的主要载体，也是传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保持新闻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就全国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发出了《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种党的苏维埃的机关报”，“经常宣传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任务与策略，宣传本党的党纲”。关于党的苏维埃的机关报（即党报）的重要作用，列宁1901年5月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说过：“党报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党的思想上的领导者”，“不但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煽动者，还须是集体的组织者”。[5]然而苏区相当多的中共领导人觉得党报只是“空谈理论”的刊物，党报文章的供给是“党报编辑者的事”，没有能把自己工作的经验与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困难与问题写出来，作为全党的指导与参考。[5]140这导致党报未能实现对于革命工作的指导作用。为了创办健全的党报，加强党报的领导作用，1931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指出：全国各地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成为中央党报的特约撰述员。每个党员领导干部要读党报，替党报做文章，并且帮助党报发行。在中央的倡导下，苏区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了许多领导人的指示性、指导性文章，涌现出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瞿秋白、杨尚昆、凯丰、邓发等一批勤奋多产作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要报刊都必须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成为了中央苏区所有党报的基本原则，从而保证了新闻出版宣传的政治方向，也确保了中共的意识形态顺畅地灌输到苏区民众中去，并成为整个苏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旋律。 正因为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所以中共在中央苏区时期虽然犯过“左”的错误，但其意识形态工作基本上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在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局部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从一个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转变固然有其理论的先进性，但与它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分不开。理论只有解决了社会实践问题，才会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逐步形成了群众路线，认识到尊重群众利益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在当时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体现。在理论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与打土豪分田地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从实际出发、维护群众利益的政策。毛泽东撰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进行了详细论述。比如在查田运动中，决定阶级成分时“向群众报告本人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后，才能实行。决不可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决不可黑夜去没收”；“没收了地主的財产，除开现款和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6]272-274“应针对南广县急于成倍扩充游击队，周恩来指出“要注意不是‘拉夫式’，不是‘指派’来的，要是经过宣传鼓动自愿到白区游击与发展新苏区的”[7]。在工作实践上，一方面指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在尊重群众利益、实践基础上开展。另外，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就在于为群众所掌握，与群众利益、实践相契合。“知道工人群众的一切要求，一直到极琐细的，并且能够替他们提出来，能够领着他们去力争这些要求，能够结合一切部分的要求，而综合于工农革命的总任务。”[8]中共上述反映工农群众利益、要求和呼声的政策与主张，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推动了中央苏区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
然而，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随着“左”倾错误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党的政策开始忽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忽视苏区群众这个最大的实际，其意识形态工作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例如，《斗争》报曾从错误估计出发强调“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对不同意他们这些错误主张的人，扣上“右倾本位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特别是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发表了大量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党内斗争政策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宣传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等错误做法，致使大批红军指战员牺牲。在推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中，带有一定的行政摊派色彩，博生县松坝乡每村摊派五百元。在号召支援革命战争中，博生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向工农群众再借谷三万担。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伤害了人民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感情，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群众中的吸引力。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上述做法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只有从实际出发，切实维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中共的意识形态才能显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在于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机制
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出现多元化领导。因为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领导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进而削弱和动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并最终从根本上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中共高度重视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机制，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组织领导。中共通过在各个意识形态部门建立党的组织，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建立了党委宣传部，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有效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趋向，增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
中央苏区时期，尽管中共不掌控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但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积极倡导新的政治文化思想，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引导，构建了较为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从中共的宣传体系设置来看，位于该体系核心的是各级党委宣传部，该机构担负着对内教育、鼓动、宣传，对外沟通、交流的职责，是中共一切宣传工作的专门负责机构。为了完成这些职能，中央宣传部设置了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组建了一套较为健全的宣传系统。在中央宣传部以下，各省委也设有宣传部，具体组织和实施本省范围内的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决议》指出：“各省委宣传部应尽可能的依照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内容建立各科的工作。依照自身工作发展的状况可以适当灵活调控，但最低限度应有审查科、材料科、统计科的组织。”[9]在省委宣传部以下还设有地方党部及区委宣传部。根据规定，地方党部及区委宣传部必须有一人专门负责做宣传教育工作。他的职能主要是执行上级有关指示，制定本地区的宣传口号，定期召集支部宣传干事会议，指导所属支部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整个系统内，宣传的最底层的管理者是各级党支部的宣传干事，他们负责将党的政治口号传达到群众。
中共当时认识到，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为此，《古田会议决议》对专职宣传队伍作出了明确规定，以支队为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宣传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又分为若干分队，“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9]12此外，还对宣传队的用费、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等做出了规定。 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新闻事业的领导体制是，“红军的报刊，由红军政治部门领导。地方党委陆续创办报刊以后，这些报刊归地方党委宣传部主持”[10]272。之后，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报刊的领导，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党报的决议》，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决议规定“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常委充当”[11]。遵照中央精神，苏区中央局、各省委和县委都先后成立党报委员会。在党报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省级和省级以上的报刊编辑部多半成立“编辑委员会”，编委成员由同级党委批准任命。也有报刊因编辑人员少，不设编委，由宣传出版科工作人员兼任报刊编辑。这种领导制度的建立，有效地掌控了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舆论导向。在具体的人事管理上，报社、新闻电台的负责人和编辑等都由党组织任命，如《斗争》《青年实话》等刊物的历任主编都是由上级党组织派遣。
这样一来，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各级意识形态工作机构基本成型。中共通过建立一个从上到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宣传组织系统，营造出特定有序的组织宣传环境，保证了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领导与管理落到实处，从而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苏区的安全。
四、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在于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意识形态理论是经过理性概括形成的，比较抽象，而人们更容易接受较为直观、感性的宣传内容，因此，为了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必须对抽象的理论进行加工。它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鲜活的事实、通俗的语言，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开展理论宣讲、发布宣传口号等多种形式，深入浅出地传播意识形态理论，实现基本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熟悉到多数人理解的转变。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积极应对社会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以富有中国特色和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思维，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在苏区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贯注重用通俗化的语言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十大教授法”，说话通俗化便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本人尤其善于运用语言艺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得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在闽西，当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字来回答，既形象、通俗，又富有哲理，消除了人们的悲观情绪。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还要求各种艺术形式在语言上要浅显通俗，使群众易于接受。瞿秋白提出“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要采取多种形式为工农兵服务”[12]的文艺方针。他反复强调戏剧宣传表述方式的重要，认为“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必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13]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把赣南、闽西一带的方言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相融合，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简短语言文字宣传，创造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依托中央苏区群众的语言来宣传中共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如：“只有红军才是唯一救中国救穷人的革命军队”“共产党是替工农谋利益的政党”“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红军打倒汉奸卖国贼”“穷人不打穷人”“优待白军俘虏”“欢迎白军士兵投降”“红军保护穷人亲兄弟”“红军讲自由平等”等。当时，苏区报刊的文稿也是尽量使用当地群众的口语，如《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时刻准备着》等报刊在注意文字通俗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翻开这些报纸，无论是通栏大标题还是引言导语，总会看到一些土话俗话性的语言，使人感到亲切。其中《红色中华》除了尽量使消息稿件简单明了和口语化外，还设立“红色小词典”专栏，对报刊上常见的政治、历史、地理名词进行通俗的解释，帮助读者真正读懂报纸。红军的标语口号与通俗化的报刊，面向广大工农群众，旗帜鲜明，通俗生动，富有战斗性和号召力，在推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壮大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宣传、发动、鼓舞了广大群众，使苏区各地到处可见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苏区群众除直接参加红军外，还不分男女，踊跃参加担架队、慰劳队、运输队、救护队等支前组织，支援前方作战。
五、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石在于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政党》一文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社会主義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14]。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以列宁的“灌输观”为指针，注重开展正面教育，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列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有力地推动了苏维埃革命的进程。
一方面，中共通过各级党校和干校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为党员干部担负着领导苏区民众参加武装斗争及其他苏维埃建设的任务，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巩固。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除了不定期地开展整党整风学习外，主要是利用各级党校和干校经常地轮训党员干部。当时干部教育主要采取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两种形式。干部在职教育一般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1）重视党内各种组织和会议对干部的教育作用；（2）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3）开展日常的时事政策学习活动；（4）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机关干部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央苏区干部教育学校规模较大的有被誉为三大名校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这些干部学校主要培训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各项专业技能。通过轮训，使苏区的的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另一方面，中共通过社会教育加强对民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社会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为着“要在政治上教育上达到真正的平等”，中共提出要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群众不识字的历史。为了扫除文盲，在各乡村都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作为领导开展识字运动的机关。为了完成扫盲任务，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兴办各种业余学校，大量推行识字班、识字牌与问字所以及群众文化运动等多种形式。业余学校主要有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三种。这些学校设在人口比较集中、交通方便的地方，一般每村一所，大村则办几所，小村则几村合办一所。夜校一般以屋场为单位，一个屋场设立一所夜校，做到每晚上课一小时，落雪下雨时改为日间上课。半日学校和夜校办法一样，凡不便入学而白天有闲暇的人，都进半日学校学习。除此之外，在合作社、工商企业、商店、政府机关等，则普遍设立业余补习学校，除吸收工人、干部及其家属外，也吸收附近群众来校学习。凡未参加夜学、半日学校或业余补习学校的群众，如孩子多、年纪大、家务重或离家远的文盲，都编入识字班。即使是识字班，共产主义教育也贯穿其建设中。在识字班，将“共产主义”“苏维埃”等革命语汇设置在识字的词汇中。广泛深入的社会教育对于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与共产主义觉悟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
[4]汪木兰，邓家琪.苏区文艺运动资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6]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2-274.
[7]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4.
[9]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1]程沄.江西苏区新闻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147.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48.
[13]李伯釗.回忆瞿秋白同志[N].人民日报，1950-6-16.
[14]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5.
【责任编辑：张亚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中央苏区；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7-0035-04
作者简介：王永华（1973-），男，湖南冷水江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于一个国家而言，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安全，是系于国家利益的重大关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学术界掀起了研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热潮，许多颇有影响的论著相继问世，主要涉及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和构成，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等互动关系，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环境问题、意识形态安全路径与机制建构的思考等。学者们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认识，大大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的领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依据。然而，对此问题从政治学、经济学视域切入的较多，而从历史学角度切入的较少。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共开辟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遥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局部执政，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由此成为苏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央苏区时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政权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笼罩下，中共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探索和把握中央苏区时期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经验，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贯彻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讲话精神，而且对于中共“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无产阶级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使自己的意识形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指导地位。中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2]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共才能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质就是放弃中共的领导，中共就会瓦解垮台。因此，毛泽东提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3]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高度重视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穿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项工作，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宣传中共的革命纲领、政策和路线等，旗帜鲜明地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
1929年12月，中共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古田会议召开，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案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中共党内要进行思想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比如，对于主观主义，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对于中央苏区以及其他苏区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的影响下，中共在苏区建立了一套宣传审查制度，确保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例如，对剧本的创作就规定：“剧本的政治内容的审查归当地同级教育部负责，有争论时，可以经过上级工农剧社呈报上级教育部决定。”[4]对艺术组织也有明确的规定，以确保其政治宣传的导向。
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在教育的指导思想上，苏区学校确立了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对于提高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等领域的任务作出了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必须注意有系统地进行，特别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干部，更加需要。”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苏“二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建设决议草案》也强调，“要尽量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和理论，……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苏区学校遵循了苏维埃政府的规定，除系统讲授专业知识外，也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宣传教育，共产主义思想被苏区群众广泛接受，从而确立了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新闻媒体既是传播各种信息的主要载体，也是传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保持新闻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就全国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发出了《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种党的苏维埃的机关报”，“经常宣传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任务与策略，宣传本党的党纲”。关于党的苏维埃的机关报（即党报）的重要作用，列宁1901年5月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说过：“党报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党的思想上的领导者”，“不但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煽动者，还须是集体的组织者”。[5]然而苏区相当多的中共领导人觉得党报只是“空谈理论”的刊物，党报文章的供给是“党报编辑者的事”，没有能把自己工作的经验与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困难与问题写出来，作为全党的指导与参考。[5]140这导致党报未能实现对于革命工作的指导作用。为了创办健全的党报，加强党报的领导作用，1931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指出：全国各地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成为中央党报的特约撰述员。每个党员领导干部要读党报，替党报做文章，并且帮助党报发行。在中央的倡导下，苏区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了许多领导人的指示性、指导性文章，涌现出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瞿秋白、杨尚昆、凯丰、邓发等一批勤奋多产作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要报刊都必须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成为了中央苏区所有党报的基本原则，从而保证了新闻出版宣传的政治方向，也确保了中共的意识形态顺畅地灌输到苏区民众中去，并成为整个苏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旋律。 正因为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所以中共在中央苏区时期虽然犯过“左”的错误，但其意识形态工作基本上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在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局部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从一个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转变固然有其理论的先进性，但与它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分不开。理论只有解决了社会实践问题，才会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逐步形成了群众路线，认识到尊重群众利益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在当时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体现。在理论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与打土豪分田地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从实际出发、维护群众利益的政策。毛泽东撰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进行了详细论述。比如在查田运动中，决定阶级成分时“向群众报告本人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后，才能实行。决不可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决不可黑夜去没收”；“没收了地主的財产，除开现款和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6]272-274“应针对南广县急于成倍扩充游击队，周恩来指出“要注意不是‘拉夫式’，不是‘指派’来的，要是经过宣传鼓动自愿到白区游击与发展新苏区的”[7]。在工作实践上，一方面指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在尊重群众利益、实践基础上开展。另外，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就在于为群众所掌握，与群众利益、实践相契合。“知道工人群众的一切要求，一直到极琐细的，并且能够替他们提出来，能够领着他们去力争这些要求，能够结合一切部分的要求，而综合于工农革命的总任务。”[8]中共上述反映工农群众利益、要求和呼声的政策与主张，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推动了中央苏区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
然而，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随着“左”倾错误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党的政策开始忽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忽视苏区群众这个最大的实际，其意识形态工作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例如，《斗争》报曾从错误估计出发强调“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对不同意他们这些错误主张的人，扣上“右倾本位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特别是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发表了大量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党内斗争政策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宣传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等错误做法，致使大批红军指战员牺牲。在推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中，带有一定的行政摊派色彩，博生县松坝乡每村摊派五百元。在号召支援革命战争中，博生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向工农群众再借谷三万担。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伤害了人民群众对苏维埃政府的感情，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群众中的吸引力。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上述做法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只有从实际出发，切实维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中共的意识形态才能显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在于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机制
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出现多元化领导。因为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领导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进而削弱和动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并最终从根本上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中共高度重视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机制，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组织领导。中共通过在各个意识形态部门建立党的组织，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建立了党委宣传部，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有效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趋向，增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
中央苏区时期，尽管中共不掌控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但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积极倡导新的政治文化思想，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引导，构建了较为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从中共的宣传体系设置来看，位于该体系核心的是各级党委宣传部，该机构担负着对内教育、鼓动、宣传，对外沟通、交流的职责，是中共一切宣传工作的专门负责机构。为了完成这些职能，中央宣传部设置了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组建了一套较为健全的宣传系统。在中央宣传部以下，各省委也设有宣传部，具体组织和实施本省范围内的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决议》指出：“各省委宣传部应尽可能的依照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内容建立各科的工作。依照自身工作发展的状况可以适当灵活调控，但最低限度应有审查科、材料科、统计科的组织。”[9]在省委宣传部以下还设有地方党部及区委宣传部。根据规定，地方党部及区委宣传部必须有一人专门负责做宣传教育工作。他的职能主要是执行上级有关指示，制定本地区的宣传口号，定期召集支部宣传干事会议，指导所属支部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整个系统内，宣传的最底层的管理者是各级党支部的宣传干事，他们负责将党的政治口号传达到群众。
中共当时认识到，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为此，《古田会议决议》对专职宣传队伍作出了明确规定，以支队为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宣传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又分为若干分队，“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9]12此外，还对宣传队的用费、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等做出了规定。 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新闻事业的领导体制是，“红军的报刊，由红军政治部门领导。地方党委陆续创办报刊以后，这些报刊归地方党委宣传部主持”[10]272。之后，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报刊的领导，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党报的决议》，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决议规定“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常委充当”[11]。遵照中央精神，苏区中央局、各省委和县委都先后成立党报委员会。在党报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省级和省级以上的报刊编辑部多半成立“编辑委员会”，编委成员由同级党委批准任命。也有报刊因编辑人员少，不设编委，由宣传出版科工作人员兼任报刊编辑。这种领导制度的建立，有效地掌控了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舆论导向。在具体的人事管理上，报社、新闻电台的负责人和编辑等都由党组织任命，如《斗争》《青年实话》等刊物的历任主编都是由上级党组织派遣。
这样一来，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各级意识形态工作机构基本成型。中共通过建立一个从上到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宣传组织系统，营造出特定有序的组织宣传环境，保证了对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领导与管理落到实处，从而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苏区的安全。
四、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在于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意识形态理论是经过理性概括形成的，比较抽象，而人们更容易接受较为直观、感性的宣传内容，因此，为了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必须对抽象的理论进行加工。它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鲜活的事实、通俗的语言，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开展理论宣讲、发布宣传口号等多种形式，深入浅出地传播意识形态理论，实现基本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熟悉到多数人理解的转变。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积极应对社会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以富有中国特色和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思维，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在苏区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贯注重用通俗化的语言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十大教授法”，说话通俗化便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本人尤其善于运用语言艺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得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在闽西，当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字来回答，既形象、通俗，又富有哲理，消除了人们的悲观情绪。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还要求各种艺术形式在语言上要浅显通俗，使群众易于接受。瞿秋白提出“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要采取多种形式为工农兵服务”[12]的文艺方针。他反复强调戏剧宣传表述方式的重要，认为“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必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13]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把赣南、闽西一带的方言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相融合，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简短语言文字宣传，创造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口号依托中央苏区群众的语言来宣传中共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如：“只有红军才是唯一救中国救穷人的革命军队”“共产党是替工农谋利益的政党”“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红军打倒汉奸卖国贼”“穷人不打穷人”“优待白军俘虏”“欢迎白军士兵投降”“红军保护穷人亲兄弟”“红军讲自由平等”等。当时，苏区报刊的文稿也是尽量使用当地群众的口语，如《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时刻准备着》等报刊在注意文字通俗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翻开这些报纸，无论是通栏大标题还是引言导语，总会看到一些土话俗话性的语言，使人感到亲切。其中《红色中华》除了尽量使消息稿件简单明了和口语化外，还设立“红色小词典”专栏，对报刊上常见的政治、历史、地理名词进行通俗的解释，帮助读者真正读懂报纸。红军的标语口号与通俗化的报刊，面向广大工农群众，旗帜鲜明，通俗生动，富有战斗性和号召力，在推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壮大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宣传、发动、鼓舞了广大群众，使苏区各地到处可见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苏区群众除直接参加红军外，还不分男女，踊跃参加担架队、慰劳队、运输队、救护队等支前组织，支援前方作战。
五、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石在于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政党》一文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社会主義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14]。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以列宁的“灌输观”为指针，注重开展正面教育，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列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有力地推动了苏维埃革命的进程。
一方面，中共通过各级党校和干校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为党员干部担负着领导苏区民众参加武装斗争及其他苏维埃建设的任务，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巩固。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除了不定期地开展整党整风学习外，主要是利用各级党校和干校经常地轮训党员干部。当时干部教育主要采取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两种形式。干部在职教育一般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1）重视党内各种组织和会议对干部的教育作用；（2）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3）开展日常的时事政策学习活动；（4）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机关干部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央苏区干部教育学校规模较大的有被誉为三大名校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这些干部学校主要培训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各项专业技能。通过轮训，使苏区的的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另一方面，中共通过社会教育加强对民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社会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为着“要在政治上教育上达到真正的平等”，中共提出要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群众不识字的历史。为了扫除文盲，在各乡村都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作为领导开展识字运动的机关。为了完成扫盲任务，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兴办各种业余学校，大量推行识字班、识字牌与问字所以及群众文化运动等多种形式。业余学校主要有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三种。这些学校设在人口比较集中、交通方便的地方，一般每村一所，大村则办几所，小村则几村合办一所。夜校一般以屋场为单位，一个屋场设立一所夜校，做到每晚上课一小时，落雪下雨时改为日间上课。半日学校和夜校办法一样，凡不便入学而白天有闲暇的人，都进半日学校学习。除此之外，在合作社、工商企业、商店、政府机关等，则普遍设立业余补习学校，除吸收工人、干部及其家属外，也吸收附近群众来校学习。凡未参加夜学、半日学校或业余补习学校的群众，如孩子多、年纪大、家务重或离家远的文盲，都编入识字班。即使是识字班，共产主义教育也贯穿其建设中。在识字班，将“共产主义”“苏维埃”等革命语汇设置在识字的词汇中。广泛深入的社会教育对于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与共产主义觉悟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
[4]汪木兰，邓家琪.苏区文艺运动资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6]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2-274.
[7]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4.
[9]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1]程沄.江西苏区新闻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147.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48.
[13]李伯釗.回忆瞿秋白同志[N].人民日报，1950-6-16.
[14]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5.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