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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刘不朽
记录者：张永久
时间：2015年8月17日
地点：宜昌刘不朽先生家
一
1950年，那年我十七岁。我们十几个正在秋征工作队的青年，被中共广济县委组织部保送至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分部（黄冈仓子埠镇）学习。五六幢小洋楼的校舍，让我们这群学生感到心旷神怡。后来我才知道，校舍是大军阀徐源泉的官邸。原来冷清萧瑟的小镇，因为大批革命青年的拥入，变得生机蓬勃，热闹非凡。
打那以后，我进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和三位要好的战友积极报名。他们两位被批准了，我却被留下来。上级找我谈话，说湘鄂西空降了一个纵队的国民党特务，让我去参加剿匪，地理位置在湖南龙山、吉首以及湖北来凤交界地带。当时我是部队的机要员，带了一个电台和一个班的战士，急匆匆奔目的地而去。上级交我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破译敌方的电报；二是编假电报让敌人上当。
湘鄂西的剿匪结束了。1955年，我被部队授予少尉军衔。1958年要转业时，有两个地方供我选择：一是湖北省社科院，一是湖北省工业厅。我爱好文学创作，在部队时发表过小说、散文，觉得应该到生活基层和山奇水秀的长江三峡地区，去圆我的文学梦。当时湖北有两个新星城市，一个是黄石，一个是正组建的宜都工业区，我决定到宜昌，到三峡。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有个一岁的女儿。妻子武金兰，也是部队的机要员。宜昌市委组织部部长宋玉祺是南下干部，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主动帮我排忧解难，拉着我说：“非常欢迎你留在宜昌，有什么要操办的事尽管吩咐。照我看，你留在宜昌也很好，一来家庭可以安定，二来宜昌是新兴城市，将来发展空间很大。”
按照我的想法，当时我想分到报社，结果被分到了文教局。文教局只有教育和文化两个科，教育、体育、新闻、出版、电影、剧团、群众文化，等等，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引伢，管的事情包罗万象。我分到文化科当科员，当时“反右”刚结束，全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不是“右派”就是“中右”。整个文教局只有七个人，三个局长，四个普通干部。我主管的工作是抓群众文化。
文学圈内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是诗人，可是当初我并不写诗，我的第一篇小说《旅伴》，发表在1957年《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上。副刊编辑将我的名字改成“刘不骄”，并来信说业余作者要谦虚。他不知我这名字是农村私塾老师起的。我自幼受父母熏陶，酷爱古典诗词和民间歌谣，青年时代为诗而梦而狂。在那之前，我在部队上也写过一些文艺作品，时评、散文、表演唱、快板、诗歌……抓住什么写什么，主要是鼓舞军心，提升士气。那些文艺作品分别发表在《桥》、《战士报》等报刊上。
我在宜昌地区从文化科员做起，先后当过群艺馆馆长，创作室主任，地区文联主席，地市合并后任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三峡文学》主编，并在此任上离休。从1958年起，我在宜昌文化圈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对宜昌文学界诗人、作家的成长经历、发展轨迹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二
我生长在鄂东，却落户在鄂西。几十年间，我踏遍了鄂西的青山绿水，常年上山下乡，或调研，或采风，或住队，学会了吃苞谷饭，啃洋芋果，背背篓，采药，打猎赶仗……那时候很多诗，都是在煤油灯下写出来的。
那个年代的信息传递方式落后，我和很多诗友的交往，大多都是先读其诗而后见其人。
1959年，阳春三月，我慕名前往长阳拜访农民诗人习久兰。当时的交通工具实在是落后，先坐小火轮从宜昌到红花套，再坐汽车公司的解放牌汽车到龙舟坪。解放牌汽车见过吧？那种绿色车头的，前头像个大蛤蟆，后面车厢里摆放两张条椅，人就坐在条椅上，摇摇晃晃，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才能到达长阳县城。县文化局干部龚发达等候已久，他是长阳的“文化通”，对鄂西山区的文化懂得许多。在龚发达的陪伴下，我们从龙舟坪逆清江而上，过津洋口，登红岩垴，下三渔冲，靠山边有一座吊脚楼，门前一口堰塘，那就是习久兰的家了。
习久兰比我大两岁，中等个头，一身土布衣装束，朴实敦厚的农民形象突兀在眼前。凭我的感觉，习久兰身份虽是农民，却是农村中机智的文化人。眉宇间闪着智慧之光，谈吐中土语夹着新词，幽默风趣，关键时刻说句把蛮形象的歇后语，把听话人笑得前翻后仰。习久兰只有小学文化，少时他就走进了社会大学堂，咿呀学语便跟随父母学唱山歌，曾经追随多位歌师学艺。他思维敏捷，记忆力超凡，不仅练就了一副好歌喉，还可以熟唱数千首山歌。
迎出门来的习久兰叫一声“稀客”，拉着我们的手走进火垅边去“向火”（烤火），端出瓦罐子煮的浓香茶，给我们一一倒上。中午吃的是吊锅子炖的腊蹄子和“金包银”（掺了包谷的米饭）。浓浓的山寨风俗，让我备感新鲜和温暖。
吃完了饭，习久兰劲头足了。他站在门前堰塘边唱了首山歌：
门前一口堰，
堰里莲花旋。
阳雀来洗澡，
喜鹊来闹年。
习久兰有副好嗓子，他的山歌声高亢明亮，像一只云中吹响的唢呐，周围的树林为之颤动起来，天上流云也停止了漂泊。以前我从没听过那么好听的山歌，号子开朗悠远，短歌优美动听，我惊奇地望着眼前的这位农民诗人，刹那间觉得他是一座丰富奇特的山歌宝库。
建国初期，习久兰开始在《宜昌报》发表山歌《老婆婆入组》，其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萌芽》、《民间文学》、《长江文艺》、《湖北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若干。他的成名作《尖峰岭，牛背窝》在《人民文学》发表后，1955年被中国作协收入《诗选》，为人们所瞩目，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工农歌手，习久兰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到了夜晚，习久兰教我唱五句子。五句子之美在于结句，它是在七言律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本来四句就能结束的句式中，加入画龙点睛的第五句，犹如奇峰突起，让人眼前一亮。例如： 李子没有桃子甜，
桃子没有李子圆。
去年六月亲个嘴，
今年六月还在甜，
新旧甜了两三年。
最后一句的意韵，你慢慢品味就能知其妙处。什么引歌、穿号子、叶子、梗子，配叶子……千变万化的山歌形式，让我渐渐入迷。当然，复杂的山歌不是一天一夜能够学会的，习久兰教我山歌，只是启蒙而已。后来，我经数十载采风，收集了两万多首山歌民歌，吸其精华，获益匪浅，我的长篇叙事诗《金翅鸟》，就是山歌和民歌哺育的产物。
我和习久兰，后来是一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关系。我对习久兰讲，现在是新社会了，你的那些旧瓶，应当装点新酒。习久兰敏锐聪颖，果然在山歌民歌的旧瓶里装了不少新酒。那首代表他创作艺术水平的新民歌体诗作《幸福想起党的恩》，我至今熟记未忘：
日晒想起树遮荫，
下雨想起伞遮身，
口渴想起清凉茶，
天黑想起指路灯，
幸福想起党的恩。
后来我熟悉了山歌，才知道他的很多好诗句，都是从山歌中化过来的，如“公社铺云我下雨”、“千山万岭共太阳”、“公社是水我是船”等。
1961年，庆祝建党40周年，宜昌地区成立献礼办公室，我具体负责两项献礼项目：一是《百里洲公社史》（集体创作）；另一部是我亲自收集编辑并题写书名的《习久兰诗选》（内部刊印），也算是我对歌师之答谢。
1965年10月，我和习久兰两人被湖北省推选为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因年龄限定在35岁以下，黄声孝未能参加），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青年文学创作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大会把我俩安排在一个房间，白天到房间来采访的记者和约稿的编辑不断，我俩分别都签定了出版合同，习久兰是《大山里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我的是《火辣辣的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签约。
眼看着顺风顺水，谁知平地里忽起风波。北京归来不到半年，全国掀起“文革”风暴，我们从高峰忽然跌入低谷。十年浩劫，我和习久兰虽然仅一江之隔，却难得相见，相思尽在诗中。1978年，湖北省作协在玉泉寺开笔会，他应邀匆匆赶来，握手时始见他面容憔悴，几天后便告假回家养病。他对我说：“这次来，主要是想同全省的作家见一面。”这年秋天，他住进了宜昌地区医院，我闻讯后赶去看他，两人一见面，他握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眼眶里的泪水滚落下来。我将几十元钱和一叠粮票塞到他妻子手中，叮嘱他多保重，依依难舍地分手了。
1979年9月11日，我正在五峰湾潭采风，忽然接到长阳来电：农民诗人习久兰病逝。遥望长阳山水，不胜悲怆！当天在煤油灯下，我噙着泪水写了两首五句子，用电报发往长阳，其中之一云：
你是农民我是兵，
同唱山歌到北京，
灯下研诗鸡子叫，
林中谈艺鸟心欣，
清江长流此友情！
三
工人诗人黄声孝的名声很响，还没转业到地方时我就有所耳闻。转业到宜昌文化局后，我心想，这下该容易见到黄声孝了吧？谁知事与愿违，老黄是大跃进中的大忙人，到处有人请他演讲，又到省里参加文艺比赛，等等。
一直到1960年6月，由省《布谷鸟》杂志主编马希良领队，率工农作家严亚楚、张庆和、王英，并吸收黄声孝、习久兰等组成“工农作者创作辅导团”来宜昌工矿农村辅导，我才有机会第一次与黄声孝握手。我和老黄一见如故，很快他就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当时我的创作辅导点定在宜都红花套，主要是为当地作者刘忠武、裴正喜等十余人看稿改稿。老黄的现身说法，使那次文学活动达到高潮。记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鄢家沱河水暴涨，水漫金山，我们的活动点被洪水围困，村民们打着火把前来救援，场景十分感人。黄声孝一边搀扶着老主编马希良，一边用快板诗给大家鼓劲：“山洪来了不要怕，大家团结把手拉；山洪暴发不要慌，公社为我们保安康！”老黄的镇定给我留下了最初印象：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强人。
这年12月，宜昌地委组织八十余名机关干部下放到港务局装卸大队劳动锻炼，时间一个月，我名列其中。有的干部抱怨：怎么让我们去当装卸工？我却面露喜色，感谢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能和老黄近距离接触，体验码头工人的劳动生活，是我所梦寐以求的。我们宣教战线的干部被分到装卸一队，这个队的党支书，正是刚刚提拔上来的黄声孝。晚上开欢迎会，老黄叫四小队工人王祖金念快板诗：“欢迎干部来下放，支援装卸力量强……”五小队工人汪国兴也献诗：“上级干部一下放，文武双全战长江；文提羊豪赛孔孟，武胜武松景阳岗！”
因为在一起劳动而熟悉，因为诗歌而“臭味相投”，从此我和黄声孝成了过从甚密、见面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上世纪60年代，老黄借调省作协，先参加《长江大合唱》创作组，后又在徐迟老师辅导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江晓天编辑的帮助下，创作长诗《站起来的长江主人》。这部长诗“是一个码头工人写的，写码头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一部英雄叙事诗”（徐迟序言）。
1961年9月，老黄将新出版的长诗《站起来的长江主人》（第一部）签名送到我手中时，我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老黄回应道：“莫说客气话哟，我们还是互相学习吧。”
老黄的话一下子触动了我的神经，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上世纪50年代，宜昌地区的文学创作活动十分繁荣，但是没有创作辅导干部。从我到文化局开始，算是有了个专职创作辅导干部。对自己担当的这个角色，我有个逐步了解、认识和体验的过程。我自己也爱搞创作，而辅导工农作者，需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方面，徐迟老师堪称我人生榜样，他给我写的信，对我说的话，成为我生活和创作的座右铭，我经常以此警省。
我这人平时爱收藏字画，也爱收藏信件，不少名人写给我的信，我至今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有一封徐迟写给我的信，念给你听听吧：
……可是，记着，在宜昌有着我们这时代最有希望的社会主义诗人黄声孝。要向他学习！一方面帮助他，一方面就能学到很多东西。要尽力帮助他，和他靠拢、接近，结成深厚的友谊和同志感情。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从我们这些人可以得到一些知识，从黄声孝那里可以得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我对老黄，可以说心爱之至！ 徐迟对工人诗人黄声孝一往情深，老黄的许多诗句，都是徐迟帮他斟酌修改的。老黄写诗有个习惯，先是将闪光的零碎句子在小本本上记下来，然后加以整理编排，成为一首完整的诗。这其中，徐迟、江柳（《长江日报》的副刊编辑，本名孙昌前），包括我，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老黄诗歌的整理编排工作。老黄的名句“搭肩一抖春风来”、“挑山担海跟党走”等，就是这么共同推敲出来的。我们把古诗词的一些对偶排比手法融进老黄的诗中，又在结构上加予调整和梳理，使之更加完善完美。
老黄年长，为我兄长，他诗龄长，名声大，成就也高，我们既是师兄弟，又是能倾心交谈的好朋友。“文革”中，我迁居宜昌医专，他入住港务新村，两家相距不远，我常到他那新村的平房里走动，吃过黄嫂子做的可口饭菜；他也常来我住的医专串门，交谈平日里的快乐事和忧心事。宜昌靠近三峡，全国各地的诗人、作家游玩三峡，都要从这里经过。遇到有接待之类的事，我们都是互相转告，共商共量。老黄不习惯写信，现在我保存的他的墨宝，除了诗集上的签名外，只有一张便条：
刘不朽同志，你上班去了，我来你不在家。高缨、梁上泉等人路过宜昌去湖南，要来看你，下午一点他们来，请你等一下……黄声孝，1977年3月10日上午10点。
这张简短的便条我保存了40多年，至今翻出来看看，仍然感到无比亲切。
记忆是一壶香茶，让我细细品味难以再叙的浓浓友情；记忆也是一杯苦酒，饮后常常触发我内心的伤痛和内疚。老黄1996年12月16日在宜昌病逝，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六次文代会，不仅是我，整个湖北代表团都无人知道这一信息。直到月底返回宜昌，才有文联人员告诉我，才见报纸有悼念文章。我未能送老兄长最后一程啊！每忆及此，我内心不胜愧疚和不安！思念绵绵，遗憾绵绵，有朝一日我上西天，当面向老黄负荆请罪吧。
四
70年代的宜昌是诗歌之乡。除了工人诗人黄声孝、农民诗人习久兰外，我的诗歌也在全国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另外，长阳县还有个农民诗人蔡梓三，带动了乐园的诗歌之乡；远安县公社副书记穆敦新，带动了望家的诗歌之乡；秭归骚坛诗社领路人谭光沛，组织的骚坛诗社也声名远扬；五峰县星岩坪公社，也是当时很走红的诗歌之乡。宜昌的其他诗人还有来层林、熊平、肖国松、殷树楷、李啸海、刘忠武，等等。
改革开放后，湖北的文艺界迅速复苏并蓬勃发展。1978年春节后，省作协在东湖梅苑召开首届理事会，宜昌的理事有三人，分别是黄声孝、习久兰和我。记得徐迟请我们几个理事喝茶，给我们开了个六十多本书的书单，有《诗经》，唐诗，宋词，元曲，但丁的《神曲》，普希金诗选，托尔斯泰和屠格列夫的小说，等等，席间说笑：“哎呀，真是了不起！三十多人的理事会，你们宜昌就占三人。你们面临的任务是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你们是宜昌文学的希望，要带动更多宜昌的新人，走进文学队伍中来。”
1975年，《湖北文艺》在五峰办了一次笔会，十分成功。刘岱找我商量，想和我们宜昌合作再办个笔会，地点初步定在当阳玉泉寺。后来我去找有关方面联系协调，终于把那次玉泉寺笔会办成了。
1978年的玉泉寺笔会，汇集了全省知名的若干作家和诗人。其中之一，是我们宜昌的鄢国培。
我在宜昌地区文化馆工作期间，有一天，有人来找我。矮矮胖胖的身材，说话带有很浓的四川腔，他就是后来名声响亮的鄢国培。老鄢从小酷爱文学，1954年在《少年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凤尾溪边》，1956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老鹰岩探矿》，50年代末，因为在《萌芽》上发表的一篇小说受到批斗，后来一直在长江轮船上当电工。老鄢在长江上跑了二十多年，熟悉长江中上游的码头、各种人物以及民情风俗，他的稿子写在厚厚的日记本上，字迹工整。那部小说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漩流》。老鄢说，他想写个长江三部曲，《漩流》是第一部，后面还有两部（《巴山月》和《沧海浮云》）。
鄢国培为人谦虚、热情、真诚。他家住在宜昌市隆中路4号，离地区文化馆不远，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候也找家小餐馆，在一起喝上两盅。老鄢喜欢吃“狮子头”，嚼起来嘴上的动作比较夸张，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在玉泉寺笔会的两个月时间里，老鄢除了埋头写作之外，很少和其他人接触，即便有点空闲时间，他也是一个人扛根钓竿坐到堰塘边去钓鱼。
有一天，习久兰和出版社一位编辑在玉泉寺散步，看见堰塘里的浮漂被鱼拖沉了，而坐在岸上的鄢国培却毫不知情。习久兰喊了一声：“老鄢，鱼钩被鱼拖跑了——”正在构思小说的鄢国培如梦初醒，来不及脱掉鞋袜长裤，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拉起来一条大鱼。老鄢把那条鱼高高举起，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脸上的神情像个孩子。
老鄢的长江三部曲出版后，获得了中国文坛许多同仁的高度赞赏。后来老鄢调到了省作协，担任了作协主席。1995年12月，他从武汉乘坐轿车回宜昌，不幸遭遇了车祸。转眼间，老鄢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但宜昌的朋友们仍然时常提起他，我也经常在心里头怀念那个老伙计。徐迟老师说：“作家是以作品说话的。”鄢国培正是这样的一个以作品说话的人。
五
1962年5月，我正在桃花岭地区行署文教局上班，一位身材瘦高、操着河北口音的年约三十岁的“不速之客”来到了我办公室，指名道姓要找刘不朽。我想，这个人应该是作家齐克吧。前几天，地委宣传部的同志已经告诉我，说武汉有位作家要来挂职深入生活，先在地委熟悉一下情况，然后到西陵峡的秭归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
齐克心直口快，热心仗义，但他说话有点口吃。他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是资历却比我老。1947年，齐克在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南下后成了中南文艺学院的干部（专业作家），他的第一部诗集《战地上的一束芙蓉花》，使他成为青年诗人。不过，齐克后来的名气，主要来自于他的散文。我读到他的第一篇作品是1958年10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金色的长江》。那是第一篇描绘长江三峡壮丽远景的文学作品，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吸引众多目光关注三峡，向往三峡。那篇作品对他来说，实际上也是投石问路，为后来他到三峡来扎根作舆论准备。 我在宜昌地委为他安排了住房，不久，齐克将在武汉长航工作的妻子叶玉衡接来，安排在宜昌市文化馆，然后一头扎进了秭归。1970年，毛泽东批示“赞成兴建此坝”，葛洲坝工程局正式成立，齐克又从秭归转战葛洲坝，任宣传处副处长，创办三三零报社和《江河文学》杂志，担任社长、主编。
齐克富有诗人气质，容易冲动，永远不甘寂寞。1978年夏天，他突然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国家正在组织一个科考队去考察万里长江的源头，他已经申请了，问我去不去？我正在修改一部长诗，去不了，齐克眼里流露出一丝遗憾。他果敢地去了三江源，去了通天河，从长江源头回来后，他写出了那本厚重的《大江源记》。
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朋友，齐克都是个充满了激情的人。他像一只旋转起来的陀螺，很难见到他有停顿下来的时候。有一次，齐克对我说：“朽公，我太苦了，太累了。”齐克说这话我能够理解。在风光和荣誉背后，最难忍受的是冷言冷语，明夸暗嘲，乃至莫须有的指责。我劝齐克看开点，埋头写作，休管世间烦心事。齐克似乎把我的话听进去了，80年代中后期，他钻进了三峡周边的深山老林，寻觅文踪古迹，探访山水秘境。三进屈原故里乐平里，连续写下四篇《乐平里纪事》；两上兴山高岚，彩笔描绘画廊风光；驱车勇登1800米高的大老岭，记录原始森林中的珍树奇花，彩云幻雾……
80年代，有一年大年初一，时任宜昌市市长的王重农来到我家，邀我一起去看看齐克。我们没有坐车，穿街走巷，一路步行来到葛洲坝工程局后面的宿舍楼。宽敞明亮的三居室里，只摆着几件陈旧的家具，空空荡荡，丝毫也看不出半点年味。宿舍里只有齐克和他的岳母，他妻子在单位值班。王重农说：“我们也没别的事，就是来看望你，给你拜年。我可能要到省里去工作，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齐克脸上露出微笑，他拱着双拳，也给我们拜年。我不知道那时候老齐已染病在身，因病中需要休息，那天他并没有大声说话。
齐克是1998年11月病逝的。我极少参加亡友的追悼会，我害怕死亡的氛围，但那天我提前去了窑湾火葬场，去为我敬爱的老大哥送别。一生心血，十余部著作，数百万汉字，几人能及？长江三峡应该记住他，葛洲坝应该记住他，宜昌应该记住他。情长纸短，长歌当哭！
六
1958年，五峰县有一台现代京剧《茶山七仙女》闻名全国。那台节目是根据一个采茶姑娘的故事改编的，作为宜昌文化局的创作辅导干部，我肩上承担着义不容辞的宣传责任。那时候去趟五峰并不容易，先要搭乘小火轮到宜都，然后在宜都租上一匹马，第一天走到渔关，第二天才走到水浕司九改坡。
我的老家广济县无山，如今进了深山，眼前魔幻般的景色让我激动。蓝天、白云、森林、山崖，满坡的罂粟花，清澈见底的小溪流……恍若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浑身充满了奇异的感觉。清亮的茶歌随着一阵阵山风飘来：“年年有个三月三啰，姐妹们打扮上茶山呀……”歌声在云雾中飘荡，让人欲醉欲仙。
我的第一首诗《上茶山》，就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1960年3月，我将题为《夜闯南津关》的一组短诗寄给了《上海文学》杂志社。那组短诗是我夜乘江轮从南津关进入西陵峡，在三斗坪中堡岛见到一排钻探机正在钻探未来三峡大坝坝址的壮丽景观，从而萌发了诗兴而创作的。
此前我收到的退稿信已达数十封之多，所以我对此说的投稿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半个月后，我惊喜地收到了《上海文学》的来信，大意是：作品题材较好，诗也很有特色，我们决定刊用在四月号上。感谢你的支持，欢迎继续来稿。过了不久，我收到了寄来的样刊，看着文字终于变成了铅字，心里无比喜悦。此后我同《上海文学》关系逐渐密切，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山村素描》、《上茶山》、《山寨歌》等诗作，成为他们的重点作者。
1962年五一节前后，有个战友胡定亚随上海籍妻子回沪探亲，我托他捎两盒茶叶给《上海文学》诗歌编辑，未曾料想女编辑拒不收受，将茶叶邮寄回来，并附信云：“谢谢好意，原物奉还。”这事令我有些尴尬，五十余载始终铭记在心。那个时代的编辑，甘为他人做嫁衣而不求回报，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1961年6月末，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组织《长江大合唱》创作组十余位作家、诗人、作曲家，有骆文、徐迟、李冰、罗忠贤、杨平、洪洋等，从四川峨嵋山顺长江三峡而下，来宜昌采风，收集素材。时任宜昌行署文教局文化科员的我充当“地陪”，除安排吃住行之外，还兼作解说员和翻译（他们大多是北方人和江浙人，听不懂宜昌方言土语）。李冰性格豪爽，谈吐间常有慷慨激昂之状。他喜弈，有空喜欢拉我杀上几盘。当他得知我在上海几家刊物发表了几组诗，而从未上过《长江文艺》时，情绪颇为激动地说：“上海能发，本省怎么不能发？我马上打电话给编辑部，叫他们派编辑来向你组稿！”
李冰老师果然言出必行。一周后，《长江文艺》编辑部给我寄来了约稿信，除了要我寄诗稿外，还对我搜集整理的鄂西民歌特别感兴趣，让我先寄几十首去发表。我喜出望外，寄去了在五峰、秭归、长阳等地搜集的二十余首民歌，其中包括《一股清泉水》：
一股清泉水，
叮咚流下来，
淌到姐门前，
给姐洗衣裳。
蓝衣也好洗，
白衣也好浆，
手拿杨木棒槌棒几棒，
棒出一个红太阳，
给姐晒衣裳！
白描的描述，亲切自然，联想丰富，绝妙和夸张浪漫，不拘一格的形式，可谓情歌的佳作。没有料到，我搜集的这些并不沾“黄色”的民歌，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了我的罪证材料。我的大字报贴满了桃花岭行署大院，不久住进了学习班，又被贬到农村驻队和“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往事不堪回首，历经十年浩劫，终于大地回春，文艺又迎来了蓬勃的春天。
我在《长江文艺》发表诗歌后，从此开始与以骆文老师为首的湖北文学界有了正式联系。记得徐迟看了我的诗歌还给我题了词，他的题词是引用一位外国诗人的诗句：“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这句诗我不太懂，但是觉得很有韵味。 我扎根宜昌工作、生活多年，长年上山下乡，虽苦犹乐。给我带来最大乐趣的当数宜昌秀丽的千山万岭：开门见山，出门爬山，走的是山路，看的是山景。曾自吟云：“看不完，写不厌，是青山，总把豪情壮志寄峰峦。”我最初写作和发表的几十首诗，全部是写山区景色、风情、人物、传说的，毫不夸张地说，是鄂西十万大山哺育了我的诗。
1962年，我忽然接到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的一封来函：“我们从报刊上读到一些你的诗歌，认为语言清新，富有生活气息，你可否将你几年来所写的诗歌整理精选成集，寄给我们一读？盼诗稿在七月下旬寄来，能提前一些更好，等待回音。”后来我得知，这封信是出版社文艺组经过讨论研究后，授意资深编辑萧剑峰写的，同时寄出的还有另一封信，寄给了汉阳县文化馆的管用和。
收到约稿信时的心情有高兴和喜悦，更多的是紧张和不安。湖北人民出版社此前出版过张永枚、沈仁康等青年诗人的诗集，在全国广受好评，我唯有不负期望，认真整理出这本诗集。
《山寨风情》的诗集寄出去后，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感觉饱受煎熬。从7月到9月的两个多月里，我收到萧剑峰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写道：“尊作《山寨风情》已收到，待研读后再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这段时间有较好的新作，也可陆续寄来。”第二封信却迟至8月底才来，信中写道：“尊作正在研读之中，稍待些时，即可将我们的处理意见告诉你……”从字里行间，我嗅出了一些变异的信息。后来知道，出版社的计划报省委宣传部备案，部里主管文艺工作的处长吕庆耕同志认为，这两个人是湖北省近来涌现出来的有成绩的新人，出诗集也够格，但不宜太突出了，第一次还是让他们两个人合出一集为好。因此，两本诗集合成了一本，名为《山寨水乡集》，作者是我与管用和。
此后我出版过《歌满山乡》、《金翅鸟》、《鄂西情歌选》、《三峡风景线》、《刘不朽文集》、《山之韵》、《三峡探奥》等十余部作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已届耄耋之年，岁月如梦，往事如烟，人入老境，无欲无求，唯多有怀旧怀人之思。我们老家有落籽成林的说法，一颗树种落入到茫茫鄂西山岭，能够长成一棵树，继而长成一片树林。宜昌文学界现在拥有张映泉、符号、李华章、张永久、张泽勇、吕志青、姚鄂梅、胡世全、甘茂华、温新阶、阎钢、刘小平等三十多位中国作协会员，有实力不凡的中青年作家群，那是一片茂密的文学树林，也是一条美丽而神奇的风景线。宜昌文学数十年，当然远不止这些，我只讲述了自己经历过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我正在写的《长相忆·诗之忆》系列回忆录中，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有关宜昌文学的人和事。
责任编辑 丁东亚
记录者：张永久
时间：2015年8月17日
地点：宜昌刘不朽先生家
一
1950年，那年我十七岁。我们十几个正在秋征工作队的青年，被中共广济县委组织部保送至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分部（黄冈仓子埠镇）学习。五六幢小洋楼的校舍，让我们这群学生感到心旷神怡。后来我才知道，校舍是大军阀徐源泉的官邸。原来冷清萧瑟的小镇，因为大批革命青年的拥入，变得生机蓬勃，热闹非凡。
打那以后，我进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和三位要好的战友积极报名。他们两位被批准了，我却被留下来。上级找我谈话，说湘鄂西空降了一个纵队的国民党特务，让我去参加剿匪，地理位置在湖南龙山、吉首以及湖北来凤交界地带。当时我是部队的机要员，带了一个电台和一个班的战士，急匆匆奔目的地而去。上级交我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破译敌方的电报；二是编假电报让敌人上当。
湘鄂西的剿匪结束了。1955年，我被部队授予少尉军衔。1958年要转业时，有两个地方供我选择：一是湖北省社科院，一是湖北省工业厅。我爱好文学创作，在部队时发表过小说、散文，觉得应该到生活基层和山奇水秀的长江三峡地区，去圆我的文学梦。当时湖北有两个新星城市，一个是黄石，一个是正组建的宜都工业区，我决定到宜昌，到三峡。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有个一岁的女儿。妻子武金兰，也是部队的机要员。宜昌市委组织部部长宋玉祺是南下干部，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主动帮我排忧解难，拉着我说：“非常欢迎你留在宜昌，有什么要操办的事尽管吩咐。照我看，你留在宜昌也很好，一来家庭可以安定，二来宜昌是新兴城市，将来发展空间很大。”
按照我的想法，当时我想分到报社，结果被分到了文教局。文教局只有教育和文化两个科，教育、体育、新闻、出版、电影、剧团、群众文化，等等，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引伢，管的事情包罗万象。我分到文化科当科员，当时“反右”刚结束，全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不是“右派”就是“中右”。整个文教局只有七个人，三个局长，四个普通干部。我主管的工作是抓群众文化。
文学圈内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是诗人，可是当初我并不写诗，我的第一篇小说《旅伴》，发表在1957年《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上。副刊编辑将我的名字改成“刘不骄”，并来信说业余作者要谦虚。他不知我这名字是农村私塾老师起的。我自幼受父母熏陶，酷爱古典诗词和民间歌谣，青年时代为诗而梦而狂。在那之前，我在部队上也写过一些文艺作品，时评、散文、表演唱、快板、诗歌……抓住什么写什么，主要是鼓舞军心，提升士气。那些文艺作品分别发表在《桥》、《战士报》等报刊上。
我在宜昌地区从文化科员做起，先后当过群艺馆馆长，创作室主任，地区文联主席，地市合并后任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三峡文学》主编，并在此任上离休。从1958年起，我在宜昌文化圈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对宜昌文学界诗人、作家的成长经历、发展轨迹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二
我生长在鄂东，却落户在鄂西。几十年间，我踏遍了鄂西的青山绿水，常年上山下乡，或调研，或采风，或住队，学会了吃苞谷饭，啃洋芋果，背背篓，采药，打猎赶仗……那时候很多诗，都是在煤油灯下写出来的。
那个年代的信息传递方式落后，我和很多诗友的交往，大多都是先读其诗而后见其人。
1959年，阳春三月，我慕名前往长阳拜访农民诗人习久兰。当时的交通工具实在是落后，先坐小火轮从宜昌到红花套，再坐汽车公司的解放牌汽车到龙舟坪。解放牌汽车见过吧？那种绿色车头的，前头像个大蛤蟆，后面车厢里摆放两张条椅，人就坐在条椅上，摇摇晃晃，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才能到达长阳县城。县文化局干部龚发达等候已久，他是长阳的“文化通”，对鄂西山区的文化懂得许多。在龚发达的陪伴下，我们从龙舟坪逆清江而上，过津洋口，登红岩垴，下三渔冲，靠山边有一座吊脚楼，门前一口堰塘，那就是习久兰的家了。
习久兰比我大两岁，中等个头，一身土布衣装束，朴实敦厚的农民形象突兀在眼前。凭我的感觉，习久兰身份虽是农民，却是农村中机智的文化人。眉宇间闪着智慧之光，谈吐中土语夹着新词，幽默风趣，关键时刻说句把蛮形象的歇后语，把听话人笑得前翻后仰。习久兰只有小学文化，少时他就走进了社会大学堂，咿呀学语便跟随父母学唱山歌，曾经追随多位歌师学艺。他思维敏捷，记忆力超凡，不仅练就了一副好歌喉，还可以熟唱数千首山歌。
迎出门来的习久兰叫一声“稀客”，拉着我们的手走进火垅边去“向火”（烤火），端出瓦罐子煮的浓香茶，给我们一一倒上。中午吃的是吊锅子炖的腊蹄子和“金包银”（掺了包谷的米饭）。浓浓的山寨风俗，让我备感新鲜和温暖。
吃完了饭，习久兰劲头足了。他站在门前堰塘边唱了首山歌：
门前一口堰，
堰里莲花旋。
阳雀来洗澡，
喜鹊来闹年。
习久兰有副好嗓子，他的山歌声高亢明亮，像一只云中吹响的唢呐，周围的树林为之颤动起来，天上流云也停止了漂泊。以前我从没听过那么好听的山歌，号子开朗悠远，短歌优美动听，我惊奇地望着眼前的这位农民诗人，刹那间觉得他是一座丰富奇特的山歌宝库。
建国初期，习久兰开始在《宜昌报》发表山歌《老婆婆入组》，其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萌芽》、《民间文学》、《长江文艺》、《湖北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若干。他的成名作《尖峰岭，牛背窝》在《人民文学》发表后，1955年被中国作协收入《诗选》，为人们所瞩目，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工农歌手，习久兰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到了夜晚，习久兰教我唱五句子。五句子之美在于结句，它是在七言律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本来四句就能结束的句式中，加入画龙点睛的第五句，犹如奇峰突起，让人眼前一亮。例如： 李子没有桃子甜，
桃子没有李子圆。
去年六月亲个嘴，
今年六月还在甜，
新旧甜了两三年。
最后一句的意韵，你慢慢品味就能知其妙处。什么引歌、穿号子、叶子、梗子，配叶子……千变万化的山歌形式，让我渐渐入迷。当然，复杂的山歌不是一天一夜能够学会的，习久兰教我山歌，只是启蒙而已。后来，我经数十载采风，收集了两万多首山歌民歌，吸其精华，获益匪浅，我的长篇叙事诗《金翅鸟》，就是山歌和民歌哺育的产物。
我和习久兰，后来是一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关系。我对习久兰讲，现在是新社会了，你的那些旧瓶，应当装点新酒。习久兰敏锐聪颖，果然在山歌民歌的旧瓶里装了不少新酒。那首代表他创作艺术水平的新民歌体诗作《幸福想起党的恩》，我至今熟记未忘：
日晒想起树遮荫，
下雨想起伞遮身，
口渴想起清凉茶，
天黑想起指路灯，
幸福想起党的恩。
后来我熟悉了山歌，才知道他的很多好诗句，都是从山歌中化过来的，如“公社铺云我下雨”、“千山万岭共太阳”、“公社是水我是船”等。
1961年，庆祝建党40周年，宜昌地区成立献礼办公室，我具体负责两项献礼项目：一是《百里洲公社史》（集体创作）；另一部是我亲自收集编辑并题写书名的《习久兰诗选》（内部刊印），也算是我对歌师之答谢。
1965年10月，我和习久兰两人被湖北省推选为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因年龄限定在35岁以下，黄声孝未能参加），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青年文学创作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大会把我俩安排在一个房间，白天到房间来采访的记者和约稿的编辑不断，我俩分别都签定了出版合同，习久兰是《大山里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我的是《火辣辣的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签约。
眼看着顺风顺水，谁知平地里忽起风波。北京归来不到半年，全国掀起“文革”风暴，我们从高峰忽然跌入低谷。十年浩劫，我和习久兰虽然仅一江之隔，却难得相见，相思尽在诗中。1978年，湖北省作协在玉泉寺开笔会，他应邀匆匆赶来，握手时始见他面容憔悴，几天后便告假回家养病。他对我说：“这次来，主要是想同全省的作家见一面。”这年秋天，他住进了宜昌地区医院，我闻讯后赶去看他，两人一见面，他握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眼眶里的泪水滚落下来。我将几十元钱和一叠粮票塞到他妻子手中，叮嘱他多保重，依依难舍地分手了。
1979年9月11日，我正在五峰湾潭采风，忽然接到长阳来电：农民诗人习久兰病逝。遥望长阳山水，不胜悲怆！当天在煤油灯下，我噙着泪水写了两首五句子，用电报发往长阳，其中之一云：
你是农民我是兵，
同唱山歌到北京，
灯下研诗鸡子叫，
林中谈艺鸟心欣，
清江长流此友情！
三
工人诗人黄声孝的名声很响，还没转业到地方时我就有所耳闻。转业到宜昌文化局后，我心想，这下该容易见到黄声孝了吧？谁知事与愿违，老黄是大跃进中的大忙人，到处有人请他演讲，又到省里参加文艺比赛，等等。
一直到1960年6月，由省《布谷鸟》杂志主编马希良领队，率工农作家严亚楚、张庆和、王英，并吸收黄声孝、习久兰等组成“工农作者创作辅导团”来宜昌工矿农村辅导，我才有机会第一次与黄声孝握手。我和老黄一见如故，很快他就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当时我的创作辅导点定在宜都红花套，主要是为当地作者刘忠武、裴正喜等十余人看稿改稿。老黄的现身说法，使那次文学活动达到高潮。记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鄢家沱河水暴涨，水漫金山，我们的活动点被洪水围困，村民们打着火把前来救援，场景十分感人。黄声孝一边搀扶着老主编马希良，一边用快板诗给大家鼓劲：“山洪来了不要怕，大家团结把手拉；山洪暴发不要慌，公社为我们保安康！”老黄的镇定给我留下了最初印象：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强人。
这年12月，宜昌地委组织八十余名机关干部下放到港务局装卸大队劳动锻炼，时间一个月，我名列其中。有的干部抱怨：怎么让我们去当装卸工？我却面露喜色，感谢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能和老黄近距离接触，体验码头工人的劳动生活，是我所梦寐以求的。我们宣教战线的干部被分到装卸一队，这个队的党支书，正是刚刚提拔上来的黄声孝。晚上开欢迎会，老黄叫四小队工人王祖金念快板诗：“欢迎干部来下放，支援装卸力量强……”五小队工人汪国兴也献诗：“上级干部一下放，文武双全战长江；文提羊豪赛孔孟，武胜武松景阳岗！”
因为在一起劳动而熟悉，因为诗歌而“臭味相投”，从此我和黄声孝成了过从甚密、见面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上世纪60年代，老黄借调省作协，先参加《长江大合唱》创作组，后又在徐迟老师辅导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江晓天编辑的帮助下，创作长诗《站起来的长江主人》。这部长诗“是一个码头工人写的，写码头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一部英雄叙事诗”（徐迟序言）。
1961年9月，老黄将新出版的长诗《站起来的长江主人》（第一部）签名送到我手中时，我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老黄回应道：“莫说客气话哟，我们还是互相学习吧。”
老黄的话一下子触动了我的神经，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上世纪50年代，宜昌地区的文学创作活动十分繁荣，但是没有创作辅导干部。从我到文化局开始，算是有了个专职创作辅导干部。对自己担当的这个角色，我有个逐步了解、认识和体验的过程。我自己也爱搞创作，而辅导工农作者，需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方面，徐迟老师堪称我人生榜样，他给我写的信，对我说的话，成为我生活和创作的座右铭，我经常以此警省。
我这人平时爱收藏字画，也爱收藏信件，不少名人写给我的信，我至今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有一封徐迟写给我的信，念给你听听吧：
……可是，记着，在宜昌有着我们这时代最有希望的社会主义诗人黄声孝。要向他学习！一方面帮助他，一方面就能学到很多东西。要尽力帮助他，和他靠拢、接近，结成深厚的友谊和同志感情。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从我们这些人可以得到一些知识，从黄声孝那里可以得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我对老黄，可以说心爱之至！ 徐迟对工人诗人黄声孝一往情深，老黄的许多诗句，都是徐迟帮他斟酌修改的。老黄写诗有个习惯，先是将闪光的零碎句子在小本本上记下来，然后加以整理编排，成为一首完整的诗。这其中，徐迟、江柳（《长江日报》的副刊编辑，本名孙昌前），包括我，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老黄诗歌的整理编排工作。老黄的名句“搭肩一抖春风来”、“挑山担海跟党走”等，就是这么共同推敲出来的。我们把古诗词的一些对偶排比手法融进老黄的诗中，又在结构上加予调整和梳理，使之更加完善完美。
老黄年长，为我兄长，他诗龄长，名声大，成就也高，我们既是师兄弟，又是能倾心交谈的好朋友。“文革”中，我迁居宜昌医专，他入住港务新村，两家相距不远，我常到他那新村的平房里走动，吃过黄嫂子做的可口饭菜；他也常来我住的医专串门，交谈平日里的快乐事和忧心事。宜昌靠近三峡，全国各地的诗人、作家游玩三峡，都要从这里经过。遇到有接待之类的事，我们都是互相转告，共商共量。老黄不习惯写信，现在我保存的他的墨宝，除了诗集上的签名外，只有一张便条：
刘不朽同志，你上班去了，我来你不在家。高缨、梁上泉等人路过宜昌去湖南，要来看你，下午一点他们来，请你等一下……黄声孝，1977年3月10日上午10点。
这张简短的便条我保存了40多年，至今翻出来看看，仍然感到无比亲切。
记忆是一壶香茶，让我细细品味难以再叙的浓浓友情；记忆也是一杯苦酒，饮后常常触发我内心的伤痛和内疚。老黄1996年12月16日在宜昌病逝，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六次文代会，不仅是我，整个湖北代表团都无人知道这一信息。直到月底返回宜昌，才有文联人员告诉我，才见报纸有悼念文章。我未能送老兄长最后一程啊！每忆及此，我内心不胜愧疚和不安！思念绵绵，遗憾绵绵，有朝一日我上西天，当面向老黄负荆请罪吧。
四
70年代的宜昌是诗歌之乡。除了工人诗人黄声孝、农民诗人习久兰外，我的诗歌也在全国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另外，长阳县还有个农民诗人蔡梓三，带动了乐园的诗歌之乡；远安县公社副书记穆敦新，带动了望家的诗歌之乡；秭归骚坛诗社领路人谭光沛，组织的骚坛诗社也声名远扬；五峰县星岩坪公社，也是当时很走红的诗歌之乡。宜昌的其他诗人还有来层林、熊平、肖国松、殷树楷、李啸海、刘忠武，等等。
改革开放后，湖北的文艺界迅速复苏并蓬勃发展。1978年春节后，省作协在东湖梅苑召开首届理事会，宜昌的理事有三人，分别是黄声孝、习久兰和我。记得徐迟请我们几个理事喝茶，给我们开了个六十多本书的书单，有《诗经》，唐诗，宋词，元曲，但丁的《神曲》，普希金诗选，托尔斯泰和屠格列夫的小说，等等，席间说笑：“哎呀，真是了不起！三十多人的理事会，你们宜昌就占三人。你们面临的任务是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你们是宜昌文学的希望，要带动更多宜昌的新人，走进文学队伍中来。”
1975年，《湖北文艺》在五峰办了一次笔会，十分成功。刘岱找我商量，想和我们宜昌合作再办个笔会，地点初步定在当阳玉泉寺。后来我去找有关方面联系协调，终于把那次玉泉寺笔会办成了。
1978年的玉泉寺笔会，汇集了全省知名的若干作家和诗人。其中之一，是我们宜昌的鄢国培。
我在宜昌地区文化馆工作期间，有一天，有人来找我。矮矮胖胖的身材，说话带有很浓的四川腔，他就是后来名声响亮的鄢国培。老鄢从小酷爱文学，1954年在《少年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凤尾溪边》，1956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老鹰岩探矿》，50年代末，因为在《萌芽》上发表的一篇小说受到批斗，后来一直在长江轮船上当电工。老鄢在长江上跑了二十多年，熟悉长江中上游的码头、各种人物以及民情风俗，他的稿子写在厚厚的日记本上，字迹工整。那部小说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漩流》。老鄢说，他想写个长江三部曲，《漩流》是第一部，后面还有两部（《巴山月》和《沧海浮云》）。
鄢国培为人谦虚、热情、真诚。他家住在宜昌市隆中路4号，离地区文化馆不远，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候也找家小餐馆，在一起喝上两盅。老鄢喜欢吃“狮子头”，嚼起来嘴上的动作比较夸张，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在玉泉寺笔会的两个月时间里，老鄢除了埋头写作之外，很少和其他人接触，即便有点空闲时间，他也是一个人扛根钓竿坐到堰塘边去钓鱼。
有一天，习久兰和出版社一位编辑在玉泉寺散步，看见堰塘里的浮漂被鱼拖沉了，而坐在岸上的鄢国培却毫不知情。习久兰喊了一声：“老鄢，鱼钩被鱼拖跑了——”正在构思小说的鄢国培如梦初醒，来不及脱掉鞋袜长裤，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拉起来一条大鱼。老鄢把那条鱼高高举起，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脸上的神情像个孩子。
老鄢的长江三部曲出版后，获得了中国文坛许多同仁的高度赞赏。后来老鄢调到了省作协，担任了作协主席。1995年12月，他从武汉乘坐轿车回宜昌，不幸遭遇了车祸。转眼间，老鄢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但宜昌的朋友们仍然时常提起他，我也经常在心里头怀念那个老伙计。徐迟老师说：“作家是以作品说话的。”鄢国培正是这样的一个以作品说话的人。
五
1962年5月，我正在桃花岭地区行署文教局上班，一位身材瘦高、操着河北口音的年约三十岁的“不速之客”来到了我办公室，指名道姓要找刘不朽。我想，这个人应该是作家齐克吧。前几天，地委宣传部的同志已经告诉我，说武汉有位作家要来挂职深入生活，先在地委熟悉一下情况，然后到西陵峡的秭归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
齐克心直口快，热心仗义，但他说话有点口吃。他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是资历却比我老。1947年，齐克在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南下后成了中南文艺学院的干部（专业作家），他的第一部诗集《战地上的一束芙蓉花》，使他成为青年诗人。不过，齐克后来的名气，主要来自于他的散文。我读到他的第一篇作品是1958年10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金色的长江》。那是第一篇描绘长江三峡壮丽远景的文学作品，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吸引众多目光关注三峡，向往三峡。那篇作品对他来说，实际上也是投石问路，为后来他到三峡来扎根作舆论准备。 我在宜昌地委为他安排了住房，不久，齐克将在武汉长航工作的妻子叶玉衡接来，安排在宜昌市文化馆，然后一头扎进了秭归。1970年，毛泽东批示“赞成兴建此坝”，葛洲坝工程局正式成立，齐克又从秭归转战葛洲坝，任宣传处副处长，创办三三零报社和《江河文学》杂志，担任社长、主编。
齐克富有诗人气质，容易冲动，永远不甘寂寞。1978年夏天，他突然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国家正在组织一个科考队去考察万里长江的源头，他已经申请了，问我去不去？我正在修改一部长诗，去不了，齐克眼里流露出一丝遗憾。他果敢地去了三江源，去了通天河，从长江源头回来后，他写出了那本厚重的《大江源记》。
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朋友，齐克都是个充满了激情的人。他像一只旋转起来的陀螺，很难见到他有停顿下来的时候。有一次，齐克对我说：“朽公，我太苦了，太累了。”齐克说这话我能够理解。在风光和荣誉背后，最难忍受的是冷言冷语，明夸暗嘲，乃至莫须有的指责。我劝齐克看开点，埋头写作，休管世间烦心事。齐克似乎把我的话听进去了，80年代中后期，他钻进了三峡周边的深山老林，寻觅文踪古迹，探访山水秘境。三进屈原故里乐平里，连续写下四篇《乐平里纪事》；两上兴山高岚，彩笔描绘画廊风光；驱车勇登1800米高的大老岭，记录原始森林中的珍树奇花，彩云幻雾……
80年代，有一年大年初一，时任宜昌市市长的王重农来到我家，邀我一起去看看齐克。我们没有坐车，穿街走巷，一路步行来到葛洲坝工程局后面的宿舍楼。宽敞明亮的三居室里，只摆着几件陈旧的家具，空空荡荡，丝毫也看不出半点年味。宿舍里只有齐克和他的岳母，他妻子在单位值班。王重农说：“我们也没别的事，就是来看望你，给你拜年。我可能要到省里去工作，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齐克脸上露出微笑，他拱着双拳，也给我们拜年。我不知道那时候老齐已染病在身，因病中需要休息，那天他并没有大声说话。
齐克是1998年11月病逝的。我极少参加亡友的追悼会，我害怕死亡的氛围，但那天我提前去了窑湾火葬场，去为我敬爱的老大哥送别。一生心血，十余部著作，数百万汉字，几人能及？长江三峡应该记住他，葛洲坝应该记住他，宜昌应该记住他。情长纸短，长歌当哭！
六
1958年，五峰县有一台现代京剧《茶山七仙女》闻名全国。那台节目是根据一个采茶姑娘的故事改编的，作为宜昌文化局的创作辅导干部，我肩上承担着义不容辞的宣传责任。那时候去趟五峰并不容易，先要搭乘小火轮到宜都，然后在宜都租上一匹马，第一天走到渔关，第二天才走到水浕司九改坡。
我的老家广济县无山，如今进了深山，眼前魔幻般的景色让我激动。蓝天、白云、森林、山崖，满坡的罂粟花，清澈见底的小溪流……恍若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浑身充满了奇异的感觉。清亮的茶歌随着一阵阵山风飘来：“年年有个三月三啰，姐妹们打扮上茶山呀……”歌声在云雾中飘荡，让人欲醉欲仙。
我的第一首诗《上茶山》，就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1960年3月，我将题为《夜闯南津关》的一组短诗寄给了《上海文学》杂志社。那组短诗是我夜乘江轮从南津关进入西陵峡，在三斗坪中堡岛见到一排钻探机正在钻探未来三峡大坝坝址的壮丽景观，从而萌发了诗兴而创作的。
此前我收到的退稿信已达数十封之多，所以我对此说的投稿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半个月后，我惊喜地收到了《上海文学》的来信，大意是：作品题材较好，诗也很有特色，我们决定刊用在四月号上。感谢你的支持，欢迎继续来稿。过了不久，我收到了寄来的样刊，看着文字终于变成了铅字，心里无比喜悦。此后我同《上海文学》关系逐渐密切，先后在该刊发表了《山村素描》、《上茶山》、《山寨歌》等诗作，成为他们的重点作者。
1962年五一节前后，有个战友胡定亚随上海籍妻子回沪探亲，我托他捎两盒茶叶给《上海文学》诗歌编辑，未曾料想女编辑拒不收受，将茶叶邮寄回来，并附信云：“谢谢好意，原物奉还。”这事令我有些尴尬，五十余载始终铭记在心。那个时代的编辑，甘为他人做嫁衣而不求回报，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1961年6月末，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组织《长江大合唱》创作组十余位作家、诗人、作曲家，有骆文、徐迟、李冰、罗忠贤、杨平、洪洋等，从四川峨嵋山顺长江三峡而下，来宜昌采风，收集素材。时任宜昌行署文教局文化科员的我充当“地陪”，除安排吃住行之外，还兼作解说员和翻译（他们大多是北方人和江浙人，听不懂宜昌方言土语）。李冰性格豪爽，谈吐间常有慷慨激昂之状。他喜弈，有空喜欢拉我杀上几盘。当他得知我在上海几家刊物发表了几组诗，而从未上过《长江文艺》时，情绪颇为激动地说：“上海能发，本省怎么不能发？我马上打电话给编辑部，叫他们派编辑来向你组稿！”
李冰老师果然言出必行。一周后，《长江文艺》编辑部给我寄来了约稿信，除了要我寄诗稿外，还对我搜集整理的鄂西民歌特别感兴趣，让我先寄几十首去发表。我喜出望外，寄去了在五峰、秭归、长阳等地搜集的二十余首民歌，其中包括《一股清泉水》：
一股清泉水，
叮咚流下来，
淌到姐门前，
给姐洗衣裳。
蓝衣也好洗，
白衣也好浆，
手拿杨木棒槌棒几棒，
棒出一个红太阳，
给姐晒衣裳！
白描的描述，亲切自然，联想丰富，绝妙和夸张浪漫，不拘一格的形式，可谓情歌的佳作。没有料到，我搜集的这些并不沾“黄色”的民歌，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了我的罪证材料。我的大字报贴满了桃花岭行署大院，不久住进了学习班，又被贬到农村驻队和“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往事不堪回首，历经十年浩劫，终于大地回春，文艺又迎来了蓬勃的春天。
我在《长江文艺》发表诗歌后，从此开始与以骆文老师为首的湖北文学界有了正式联系。记得徐迟看了我的诗歌还给我题了词，他的题词是引用一位外国诗人的诗句：“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这句诗我不太懂，但是觉得很有韵味。 我扎根宜昌工作、生活多年，长年上山下乡，虽苦犹乐。给我带来最大乐趣的当数宜昌秀丽的千山万岭：开门见山，出门爬山，走的是山路，看的是山景。曾自吟云：“看不完，写不厌，是青山，总把豪情壮志寄峰峦。”我最初写作和发表的几十首诗，全部是写山区景色、风情、人物、传说的，毫不夸张地说，是鄂西十万大山哺育了我的诗。
1962年，我忽然接到湖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的一封来函：“我们从报刊上读到一些你的诗歌，认为语言清新，富有生活气息，你可否将你几年来所写的诗歌整理精选成集，寄给我们一读？盼诗稿在七月下旬寄来，能提前一些更好，等待回音。”后来我得知，这封信是出版社文艺组经过讨论研究后，授意资深编辑萧剑峰写的，同时寄出的还有另一封信，寄给了汉阳县文化馆的管用和。
收到约稿信时的心情有高兴和喜悦，更多的是紧张和不安。湖北人民出版社此前出版过张永枚、沈仁康等青年诗人的诗集，在全国广受好评，我唯有不负期望，认真整理出这本诗集。
《山寨风情》的诗集寄出去后，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感觉饱受煎熬。从7月到9月的两个多月里，我收到萧剑峰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写道：“尊作《山寨风情》已收到，待研读后再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这段时间有较好的新作，也可陆续寄来。”第二封信却迟至8月底才来，信中写道：“尊作正在研读之中，稍待些时，即可将我们的处理意见告诉你……”从字里行间，我嗅出了一些变异的信息。后来知道，出版社的计划报省委宣传部备案，部里主管文艺工作的处长吕庆耕同志认为，这两个人是湖北省近来涌现出来的有成绩的新人，出诗集也够格，但不宜太突出了，第一次还是让他们两个人合出一集为好。因此，两本诗集合成了一本，名为《山寨水乡集》，作者是我与管用和。
此后我出版过《歌满山乡》、《金翅鸟》、《鄂西情歌选》、《三峡风景线》、《刘不朽文集》、《山之韵》、《三峡探奥》等十余部作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已届耄耋之年，岁月如梦，往事如烟，人入老境，无欲无求，唯多有怀旧怀人之思。我们老家有落籽成林的说法，一颗树种落入到茫茫鄂西山岭，能够长成一棵树，继而长成一片树林。宜昌文学界现在拥有张映泉、符号、李华章、张永久、张泽勇、吕志青、姚鄂梅、胡世全、甘茂华、温新阶、阎钢、刘小平等三十多位中国作协会员，有实力不凡的中青年作家群，那是一片茂密的文学树林，也是一条美丽而神奇的风景线。宜昌文学数十年，当然远不止这些，我只讲述了自己经历过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我正在写的《长相忆·诗之忆》系列回忆录中，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有关宜昌文学的人和事。
责任编辑 丁东亚